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跟随勇敢的心——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修订版)》由王开岭著，收入了《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乌托邦的变种——读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一本真正的书让人“害怕”——读乔治·奥威尔<1984>》《等待黑暗，等待光明——关于伊凡·克里玛<我快乐的早晨>及其他》等文章。

这本《跟随勇敢的心——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修订版)》由王开岭著。

记住一些词，记住一些人和书的名字，会有助于生活。谨以此书纪念那些“透过眼前浓雾而看到了远方”的人。

他们曾携着电、裹着雷，闯进一个青年不眠的思想之夜：为反乌托邦咯血而死的奥威尔；战争中当逃兵的“德国良心”伯尔；苏军炮塔下镌写“布拉格精神”的克里玛；见证饿罗斯伟大精神夜晚的巴纳耶夫；与精神“鼠疫”殊死搏斗的加缪；替百万亡灵起诉“古拉格”的索尔仁尼琴；孤独讲述“人，岁月，生活”的爱伦堡……稿纸的背后，是流亡、牢狱、枪声，是过早逼近的坟墓和匆匆竖起的纪念碑。

这本《跟随勇敢的心——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修订版)》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前言：这世界哭声太多

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乌托邦的变种

 ——读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

一本真正的书让人“害怕”

 ——读乔治·奥威尔《1984》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

 ——关于伊凡·克里玛《我快乐的早晨》及其他

沸腾的生活一怀念别林斯基文学小组札记

 ——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地中海的儿子：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

 ——加缪饭抗者》阅读札记

《鼠疫》：保卫生活的故事

 ——读加缪《鼠疫》

关于语言可以杀人

 ——兼读海因里希·伯尔《伯尔文论》之一

“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

 ——兼读海因里希·伯尔《伯尔文论》之二

爬满心墙的蔷薇

 ——读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然而我认识他，这多么好啊!”

 ——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在羊毛和蓝天之间

 ——读契诃夫《草原》

“深水鱼”与“地下文学”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之一

什么样的主编会被历史感激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之二

“当你老了，头白了……”

 ——关于威·叶芝和茅特·冈

有毒的情人

——读玛格丽特·杜拉斯

迷途的潘多拉

 ——读米兰·昆德拉《搭车游戏》

最后的双人舞

 ——怀念邓肯和叶赛宁

杀人者置疑

1865年9月，作者在给《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的信中，这样解释创作中的小说得与罚》：“这是一次犯罪心理学报告。一大学生被校方开除，生活极度贫困，他拿定主意要杀死一个放债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然后一辈子做好人，坚定履行他对社会的人道义务……但杀人后，一种与人类隔离的感情使其万分痛苦，上帝的真理、人间的法则起了作用，于是去自首。”

撇开主人公命运不论，小说对人类文明的忧虑、对杀人理论的质疑可谓震聋发聩，尤其经历了20世纪之后(它才是杀人如麻的世纪，其杀人理论比以往更完善、更动听，更披覆高贵的圣衣)。

小说借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和自辩，提出了一系列哲学、伦理、法律及历史学命题：(1)杀人是否有罪？(2)杀对社会无益或有害的人是否有罪？(3)人是否有权力为一个远大目标或造福人类的想法而杀人？(4)历史上的“伟人”无不双手沾满鲜血，但同样受到了命运的加冕、后世的膜拜，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5)普通百姓，一旦杀了人，哪怕误杀也要受惩，而“伟人”的大规模杀人不仅现实中不被指控，在历史的诉讼中也总轻易被豁免，为什么？

正像主人公愤愤不平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用枪杀、用炮轰，正儿八经地摆开阵势，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杀人方式？”

这种激烈而愤怒的口吻，让我想起了一些大人物的语言，比如卢梭《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语言，扬·斯特拉宾斯基这样评价：那是“一种原告站在法庭上的内心独白，一种控诉性的语言……确信个人无辜，天真无邪，总是与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联系在一起：他人在犯罪！”

应该说，在质疑方面，主人公是敏锐的、优秀的，他列举的“伟人”劣迹基本属实。不幸的是，他在诘问后选择了效仿，倒向了历史上占便宜的一方。

“现在我知道，谁智力强，谁就是统治者。谁胆大包天、蔑视万物，谁就是立法者……权力只给予敢去弯腰去取的人。”

