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使用了包括滕尼斯的通信、日记、演讲、文章、照片等等极其珍贵的一手材料，为我们还原、勾勒了滕尼斯一生丰富的学术和人生经历，读者在了解滕尼斯个人经历的同时，更可以了解社会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在德国萌发、生长和蓬勃发展的经历。同时，滕尼斯的一生横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亲历了欧洲文明的重大转折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激烈震荡，同时，滕尼斯本人交游甚广，与当时许多欧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有过精神上的交往，而这些在这部传记中都有清晰的反映，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还可以当作一本精彩的社会文化史来阅读。

滕尼斯与韦伯、齐美尔一起，被称为西方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他发现并深刻阐明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的两种结合的类型：共同体与社会。他经历了从普鲁士帝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漫长岁月，对学术和公共事务都保持着充沛的热情。同时，这位深深扎根于故土之上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人，更是一位视野极其开阔的世界主义者，与当时西方社会精神生活的几乎所有代表性人物都有交往。因此，本书不仅仅是一部滕尼斯的个人传记，也可看做是一部包罗广泛的社会文化史。

序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生活在共同体里

第二章 大学生年代(1872-1877)

第三章 从获得博士学位到通过教授资格论文(1877-1881)

第四章 私人讲师费迪南滕尼斯(1881-1908)

第五章 在基尔当教授(1909-1916)

第六章 科学评论家(1916-1921)

第七章 基尔大学的特约教师(1921-1933)

第八章 晚年(1933-1936)

跋

附录

 1.斐迪南·滕尼斯在1875～1935年间45部论著目录

 2.《滕尼斯全集》出版计划

 3.斐迪南·滕尼斯的就学和学术经历

 4.文学作品里的斐迪南·滕尼斯

 5.斐迪南·滕尼斯1872～1877年的大学求学经历

 6.《共同体与社会》各国版本

 7.斐迪南·滕尼斯的艺术形象

 8.斐迪南·滕尼斯协会的刊物《滕尼斯论坛》

译后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产阶层的经济状况愈来愈恶化，这种严峻的情况并没有在滕尼斯家的门口停下脚步。斐迪南·滕尼斯主要通过撰写评论文章，为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赚取生活费用，展望前景，他忧心忡忡。财政状况多么艰难，从1921年6月滕尼斯给哈拉尔德·霍夫丁写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自从1915年秋天以来，我没有为自己买过鞋袜，自从1917年春天以来，也没有给自己买过衣服。这期间，我并不垂头丧气，而是非常高兴有几个优异的和行为举止很得体的小孩，他们带给他们的父母很多快乐。

这种窘境迫使这位退休教授从1921年夏季开始，重又在基尔大学授课教学。斐迪南·滕尼斯接受文教部的建议，在法学和政治学系履行社会学教学的委任，这项委任牢牢地被包括在大学的授课计划里。于是斐迪南·滕尼斯帮助在基尔大学设立社会学专业。此外，通过这项教学委任，家庭经济情况有所改善——哪怕依然有些紧张。不过，1921年他下决心：出售欧丁的房子和迁居基尔，这项决定影响更为深远。

现在，我们也怀着沉重的心情，决定放弃我们在这里的庄园，并且移居到基尔去，在那里我们只有“一个楼层的房间”可以自己住。我们已经买了一栋出租房，三楼是空的，打算最晚4月1日搬过去。这个学期，我已经重新捡起一份小小的教学工作，虽然我不再有正式职位，但是，文教部给我提供一份有报酬的教学工作委任，因此，我的花销支出——住宅成本——将会减小，而我的收入会大大改善。与多种爱好相比，这必然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此外，较大的城市——当然人们很惊讶，基尔将如何能够保持它的很大的人口数目——将会给正在步入老年的人以更多的激励。在那儿，我在系里和系外有一个心仪的社交圈子，他们看重我，我在里面也能发挥作用。当然，在欧丁我也不得不扔下某些我曾经为之辛劳过的东西，比如一个小小的文学协会，我是协会的主席。

然而，1921年晚秋，出售欧丁的房子和迁居基尔，不仅仅有财政上的原因。滕尼斯作为科学家在基尔的处境会比在小地方好一些，除此而外，他不想让健康受损的妻子再担负园子里的劳动。尽管如此，对他而言，告别欧丁并不轻松，恰如1927年4月一封给赫尔曼·施马林巴赫(Hermann Schmalenbach)的信所表明的那样：

