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了中国崛起，但也让政府统御市场的中国模式逐渐成型。

政府试图调控一切，但结果却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种种怪现象：中国的广义货币泛滥成灾，但许多企业借不到钱，高利贷盛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中国股市跌跌不休，投资人未能通过股市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在国民收入的三大构成部分中，政府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占比逐渐减少，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正在发生，等等。在《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中，韦森教授以深厚的经济学修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梳理中国经济现状，探察各种乱象的根源，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

关于中国当前的改革，至少有三种立场，数十个切入点，上百件急需办的事情。

但是，一定有一个切入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能够带来全局和根本改变的。

中国改革当行的下一步就是——预算民主，税权法定。

韦森教授从中国经济热点话题入手，解释了为何中国广义货币超高导致通货膨胀和CPI上行，为何中国经济会同时出现货币泛滥与高利贷抬头，高税收是如何助力推高中国物价；质问政府为何没有注意到“国进民退”的上演——政府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居民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央行货币政策的伦理何在？剖析中国股市的增长为何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

韦森教授指出以政府统御市场的中国模式是诸多经济问题的根源，在全球经济衰退将维持较长时间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已不可持续，只有改变政府随意征税、政府帮老百姓花钱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真正提振内需、实现民富，中国经济才能逐渐理顺、平衡和增长。

韦森教授认为要实现中国良序市场经济发展的格局，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下一步就是预算民主。韦森教授考察了西方的民主发展史，指出西方民主最初就是为了限制政府的征税权，至于一人一票，在美、英、法都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实现的。

《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充分体现了韦森教授不捣浆糊、直言不讳、痛击要害的风格，完全保留了他的反思和思考，许多韦森教授以前虽发表但未充分表达的观点得到了完整的呈现。

《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

序言

第一篇 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格局与问题

 一个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

 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经济增长之隐忧

 从“张维迎定理”看国考热

 从“国进民退”到“中国模式”

 减税富民：大规模产能过剩条件下启动内需之本

 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空间在哪里？

 人世十年与未来十年中国的选择

第二篇 税收、财政政策与预算民主

 税权法定与未来中国宪政民主政制建设的可能逻辑起点

 是把民主预算列入中国改革日程的时候了！

 中国的预算民主建设正在推进——学习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8点体会

 中国人的税负与预算民主建设

 为何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如此之难？

 以预算民主建设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就中央政府部门“三公经费”公开问题答记者问

 减间接税才真正惠民——答凤凰网记者采访录

 《预算法修正案》亟须公开征求意见，

第三篇 货币理论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货币化加速所带来的新问题

 “无为”也是个宏观政策选项

 通货膨胀的富国穷民效应——2010年11月20日在郑州第10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期间答记者问

 25万亿广义货币是如何创生出来的？——“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话题之一

 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基本理路——“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话题之二

 和田玉的故事(上)——“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话题之三

 和田玉的故事(下)——“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话题之四

 中国广义货币快速膨胀的外生与内生原因——“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话题之五

 投资扩张、信贷膨胀与物价上涨——“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话题之六

 高税收是中国高物价一个主要贡献因素？——“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话题之七

 高税收是如何助力推高我国物价的？——“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话题之八

 央行为何不加息？——“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话题之九

 为什么中国政府税收连年超高速增长？——“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话题之十

 中国股市怎么了？

 如何才能拯救中国股市？

 市场的逻辑与政制的张力——从信贷规模和利率的失控看中国经济社会的内在风险与问题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当反思——答广州《时代周报》的采访

 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韦森教授访谈录

第四篇 世界经济衰退及其复苏前景

 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与中国的合宜宏观政策选择——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看目前的世界经济衰退

 理性看待美国政府债务问题——谈美欧“债务危机”及我国的合宜应对之策

 欧债危机的三大深层根源

第五篇 中国改革下一步？

 辛亥革命100周年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谁来管制思想管制？

 大转型时期的政府作为与不作为——2011年6月11日在ft中文网青岛国际金融高峰论坛上的主持发言

 中国改革下一步该怎么走？——就邓小平南方视察20周年纪念谈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

