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成坏(许倬云说历史)》——一本让你轻松看懂全球局势的大师之作！

最轻松、最好读的全球大历史！了解过去，洞悉未来，一部不容错过的人文经典！

《大国霸业的兴废》之后，“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第二部来袭！

《现代文明的成坏(许倬云说历史)》简介：主宰人类生活三百年的主流文明，是如何兴起的？

它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挑战？

人类的未来会往何处发展？

《现代文明的成坏(许倬云说历史)》作者许倬云先生以宏阔的视野与通俗的语言，高屋建瓴地描绘出一幅现代文明的全景图：从宗教革命到民族国家的兴起，从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到近代资本主义大发展，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勾勒出现代社会的形成及发展，反思了文明进步的得与失，展望了人类的前景。

自序

第一章 基督教神权的建立与民族国家的兴起

第二章 中古以后的欧洲宗教改革

第三章 欧洲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

第四章 宗教革命开启了近代西方民主社会

第五章 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第六章 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

第七章 以城市为主的近代文明的发端

第八章 从人权平等观念走向民主政治

第九章 欧洲近代国家的殖民和掠夺

第十章 工业革命的动力及其对资源的侵占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引发的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

第十二章 民族国家分化为专制国家或民主国家

第十三章 列强对世界的瓜分以及战后人类文明的发展

第十四章 三种不同国家形态下的政府权力膨胀

第十五章 现代工业生产大发展的福与祸

第十六章 现代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和新的挑战

第十七章 20世纪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

第十八章 全球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和信仰的影响

第十九章 进入现代文明之后人类价值体系的重建

后记

第一章 基督教神权的建立与民族国家的兴起

在这个系列，我想讨论的是现代文明的兴和亡。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主宰人类生活将近三百年的主流文明，它起源于西欧，逐渐普及全球。而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文明已呈衰象。以下几章，我将从现代文明的出现，逐步讨论到其发展的过程和特性，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问题。至于未来将是什么样的文明来代替现代文明，这就要看人类现在在做什么，这是必须由我们大家共同担起的责任。未来是成是败？是再度兴起一个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还是又沉沦到混乱？今日我们无法预知。唯一可知者，如果我们听其自然，未来发展的方向，变坏的可能性大于变好的可能性。“蛮族”入侵时期的罗马帝国

首先，我必须要谈到近代以前西欧的情形。近代欧洲的前身，是欧洲的中古时期。欧洲的古典时代，极盛之时是罗马帝国时期，和中国的秦汉王朝遥遥相对，它们在地球的两边各自发展出了极为光辉的人类文明。476年，已经分裂为东西两罗马之一的西罗马帝国解体，“蛮族”@雇佣兵的将军们分别割据。这种局面也和汉代衰亡以后的长期混乱有相似之处，不过其过程更为缓慢，很难有明确的断代。

大略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欧洲也有大批的“蛮族”入侵，一拨一拨地进入，分别据有罗马帝国的各处。同时，基督教作为一个地下宗教，在“蛮族”之中广为传播，将这些本来散漫的族群，都容纳到基督教的信仰之内。进入西欧的中古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威取代了罗马帝国的世俗政权。所谓“公教秩序”，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族群的普世体系，它是一个信仰，也是一种政权。许多散布在各处的“蛮族”族群，被驯化为公教秩序内的各种单元。无论那些“蛮族”的首领自称什么封号，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和中国皇帝与儒家思想结合的皇权并不一样，因为儒家的士大夫并没有凌驾皇权的权威，虽然皇权本身也必须靠儒家授予“奉天承运”的合法“天命”。

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将泛希腊文化推广到大部分欧洲地区和部分亚洲地区。在推广过程中，泛希腊文化也演变成“希腊一罗马”的古典文明。这一文明系统的“中原”，是地中海外围。中国古典文明发展的时候，是从黄淮地区，面向南方开展，北方和西方却是草原上各种“北族”的基地。从南北朝到唐末五代，西北族群也是一拨一拨地进人中原。安史之乱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外族的军队实质上散布在中原各处，也彼此争战不休。五代的君主，除了后梁以外，都是外族军事集团的一部分，甚至宋代的皇室赵家也是胡汉军事集团中的一部分。反而是汉化较晚的南方保存了比较纯粹的汉人文化。