1916年秋天，我脱离了我的职务上的种种责任之后，更加喜欢欧丁的住所，我享受着安逸、悠闲和从容不迫的生活。然而，1920年我不得不下决心，放弃我的住所。从这时候起，直至1921年7月房子终于出售，我都生活在一种类似于精神恍惚的状态里，仅仅为窘困无助和回天乏术的感觉所掌控，恰如自从1918年秋天以来，这种感觉不言自明一样。对家庭的责任感，令一切其他的东西黯然失色，至少我想在基尔再买一栋房子，以免成为一个房客；根据我的情况，只能是买一栋出租房，买一栋别墅实在太贵了。否则的话，我会宁愿把我的在欧丁的房子出租，以期往后能再搬回去住。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怀着轻松的心情”，出售我在欧丁的房地产；我不得不装作心情轻松，才能因此让自己显得有能耐；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新的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在要养育我的5个孩子的情况下(当时他们最大的23岁，最小的14岁)，我不得不坚信这样做是必要的……我无法接受，黯然神伤，感情上的喜欢(喜欢欧丁的房子)，从理智上看，却不得不屈从于财产本身的状况(卖掉欧丁的房子，迁居基尔，租赁蜗居)。当然，人们并不渴望得到星星，同样也不渴望得到别人的房屋或者是树木；不过，对一件有用的东西，在意识里至少应该隐约感到可能得到和同时感到得到后有用，才会想得到它。安贫乐道的意识保护着人们免于渴望穷奢极侈(采取比较理智的行为)。求助于偷窃的可怜的穷鬼，也许渴望得到他所知道的藏在雇主的地窖里的大块肥肉，但是不会渴望雇主会客厅里的油画。

弗朗西斯卡·滕尼斯结束她在挪威的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为期一年的家庭教师工作，而且在哈拉尔德·霍夫丁的“卡尔斯伯格”那里度过了几天。卡尔斯伯格是在哥本哈根(瓦尔比区)的一栋别墅，是卡尔斯伯格基金会提供给哈拉尔德·霍夫丁使用的“荣誉住所”。丹麦的教授们享受的待遇比他们的德国同仁们强很多！

从哥本哈根回来之后，弗朗西斯卡·滕尼斯一方面被卷入搬家的忙乱之中，另一方面又被她父亲当作秘书，占用全部的时间，恰如她在一封给霍夫丁的感谢信所提到的那样：

整个时间，我都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得替我父亲做所有的事。现在我们正“全力以赴”包装东西，这过程非常快活——我母亲说，当我们5个兄弟姐妹包装书的时候，听起来像马戏团在排演。

实际上，滕尼斯望眼欲穿地等待着“秘书”的回来，因为《公众舆论批评》的排印，还有一部《社会学的研究和批判》论文集和《共同体与社会》的第四版和第五版都要进行加工整理。不过，首先必须完成搬迁去基尔的这件大事。

斐迪南·滕尼斯受到一次感冒着凉的折磨，他宁愿对搬家不管不顾，到胡苏姆去回避搬家的紧张压力。显然，他从胡苏姆回来以后，发现新的家非常舒适，他把这种情况立即告知霍夫丁：

现在我能够稍微享受一下我的生活的果实，尽管由于在历尽种种艰难困苦的时期，生活变得毫无光泽，十分昏暗；然而，在动荡不安的城市，人们也不会尝试谋求对这方面的反思。在这里，我们对我们的家庭事务十分满意，家庭主妇比在有大房子和园子的情况下，特别在今天的情况下，要轻松一些；对我来说，达到这个目的是一件主要的事情。我们的住宅很宜人，前后都有开阔的远景，同时还有一个小花园。我们也有几个好朋友，交往很惬意。

当斐迪南·滕尼斯写到“享受我的生活的果实”时，这是字斟句酌的，因为1921年11月，新成立不久的汉堡大学法学系授予他“法学名誉博士”的尊称。在证书上写道：

滕尼斯教授、博士通过他功底深厚的各种研究，不仅作为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赢得很高的声望；而且也丰富了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硕果累累的认识，因此而获得所有那些真心追求他们的科学在哲学上加以深化的法律学者们的持久的感激。

滕尼斯写给霍夫丁的信十分简明：“对此我也许可以感到满意了。”(1922年1月22日信)

