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多年撰写和发表的学术随笔的结集。书中有作者对学术界的一些人、一些事，和一些著作的看法，也有作者对一些社会热点的评价。作者力图做到在分析和阐述过程中贯穿某种“学理”，给出“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的诠释。

人类有多少渴求与冲动，世上就有多少神秘与未知。本书是作者多年撰写和发表的学术随笔的结集。书中有作者对学术界的一些人、一些事，和一些著作的看法，也有作者对一些政治时事、社会热点的解析与评论。读书开阔视野，治学陶冶心智，阅世躬行实践，为着洞悉与了悟。作者悉心审视古今人物直面尘世沧桑的体验和记录，静心体会人间万象蕴蓄的生死、明灭与荣枯，并注意在分析和阐述过程中贯穿“学理”，给出“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的诠释。

第一辑 云深不知处

 好的政治家，应该富有远见

 历史、统计和理论

 学问本是寻常事

 我们应该怎样做学术

 切莫随人说短长

 切不可轻言填补空白

 读史早知今日事

 意见，请接受理性的检验

 读书三喻书读三境

 多写是个硬道理

 作家与买家

 倾斜天平上的中国学术

第二辑 人弘道道弘人

 仰山铸铜，煮海为盐

 大气英气才气和正气

 学术圈里的刺猬与狐狸

 徜徉于山水之间

 三个故事见证一段历史

 今后再难有这样的学者了

 天赋、机遇与勤奋

 中国的知识阶层

 文化影响力：反思与展望

第三辑 亚洲：圣与俗的感悟

 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与实践

 印度，这片土地依旧神奇

 在新加坡体验意外

 神话再编中的弑父情结

 青藏铁路：和平纽带

 亚洲：深藏自身的文化渐成巨大能源

 东亚的现代化与民族文化

 21世纪汉语的昌盛与东亚文明的复兴

 第四辑尽日凭栏楼上望

 《三枪》引领工具理性大行其道

 《大长今》热播的文化视角

 易中天为什么这样红?

 小沈阳现象折射大众文化饥渴

 心仪“黄世仁”凸显社会价值扭曲

 嫁给富二代的梦与真

 那些事，一说便俗

 “小跑着的狗”的确可爱

 歪嘴和尚会念经

 一花一世界

 哪国护照四B国心

 元帅与士兵

 面对选择，你别无选择

 第五辑挂云帆济书海

 回到马克思：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回到马克思：人·自然·社会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评介

 东方人的现代化理论

 书生有用：明清实学思潮回顾

 中国文化，中国精神

 战争、女性与日本军国主义

 数字的“妙用”

后记

好的政治家，应该富有远见

近日，国家将2009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数学家谷超豪教授和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孙家栋教授。这样的消息，令人振奋。在现代社会，如果知识生产得不到政府的倡导、鼓励和支持，实难成就伟大和持久的事业。给予优秀科学家和艺术家以精神荣誉和物质奖励，是政府介入知识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途径。

知识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又构成人类生存和幸福的精神寄托；创新是知识分子生存价值的证明，也是他们的使命。中江兆民说过，知识分子既然“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以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我也认同冯友兰给出的有关知识人使命的界定：“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来传递这团真火。”

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始终以“创新至上”为根本原则。科学史家贝尔纳曾将科学观区分为理想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前者认为科学仅与发现真理和关照真理有关，后者则认为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在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孰轻孰重的争论。其实，社会科学大可参照自然科学，树立“无论什么研究，有创新就是好研究”的理念。孙家栋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但他依旧能够获奖，原因就在于他与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紧密相连，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2000年获奖的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2001年获奖的王选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他们的贡献，改变了世界。中国的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模式和经验可循。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的任何新理论、新观点，以及能够使现实问题获得有效解决的新方法，都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

政府有必要对创造性的劳动予以扶植和奖励，系因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现、发明，以及所有学者和艺术家的传世之作，无不呕心沥血，甚至是用生命完成的。陈景润为证明“1+2”，草稿装了几麻袋。唐朝诗人李贺年轻时刻苦吟诗，他的母亲说：“是儿将呕出心肝来。”海明威说，他的《战地春梦》第一章改了五十几次。王尔德说，他花了整个上午去校对他的一首诗，把一个逗号删掉了；到了下午，他又把逗号放回去了。这样，的付出，市场不会补偿，金钱难以补偿；其本身理应获得的声望和荣誉，也超出了以商品化、批量化和通俗化为基本取向的市场的能力。

谷超豪说，数学研究“能解决复杂问题是件高兴的事情，不会寂寞。”与面向市场的精神产品必须符合笼统化和简单化不同，细化和复杂化是具有原创性学者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复杂工作的价值需要少数专家和同行来评判。我很赞同王志新院士的说法：学者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有影响力的、有严格审稿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是宣传自己、树立自己学术威信，确立自己学术声誉的唯一途径和最佳方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学术界和艺术界保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而具有公立性和公共性的政府成为主要出资方，则是知识阶层独立自主性的最有力的保证。目前我国学界存在的一个不良倾向，就是一些不入流的学者热衷于宣传和炒作，媒体曝光的频率似乎成为衡量学者成就的主要标准。市场化的影响日渐深入，舆论甚至学术研究出现越来越简单化的趋势。

