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编著的《都柏林人——乔伊斯短篇小说集》以瘫痪和死亡是贯穿小说集的主题。全书是依据“童年、青少年、成年和社会生活”四个阶段来安排故事顺序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象征主义的倾向。在最后的《死者》一篇中，面对死亡，人们获得了“精神感悟”，生与死的交融象征了都柏林社会与人类的虽死犹生。作品的主旨由此获得了升华。

《都柏林人——乔伊斯短篇小说集》置景于二十世纪初期的都柏林，截取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横断面，真实全面地展示了都柏林中下层市民肉体、精神“瘫痪”的社会现实。15个短篇汇集起来，宛若一幅印象主义的绘画，浮现出麻木、苦闷、沦落、苍凉的世态。

《都柏林人——乔伊斯短篇小说集》是乔伊斯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它不着眼于曲折的情节和飞扬的文采，而潜心于全新的语言实验和手法探索。其中的《阿拉比》、《寄宿家庭》、《对影》、《土》、《一朵小小的云》等经典之作，被频频收入各种英语小说选集。

两姐妹

遭遇

阿拉比

伊芙琳

赛后

两玩家

寄宿客店

一朵小小的云

对影

土

伤心命案

纪念日

母亲

圣恩

死者

乔伊斯生平年表

阿拉比

米子译

里士满北街是一条死胡同，这儿一向静寂，只在基督兄弟会①学校的男生们放学时才是个例外。胡同紧里头矗立着一幢楼房，楼高两层，无人居住，和旁边一块方地上的邻屋相阻隔着。街上别的房子，各自都很有些体面的住户似的，——以镇定自若的棕色脸孔互相对视着。

我家先前的房客是个教士，他就死在后面那间客厅里。透着霉味的空气，从长期关闭的屋子里散发出来，在所有房间里窜来窜去。厨房后面那间废弃的屋子，七零八落地四散着老旧的废纸。我从中找到几本书页已经翻卷泛潮的平装书：瓦尔特·司各特写的《修道院院长》，还有《虔诚的领圣餐者》和《弗多克回忆录》。我最喜欢最后一本，就因为它的书页已经变黄。屋后的荒园中央有一株苹果树，周围蔓生着灌木丛，我在一丛灌木下面发现一只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那是死去的房客留下来的。那教士生前仁慈慷慨，已经在遗嘱里把他所有的银钱全部捐献给了教会。屋里的家具，则留给他妹妹。

冬日昼短，晚饭还没吃完，黄昏便来临了。等大伙儿在街上聚齐，家家的房子已经变得暗晦不明。而头顶的夜空，则呈现一片变幻不定的紫罗兰色，衬着它，街灯托举出微弱的光晕。寒气袭人，我们一直要玩到周身发热。大伙儿吵吵嚷嚷的声音在静寂的街心回旋。游冶过程中，我们，穿过屋后条条黑暗而泥泞的小巷，在那儿遭到棚户区一伙野孩子的夹道狙击；大伙儿跑到一家家黑暗潮湿的花园后门口，那儿的一个个炉坑每每腾起阵阵难闻的气味；我们又来到黑黢黢、臭烘烘的马房中，看见马夫在那儿给马梳理鬃毛，不时抖动一下扣好的马具，发出悦耳的声音。待到转回街上，从家家户户厨房窗口透出的灯光已经把这一带照亮。这时只要有人发现我叔叔正好转过街角，一伙人就都避到暗影里去，直至看见他确实进了家才放心。要么就是曼根的姐姐会出到门口来唤她弟弟回去用茶点，我们便在暗影里盯着她看，看她对着大街凝神张望的样子。我们倒是要看看，如果喊不到人，她是继续留在门口呢，还是会进屋去。如果她待着不走，我们就从藏身的暗处走出来，乖乖朝曼根家台阶踅过去。她等着我们，从半开半闭的门里射出的光线，勾勒出她的身形。她弟弟在就范之前，总要先拿她寻一番开心。我则倚靠着栅栏看她，她一走动便裙裾生风，柔软的发辫也左右荡动。