斐迪南·滕尼斯给霍夫丁信里所谈到的“种种艰难困苦的时期”是符合实际的。然而，情况还应该更糟糕一些。德国的通货膨胀随着战争的爆发，早在1914年就开始了，而从1916年起，皇帝的国家不再能够偿还它的战争公债，通货膨胀就加速发展。

战争结束后，通货膨胀继续进一步发展，导致1922—1923年大部分居民的贫困化。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遭受特别严酷的打击，他们丧失他们的积蓄和皇帝帝国用来支付战争费用发行的国债。不久流通的货币量就超出商品供应，而使价格不断攀升。退休金和工资落后于现实价格的上涨，而美元的汇率不断攀升至新的越来越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帝国银行尽管作出巨大的努力，仍然无法满足愈来愈大的银行货币的需求。最后有三万人在133个印刷厂的1783台机器旁，专门为帝国银行负责印制钞票。钞票上的面值越来越大，不久就有面值百万的钞票，随后是面值数亿，最后甚至是万亿的钞票。工资和薪酬按日计算，因为货币第二天已经不再值这么多钱了。1923年10月初，1斤牛奶值540万马克，寄一封信贴邮票200万马克，而到了11月底，人们不得不为1升牛奶支付3亿6千万马克！

通货膨胀时代的钞票，即从1919年至1924年初的钞票，留下一个时代的深深的印迹，这个时代被称之为“失调的疯人院”。  1923年国家发布指令，成立德意志地产抵押银行。它很快就发行抵押银行债券，抵押债券的抵押是建立在地产和个人有价物品的债权转移之上的。债券只能在十分严格限定的数量上流通，它们虽然不是法定的支付手段，但是在支付时必须接受1个债券马克的价值规定为1万亿纸币的马克，而1美元面值为4.2债券马克。

1924年10月，帝国银行终于能够发行新的货币系列，通货膨胀就此结束，但是，很多没有把流动货币变换为其他价值的人，可能丧失掉他们的全部财富。

这种厄运也袭击着滕尼斯家庭，他们1916年出售在奥尔登斯沃特的德·利普农庄，价钱23万6千马克。在通货膨胀的年代里，这笔钱款流失了，同样，斐迪南·滕尼斯为教育孩子和为女儿们筹备嫁妆而存起来的钱，也打水漂了。基于这个原因，他不止一次地缅怀在欧丁(已出售)的房产，追悔莫及。

P251-256

2000年9月，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的州庆活动在州首府基尔举行，斐迪南·滕尼斯学会用它的出版物建构一个展台，展台用斐迪南·滕尼斯的各种肖像装饰起来。时不时地会有一位展台的参观者站在展台旁边，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翻阅着那些小册子。大多数人往往随后就会问：“到底谁是斐迪南·滕尼斯？”或者：“什么是社会学？”最后会问：“为什么没有关于滕尼斯的传记？”简而言之：现在是否有一部他的传记！又过去5年了，而且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契机——什么样的契机会比2005年7月26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150周岁诞辰更加合适，在这个时间，我们用这部传记来回答：究竟谁是斐迪南·滕尼斯呢？

《新苏黎士报》的一位记者在一次社会学家大会上，曾经把斐迪南·滕尼斯描写为是一位本性仁慈的、平静的、乐于妥协的具有学者特质的人，一位小个头的、干瘦的、生龙活虎的人，富有表现力，充满智慧。这位记者补充说：“一种稀有的高贵的和恰恰是令人感动的谦虚和矜持，表明这位基尔的智者的特点。”事实上，斐迪南·滕尼斯生前并不张扬他个人。“一位小个子的、几乎是身材‘窈窕’的男人，留有大胡子，像一位德国教授。人们可以想象，他正努力行进在艾德施泰德的大堤上。”(拉尔斯·克劳森语)

关于他的本色和他的外表就谈这么多。但是，斐迪南·滕尼斯对于“他的专业”意味着什么，对于“社会学”来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社会学是一门相对比较年轻的、在19世纪市民社会的发展中形成的科学，它可以说是市民阶层对作为工业化后果的社会危机的一种回答。社会学(Soziologie)一词打上了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烙印，由拉丁文“socius”(意为：共同的，社会的)和希腊文“logos”(音译：逻各斯；意为：言词、真理、科学)组合而成。社会学一般被称为想解释社会行为的“社会的科学”。在德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毫无疑问地是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因为他是社会学的三大德国经典作家当中最年长者，而他的主要著作《共同体与社会》发表于1887年。盖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于1890年才发表他的著作《关于社会的分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甚至到了1905年才发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若干范畴》更迟至1913年才出版。

