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历史算一笔经济账(货币战争中国版)》编著者冯鼎。

中华历史悠久绵长，完全将其解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撰写此文的初衷，旨在提供一种视角重新衡量历史中的得失，因此所选素材求精勿求全，只截取先秦两汉中典型的历史断面作为基础分析样本，并由此延展开做深入浅出的探讨。然而仅仅这些断面，在经济视野下，也足以让我们得出许多与传统读史法相悖的结论。对于文中句句诛心之言，甚至是带有颠覆性的观点，希望不要以传统的价值观来约束、批判。

《给历史算一笔经济账(货币战争中国版)》编著者冯鼎。

一件让人认识世间规律的利器；

一本该藏于枕畔，秘而不宣，夜里私自挑灯阅读精华之书。

《给历史算一笔经济账(货币战争中国版)》内容提要：本书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端，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独辟蹊径．把无数前人细细研究视若珍宝的结果毫不留情地打碎，把那些足以使我们思维定势的理论一一戳破。但是，与所有哗众取宠的文人骚客不同，本书作者把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把他缜密得令人高山仰止的分析过程摆在我们面前。

总有那么一股力量牵动着人心人性，总有那么一些因素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今天我们来公布它们的名字：经济。

序

帝国起点——秦篇

一 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

商鞅变法是后发而先至的全方位改革

国进民退的秦国土改

人多力量大——商鞅的人口政策

社会结构改造是项系统工程厅

挑一挑改革的毛病

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

二 政治推销员＆政治经理人

商鞅是个业务员门

推销原来很简单

诸子百家是社会化专业分工的鼻祖

三 战争经济学

“农”与“战”的背后

组织是提高效率的捷径

合理的激励手段将使组织行为更有效

以命换钱还是以钱换命

透支是个赔本的买卖

四 战争福利学

谁的钱包在战争中变鼓

出力最多的反而不挣钱

劳有所得是个好制度

老板可能把红包打折发放

战争的风险由谁来承担

吃亏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在占便宜

五 饕餮之宴

惯性推着我们向前走

秦国的技术领先优势

技术领先不如经济领先

天无二日。国无双主

天灾人祸中的吃饭问题

谁有钱谁当老板

终于统一了

六 暴政的悖论

暴政是个很有妖魔化色彩的说法

受害者替施害者表白是一种病

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实

与暴政无关

七 帝国的涅槃

无知者无畏  

寻求事业的发展是主流的想法

有一种先天优势叫继承

被捆绑在权力十字架上的人

大秦帝国经济危机的开始

在经济危机中徒劳无功地挣扎

从解体中得来的经验

帝国辉煌——汉篇

一 历史原来可以开倒车

二 霸王之殇

三 经济复苏——自由经济 PK 管制经济

四 生存之战——帝国对外战争实录

五 棺材文化按揭成本

六 法律的经济换算

七 未曾终结的传奇

帝国遗迹——后汉篇

一 帝国的终极形态

二 话说两汉物价

三 帝国的遗产

历史的角落——外篇

一 刑不上大夫是千年不变的基本国策

二 谁在沽名钓誉——对韩信神坛来一次强制拆迁

三 万岁=万税——汉代税制略考

四 礼即人情——小记历史遗留下的社会经济活动

五 经济的本质

战国百年，终结于秦帝国的天下一统，至此，华夏大地上分裂、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是什么力量令最后的胜利之花落在秦人手中？

商鞅变法是后发而先至的全方位改革2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注1]向秦孝公提出变法的3年后，他被任命为秦国的左庶长，正式主持了变法。在此之前的3年时间里，秦国内部为了变法的事宜一直在争执，最终以传统贵族们的妥协——同意变法而告终。

所谓变法，就是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后世的政治、经济改革，也都选择了同样的字眼作为改革的专有政治术语。例如北宋年间的王安石[注2]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等。

当时的秦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后称关东六国）。究其原因，是因为铁器和耕牛的广泛使用，令当时的农业生产出现了跨时代的技术革命，而秦国的经济制度和税收制度，却双双不能满足当时生产力的要求。典型的社会问题都集中在土地与税收上。譬如：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而当时的税法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改，把税源只锁定在旧的国有土地上，这使得新垦私田成为避税的天堂。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国家纷纷先后开始进行了经济制度和税制的改革。

在秦国变法之前，关东六国均已完成了改革，在新制度与新技术的双重推进下，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库充实，导致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度提高。