每天清晨，我都要伏在前厅地板上窥测她的房门。我这边百叶窗是拉好了的，只留下不到一英寸宽的缝隙，她看不到我。她，走到门阶处，我的心就狂跳起来。我跑到门厅，抓起课本，紧跟出去。我的视线一直逮牢她穿褐色衣裙的身影，只是快临近她和我分道而行的路口，我才加快步伐，从她身边超过去。一天又一天，每天早晨都是这个情形。除了偶尔招呼一声，我从来不跟她搭话。可是每每听到她的名字，我却好似听到召唤，周身热血沸腾。即令在与浪漫最不搭界的种种场合，她的影子也与我常相为伴。逢星期六晚上，我婶婶常去市场购物，我得去为她拎包。我们穿行在五光十色的大街上，被醉汉和讨价还价的妇人们搡来挤去，身边充斥着各种喧嚣：劳工们在骂骂咧咧；看着几桶猪颊肉的店伙计在高声唠叨；街头歌手带有鼻音的吟唱——他唱的是称颂奥唐诺万·罗沙的那首《你们都来吧》，要不就是一首讲述我们祖国苦难的民歌。这些噪音使我对生活渐渐萌生出一种单一的感受，好像觉得自己正捧着圣餐杯，从群蛮间安然走过。有时，她的名字会以种种奇异的方式涌到我的唇边，像是祈祷又像是唱赞美诗，连我自己都不明就里。我的双眼时常充盈着泪水（不知何故），每每心潮跌宕起伏，几欲漫溢胸怀。我对未来想得极少，不知道自已往后还会不会去与她说话，如果说了，我又怎么才能向她表明心迹、吐露爱意呢？尽管如此，我的身体仍然好似一架竖琴，她的音容笑貌如同手指，从琴弦上一掠而过。

一天晚上，我走进教士寿终正寝的那间后客厅。那是个幽暗的雨夜，屋中寂然无声。透过一扇破损的玻璃窗，我倾听着雨水击打地面的音籁，细雨如针，绵绵不绝，浸洗着泥泞的花坛。俯视下方，远处有一支灯火，或是一扇透着光亮的窗户，在闪闪烁烁。我很庆幸我所见无多。所有感官此刻似乎都欲求得隐遁，我便有些晕晕乎乎，于是一边紧合双手直至手有些发抖，一边不断地喃喃自语：“啊，爱情！啊，爱情！”

她终于跟我搭话了。她一开口我的脑子就乱起来，以至于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她问我去不去阿拉比，我竟忘了我当时说的是“去”还是“不去”。那可是一家盛大的商场呀，她说，她真想去。

“为什么不去呢？”我说。  她一边说话，一边将腕上的银手镯转过来又转过去。她说她去不了，因为那个礼拜她们女修道院有一次静修。说话时，她弟弟和另两个男孩正在一旁抢帽子。我独自站在栅栏边，她则挽住一根栏片的尖端，向我微倾着头。对门的灯光勾勒出她颈部光洁的曲线，照亮了搭在颈上的头发，然后流泻下来，辉映出她扶栏的一只素手。光线继续流泻，落在她裙裾的一侧，她就那么安然自若地站着，里边衬裙的白色角边隐约可见。

“你去好了。”她说。

“我要是去了，”我说，“一定给你捎点东西回来。”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产生了多少难以数计的愚念，浪费了多少白天和黑夜的时光！我多么希望动身前这段冗长乏味的日子赶快到头啊，无论是在夜晚的卧房还是在白天的教室，她的身影总是横在我和我徒劳攻读的书页之间，“阿拉比”这个词的音节穿越灵魂的静谧向我袭来，一种东方式的大喜悦笼罩着我。我要求在星期六晚上出门去逛阿拉比商场。婶婶十分惊奇，担心这事跟共济会有什么干系。而在课堂上，我几乎答不出问题，只好眼睁睁看着老师的脸由晴转阴。他希望我不要就此懒惰下去。我终日走神，没有丝毫耐心去处理生活中的正经事，觉得它们挡在我和我的渴望之间，对我来说，它们就像是儿戏，丑陋而单调的儿戏。

星期六上午，我提醒叔叔说，晚上我要去商场。他正在衣帽架旁漫不经心地找寻帽刷，爱答不理地应着：

“好的，孩子，我知道啦。”