这样一来，关于谁是“贤明的老将”的问题已经作了回答。斐迪南·滕尼斯也是作为专业科学或独立学科的德国社会学的奠基人。

1926年9月29日，“德国社会学学会”(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Soziologie-DGS)在维也纳聚会。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因为社会学当时被制度化，纳入大学教学课程，成为一门独立的和享有平等权利的(大学课程)考试专业。斐迪南·滕尼斯自1909年成立至1933年都是德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努力为这种制度化辩护。他写道：“人们把它放到马鞍上，它将会学骑马。只有社会学的较长远的发展，才会为今天的制度化提供理据，为之辩护。”

因此，莱奥波尔德·冯·魏泽(Leopold von Wiese，1876～1969)把1887年发表的《共同体与社会》的第一版作为社会学的开始，似乎并不过分夸张，哪怕这篇论文的成就到了后来才显现出来。无论如何，在(社会学)基本概念的讨论里，滕尼斯的巨大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当时很重要的和现在还被承认的科学家，部分赞同他，部分批评他，他们显然都与他有关系。当然，滕尼斯的学者形象今天又一再被人屏蔽起来，视而不见。有人认为他想在“北海海堤后面”，用佛里斯兰的绿茵草皮，来铺设城市的现代风格；有人也喜欢把他描绘为“抒情诗人”，描绘为“保守的老头儿”，描绘为“社会浪漫主义者”，对于这个社会浪漫派来说，“安然无恙的世界”业已丧失，他惊恐万状地想着过分吵闹的城市。然而，这幅形象是错误的！滕尼斯绝非是一位走上迷途的社会浪漫主义者。虽然他的突发奇想和笔记，产生于他在北佛里斯兰海堤上的漫步，有些产生于在胡苏姆和叙尔特岛的漫步，但是，深深打上他的烙印的“共同体”的概念，与田园牧歌绝对不相适应。因为“共同体的固有特性是毫不留情地与反对派周旋。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在其中寻找社会心理学上的原因，进行解放的暴动是朝着‘社会’的方向前进的”。

斐迪南·滕尼斯的生活既非是毫无冲突的，也非是纯粹和谐的。从他的本质可以说明，他宁愿忍受经济上的损失和职业上的不利，而不愿放弃他的理想。对他来说，迎合普鲁士文教当局的愿望，求得个人飞黄腾达，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滕尼斯言听计从，俯首贴耳，人们很快就会任命他为正教授。如果他在纳粹的意义上来解释“共同体的概念”，那么他就能够享受物质上有可靠保障的晚年，对他而言，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全国新闻局局长奥托·迪特里希博士(Otto pietrich，1897～1952)1934年在科隆大学的演讲里，指出《共同体与社会》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并且表示，滕尼斯清楚地为科学作了(共同体与社会的)根本区分。然而，1935年，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第8版的前言里，警告不要“滥用共同体”这个词(“早在第1版的前言里，我就着重告诫不要作误解的阐述，不要自以为是地唯利是用”)，而“人民共同体”本来就是概念上的偷梁换柱。这样一些话让纳粹怒不可遏。

斐迪南·滕尼斯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几乎经历过新近这段历史的一切时代：开始时在还属于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公爵领地，随后在普鲁士和皇帝帝国，再后来在魏玛共和国，最后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的统治下生活。他亲身经历过战争——不是作为积极分子，但是深受战争影响——没有任何的命运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强烈地干预了他的心灵生活。他出面干预，表示派别立场，但是从来没有加入帮派协会。他曾经短暂地闪过“走进政治”的念头，“在胡苏姆，他们曾想提名我作州议会议员的候选人”。(——见1907年致保尔森的信)，但是，他放弃这种念头。他给他母亲写信道：“喜好和身体状况不允许我长期投身于公众生活，对你来说是一种幸福。倘若你不得不在报纸上读到我的名字，你一般总是会强忍激动的。不过，我只有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很快我又撤出来，回到我的学术研究工作上。”