相对于中国的情形，西欧走的是另外一种模式。罗马的“中原”——地中海外围，并不是泛希腊文明的中央，而罗马军团征服的地区(大部分偏于东方)也就是旧日亚历山大大帝君临之处。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是已经东方化的东罗马在波斯帝国基础上建立的许多地方政权。630年，伊斯兰教兴起，将这一个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彻底地转变成伊斯兰文明，而且从此以后，直到今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个信仰独一真神的宗教，还彼此仇视，斗争不断。

基督神权主导下的中欧和西欧

倒是中欧和西欧，并不是罗马帝国主要的发展方向，但在“蛮族”大批入侵的时候，中欧和西欧是“蛮族”分布最多的地方。那些分别占领各地的部落，还是保存了长途战斗和迁徙所形成的好战传统。同时，他们在基督教的驯化之下，敬拜上帝，对基督教会的公教秩序十分服从，在虔诚的信仰以外，他们并没有机会学习旧日希腊一罗马传统的古典文明。因此，在西欧与中欧，许多所谓异端信仰，也就是当地居民的宗教，和“蛮族”的固有信仰都被编织入基督教会的礼仪之内。例如，冬至的庆祝，转变成耶稣的诞辰；春分的庆祝，转变为耶稣的复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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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的部分是讨论大国崛起的问题，当然这个课题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列国的排名秩序正在调整。目前的霸主美国，对于中国的兴起以及所谓“金砖七国”在工业发展上的成就，感觉极度不安。世界秩序确实正在改变，西欧和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情势，大概不久之后，就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由于中国在这个重新排序的过程之中必定会举足轻重，所以本书讨论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再三思考。除了天下秩序以外，各个地域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兴起，小则领导邻近列邦，大则领导域内各国。自从二战以后，地区性的强权已不多见，只有若干大国，比如说美国、苏联，曾经扮演全球性的强权。等而下之，英国、法国无非是第二排的角色。

强权霸主，自古有之。在希腊城邦时代，雅典曾经是希腊世界的领袖。雅典蹿升为希腊列邦的领袖，是因为在对抗波斯的大战中，雅典和斯巴达并肩作战，赢得胜利，保护了地中海的希腊世界不被波斯占领。这时候，雅典得到希腊列邦的拥护。但是，雅典组织了提洛同盟，俨然以主人自居，强行统治希腊世界。于是，各邦对雅典的感激之情一变而为厌恶。在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联合中原列国，北抗戎狄，南拒荆楚。齐桓霸业，及身而止，晋文公的霸业却延续好几代。在晋文公时代，华夏各邦心甘情愿地接受晋国的领导，而在晋国后期，却没有一个华夏城邦不对晋国敢怒而不敢言。晋国不再是一个令大家心悦诚服的领袖，而是以武力压制的霸主。

这两个例子使我们理解，任何霸权往往能善其始，而鲜克有终。观察一个大国的崛起，不能不注意到其前后行为是否有落差。

在近代，美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华盛顿在建国之后不久，飘然下台，解甲归农。他离职的时候，向美国的公民提出劝告：美国不要卷入欧洲的国际竞争之中，美国应该尽量自求多福，努力做好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实验，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制度；也要尽力开发新大陆的资源，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北美的大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美军都及时援助欧洲民主国家，使得欧洲不至于被独裁专制的一方霸占。这些时候，美国得到的是欧洲各国的衷心拥护。二战之后，美国在多处发动战争，又在欧洲长期驻军，虽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了遭战争破坏的经济，但是美国并没有得到称赞，反而处处都有“丑陋的美国人”的评价。

正如前面所说，有好的开始容易，然而有好的结束却很难。最近二三十年，美国深度地介入中东事务，而自己的国家却民穷财尽。在亚洲，美国为了维持霸权，常常以中国为假想故，打算包围中国。在欧洲，美国与德国之间也是面和心不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真正解决。从这些例子看来，一个强权要想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被人骂作丑陋、骂作讨厌，还真的不容易。