 中国的政治体制已到非改不行的时候了——答搜狐财经记者访谈录

 应放开和鼓励地方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实验与竞争

 权力制衡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

附录

 附录一 英美宪政民主政制的超验之维

 附录二 社会转型与中国经济学人的双重使命

 附录三 在“新启蒙”中点亮自己

为什么西方国家媒体和观察家们近些年老是喜欢炒作“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1倍(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过去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大约16.6倍)。不但数字表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快速增长，也是在中国的每个人时时处处能感觉得到的。昨晚，我第一次坐火车到北京，坐的那趟车的软卧相当舒服，新车里面各种设备和条件都是一流的，这在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看不到。另外，经常在国内、国外旅行的人，也常常会发现，近些年国内新建宾馆的豪华程度也没的说，就连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没法比。这些年，中国经济确实在高速增长，那么多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那么多豪华宾馆和饭店开张，老外来到中国，一看就傻眼了，故提出个“中国模式”概念，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人自然会想，既然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确实高速增长着，那么，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或按照张五常教授的一个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这样快的增长。于是，一些外国人自然而然地想出了一个“中国模式”概念。

事实上，面对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增长，国内学界近年来也不断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贡献因素进行反思。这个周一，张维迎教授来复旦作了场讲座。我在给他作评论时，首先就问听众和学生们这样一个问题：“要你用一句话概括中国这30年高速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你们说是什么？”一提这个问题，大家几乎不假思索地同时回答道：“这是因为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这差不多一下子就答到点子上了。这实际上说明，大家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放出了一个市场经济。反过来说，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肯定没有我们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坚信市场经济，并在任何场合都要反复强调这一点，任何场合都不动摇。尤其是在2007年世界金融风暴袭击和世界经济衰退接连发生后，西方一些左派的言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说美国也“社会主义”了。在这当下，我们更应该相信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资源配置体制，常常会出许多问题，但这丝毫否定不了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目前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点。故此，我常常讲：在当今社会，如果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还怀疑市场，那他那个“经济学家”的名号是要打问号的。维迎在复旦也大致讲出相似的一句话：“经济学家的天职就是捍卫市场。”我们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我国30年改革，最主要的成就和最成功的原因是政府放出了市场，从而市场经济不断地成长、发育和扩展。这一点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在政府放开和引入市场的同时，它本身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强势地参与了其中。政府参与市场，各级政府本身的行为乃至运作方式也随之“市场化”了，乃至政府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强大的、最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无处不在的市场参与主体。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这盘大游戏中，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且比谁跑得都快，比谁都强壮，这还了得？在这种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独特的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中，政府不仅指挥市场、驾驭市场、调控市场、命令市场，还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和运作，乃至在2008年以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刺激经济的计划实施中，政府竞成了全社会内部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这就构成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基本特征和典型特色？

刚才华生说，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中国模式”这个东西。最近，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内也说，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但另一方面，一些西方观察家和媒体人士却数年来一直在侈谈“中国模式”。这该如何看？基于上述观察和认识，我个人大约是介于科尔内、华生和西方观察家之间。我的基本看法是，目前可能正在形成一个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独特的“中国模式”。其理由是，上面所说的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独特或典型特征已经开始显现了。

为什么说当今中国有可能正在形成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呢？近些年我的一个感觉是，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甚至统御市场的模式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逐步成型，且政府主导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政府本身卷入市场越来越深。这个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非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很难找到类似的情况。  P4-5

本书汇集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笔者在国内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发表的时评、随笔、论文和访谈(近两三年的书评笔记者将另集成册)，其中大部分已发表在财经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版、FT中文网，以及《东方早报》、《文汇报》等平面媒体上。由于各种原因，一些文章之前还没有正式发表过，现在还是第一次公开见诸出版文字。

1978年以来，中国已进行了30多年的经济与社会改革。中国社会内部以引入市场机制为主轴的改革，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是相互促进和互动成长的同一过程，因而可以在整体上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转型的主要构成部分。过去中国经济社会的市场化，不仅引发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今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到201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了5 000美元。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仍超过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中国钢铁、水泥、煤炭、汽车以及许多制造业的产量，都是世界第一。另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有了十多年高速增长时期。按照英国法律综合投资管理公司(Legal&General Investment Management)最近的一项研究，2000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万亿美元，大致与法国相当。但到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7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德两国经济总量之和。这家投资管理公司所给出的数字也显示，中国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2000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7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这些数字均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已经极大地提升和增强，也充分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经济繁荣。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和无可置否的伟大成就。然而，也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也在大量积累和积聚。国内外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中国政府决策层的领导人——一般都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大转型的节骨眼儿上，进入了进一步改革的“深水区”，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似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未来中国向何处走，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绕过和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果我们把晚清以来中国人民为寻求富强和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视做具有一定连续性的社会进程，那么，可以认为，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只是重新开启并加速了这个进程，但并没有完成之。基于这一判断，可以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社会转型(英文为“thegreat transformation'’，或简称“大转型”)仍是一种“现在进行时”。