一番痛苦的思考后，他的结论是：要敢于做大人物才会想才敢做的事！只要摆脱了谋私的嫌疑，进入“大事业”的行列，犯罪也就不再是犯罪。

十足的杀人底气

正像主人公惊异发现的那样，这世上确有“平凡”和“特殊”两类犯罪情状——大人物的犯罪和小人物的犯罪；历史涵义的犯罪和生计层面的犯罪；波澜壮阔的集体犯罪和狗苟蝇营的个人犯罪——心理基础不同，自我感受不同，社会评价不同，遭遇和后果也大相径庭。

小人物的犯罪心理比较简单，也相对脆弱，往往有一种生存失败的无力感，多为挣扎类人群，带有理想受挫后——对社会阴暗面不正常反弹的痕迹：自感已被世界遗弃，也就不打算承担守法责任；自觉从未得到过社会道义的援助，也就有理由否定其存在。但同时，犯罪人毕竟清楚行为的性质，虽然预支了犯罪理由，但犯罪感的阴霾始终萦绕，他是焦虑、虚怯和惊惶的，且无信仰支撑，所以一触即溃，轻易认输。

大人物的犯罪情状就不同了。请看下面——

“请不要被世上即要开始的喧嚣所迷惑！谎言总有一天不攻自破，真理将再次战胜荒谬，我们会清清白白地——像过去所信仰和努力的一样——立于世界之林。亲爱的孩子，我交给你今后道路上的座右铭——也是生活对我的教诲，这就是：时时忠诚！忠于自己！忠于人民！忠于祖国！”

谁会相信这段慷『既陈词竞出自纳粹党魁之口？乍一看，它与“林觉民遗书”“伏契克遗书”“茨威格遗书”有何二致？那气魄、定力和誓死如归的豪迈皆那么相似。然而，这确是戈培尔夫妇服毒前写给长子的诀别信。

这种荒谬的自信和狂妄源于何处？惟有的解释是：信仰。一个超级精神罪犯的信仰。该信仰力量之强、之顽固，毁灭性之大，乃至人类付出了上亿条生命和几十年废墟。显然，在这位纳粹信徒眼里，法西斯战斧乃天地间最正义的砥柱、最伟大的旗帜。

主人公虽是小人物，但沉溺的心理角色却是拿破仑。其犯罪的深层原因尚不在于生计和私利，更多是为信仰所驱，属一种理性犯罪，不仅卸掉了道德包袱，反有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之豪迈：“我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才杀人……杀掉一个害人虫，杀掉一个本就死有余辜的老太婆算什么？”他确信已识透了世间弊病和社会游戏，且不甘成为堕落时代的殉葬品，他要主动出击，反抗宿命。

主人公的底气还源于一股“自崇高”的拯世情怀。小说亦有交代：他疾恶如仇，有过不少扶危济弱之举，比如同学病故后赡养其父，比如从失火的房子里奋力救出孩子，比如为死于马蹄下的路人办丧事……小说有一情景，他突然跪地吻妓女索尼娅的脚：“我不是向你跪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跪拜……”

这是一个双重性格的青年：既有底层的苦难体验和悲悯之心，又暗含强烈的权力戾气和支配欲望。正是这双重性，保障了其杀人底气的充沛：“恶”得到了“善”的夜色掩护。比如，他对自己杀人时的慌乱不满，并这样自慰：“我不过杀了一个虱子，一个讨厌的、有害的虱子……我不是出于个人欲望，而是为了一个崇高目的。我从所有虱子中挑出最不中用的一个，杀死了它，取走我执行第一步骤所需的钱，不多拿也不少拿，剩下的按死者遗嘱捐给修道院。”

正应了那句话：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杀人者的底气就是这样来的。P003-006

这世界哭声太多

王开岭

走吧，人间的孩子，

与一个精灵手拉手，走向荒野和河流。

这世界哭声太多，你不懂。

——叶芝

勃兰兑斯在描述19世纪流亡作家时说：“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我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费力地把一夜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

当有一天，我也站在了新世纪的清冷晨曦中，心不由得揪紧：历史其实何等相似120世纪的人之命运、思想之命运，哪一点不符合上述情景呢？甚至说，那段话更适于为20世纪的作家形骸和精神事业作注脚，像画外音，像一场大雪的旁白。

这是一个哭声最多的世纪；一个思想与行为最密集、最吊诡的世纪；一个物质与精神消耗最多的世纪；一个盛产最崇高和最卑鄙的政治的世纪……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的青春位于这个世纪。我的迷惘、疑问、挣扎、思想的饥饿，全和这个世纪有关。或许我已冲出来了，或许我和这个国家一样，半个身子仍卡在里面，仍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前夜”。