秦国选择改革的时间比关东六国晚很多，用冠冕堂皇的说法，秦国的改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制度为生产力让路。但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逼得秦国不得不改弦易辙。自战国时代始，各国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那个时代并无和平发展的理念，强国对弱国的做法只有一个，武力吞并。应该说，秦孝公算是个智者，他感觉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因此才选择了谋求变革的道路。商鞅的出现，是迎合了秦孝公的需要。

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而且极端：农战。这两个字就概括了未来秦国的基本国策，也成了商鞅变革的政治诺言。

商鞅所提倡的“农战”政治路线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战争机器，民众要做的只有耕种和战争。或者说，耕种也是为了战争这个核心目的服务的。这点从他载入史册中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策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商鞅的这番说辞打动了秦孝公，于是得到了由他来主导改革进程的权力。至于这个中原因，后文中会有详细的剖析。这里，我们先看商鞅的具体改革措施。

国进民退的秦国土改

商鞅的制度改革，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政策，在《史记》中记录的并不多，最为重要的部分只有两句话：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4两句话中，后一句在学术研究中并无太大争议，是指统一度量衡。商鞅的初始本意是方便国家税收，有一个固定标准的尺度。客观上，则为经济交流活动提供了足够的便利条件。在正常经济交换行为中，这会降低交易成本，于经济角度而言，这是一项绝大的进步。

前一句，即对土地的政策上，学界是有所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商鞅将土地私有化，另一种观点是商鞅不仅没有将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

说商鞅将土地私有化的依据，是《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注3]的一段言论，大意是，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将土地使用权变成了私产，允许买卖，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富人的土地连成大片，而穷人没有立锥之地。

而在商鞅变法的同一时期，关东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

仅从经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土地一旦私有化，伴生的经济现象是土地商业化流转，即土地成为商品。土地交易合法化，对于一个经济结构健康，贫富差距不大的经济环境来说，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当然，这要建立在合理的土地私有化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未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出现土地资源整合情况，但是不会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的现象。这种仅仅是依靠市场完成的土地资源整合，并不会影响到经济的秩序。

简单些说，某甲在经营自有土地中并不得法，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并不能维持继续经营，他可能就会选择将土地转让。土地受让方，肯定会想出合理的经营策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被采纳。使新得到的土地生产效率提高，否则他也不能继续将土地经营下去。

由此可见，土地的整合原因，是因为效率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土地整合会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可以理解成良性整合。

然而在一个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环境下，土地私有化，则为土地大规模兼并大开便利之门。尤其在一个特权横行、权力肆意寻租的环境下，这个时候的土地私有化将不再遵循市场原则和效率至上的原则，而是成为富有者（往往是权力的掌控者及与其相关的利益团体）瓜分弱势群体财产的盛宴。因为在这个缺乏正常机制的社会里，土地，作为生产资源的价值会被权力等外界因素严重扭曲，从而使贫穷者（也即无权者，通常指小农和庶民）无法以正常的手段保住自己的土地。P2-P5

中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遍布王朝兴衰更替的故事，它看似锦绣纷呈的万花筒，又像变化无端的魔方。这不单使执著于文化的猎奇者神往，也使许多醉心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痴迷。一句古话经常被人提起，那就是：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这句话流传了千年，业已为后世之人达成共识，也是千百年来读史者最广谱的理由。然而“为鉴”之法，却大相径庭。

显然，以道德作为衡量历史得失的尺度，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原因在于，道德不是一个恒定的常量，而是一个变量，会因时间、地域乃至个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甚至是完全相反。可以说，简单的道德尺码，容易让人迷失于偏颇的价值观中，使人辨不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挖掘历史中的权谋，无疑是成熟些的选择，对于采取此种视角的读史者来说，褒义的评价是老谋深算，贬义的评价是老奸巨猾。应该说，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向来不缺少这种算计人的智谋，但是对于兴衰变化的深层原因却少有研究，除了简单地贴上道德标签作为总结外，很少拿得出规律性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

由此可见，常见的读史视角实在难以起到“知兴衰”的作用，它的局限性使它承载不了如此庞大的负荷。于是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来找寻这规律性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

既然谈到规律，那么我们的视角就该定位于科学而非玄学。科学，就要有系统的论据作为支持，而论据的来源则无一能脱离历史。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历史，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分析样本，更是过去社会科学的实践报告。