作为一名在“文革”后上大学且随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经济学人，笔者非常幸运地置身于这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转型之中，且正好在国内亲临和实际观察了2007年之后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目睹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所采取的应对之策。基于对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现实观察和理论思考，近两三年，笔者不断在国内外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和评论大都收集在这部文集之中。

收入这本文集的文章有长有短，风格不一，且在许多文章中一些观点被重复讲了多次，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婆婆妈妈、唠唠叨叨了。然而，试问，一个良序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复杂吗？那为什么连“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极其简单明白的道理，多年来却不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以致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数十年的时间里市场交易一直被视为“应消灭”、“被改造”和“受限制”的对象？同样道理，一些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和原理，如“预算民主”和“税权(宪)法定”的基本原理，只有通过人们不断地讲，重复地讲，才有望以后能慢慢变成人们的共识和常识。记得在学英语中似乎有一种说法：“只有当一个英语生词在70多个不同的地方遇见时，一个常人才能掌握这个单词。”同样道理，现代社会良序运行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只有你讲，我讲，他讲，大家都讲，且不断重复地讲，才会说起来顺口，以后做起来顺手，也自然慢慢逃脱了“犯忌讳”和“被屏蔽”的命运。回想一下，清末民初的剪辫子，在当时是何等困难且被世人视为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但现在还有人留辫子吗？在中国“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又是个多么“犯忌讳”的词？但现在还有多少人怀疑和质疑“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效率及其“合法性”？话说回来，没有邓小平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所倡导的“思想解放”，会有中国今天的经济、社会、思想和学术的繁荣？人类社会的思想解放，往往是个渐进性过程，需要慢慢来，更需要人们不断地去说，去不断地宣讲。

这本书的许多文章之所以写出，自己的点滴思想之所以形成于文字语言，要感谢诸多媒体朋友约稿、催稿、逼稿和访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笔者作为多年对语言哲学、道德哲学和制度经济学思辨理论感兴趣的一名大学教师，这么多年来如此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且发表了诸多尖锐的时政评论，是被媒体的朋友们拖下了水。尽管有违个人知识禀赋和研究兴趣的现实关注，从个人“成本一收益的经济学计算上来说并不合算，但是，回顾这两三年自己的研究路径和思考轨迹，觉得并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试问处在自己国家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和节骨眼儿上，一名经济学人能置身得了事外吗？置身事外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又将有多少意义？

就此而言，笔者的这些文论之所以写出，要特别感谢国内外媒体和出版界的同人和朋友们，其中包括《读书》杂志的贾宝兰总编、FT中文网的张力奋总编、《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袁莉总编、《文汇报》理论报的季桂保主任、《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张明扬总编、《经济学家茶座》的詹小洪学弟等等。这里也特别感谢财经网的陈君、张燕冬，《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崔宇，FT中文网的徐瑾、刘波，《上海书评》的郑诗亮，《南方都市报》的周莜赞，《第一财经日报》的牛智敬，《解放日报》的杨波，搜狐财经的汪华峰，以及《南方人物周刊》的徐琳玲等诸位编辑。正是在与上述编辑的邮件和文章修改稿的多次互传中，我写出了汇集入这部文集的大部分文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上述诸位编辑和记者见证了我这些年学术观点和思想的形成和创造过程。

这里要特别感谢笔者一些多年的学界朋友，他们曾对收入这部文集的许多文章提出过不少评论和修改意见。近些年来我的一些主要观点，尤其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看法，多是在与这些友人交流过程中形成的。这些朋友包括黄有光、汪丁丁、周其仁、陈志武、文贯中、马德斌、张欣、李炜光、盛洪、高全喜、许章润、许纪霖、冯兴元、毛寿龙、秋风等教授以及天则所的张曙光老师。我在复旦的好友张军、郭苏建教授和一些同事也对收入这部文集的文章提出过一些评论和修改意见，这里谨一并致谢！这里也特别要向张五常教授夫妇致谢！尽管我作为后学曾在一些文章中对教授的一些观点——如地方政府竞争的作用以及在中国推进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方面——提出过商榷意见，但教授一直对我的商榷和批评宽容待之。每次与教授交谈，每次与教授一起吃酒，总是感到受教和获益良多。应该说，在制度经济学理论方面，我从教授那里学得的，比任何一个制度经济学家都要多。张五常教授夫妇，也是笔者多年最尊敬和最要好的朋友。

