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钧，原名卢嘉文，笔名有卢森堡、孙博等，广东梅县人，汉族。九三学社成员。1926年开始诗歌创作，1928年后历任太阳社、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诗歌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员，大夏大学、四川省立戏剧学校教授，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冷热集》、《战歌》、《任钧诗选》、《为胜利而歌》，诗论集《新诗话》，译著长篇小说《乡下姑娘》、《爱的奴隶》，专著《俄国文学思潮》、《艺术方法论》、《托尔斯泰最后日记》等。

《冷热集新诗话(任钧作品选)》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冷热集新诗话(任钧作品选)》内容介绍：任钧是我国左翼文学领域新诗运动的先行者之一。讽刺诗是任钧特有的创作风格。

《冷热集》被著名文学评论家阿英评价为：“中国第一本讽刺新诗……成为中国新讽刺诗的奠基石。”

《新诗话》是我国现代新诗理论的重要成果，介绍了五四运动以来新诗的代表人物，并予以简评。首篇《诗散谈》，以五十段散文的形式，对新诗创作和诗人的品格作了精辟的论述。

《冷热集新诗话(任钧作品选)》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序言

冷热集

新诗话

评任钧的讽刺诗

永恒的眷恋——任钧传

后记

总之，未来主义的诗人们，乃是现代都会、技术、产业、以及蒸气电气工业的赞美者。他们之热爱现代文明之一切产物，也正如前世纪诗人们之喜欢自然一样。他们是时代之子，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宠儿。

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虽然在内容方面从初期就提出了新的主题，而在外形上则完全蹈袭了那已存的自由诗的样式。但，后来他们终于感到自由诗这形式到底难于表现生活于机械的技术和科学的发见之氛同气中的现代人之生活感觉；于是，他们就着手创造那“自由的言词与空幻之想象的样式”(马里内蒂)，即是适应于现代都会的及工业的生活之力学样式的新的力学及抒情的样式。他们主张“把旧的文章构成法破坏，置旬读点和形容词于不顾；而于一瞬之间构成句子，敏速地说出他的印象。诗人非以完全自由的表现，述说他自己的印象不可。”(马里内蒂)结果，就产生了如下的未来主义者所特创的表现形式：

“地平线——太阳之最明丽的光线+5个三角形+3个玫瑰花的菱角形+5个山岗的断片+50个烟柱+23个火的刹闪。”——这是马里内蒂所描绘的未来主义式的风景画。

“500山谷+180木桶+20大链。绞刑。(氛围气)15000+150土耳其人。在伏尔迦高处波状形之小径上的16个战士的大胜利。跨在马上，比真物为大的，不动的军官观战者。”——这是马里内蒂当战事通讯员时所描写的土耳其与保加利亚间桥上的战争之断片。

其他的未来主义者，比马里内蒂还要来得急进。他们实行废弃形容词、副词、废弃那些被马里内蒂认为具有不确定倾向的语句。

这样，后期的未来主义的诗歌，不但内容方面完全是新的东西，就是它所取的表现形式也已经完全舍弃了因袭。创造出独特的新的技巧。这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

欧战前后，当意大利正在澎湃着未来主义的狂潮的时候，在法兰西和德意志等国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学(诗歌)集团和流派，如激越主义(Paroxsysme)力学主义(Dynamisme)一致主义(Unanimisme)同时主义(symbotanisme-)表现主义(ExpreSSlonlgrllus)……等等。这些流派虽然跟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有着相异的名称，虽然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不免有多少不同的倾向；但，从其主题及形式的一般性状看来，无疑地，都是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变奏陆，即有条件地统名之为“未来主义”亦无不可。此外，如俄罗斯以及北欧诸国，也或则直捷地出现着未来主义，或则出现着名异实同的文学(诗歌)的流派和倾向。