斐迪南·滕尼斯闻所未闻地勤奋努力。在1875至1936年期间，他发表的报刊文章、杂志论文和单行本书籍，长短不一，总共1032篇(当然，眼下滕尼斯著作目录“仅仅”显示875篇)。在45个单行本中，最著名的有《共同体与社会》(1887年初版)、《公众舆论批评》(1922年)、《社会学引论》(1931年)和《霍布斯的生平与学说》(1896年初版)。然而，不太有名的、但是表明他的研究多样性的，有《尼采崇拜》(1897年)、《作为时代公民和政治家的席勒》(1905年)、《社会问题的发展》(1907年)、《英国人眼里的英国世界政策》(1915年)、《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1921年)、《沙皇制度及其1914年的盟友》(1922年)、《财产》(1926年)、《为争取通过社会党人法的斗争》(1929年)和《新时代的精神》(1935年)。这样一来，作为一位好斗的智者，勇敢地对各种政治和文化事件发言表态的斐迪南·滕尼斯，就变成为在从威廉帝国到纳粹统治的德国的一种精神思想史文献的源泉。除此而外，滕尼斯一生当中经常性地发表很多评论。在1888至1909年之间，更多地发表哲学题材方面的评论，在1909至1930年之间，受制于社会政治的变迁，评论的重点则更多地放在社会学的题材方面。

滕尼斯写作并不十分顺利，并不十分容易。他的风格反映出他在冥思苦索，努力探询一些最后的原则，探索最终的相互关系。系统性是建立于把两个概念组成一对(“共同体”和“社会”)的对立性之上的，除了喜欢系统性之外，他还小心翼翼地与他的各种表现在隐蔽的和中间原则里的判断划清界限，他也有一种偏好，通过运用一些今天已经被遗忘的内容和通过构造新词，赋予在逻辑上所把握的事实以某种相应的关系。这一切迫使人们要专心致志地和十分投入地阅读他的文章，才能理解其深刻的意涵。

他的通信在其著述中占据着十分广阔的空间，让人马上明了滕尼斯的天性和工作方式。这位深深扎根在故土之上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人，同时也是一位实际上与全世界都有接触的世界主义者。对于当时的一位德国学者来说，强烈地以英国和美国为取向，但是也指向远东，尤其是指向日本，这是很不寻常的。通讯目录表明，当时的精神生活的几乎所有的代表性人物，都与他有交往，而且反映出斐迪南·滕尼斯的十分广泛的兴趣。(滕尼斯所写的信件)目录表明，总共有173个收件人，670封信。由于寄出的信件一般不会在发信人那里存留底稿，因此由滕尼斯所写的信件的实际数目将会多得多。相反，(写给滕尼斯的)信件保存在基尔州图书馆里，寄信人的数目要高得多，无法类比。后来证明，1543人总共给滕尼斯寄了8590封信。已经发表的有《滕尼斯与霍夫丁通信集》、《滕尼斯与保尔森通信集》，以及滕尼斯与施托姆、索尔姆斯、汤姆森通信的一些片断。

如果说斐迪南·滕尼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德国和德国之外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那么，随着1933年他被纳粹解除教授职务和由于纳粹对社会学的否定，1933至1945年之间，他陷入被人遗忘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国外的德国社会学家，在英美地区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结构功能主义”有过接触，于是把后者引进战后的德国。直至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学术观点占支配地位，几乎不可能让某种进化论的、亦即关注社会演变的社会学存在(80年代，[鲁曼的]“系统论”甚至完全放弃人的[社会]活动角色)。在战后的德国，对社会学的发展也有一些总结概括，滕尼斯的名字根本没有出现在这些概括里，或者仅仅顺便提及。然而，在有关腾尼斯著作的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辩论之外，这位德国北部的科学家对于今天的社会学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题目。斐迪南·滕尼斯是这门学科的最坚决果断的捍卫者之一。如果说这个专业学科落户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高等学校，站稳了脚跟，那么，这也是斐迪南·滕尼斯的功劳。他作为卓越的科学家和德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在无数的文章和演讲里，为争取这个目标战斗过。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也不能像雷纳·科尼希(Rene Konig)要求的那样，干脆把滕尼斯驱逐出社会学这个学科。滕尼斯对社会学这门科学(在高校里)的体制化十分重要，因为他把自己视为社会学家，因为没有任何一门站稳脚跟的学科适应于他提出的各种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最适用于社会学。

