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生活中很多大善都是从小善做起，很多大恶也是从小恶积累起来的。
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内心也要存善，绝对不可以随心所欲。对自己要能有所节制，同时也要懂得尊敬别人；只有尊敬别人，别人才会尊敬你。凡是没有经过同意的事情，不可以擅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同样事情无论大小，凡是没有经过父母（师长）的同意，都不要擅自去做，否则会让父母（师长）感到难过，也有损子女（弟子）的品德。
凡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首先要征得别人的同意，之后才可以拿；如果没有经过同意，就私自把东西藏起来，那就等于是偷盗的行为，这是有损自己品德的。
父母（师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弟子）出类拔萃，不但学业要好，在品德修养方面，也要做到尽善尽美。如果你不经同意而把别人的东西偷偷地占为己有，这是品德上重大的瑕疵，会让父母（师长）感到伤心难过；事情败露后，因为小偷的名声让父母（师长）蒙羞，这是大不孝。
【国学小百科】
举孝廉
“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的一种科目，“孝廉”是指被举之学子，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孝廉”是察举制常科中最主要、最重要的科目。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举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汉代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是沿用汉朝的。
“孝廉”就一地选一地，就一职选一职，汉朝是统共获取入仕，具体由朝廷分配，获取者要凭德识在一定范围内出名，而后地方官有职责把其地域的举荐出来，是很好的选举制，科举是不得已的变通，其本意仍是循此而为。
“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一般情况下，举孝廉者都能被授予大小不一的官职。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又制定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笺奏。从此以后，“岁举”这一途径就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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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震举贤
汉朝有个叫杨震的人，他经邓骘举荐，离开教书生涯步入仕途后，为官清廉，恪尽职守，荐才举贤，鼎力辅政。他常常会帮国家举荐一些德才兼备之人，来为国服务。
杨震任荆州刺史时曾经推荐提拔了一个叫王密（王密后来成为杨震的得意门生）的读书人当山东的昌邑令。在杨震任东莱（东莱在今山东省胶莱河以东）太守上任时，需经过山东昌邑县。为了感谢杨震的知遇之恩，王密怀揣黄金，趁天黑无人时到杨震下榻的驿馆去辞谢。
面对黄金，杨震很伤心，他觉得王密太不理解他的为人处事了。他强压着心头的不快，语重心长地对王密说：“当初举荐你，是我看重你的品行和才学，可你却不知我的心，竞揣着黄金来见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王密以为杨震怕接受馈赠被人知道影响声名，便悄悄地说：“深夜无人，这件事不会泄露出去的。”
杨震就说：“怎么会没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也知。所以一个人的品德在哪里看得出来？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才能显现一个人的节操。”
王密听完之后，深感自己做错了事，觉得很惭愧，抱着黄金羞愧地退了出去。
杨震暮夜拒金的故事很快在当地广为流传，后有“清节能无暮夜私”、“黄金辞故旧，暮夜见平生”等绝句为证。
百姓都为杨震居官清廉、洁身自好的品格所打动，亲切地称他“四知先生”。杨震的后人都以他为榜样，他的儿子秉、孙子赐、曾孙彪，都位列三公。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为了纪念他清正廉洁、光明正大、表里如一的高风亮节，各地都纷纷以“四知”来命名他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如昌邑县的“四知台”、莱州府的“四知堂”、华阴泉店村的“四知书院”、潼关吊桥的“四知乡”等。
后世为了鞭挞当时那些借用手中权力、索贿受贿、坑害百姓的贪官污吏，文人们在百姓对杨震的赞颂声中，借拒金的故事，提炼创造了“金投暮夜”、“四知金”、“故吏金”、“暮夜金”、“报杨金”等典故，以讽喻那些秘密行贿和非义馈赠的人和事。
陶母教子
陶侃是东晋有名的贤臣，陶侃的母亲湛氏，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名的贤母，她与孟母、欧母、岳母齐名，是著名的“四大贤母”之一。
陶侃因年幼丧父，家里贫困，无依无靠，陶母湛氏只好携陶侃由鄱阳回外祖父家。陶母以纺织谋生养子，供陶侃读书。湛氏家教严谨，教育儿子珍惜光阴勤奋读书，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还以忠顺勤俭为美德熏陶陶侃。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
为此，陶侃以清贫为乐，发愤进取，自幼伴母“夜织而读书，闻鸡鸣而劳作”，而且注意人品的修养。陶侃读书万卷，精通兵法，被他父亲的好友太守范逵推荐为县令，直至任长吏、太尉、都督大将军、封长沙郡公，为官清正廉洁。
陶侃青年时做鱼梁吏（管理鱼梁的县令），曾送一坛干鱼给母亲。母亲并不因儿子如此孝敬而高兴，而是拒绝了。封好鱼干，她交给派来的人带还，并回信责备陶侃：“你是国家的官吏，把官府的东西送给我，这是为政不廉啊！这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啊！”此事虽小，但在陶母看来，区区一罐鱼干，却是公家的东西，你把公家的东西拿来孝敬母亲，这便是损公肥私，就是贪污，贪污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从中可以看出陶母教子的严格。身处封建社会时代的陶母，能够始终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对儿子“吞占公家东西表孝心”的行为给予果断制止，并马上借机教育儿子当官后要廉洁奉公、公私分明，这种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还有一次，正值下大雪，范逵骑马来拜访陶侃。陶母湛氏见家中没有草料喂马，于是就从床上抽下卧垫禾草，切碎喂马；又悄悄把头上的长发剪下卖给店人，换回酒菜，热情款待客人。范逵听街坊邻人道出实情后，赞叹说：“没有这样的母亲教育不出这样的孩子啊！”留下了“截发延宾”的美传。
后来，为纪念湛氏教子读书，县人便在陶母湛氏故宅旁建起陶侃“读书台”、“洗墨池”，旁边还建有“惜阴书院”和“金川望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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