近代历史上，只有英国霸权的始末，经历了微妙的过程。二战之后，英国国力大减，知道自己不能再维持持续了将近二百年的“日不落帝国”的地位，于是逐渐放手，让各处属地独立。米字旗降下后，英国倒是在不少地方留下了相当稳定的政府，包括法治和文官制度。因此，英国的霸权结束后，并没有被人厌弃，反而留下了较好的形象。到今天，过去英联邦的团体，虽不再用英联邦的名称，仍是凡事彼此合作，成为一个无形中的国际大集团。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理想的领袖国家，是王道和霸道的融合。王道是以仁政为本，近悦远来，也就是说，愿意不愿意接受这大国的领导，完全由各国自己决定，大国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赢得别人的支持——这是王道。道家也如此说，《老子》六十七章：“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历史上，真正能行王道的大国其实不多，春秋以后，霸道的局面比较常见。行霸道的国家依仗自己的武力获得领导权，不能长久赢得人心。

在未来，中国以众多的人口、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以及充足的资源等诸种因素结合，一定会在国际上担任相当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国人不能沾沾自喜，今天中国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目前的体制还亟待完善。一百多年来，从屈辱的昨天到兴起的今天，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内战、外战，这无数次的斗争使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为了工业发展，中国人也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来也还要继续在生活环境和资源问题上长期地付出。中国人能在世界上获得如此地位，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努力、长期坚持的结果。俯仰今昔，悲欣交集。

如何持满保盈，不能说只是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或经济力量就能解决。历史上，任何制度下所施行的良法美意，都难逃演变和衰退的过程。精益求精，力求上进，即是《易经》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理。任何民族都不能自满，中国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将来也不会走到美满。世界上任何制度，如美国的制度——那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实验，也不能避免衰败的一天。中国必须要时时警惕，不断寻找自己的制度弊病加以匡正，不断追求更好的政策和观念，建立更好的制度。

目前，中国需要的，正如华盛顿离任时对美国公民所劝告的一样：对内、对外均有所趋避。对内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对人权要有一定的保障，人权之中，生存权固然最重要，人的尊严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为了吃饱饭而不要尊严，这种人权就不是真正的人权。中国必须在人的生存权之外，顾及人权的其他方面，顾及公正和公平的法律，公正和公平的分配。对外，要避免招惹无谓的是非，远离霸权主义。中国也应当采取近悦远来的“王道”态度——不用强力去压制别人，而是以自己的力量帮助弱者，扶持弱者，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是失败了，但是中国介入这场战争是为了帮助当时的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其中的意义即是要帮助弱小的国家，共同争取自尊自主的地位。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如此艰苦，但还是花了很大的力量支持朝鲜的独立军，也支持越南的独立运动。抗战末期，虽然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候，但蒋介石还是尽力帮助甘地向英国争取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在第三世界俨然执其牛耳。目前，中国在非洲各国派遣的建设部队，是有目共睹的。最近多少年来，中国台湾也一直在帮助非洲、中南美的国家发展农业，发展工业．这些历史，正是大国风度的体现。我希望，将来在这些方面，中国人能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易经》“乾卦”说，“见龙在田”和“在渊”的时候，都是“潜龙勿用”。等到龙能够跃出深渊，开始施展的时候，我们应当尽量避免“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斗争与冲突。“飞龙在天”，是龙得到了施展。这一阶段，最需谨慎——过分自满，便是“亢龙有悔”，正是相当于晋国被畏惧，雅典被唾弃，美国被称为“丑陋的美国人”的时候。历史上，很少有大国能避免“有悔”的一天。“乾卦”有一个单独的、不属于任何爻象的句子，“群龙无首，吉”——许多自由飞翔的龙，却没有一个领袖，竟是大吉大利之兆！这就是因为群龙可以和平相处，不需要一个带头的大国。一个小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如果一个国家有资源可以争取大国霸权，或拥有大国的地位，却秉持容忍与互助的心态，不以领袖自居，只以群龙之一自处，与列国和平相协，那么，这才是真正崛起的大国。

岁尾年头，一切都一元复始。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一个世纪的前二十年，做到国内自由平等，对外与所有国家和平相处，这时中国的地位和发言权，一定会得到尊重。庶几，中国在各处不会被称为“丑陋的中国人”。新年新岁，祝福中国人，也祝福中国，顺利走向这条看上去艰难，其实很容易的大道。