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滕尼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一位19世纪的科学家还能给我们——由于“传媒社会”我们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提供一些建议吗？研究滕尼斯的学者于尔根·赞德尔(Jurgen Zander)十分明确地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滕尼斯的学术著作绝对不过时。它对西方社会的现实的发展，观察十分敏锐，是诊断西方社会的一种几乎尚未使用过的工具，比如，诊断现在正在实现的‘世界社会，——早在1887年，滕尼斯就应用(世界社会)这种表述——它仅仅在‘虚拟的，空间里产生，在那里参与者之间的接触和交往由于人员相互并不认识和身体相互并不靠近，仅仅在头脑里进行，用滕尼斯的话讲：是纯粹‘虚构的’(fiktiv)或者是‘想象的’(imaginfar)——除了用手指点击的鼠标和在屏幕上浏览的眼睛外，没有任何身体的动作。互联网是一种滕尼斯意义上的发达的社会吗？人们将会看到，如果读一读现在正在出版的《斐迪南·滕尼斯全集》，那就再恰当不过了。”

没有任何一本书，更不用说一部传记，没有其他人的建议和帮助，是会成功的，在我想感谢的很多人当中，我首先要提到魏纳尔·施提伯林(Werner Stiebeling)，他对手稿仔细审订。在滕尼斯家族中，我要感谢雅内特·弗勒尔(Janette Floel)、特鲁德·滕尼斯(Trude Tonnies)、哈特姆特·舒尔策一博伊松(Hartmut Schtllze-Boyson)，尤其要感谢楊·格里特·滕尼斯(Jan Gerrit Tonnies)。我也要感谢基尔州图书馆、胡苏姆尼森之家和斐迪南·滕尼斯学会的男女同仁们。于尔根-赞德尔一直为我出主意，用行动支持我。鲁特·尤特一施托克(Ruth Judt-Stock)在翻译上提供十分宝贵的帮助。当我的个人电脑硬盘失灵，传记的70页一下子消失，永远无法再见到时，内人贝贝尔(Bairbel)和儿子约翰·卡斯滕斯，不仅在心理上对我进行很多帮助，而且他们也成功地至少挽救了一部分照片和正文。倘若没有这两人的拯救行动，传记现在就不可能放在这里。此外，在校勘工作中也好，在图片的美术设计上也好，两人都投入了精力。为此要诚挚地感谢他们。

本书是一部斐迪南·滕尼斯的传记，不是一部关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社会科学思想的学术论著。它也没有要求要完整、面面俱到。作者努力真实地和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如果这没有成功，对此作者只有自己承担责任。

乌韦·卡斯滕斯

2005年夏写于基尔

斐迪南·滕尼斯与马克斯·韦伯和盖奥尔格·齐美尔一起，是现代德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也是西方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

有一些德国社会学家认为，滕尼斯是德国第一位主张并且致力于让社会学独立于哲学和把社会学建设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的德国学者。事实上，在社会学的探索和开拓方面，他的确比韦伯和齐美尔这两位学者更早地在欧美享有盛名。他的青年时代的最基本的、也是在国际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发表于1887年。而盖奥尔格·齐美尔的第一篇社会学论著《关于社会的分化》则发表于1890年；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1905年才面世，而《关于理解社会学的若干范畴》则发表于1913年。而且，自1909年德国社会学学会成立起，直至1933年面临纳粹的迫害，滕尼斯才离开学会主席的职位。同时，他也一直是设在巴黎的国际社会学学会的成员。

在有关专业领域的独特发展的视角上看，认为滕尼斯是德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的看法不无道理。否则的话，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eh Engels，1820～1895年)比滕尼斯要早得多，马克思和恩格斯被不少德国和国际上的学者视为经典社会学家；恩格斯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被视为社会学的经典之作。马克思逝世时(1883年)，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尚未发表，而恩格斯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面世时(1845年)，滕尼斯尚未出生。当然，马恩时代社会学被包含在哲学之内，学界对此尚未有明显的异议。滕尼斯本人在英国与恩格斯有过交往，他对马克思的著作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于1921年发表了《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一书，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正面的肯定。

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滕尼斯并没有像马克斯·韦伯那样，很快又重新名扬欧美。后者重新得到美国社会学界的极大重视，然后，这股美国潮流回流德国，掀起研究马克斯·韦伯热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这两位德国社会学的先驱者，才在德国和在国际上，再度受到重视。他们的著作被重新整理出版。昔日的荣光，重放异彩。