不可否认，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世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或阐释，总有些历经沧海桑田仍不能改变的事物永存——这才是我们要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也是无数历史爱好同仁皓首穷经，试图通过冗杂的历史资料，穿越时光的障碍，拨开重重人性迷雾所要探询的兴衰密码——历史的一般规律。

然而揭示历史的一般规律却远非易事，除去要仔细品读卷帙浩繁的史籍外，还要在读史的过程中，过滤掉虚假信息。这是个绝对不能忽略的问题。自孔夫子开始，许多历史记录者就根据自己的好恶肆意篡改历史，为这个坏风气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河。以至于后世的统治者们修史，也没了道德底线。典型的如乾隆皇帝，公然命人在四库全书里杜撰、篡改历史，此行为不可谓不无耻。

若说孔丘篡改历史（文学界通行的说法叫“曲笔”）还有几分可爱，因为这毕竟是出于一种善意的理想，那么岳珂杜撰历史就有了明显的功利色彩。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背负着死刑犯后人的名头，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不免有呓语之嫌。想要在政治上翻身，首先就要洗清自己“政治审查”上的污点——祖一辈的案子一定要给平反，否则不单自己无法出头，恐怕自己的子孙也要捎带着见不得天日。因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为祖父平反上。究其一生，在政绩上乏善可陈，但是在仕途上却能步步高升，实乃是他在平反工作中功绩彪炳的证明：宁宗、理宗大约都认可，当初高宗惩处岳飞过于严厉，于是对其子孙给予了相当的政治补偿。

平心而论，岳珂的所为于情于理都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修史者，将其翻案所杜撰的论据列入堂堂正史，就显得太过荒诞。

历史中更多的伪信息来自于记录者的曲笔，原因不言自明，是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暴力胁迫，如司马迁，就为此丧失了做男人的权利。为了保全生命，他只能有选择地写出历史，许多应该明确出示的信息就变成了隐含信息。类似的情形在历史记录中层出不穷，这使得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大多都很“讲政治”。讲政治，无疑会得到统治者的首肯，但是却使历史失真，更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无端平添了许多负担。

至于战国时期秉笔直书崔杼弑君的史官兄弟四人，不说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却也是凤毛麟角。出现此种情形，只能说当时的政治氛围尚未像后世一样压抑，君权也未神化，统治者的权术意识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准。而史官在记录历史的态度上，尚能保持严谨客观的态度，甚至愿意用生命捍卫这一信仰，实在是难能可贵。

从后世之史中曲笔成分不断增多可以判断，中华历代帝国的政治文明中，统治者的权力、权术意识是递增的，而道德基准线却一降再降。由此不难看出，中华的历史不单是一个权力集中的渐进过程，还是个道德水准的逆向淘汰过程。

因此说，甄别历史素材的真伪和挖掘出隐藏在表象后面的潜在信息，才是我们揭示历史一般规律最难的课题。只有突破这一瓶颈，才能利用我们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对历史规律进行技术性解剖。

信息的遗失和篡改过的秽史固然是探寻规律的天敌！除此外，我们又时常有感，总有一种力量在冥冥中左右着历史的走向，而那王朝兴衰更替的神奇变化，就像被上帝之手翻动着的魔方一样变化无端。然而细究起来却不难发现，这其中虽有诸多偶然，却绝非无迹可寻。究其症结，实难脱离政治范畴。

政治经济学课本上常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含蓄也太模棱两可，起码不够直观。换一种说法，似乎更能清晰地表达出两者的关系，即：经济是政治的目的。反过来说，政治的终极目的一定与经济挂钩。基于此种逻辑，我们可以判定，经济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中，也充分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对此的认同，意味着我们未来解剖历史将以经济作为初始切入点，再辅以其他社会科学并行，来阐释历史的一般规律。

中华历史悠久绵长，完全将其解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撰写此文的初衷，旨在提供一种视角重新衡量历史中的得失，因此所选素材求精勿求全，只截取先秦两汉中典型的历史断面作为基础分析样本，并由此延展开做深入浅出的探讨。然而仅仅这些断面，在经济视野下，也足以让我们得出许多与传统读史法相悖的结论。对于文中句句诛心之言，甚至是带有颠覆性的观点，希望不要以传统的价值观来约束、批判。

简而言之：欲知兴衰，须探人性密码；欲问政治脉搏，必先理清经济谜团。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