以复杂工作为己任的学者和艺术家，多生不逢时，有些像余秋雨所说，“越是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马克思在许多学科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却长期生活在贫苦交加之中。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家境已十分衰败，“满径蓬蒿”、“举家食粥”。

近年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政府越来越注重科学研究的实用性，出现向市场靠拢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能够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能够给国家、甚至全人类带来长久福祉的成果和作品，应得到政府的特别关注。

然而，古往今来，怎么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受欢迎的程度大相径庭。王跃文撰文指出，邹衍和孟子虽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受欢迎的程度却大相径庭。能够对诸侯谋取眼前利益的邹衍最为风光。他到梁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伴行，并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干净；上燕国，燕昭王不仅恭迎到国界，而且亲自替他清扫道路。而孟子立足根本和长远，讲仁义之道，为万世开太平，却倍受冷落。如梁惠王见了孟子，连先生都不愿叫，只叫他“叟”：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来，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为我国谋利？据此，王跃文得出结论：“现实总是势利的，现实中的人们永远都是短视的。好在最后发言的是历史，受到万世尊崇的并不是邹衍，而是曾经落寞不堪的孟子。”好的政治领导人，应该富有远见，不要学梁惠王，目光浅薄，厚待邹衍而冷遇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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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研究员一个多月前打电话来，希望我为他的文集写一篇序言。和李文做同事，想来有六年左右的时间。虽说我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使用的方法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读书，而且相对来说书读得都有些杂。我先后去过李文家两次，即使是在搬入现在更为宽敞的住宅之前，他的那两间书房中被塞得满满的书架，那些书架上人文社科几乎无所不包的书籍，外加向来客展示藏书时他语气中带有的些许满足感，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为什么要读书？和许多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问的是谁。据我猜测，李文的回答大致会是这样的：因为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书带来的乐趣相对于其他人生享受而言更丰厚更持久些；如果再进一步追问的话，那便是强烈的好奇心和与人分享知识或思想之愿望使然。这其中责任也还是有的，毕竟，读书人都必须为其丰衣足食而又不必辛劳织耕给出正当理由。

说到读书人的责任，治学首当其冲。任由兴趣指引的阅读酣畅淋漓，但对国家对社会对同行对朋友对学生也需要有个交代。在我的同事中，李文是相当勤奋的一位。每次他把新出版的专著拿来让我“批评指正”时，我感到的首先是惊讶，接下来才是羡慕和压力。由于专业不同，对其著作进行评论超出了我的能力，不过阅读李文的著述总是充满乐趣的，尤其是他的旁征博引。在许多时候，人的品味、格调、心胸和视野，主要体现于他所偏爱的对象。

李文的这部谈读书与治学的文集，主要是写给我这样的非社会学专业人士看的。尽管对其中的有些观点有所保留，对有些倾向也不完全认同，但我阅读时仍旧兴致盎然。对思想差异本身和差异产生原因的思索，通常是阅读乐趣的一个重要源泉。虽说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然而从本文集的字里行间中，我还是捕捉到不少新的人生感悟，回忆起某些早以被淡忘的人生细节。这也恰是读书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功能：借他人之阅世感受，丰富自身之短暂人生。

是为序。

张宇燕

2010年6月

收入本文集的，是我自1990～2010年问撰写的部分学术随笔、书评和时评。20世纪末的文章，是我在南开大学教学之余写下的；21世纪初的文章，则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科研之余写下的。细心的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读出岁月的痕迹。

这些文章都曾在《当代亚太》、《读书》、《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发表过。文章未必是自己的好，但在编辑这本书时，重温自己在旧时光里用心血浇灌出的文字，还是有几分得意和惬意。

又心怀感激：越发体会出，任何人，做任何事，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记得1990年年初，我将《回到马克思：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投给了《读书》这家当时影响很大的刊物，没过多久，就收到了该刊时任编辑赵丽雅女士（笔名扬之水，现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用娟秀的毛笔字写的回信，谬奖文章写得“非常好”，深得主编沈昌文先生的赏识，只是主编认为结尾处意犹未尽，遂亲自操刀，加了两个段落，不知我同意否？在另一页信笺上，我果然读到沈昌文先生的来信及其帮我完成的结尾：文字老到，掷地有声，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在沈赵二位的奖掖下，我在先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计有六篇文章在该刊发表。1993年下半年，准备博士生人学考试，1994年下半年进人北大，师从罗荣渠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我和《读书》的往来，从此告一段落。

李文的这部谈读书与治学的文集，主要是写给我这样的非社会学专业人士看的。尽管对其中的有些观点有所保留，对有些倾向也不完全认同，但我阅读时仍旧兴致盎然。对思想差异本身和差异产生原因的思索，通常是阅读乐趣的一个重要源泉。虽说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然而从本文集的字里行间中，我还是捕捉到不少新的人生感悟，回忆起某些早以被淡忘的人生细节。这也恰是读书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功能：借他人之阅世感受，丰富自身之短暂人生。

——张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