滕尼斯重现在西方社会学界，可能与美国的共同体论(der Kommunitarismus)的流行有关。美国的共同体论很接近滕尼斯所探讨的疑难问题，但在概念区分上，没有达到滕尼斯意义上所表现的水平：滕尼斯明显区分共同体、假共同体和社会。

美国理论社会学家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结构一功能理论的抽象的、分析性的概念体系。1949年他发表了《社会学理论文集》，1964年发表《社会结构与人格》，在西方社会学界名声大噪。帕森斯受到滕尼斯的启发，围绕着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建构他的可变化模式(pattern variable)。在这里，总是涉及到某种富于整体表现的行为取向和某一种分析性的、目的符合理性的行为取向之间的对立。帕森斯的构想通过这两个概念的自由灵活性和可结合性来表达其特征。按其观点，在当前的社会里，愈来愈倾向于注重非目的理性的一体化行动在社会上的重要意义。这与滕尼斯的学术观点是息息相关的。帕森斯受到滕尼斯的启发，而他的重大国际影响，反过来又令人回想起滕尼斯的学术成就，因而又推动对滕尼斯的社会学思想的研究。

我们国内对斐迪南·滕尼斯的介绍和翻译相对比较晚。他的社会学处女作《共同体与社会》，笔者于十年前译出，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译者后来又翻译他的封笔之作《新时代的精神》，2006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者在2007～2008年应汉堡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斯特凡·厄特尔教授(Prof.Dr.Stefan Oeter)先生的邀请，得到蒂森基金会(Fritz Tyssen-Stiftung/amR6merlturm 3/50667 Koln)的资助，赴德作为期半年的研究。主要研究和搜集这三位德国的经典社会学家的作品和有关资料。旅德其间，经斐迪南·滕尼斯学会主席拉尔斯·克劳泽教授(Prof.Dr.Lars Clausen)先生推荐介绍，译者除了收集一些滕尼斯的主要著作外，也选购了两本滕尼斯传记：读者手中这一本是比较普及性的传记：《滕尼斯传——佛里斯兰人与世界公民》。相信本书会有助于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滕尼斯的生平、著作和影响；另一本是学术研究型的传记：《深思和敏锐》。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把后者介绍给读者。

本书作者乌韦·卡斯滕斯博士(Dr.Uwe Carstens)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作者对滕尼斯的研究颇有成就。在本书中文版即将付梓之际，喜闻他因研究滕尼斯的卓著成果而荣获德国“联邦十字勋章”。他已经发表过大量有关二战后的驱逐和流亡的著作。本书发表于2005年，2008年他又发表一本与斐迪南·滕尼斯密切相关的作品《斐迪南·滕尼斯——台奥多·施托姆与斐迪南·滕尼斯的密切友谊》。他与斐迪南·滕尼斯和台奥多·施托姆一样，都出生于艾德斯泰德。自1992年起，他就担任斐迪南·滕尼斯学会的办公室主任。他的出生地和他的工作环境很有利于他搜集、整理滕尼斯的有关资料，而且他也确实着力去收集、整理并应用到传记里，包括很多细枝末节的、但对了解这位社会学泰斗很有意义的材料。

在此本人再做一点说明：本书原文有缩写和参考文献，人名索引，译本从略。对文献感兴趣的读者，可从注释里去查找。另外。原文版本注释是尾注，放在书后；为方便读者阅读，译文采用脚注。

译者诚挚感谢厄特尔教授的邀请和蒂森基金会的资助，给予译者以机会，能更多地接近马克斯·韦伯、盖奥尔格·齐美尔和斐迪南·滕尼斯这三位德国经典社会学家和他们的作品以及有关资料，并把这本传记介绍给我国读者。译者还要感谢本书作者乌韦·卡斯滕斯博士先生，他帮助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方言、荷兰语和丹麦语以及一些地方官员和教会神职人员职务名称。同时，译者感谢汉堡历史学家迪特利希·德泽尼斯博士(Dr.Diedrich Deseniss)先生帮助解决一些拉丁文和希腊文难题。

翻译错误在所难免，错误当然由译者个人负责。社会学并非译者所修专业，翻译德国社会学著作仅仅是想为中德文化交流尽点微薄之力，当然也出于个人的兴趣。诚挚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如发现错误，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译者将。不胜感激。

2010年3月5日

于育新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