除开以意大利为其主要的摇篮的未来主义之外，在现代诗歌的领域里，苏联的诗歌，也是最为人所注意的。

一般地说来，在文学的诸形式中，诗歌乃是最适宜于表现革命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刹那间的印象、氛同、经验……等等的一种形式；因此，在革命过程中间的俄国文坛，几乎可以说是诗歌的独占舞台。在国内战争时代，一切出版物都几乎陷于中绝的期内，只有诗歌却的确出皈了不少，几乎占了当时纯文艺书籍之出版数量的一半以上。自从实行新经济政策，走进了所谓复兴期以后，由于一种必然的趋势，虽然散文已经日益加增了它的优势；但，无论从那一方面说来，苏联究竟还是没有完全变成“散文的环境”，因此，诗歌也还尽有“用武之地”，照常向前迈进，直到今天。

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这与大革命而俱来的苏联的诗歌，自然也不能不受苏联的客观现实的制约，而具有其特定的内容与形式。那么，苏联的诗歌究竟有些什么特色呢？现在，且让我们具体地从几个代表诗人的面影当中去体认出它的轮廓吧。

第一个，就是白德内依(Demian Bedny)。在苏联的革命诗人当中，出现得最早，而且最是广泛地为大众所爱读的，正是白德内依。据说，苏联的劳动者，不晓得他的，简直没有。他的作品都是使用非常单纯，但却非常有力量，非常适切的民众口语写的。对于他，特别的“诗的”用语是不存在的。因此，只要稍能读写的人，都能够读得懂他的诗。同时，在形式方面，他还尽量地应用那些为民众所熟知的民谣、俗曲、寓言诗……等等，实行用旧瓶装新酒；所以，就是一般比较落后的民众和兵士也都能够理解、接受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的取材之范围非常广大，他决不将一切重要的政治社会以及时事问题轻轻放过；他能够从各种事实和事件里面看出伟大的时代之反映，而明示其决定的意义；然后再通过他所特有的简单、明了，而且有力量的艺术言词与形式，传播到广泛的大众当中去。

从他开始作诗的第一天起，白德内依就勇敢而坚决地用他的作品去教育、启发、劝导俄国的大众，直到现在。

的确，白德内依的诗歌是粗野的，单纯的。这也就难怪他会不断地受到“纯艺术”或是“高级艺术”的崇拜者和所谓批评家的轻蔑和谩骂。然而，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不是公然地宣言着吗？——

故国的民众哟！

只有你们的批判对于我才重要，

要你们才是我的率直坦白的唯一的批判者。

第二个，就是马耶可夫斯基(Vladimir Vladimirovich Mayak—ovsky)。他最初是以一个未来主义者的姿态而出现于文坛的。在革命前他就写了不少的诗歌；但，那些作品不但充满着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气息，而且还带着非常浓厚的忧郁和厌世的色彩，离开革命还很远很远。

大革命爆发了，这给诗人以最大的启示和鼓舞，于是，他无条件地跟革命合流了，无条件地作了革命的最狂热的歌手。P210-212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缺乏诗意的城市。我不知道持这种观点的人依据是什么。不同时代，对诗意的理解也许不一样。回溯上海百年历史，曾有无数诗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诗篇。大半个世纪前曾在上海激情放歌的任钧先生，就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优秀诗人。

在我心目中，任钧是一个铿锵刚健的名字，这名字，和很多激情洋溢的诗篇连在一起：“我歌唱——我是一口大钟，要用洪亮的声响＼去唤醒沉迷的大众；＼让大家——为着自己，为着民族：向前冲锋！……我歌唱——我是一只海燕，要替被压迫者＼带来暴风雨的信号！我是一只乌鸦！要替吮血动物们＼唱一支黑色葬歌！”这是任钧先生写于1937年的诗，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年轻的任钧用激昂的诗句，激起无数囝人的共鸣。他在诗中呐喊：“怒吼吧，中国！你的活路只有一条：抖起全身的气力——粉碎百年的枷锁。”他的朗诵诗，在那时成为唤起民众的嘹亮号角。任钧有很多值得骄傲的经历：他在1928年加入中周共产党，是真正的老革命；他是新文学运动中重要的文学社团“太阳社”的骨干；他曾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他曾和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有很多交流；他的诗，曾被聂耳和冼星海谱成歌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被火众传唱……