由于他正待在过道里，我没法到前厅去在窗边趴下，因而觉得家里气氛很糟糕，就慢悠悠朝学校踱过去。天气阴冷无情，我的心疑虑不安。

P16-18

解读乔伊斯和他的《都柏林人》

沈东子

一 乔伊斯在二十世纪英语文学中的地位

说到英语文学，我们自然会首先想到英美文学，首先想到英国的莎士比亚、布莱克和D.H.劳伦斯，美国的马克·吐温、爱伦·坡和海明威等等，不过英美文学并不完全等同于英语文学，而只是英语文学的两个部分，英语文学还应包括其他所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所产生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同样对英语文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爱尔兰的叶芝、王尔德、萧伯纳，加拿大的李科克，新西兰的凯·曼斯菲尔德，澳大利亚的怀特，南非的戈迪默以及圣卢西亚的沃尔科特等人，都在英语文学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连一些非英语国家的作家，如印度的泰戈尔、黎巴嫩的纪伯伦、尼日利亚的索因卡、中国的林语堂以及英籍印度人拉什迪等，也都因其英文作品所展示的绚烂风采，而获得整个英语文学界的认同。因此可以这样说，英语文学是一种融合了人类诸种文化的语言文学，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态度，使得英语文学时时都充满了创新的活力。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是爱尔兰人，尽管爱尔兰毗邻英国，而且当时受英国殖民统治，但爱尔兰自有其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并不对伦敦的文化亦步亦趋。乔伊斯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度过的，这个时代所倡导的民族文化的观点，始终影响着他一生的创作。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人物是诗人叶芝（1865—1939），其重要的追随者有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和乔治·拉塞尔（1867—1935）等人，这批文学精英在政治上拥护爱尔兰民族独立领袖奥康纳尔，同情激进党芬尼社首领詹·斯蒂芬斯策划的暴力活动，与巴奈尔领导的爱尔兰自治运动遥相呼应；在文学上则极力倡导各种新颖独特的表现手法，强调爱尔兰文化对爱尔兰心灵的影响，尤其推崇同时代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风格，主张文学要直接介入现实，所谓介入现实也就是要担当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的重任。

乔伊斯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气氛的家庭里，家中兄弟姊妹甚多，他在当中居长，下面还有九个弟妹。父亲老乔伊斯与巴奈尔过从甚密，是巴奈尔的热情拥戴者。受父亲政治倾向的影响，小乔伊斯对巴奈尔也极为崇仰。巴奈尔后因爱上一有夫之妇而遭到党内外齐声讨伐，并最终死于心力交瘁，使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蒙受重大损失。巴奈尔去世那年，乔伊斯只有九岁，但他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伤痛，写下了长篇悼诗《巴奈尔之死》，充分显示了作家文学上的早慧和政治上的早熟。这首诗经他修改润色，十四年后放进了《都柏林人》中的一个短篇《纪念日》中。

乔伊斯曾先后就读于几所耶稣会主办的教会学校，其中包括被称之为“爱尔兰的伊顿公学”的克隆格维斯学校，但对宗教的兴趣却逐年递减，尤其对严厉的天主教教义怀有抵触情绪。天主教是爱尔兰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深入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爱尔兰家庭，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天主教并没有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教义对普通爱尔兰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显然是幻灭胜过希望，压抑多于欢欣，对生活方式的种种束缚，已经演变成对精神世界的层层禁锢。青年乔伊斯对此显然具有深切的感受，这种种感受在《都柏林人》中的好几个短篇小说，如《两姐妹》、《土》、《对影》和《圣恩》中都可以寻到蛛丝马迹。可以说在乔伊斯的青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因素，除了对爱尔兰民族独立的憧憬，就是对天主教神权的叛逆。

一八九八年乔伊斯十六岁，进入都柏林大学主修哲学和语言学，掌握了丹麦语和挪威语，由此开始对欧洲大陆的文学艺术，尤其是易卜生的剧作产生广泛兴趣，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论易卜生的新戏剧》。大学期间他彻底背弃了天主教信仰，同时也开始远离政治现实，立志成为一名用艺术影响社会的文学家。此后他偕女友诺拉出走欧洲大陆，先后辗转于法国、瑞士和意大利，一生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并在这种“放逐”中完成了他的两部最重要的作品《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

说到乔伊斯，当然就不能不说《尤利西斯》，因为正是《尤利西斯》奠定了乔伊斯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地位。《尤利西斯》是英语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出版伊始就受到同时代文坛同道如萧伯纳和伍尔夫等人的好评，当然也曾因其惊世骇俗的表现手法而招致各方保守势力的指责和各国政府的查禁。作品共分三部十八章，戏仿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试图创作一部《奥德修纪》的现代版本，小说叙述犹太裔广告推销员利厄波尔·布卢姆，于一九○四年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在都柏林所经历的日常琐事，完全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融合起来，每一章都有不同的风格，整部作品始终流动着各个人物的潜意识，正是通过这种被后人称之为“意识流”的手法，作家将种种看似变化无常的心灵体验，用“内心独白”的方式从容道来，从而赋予平淡无奇的生活深刻的悲剧意识。《尤利西斯》的问世宣告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告一段落，可谓开创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如今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回首二十世纪的人类文学，我们不得不承认乔伊斯是这时代英语文学的一位巨人，尽管早在一九四一年初，他就已因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死于苏黎世，未能尽享作为二十世纪现代派小说大师的殊荣。