但不管怎样，时间上已天亮了，光线在增强，视力在恢复。

我想寻找那些被大雪吞没的“人”的影子，他们冷得发抖的工作，那僵紫得说不出话的嘴唇，那快要被遗忘、被“人工”打扫干净的生命辙印……

这是一本献给青年和新人的书。

为了打捞和纪念，我选择了谈书的方式。其实更是荐书的方式，愿你们在合上这本薄册后能踏上真正的书梯，与伟大的“他们”会师。

他们曾携着电，裹着雷，风尘仆仆闯进一个青年的不眠之夜。他们曾那样震撼、激越过一颗不甘昏迷、渴望破壳的灵魂。他们曾是我最饥饿年份里的光和盐。“他们”是——

为最后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咯血而死的乔治·奥威尔；不停地扬筛尘土、终于捧上一朵“金蔷薇”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纳粹战争中冒死当逃兵、被誉为德国良心的海因里希·伯尔；在苏军炮塔的阴影下镌写“布拉格精神”的伊凡·克里玛；见证俄罗斯伟大精神夜晚的巴纳耶夫；替生命辩护、与精神“鼠疫”殊死搏斗的加缪；为思考祖国命运而下狱、替百万亡灵起诉“古拉格”的索尔仁尼琴；孤独地讲述“人，岁月，生活”的爱伦堡；不顾“革命海燕”身份痛斥红色恐怖的高尔基……

恰达耶夫曾说：“请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祖国……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巴爱自己的祖国。”

他们正是这种不甘喑哑的刺头。是锐角，暗夜中最锋利、嘹亮的锐角。像矛刺、像号筒、像蒺藜，锋芒所向、剑气所指，无不乃黑夜中最阴、最毒、最凶险的方位……他们是诗人、作家，更是医生、战士和良心。是知识分子，更是伟大的精神保姆和人道主义者，是有史以来所有“人”的兄弟。

他们的笔总是寻着哭声而去，他们不仅同情天下的哭声，还发现了哭声的源头，那制造哭声的狰狞和恐吓。

对文学的使命和责任，他们选择了这样的定义——

“他不能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去评论社会和同胞，他应该分担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所犯一切罪孽的结果。如果你国家的坦克曾在邻国首都的马路上进行屠杀，那永不褪色的血迹将喷在你的脸上。如果在一个深夜，那些信赖你的人中有人被从床上拉向绞架，那绞索必在你的手上留下勒痕。如果你国家的青年们懒惰而玩世不恭，甚至吸毒、绑架，那你的呼吸中也必搀杂污秽之气。谁能大言不惭地宣布，这个世界的弊病与我们无关？”(索尔仁尼琴)

在中国教科书上，它们没有“名著”的位置，甚至没有位置。由于特殊原因，它们长期被冷落成“另类”，被诬陷为“异端”，连户口都报不上。但它们是那样贵重、稀缺，它们完成的并非文学的单项成绩，而是理性、良知、人格、信仰、梦想、行动的全面成就。更有其来之不易、诞生的艰难和高昂成本，作为生命的奠基之作，它们也奠定了主人的苦难，稿纸的背后，往往是流亡、牢狱、枪声和铁丝网，是过早逼近的坟墓和匆匆竖起的纪念碑……

还有些重要的书，本打算谈的，比如索尔仁尼琴估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萧斯塔克维奇《见证》、茨威格《异端的权利》、扎米亚京《我们》、戈尔丁(<蝇王》，还有哈维尔、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还有顾准……因精力有限，暂不单列。事实上，它们已以气体和离子的方式弥漫在了我的文章里。

上述作品，虽在一定范围内不乏知音，但较之它们的巨大意义，较之那些泛滥成灾的泡沫出版物，实在太孤弱，太不成比例了……这是我的一个焦急，痛于此，虽自感非精识之人，仍勉力编这么个册子出来。世纪之交，需要精神常识的普及，需要在自由空气中醒来的青年一代——他们应在真相和常识中生活。作为新人，他们首先应头脑合格，应在精神上脱胎换骨。

他们应比上一代人走得轻快，笔直。

除了沉痛、抑郁、忧患、理性，我也没忘记美、爱、自然和愉悦，故这本书里便添了些柔的东西，比如《草原》《金蔷薇》，比如杜拉斯、茅特·冈、邓肯……既是刻意平衡，也是心性使然。近年来，我惯于在某种对称格局中获得安慰和力量，否则，单极的事物会让人发狂，会对世界绝望。它们都是我多年的珍藏，一并掏予大家了。如果说，前者属一种震撼和撞击，那后者算一种抚摸和感动罢。在一个不易动情的物理时代，连雅致点的抒情和风花雪月也难觅了。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都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戗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布罗茨基)

……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2001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