许倬云  2011年12月26日序于匹兹堡

这一系列的讨论，固然是因为目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起意，然而，我对近现代文明的盛衰已经注意了很久，才因为这一个机缘而做了比较有系统的陈述。我盼望读者们了解到：目前的困难，不是周期性的调整，而是长期过度发展导致的衰败。在这一本小书之内，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的，基本都集中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近代文明的起源，也一直要追溯到西欧的启蒙运动。当然，这也是自然的现象，因为近代文明本来就是在西方的文化圈内发展——那是从中古时代的衰蔽，进发出来的一个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文明。

在这将近二十篇的文章之中，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在这几百年的世界发展历史中，都不是陈述的重点对象。在后记之中，我想对这一方面有所澄清。三百年来近现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其实并不能置身事外，只不过中国扮演的角色是被动的，而且常是不自觉的。三百年来，世界近现代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之中，中国都是不知不觉地参与在内。开启大洋航道和西方的宗教革命这两件大事，都可以说是西欧启蒙运动的重要背景。培根指出，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造纸和印刷，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贡献。培根的这种说法，其实全是针对着西方历史而言：没有罗盘、没有火药，远洋航行将不可能发展；没有火药，欧洲封建城堡就不会被摧毁，而西方列强对世界各处的侵略，如果没有火药，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没有纸张、印刷技术，知识普及不会容易，而意见的交流，也不可能这么普遍。扩大活动范围和批判旧传统，这两个新风气的形成，正是西方知识分子质疑和推翻天主教禁锢思想的重要条件，西欧的启蒙运动。因此才能够一发而不可遏止。培根提出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为了解欧洲历史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在中国人发明的事物之中，单单挑出这四件发明介绍给世人。

在启蒙运动发生过程中，欧洲人转向东方，将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当做当时欧洲政治制度的对照。他们以为，中国的皇帝，例如康熙，就是一个哲人王者。而中国的儒生文官，其文化修养和专业知识，都不是西欧的武士可比拟的。他们下意识之中，拿这个神秘的东方，当做柏拉图理想国的模型。当然，到了18世纪以后，他们忽然发现，中国的一切其实不是这么美好，中国也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可是，至少在启蒙运动的前阶段，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形象，曾经被当做他们可以参考的对照面。借用中国的成语“郢书燕说”，他们正是借这种遥远的模糊形象，作为自己改进的榜样。当然从具体的方面讲，中国的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也确实对他们建构近代政府的理想制度有过一定的影响。

在西方列强掠夺新大陆的财富时，美洲的白银也大量地运往东方。中国获得了新大陆白银产量的将近一半，使得中国至少享有两百年的经济发展。新大陆的农作物，例如玉米、番薯、西红柿，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粮食供应增加，可耕地和人口数量都随之增加，改变了中国的生态和经济面貌。尤其中国的中南和华南，城市化和生产量都有可观的变化和成就。因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已经不知不觉被拉入全球化的网络。

紧接下去，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生产能量急遽增加，中国成为欧洲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不仅赔出了那些赚来的白银，甚至付出更多，以致19世纪的中国迅速地贫穷。在当时世界市场之中，欧洲在中国占领的市场其比重超过非洲和中东，因为中国地方大，人口多，市场的收纳量极为巨大。英国和美国的纺织业者都曾经梦想，只要中国人多穿一寸英美工厂出来的棉织品，就可以维持他们英美纺织业的继续成长。