而我看到的任钧，却是一个谦和朴素的老人。1977年5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大型文艺座谈会，地点是上海展览馆。这是“文革”结束后上海第一次文学界的聚会，很多历经劫难的老作家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中有巴金、于伶、柯灵、王西彦、黄佐临。我是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最年轻的业余作者，被分在诗歌组。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看到同在诗歌组的任钧先生。他清瘦，文雅，书生模样，说话细声慢气。他当时的身份，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那次座谈会上，他是诗歌组中最年长者，也足资格最老的诗人。但在开会讨论时，从未见他慷慨陈词，大多时候，他只是默默地听别人发言。他的发言很短，但令人难忘。他用质朴的占语，平静地表达了对生活和诗的见解。他谈到了鲁迅对新诗的看法。作为“左联”的负责人，当年常和鲁迅先生见面，他曾当面征询鲁迅对新诗创作的意见。鲁迅尽管很少写新诗，也很谦虚地说自己不懂新诗，但还是对任钧谈了一些观点。鲁迅认为新诗应该有节奏，有音韵，和散文不同，鲁迅不赞成新诗写得让人看不懂。任钧当年写的朗诵诗。就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我的感觉，这位在历史上曾经写过惊天动地诗篇的诗人，经过了几十年人世沧桑，已经归于平静。我曾经感到奇怪，任钧资格这么老，很多比他资历浅很多的人，解放后都当了高官，而他一直是一介布衣，到晚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年轻时的革命经历，似乎并没有为他带来多少光环。然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任钧先生没有什么遗憾，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生命不会结束，他将和他的诗一起，活在中阳人的心中。我想，任钧先生大概更喜欢当一个教授，在大学给学生讲课。我曾听他所执教的大学师生议论过，任先生渊博而谦逊，是大学课堂里深受学生敬佩和爱戴的老师。

为纪念任钧先生百年诞辰，文汇出版社曾出版任钧诗文选《诗笔丹心》，2009年11月，在上海图书馆隆重举办“纪念著名诗人任钧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对任钧先生的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作了有深度的研讨。任钧先生的诗文，又重新被读者关注。现在，文汇出版社又将出版任钧作品选，集中收入任钧先生早年的两本著作，一本是讽刺诗集《冷热集》，另一本是他的诗歌理论文集《新诗话》。

《冷热集》出版于1936年，收讽刺诗26首，被认为是有白话诗以来中国第一本讽刺诗集，文学评论家阿英誉之为“中国新讽刺诗的奠基石”。在这本讽刺诗集中，任钧先生以犀利的语言，幽默的形式，独特的见解，讽刺揭露了当时正不可一世的法西斯狂徒。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者，都没有逃过他嘲讽批判的锋芒。对国内的汉奸和贪官污吏，他也在诗中巧妙而毫不留情地揭开r他们虚伪的面目。任钧先生自称“没有专门研究过讽刺诗作法之类的东两”，“不知道讽刺诗是不是这样写法”，但他的这些诗作，却成为公认的优秀讽刺诗。他的讽刺诗，看似平淡，却蕴藏着深刻思想，貌似调侃，却直击恶魔的灵魂，它们揭露伪善，鞭挞丑恶，唤醒民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到过振聋发聩的作用。现在读这些讽刺诗，可以重温历史的起伏跌宕和风云诡谲，也可以了解当年的爱国诗人，是如何用讽刺诗作为武器，卓有成效地参与了抗战。书中附录了阿英评论《冷热集》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抗战期间几经周折，被任钧先生保存下来，时隔数十年才见天日。这是对任钧先生的讽刺诗极有见地的评价，值得一读。

任钧先生是诗人，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他的《新诗话》创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初版于1946年。其时正值抗战烽火弥漫之时。他一直关注着诗坛的风气，也留意新诗的走向，对诗歌创作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保持着清醒的看法。在写诗的同时，他不间断地以自己的方式写诗论。《新诗话》中的《诗散谈》，形式犹如散文诗，凝练的文字，精短的段落，断想式的议论，话题涉及到诗歌创作的所有领域，诗和生活、时代的关系，诗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何为诗人，何为诗意，何为好诗，诗和散文的区别，对这些问题，任钧先生都有独到的见解。我们今天读这些诗论，仍然心有共鸣。