收入这部文集的许多文章，也是在与我们身边的研究生、博士后和本科生的互动和讨论中形成的，尤其是我的学生方钦、郝延伟、陈刚、张志华、石燕、孙统等帮我查了许多资料和数据，多次参与了我文章思路和观点形成的讨论。我的许多学生也往往都是收入这一文集的文章初稿的第一读者，他们的许多看法和文字修改都进入了这些文章的最终定稿。由于在发表前阅读过并提出过修改意见的学生(包括博士、博士后、硕土、本科生以及一些远在各地的“编外弟子”们)实在太多，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名字了，在这里仅一并志谢。

这里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陶鹏编辑。近年来，我身边的几位学生一再提醒我应该再出本文集了，但因近来穷忙不已，一直既没动力也没时间考虑这样做。正是在陶鹏编辑的提议和敦促下，我在绍兴过龙年春节期间有两三天的忙中偷闲，在爆竹声中挤出点时间把自己近些年来写出的这些文字汇集成册。这里也感谢在中国甚有影响的中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使这部文集能很快地付梓面世。

最后也特别感谢近些年关注我的专栏和博客文章的广大网友。正是在国内外广大网友的鼓励、支持、评论，甚至批评、商榷和“拍砖”中，我才写出了这近30万的文字，可以认为网友们的评论也为我近些年的思考和写作提供了强劲动力。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过去和现在，我们都一直相信这一点。最近，在网上又看到一种说法，“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新中国”，觉得此说也不无道理。未来中国之新，要靠我们每个中国人——包括执政党人——去思考、探索以及去努力改造和建设。今天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博客和微博网络，迅速及时地传播着各种资讯、新闻、意见和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社会。互联网和全球化的现代网络通信技术，正势不可当地促使人类诸社会变成一个个“开放社会”，从而使奥地利学派的大思想家哈耶克所说“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不断成长。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互联网正在改变和重塑着人类社会的未来。但是，变中亦有不变。构成一个现代良序社会的基本原理、运行法则和基本理念，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和“普世的”。《周书·泰誓》中有言，“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告诉我们的大致也是这个道理。

让我们不断地探索、认识和领悟现代人类社会良序运行的基本法则，遵从显见的天道，致力于建设明天更美好的新中国。

是为序。

2012龙年春节韦森谨识于绍兴

古汉语之“经济”，乃“经国济世”，即今所谓政治者也。古希腊之economy,乃“家计”耳，初无涉国民也。及我历朝有为皇上谋“家计”汲民脂膏者，则谓之理财、聚敛之臣。泰西近世有为国民谋利益如斯密者，乃倡“政治经济学”，意为大众，非为皇家计也；迨皇权堙没、宪政功成，始不赘言政治矣。不意西学东渐后，宪政功未成，言政治不为皇家鼓吹则危，避政治纯言“经济”者欲不流为皇家聚敛之臣，盖亦难矣。幸有韦森等数君子岸然卓立，怀经国济世之志，倡公平正义之学，不特扬古华经济之佳意，更彰现代经济文明之真旨，聚敛之臣自不必读，而有志之士是必荐也。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史学家)

以前的改革等于经济改革，即使其他领域有改良，也都只能以经济发展的需要为起点，也以经济发展为终点。这么多年，韦森教授却不同，他的著作告诉我们：后发国家在发展初期即使回避制度改革也能走些里程，因为成熟的技术可以给它们提高如此的便利，但是，那种便利无法持续，必须的大转型最终是绕不过去的，其他国家没法绕过，中国也没法绕过。中国现在就处于这种绕不过去的时期。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长江教授)

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既有市场理性，又有道德意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中，韦森教授是少有的古典经济学的精神传人。他超越了经济学家的专业限制，从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视野，思考当代中国改革的艰难转型，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领域，拥有广泛的知音与同道。我为上海有韦森这样的志同道合的学人而自豪。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在当下中国经济学家中，韦森是很独特的一位：他严谨的学养，他的历史和人文关怀，他的平实和独立，使他的中国经济研究既为制度的深层剖析，也是公共启蒙。我郑重推荐这本书。

——张力奋(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辑、FT中文网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