在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市场和原料的过程之中，古代的三个大帝国，奥斯曼、莫卧儿和中国，都受到严重的冲击。那两个帝国都瓦解了，中国虽然历经艰险，却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和完整。这个现象，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来说，也有相当的意义。欧洲人征服非洲，把非洲分割成一块一块，毁灭他们的王国，解散他们的部落。在非洲广大的殖民地上，白人必须要负起管理和行政的工作——他们称之为“白人的负担”。同样的，在太平洋、印度洋的岛屿和印度次大陆，白人也认为他们有天赋的权力和责任。在这些地方，西方列强几乎是无偿地取得资源，也肆无忌惮地倾销他们的产品。但面对巨大的中国，他们并不需要担起管理的责任，只要有市场在，他们就可以倾销，赚得的钱又可以取得够用的资源。于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算盘上，中国这块土地是独特的，和其他各处的市场都不一样。中国市场支撑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对其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确实有过极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经过一百五十年的历程，中国一步一步被卷进近代文明，吸纳了不少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近代文明。西方人在中国设立学校，中国的学生到外面去留学，都将西方的现代知识和科学技术，一代又一代地传到中国，使中国进入了以西方为主的近现代文明圈。中国人在接受新文明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和社会伦理的精华都逐渐遗忘了。今天，两岸中国的大学课程都是英美大学的翻版。犹如邯郸学步，我们真的忘了“故步”，只得“匍匐”而行了。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修养和智慧，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经过与西方的较劲和最终的挫败，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制度，从两千年的帝制，转变成民主政治。虽然今天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在中国全面出现，至少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期盼着能够到达那个境界。孙中山提出的建国理想，“民有”、“民治”、“民享”，并不完全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设计的——其中“民享”的部分，相当程度地注意到了资源的公平分配。市场经济主张的自由政治，与社会主义主张的社会福利，这两个理想，不仅在中国都有人提倡，而且中国的实际政治，也在这两端之间摆动，有时趋向这一端，有时趋向那一端。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两端都并未落实，更谈不到两端的均衡。可是，一百年的摆动，也确实为中国人部分地建构了起源于西方文明的近代制度。如前面一章所说，西潮东渐，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征服了全世界，将全世界臣服于暴力的殖民统治之下，但只有这一片广土众民的中国，却是它们没能够完全征服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对于过去被征服的东方各个国家，都是可以借鉴的榜样。尤其东亚各国，看了日本人完全模仿西方而置身于帝国主义之列，反过头来欺负东方人后，许多东方国家，更寄希望于像中国一样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虽付出重大代价而不悔。西方征服的许多殖民地因为具有这一番理想，才使得它们在二战以后纷纷争取独立的国家地位。中国一百年来的挣扎，既是挑战了现代文明暴力征服的部分，也因为自己的坚持，使这一长达数百年的暴力行为，终于走到了尽头。

西方近代文明走到最后一个阶段时，中国也并没有置身事外。在多年的动荡中，中国依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也开发了自己的资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以后，西方曾将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撤离中国，在四年短暂的战争期间，中国发展出了民族企业的雏形。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萌芽，却是后来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今天，几个中国人集中的地区，都俨然成为世界的工厂；海峡两岸的中国，联合新加坡等地的华人资金，已经改变了今日世界的经济布局。这一大片力量，与同样成为新兴国家的俄国、巴西、印度，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近代文明系统的经济版图，终于要改变。本书后面若干章所讨论的对象，也一定会引发其他各方面如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变化，其变化之巨大，最终会使近现代文明完全转型。

因此，中国从一个不自觉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一个参与建构全球文化网络的合作伙伴。经历了三百年之久的蜕变，我们竟可以如此说：西方近代文明，从最初的理想，到最后的终结，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都有中国的影子或中国实体的参与。这也正是人类文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必然的情况。毕竟，中国承载着中国文化的若干传统。东方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经验，其中有不少深厚的文化精髓，很值得我们选择、采撷，并纳入新文明之中，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邯郸学步，并不需要抛弃那些不朽的精神资源。这一筛选、改组和诠释的工作，也是最后一部分的工作，却也是最不容易进行的任务。不过，中国人必须如此做，不但是要自觉地做，而且是要努力地做。中国不能够自满于今天获得的财富，更不能自满于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上的地位。中国应该更往高处看：所有人类，包括中国人，都将合组一个大家共有的人类社会。在世界共有的文化之中，中国几千年来累积的许多智慧，应当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经过创造性的转移，人类文化之中的东方部分，庶几能矫正和弥补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缺失，彼此融合为一，变成全世界的未来文明。

这一系列的讨论过程中，我得到了陈航和陈珮馨不少的帮助，没有他们的策划和传录，以我八秩老人的精力，很难如期地提供给《南方都市报》刊登，我对他们二位怀有诚挚的谢意。对于《南方都市报》编辑部的同仁，我也感谢他们的努力。对读者们，我只盼望这些书上提的问题，能激发大家自己的思考——不只是阅读我提出的一些意见，而是从这些意见上引出大家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并将看法和想法付诸实践。

许倬云

2012年2月3日于匹兹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