任钧说：“诗的最后的，最高的目的，乃是：创造一个诗的世界——真、善、美的人间。”“真美善的诗篇，一定是由诗人用生命、和血、和泪，去写出来的；决不是用‘笔’去‘做’出来的。”

诗人是怎样的人物呢？任钧认为，他们“是一个永远保有童心的人、是一个时常把自己的肺肝公开展览的人、是一个不愿跟帝王做朋友，却乐于和帝王的奴隶(但决不是奴才！)们称兄道弟的人；而同时，也就是被自命为聪明的人们认作傻瓜，甚至有神经病的人！”

当年，新诗也曾泛滥过，任钧在他的诗论中说道：“据说，写新诗是最容易的事情，于是，许多人都开始写起来了；于是，新诗便充塞于文坛；于是，便有人喊出了‘诗坛的丰灾’。我以为新诗的确很容易写，假如你不问写出来的是不是诗，只是分行排列起来，嵌上一两个美丽的词藻，押上一些韵脚，便算功德圆满，杰作完成的话。”这样的议论，仿佛是对六十年后诗坛现象的预测。

在《新诗话》中，任钧先生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流派的诗人都作了客观公允的评论，他不以诗人的名声大小作为评价的参照，一切从诗出发，从诗人的真情良知、艺术才华以及创造力出发，因而引发出很多见解独特的评论。他的不少观点，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依然能站得住脚。读他的这些诗话，可以让人了解中国的新诗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任钧先生很少写诗，但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同的诗歌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在上海作家协会的诗歌活动中又见过他几次。他每次来开会，都很认真地听，表情和善，尊重每一位发言者。如发表意见，总是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有学者的智慧。譬如有一次讨论诗歌。他谈到有的诗写得像天书，堆砌词汇，意象杂乱，其实是故弄玄虚，并无多少明确的内涵，读者读不懂，作者自己也糊涂。他认为这样的诗不会有读者，也不会有生命力。历史已经证实了他的看法，当年那些故弄玄虚的时髦文字，现在早已被人们忘记。

历史是不会被人遗忘的，而曾经在历史的喧嚣中出现过的智慧清醒的声音，更不会被湮没。任钧先生留下的诗文，便是这样智慧清醒的声音。在新版的任钧作品选中，附录了此书的编者卢莹辉女士撰写的《永恒的眷恋》，这是任钧先生的传记，篇幅虽不长，却详尽准确地记录了任钧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他的文学活动。读这篇传记，可以清晰地了解任钧先生的人生之旅和精神历程。卢莹辉女士是任钧的女儿，她为父亲编的文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012年9月18日于四步斋

《冷热集》和《新诗话》是诗人任钧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写的讽刺诗作和关于新诗的理论著作。他一生写作时间的跨度很长，达七八十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的专著21部，诗文332篇。这两本书可说是诗人的代表作，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写成和出版，其艰辛可想而知。

从任钧留下的日记中得知，解放后他曾为重新出版这两本著作做过不少努力，一再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书店联系，均未获任何结果。

如今这两本著作已存本极少，全国各大图书馆中读者均难以借到。现在得以由文汇出版社重新出版，实现了诗人任钧的心愿，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很有裨益的。

他的讽刺诗作解放前共出版过两本，除《冷热集》外，还有一本《野花集》，出版于抗战时期的重庆。可惜的是这本诗集至今无处查寻，否则应该编入本书中成为姐妹篇，真是一件憾事！

在此，还要感谢2009年参加纪念任钧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的教授专家们，对任钧的文学作品和创作生涯作出的评述和著文。

还要感谢安春杰先生为《冷热集》《新诗话》悉心的注释。

本书的封面摄影作品系友人李志良先生提供。

编者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