……

六 哪几篇小说尤其值得读者反复玩味

在翻译《都柏林人》的过程中，译者常常会因疲累而陷入幻觉，以为乔伊斯是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头，隐居在阿尔卑斯山脚一座白雪覆盖的城堡里。译者壮胆敲响城堡的大门，只见那老头从城墙上探出灰白的脑袋，辨认一番后觉得似曾相识，便打开城门放出一群熟悉的都柏林人，其中有恋爱中的少女伊芙琳、被爱情吓破了胆的达非先生、文弱书生小钱德勒、洗衣房厨娘玛丽亚、浪子列内汉、酒鬼法林顿、政客蒂埃尼和精于算计的母亲穆尼太太和卡尼太太等等，一个个神态各异，但都活灵活现。译者正待上前问几个翻译中遇到的难题，比如法林顿为什么总是喝淡啤酒而不喝黑啤？他酒后要的葛缕子豆，还有达非先生午餐时吃的竹芋粉饼干，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玛丽亚在电车上丢失的葡萄干蛋糕，是被老绅士偷走了呢，还是被她自己忘在了车上？她知道自己摸到的是土吗？

还有，凤凰公园究竟有多大？都柏林究竟有多少间酒吧？等等，可是那伙都柏林人忽然全都消失不见了，白发老头连同城堡也不见了，眼前只剩下几页稿纸，还有一本爬满英文小字的企鹅版《都柏林人》。

这种幻觉或许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明《都柏林人》字义微妙，隐喻繁多，作家写得机智传神，给读者留下了极为宽广的回味与想象的空间，尤其是诸种象征性描写，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若不细细体会，恐怕会漏掉个中意味；另一方面也说明小说人物性格生动，形象丰满，已经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只生活在短小的篇幅里，却已具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只要轻轻呼唤，就可以走出书本，走进读者的心中，这恐怕就是经典作品所具有的艺术魅力。

当然除掉前述诸种因素，结构的巧妙也是作品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仅举《两姐妹》为例，即可略见端倪。小说开篇就写“我”望着弗林神父的窗户，心中挂念着神父的生死，因为若是神父已死去，窗户就会被烛光照亮。然而窗户虽然没有亮，却听姑父说弗林神父已经死了。“我”走到神父家门口，回想神父与“我”在一起时的种种音容笑貌，又觉得他还活着，可是与姑妈一道进到屋内，看见南妮姐妹为神父料理后事，这才确信神父已不在人间。喝甜酒时听见南妮姐妹与姑妈悄声议论神父的死因，又怀疑会被躺在隔壁房间的神父听见，及至探头进去张望，看见神父静静地躺在棺材里，才又一次确信死神已经降临。如此来回往复，把梦幻与现实反复搓揉，融合为一种意识的整体，造成虚幻与真实相互交错。生与死这一永恒的命题，在这种反复搓揉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结构巧妙的作品除了《两姐妹》，还可以举出《伊芙琳》、《寄宿客店》、《对影》和《伤心命案》等，而《土》、《圣恩》和《死者》则显得语言凝重，富于回味，具有强烈的暗示性。简洁的智慧语言、不拘一格的表现手法和独特的视角，构成了乔伊斯短篇小说的现代艺术特征，这一切都值得读者在阅读时反复品味。

一九九八年三月于桂林铁西小区

二○一二年三月修订

这不是一本小书，不是一本习作，而是乔伊斯写的第一部杰作。如果连续读下去，每个故事都与其他故事互相补充和完善；到最后，读者会看到一个结构紧密的社会，会看清楚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人的心理，种种习俗、偏见、热情、分歧，甚至肮脏的背景。

——巴尔加斯·略萨

乔伊斯先生写了一部澄澈见底的小说集，他的描写是主观的，但呈现出来的轮廓如建筑材料一般清晰。他告诉我们的都柏林八九不离十。他不想插科打诨，没用狄更斯的漫画手法，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写法不仅适合都柏林，也适合别的城市。抹掉当地地名和少许本土特征，用别的地名替换，这些故事有可能在其他任何城市发生。

——埃兹拉·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