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往往》被改编成电视剧，和小说一样红遍大江南北。这是池莉最经典的长篇小说。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在变革的年代，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互相冲突，人们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情感生活故事。

本书包括池莉的两部长篇小说。

《来来往往》是描写“中年危机”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事业上的成功人士，面临着爱情、家庭的危机，但这只是表面的问题，实际是每当人在日复一日地向前走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来，看看过去，看看未来，会有一种茫然。现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正如爱情一样是脆弱的。世界每天在变化，不可阻挡，但无论岁月如何流淌，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童话，总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冒出来，也或者有了合适的温度、湿度，她就滋生出来了，让我们对现实本身产生不满并开始憧憬和向往，我们无法摆脱可心又不甘……

《小姐你早》写的也是一对中年男女的婚姻生活。婚姻久了大家都变得彼此麻木，不再关注对方，更不会有思想的交流，小说就写了这样一对夫妻的日常生活，平常得就像发生在你我身边的家庭琐事，那么真实，又是那么凄凉，人性深处涌现的东西，有时是难以单纯用道德来衡量的。

来来往往

小姐你早

后记

好多男人的实际人生是从有女人开始的，康伟业就是这种男人。

康伟业出生的时候是一位女大夫接的生，女大夫在他的屁股蛋上拍了几巴掌，康伟业震惊地哭了，但是康伟业并没有记住她，康伟业首先睁开的不是眼睛而是肺。康伟业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也净是女阿姨，他们班的女阿姨还特别喜欢他，但是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电视也就没有谁来对他进行性的启蒙和教唆，所以他对漂亮的阿姨熟视无睹，连飞吻都不曾做过。康伟业上小学的时代正是盛行划分男女界限的时代，他还根本来不及问一个为什么，就被裹挟到划分男女界限的浪潮里，不敌视女同学者就会被认为有流氓嫌疑而受到高度孤立。康伟业当然不愿意当流氓和受孤立。于是他和绝大部分男同学一样，在课桌上用粉笔画一道“三八线”隔绝同座位的女同学直到小学毕业。中学部分，康伟业上的是男中，学校里没有女同学，因此就没有了任何的可能性。本来如果历史正常地发展，康伟业读到大学的时候就会遇上女性同学的，然而在他的初中阶段，“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少年的全部激情都被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所吸引，他与他的红卫兵战友们日夜地写大字报，开批斗会，破四旧立四新，步行串联走遍了祖国大地，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亲切检阅。那时候，康伟业读的书是《毛泽东选集》、《列宁全集》片段、《资本论》片段和一批哲学著作的片段，潜心思考的是国家大事和世界革命大事，渴望由他这一辈人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接下来，就是四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艰苦的农村生活给康伟业的主要教导是：人必须先有吃的，之后才能够活着。所以，康伟业尽管依然满怀革命理想，也还是学会了偷鸡摸狗的技能，哪怕在漆黑的夜里，他一出手就可以逮住一只鹅的脖子。一只肥大的鹅从被康伟业逮住到被烹煮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叫唤。吃了老乡的鹅或者鸡，康伟业与同伴们就迎着乡村的风晃荡到田野上，望着远方的地平线唱歌，他们唱的是：武汉武汉，美丽的江城，我们是多么怀念你。在这颓丧的矛盾的四年里，康伟业的情绪极其低落，任何女性都进入不了康伟业的眼睛。再后来，康伟业如愿以偿，被招工招回了武汉，分配在一家大型的肉类联合加工厂。康伟业穿上深蓝色的工装，戴上了上海牌手表，自然就没有了农村偷鸡摸狗的卑劣愿望，他重又开始读书和写笔记，思考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这些重大问题。

康伟业首先认识的是他们厂的厂医李大夫。有一次康伟业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一个不当心摔了一跤。这一跤绊在马路边的水泥墩上，整个人飞了起来又扑将出去，他的膝盖、胳膊肘、下巴都摔破了皮。康伟业跑到厂医务室去涂红药水，认识了厂医李大夫。李大夫听说康伟业走路都看书，又拿过康伟业胁下的一本黄封皮的书看了看，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她惊奇地说：“你看这么高深的书？看得懂吗？你这个小青年很不错啊！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是哪个车间的？”

李大夫肤色很白，自得很洁净，又穿着白大褂，显得十分超尘拔俗。她的气息随着她的话语翅膀一样轻柔地拍打在康伟业脸上。康伟业还从来没有感到过这种拍打，他的心里产生了被羽毛轻拂的微妙的骚动感。李大夫在说“你这个小青年”的时候，表情极其地自以为是，好像康伟业是一个毛头小子而她则是一个沧桑老人，可她分明是一个少妇。在女性面前一贯口拙的康伟业忽然从天而降了一种特别的灵感，一句具有幽默感的话冲口而出，他说：“在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医务室里，涂一次红药水要回答这么多问题吗？”

李大夫的眼睛里飞出了意外的光芒。她用这一闪而过的光芒瞥了康伟业一眼。她说：“一般来说不需要。但也有特殊的时候，比如现在。”

康伟业与李大夫对视着笑了。康伟业觉得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与日常生活中的大不一样，就像外国电影里面的某些场景。他很兴奋，很感谢摔的这一跤。

P3-5

写作半辈子，苦苦思索近十年，笨拙的我，这才明确地发现：文学其实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故事。

这是我从去年到今年十几个月的日子里，第六次毙掉此前的自序，第七次重新提笔。冬日午后，是世上所有时间里最静肃的一段光阴。今天的静肃尤其令人眩晕，连头顶的云层也晕晕地荡开，忽然，强有力的阳光英雄般凯旋，覆盖大地的一瞬间是如此金光通透又静美无声。这样的冬日午后，也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对于我，一种神圣的悸动突如其来，仅此一刻的世界，它就成为了我的：一束巨大的光芒从苍穹缝隙里探照下来，偏偏就是要穿透我的身体。穿透，强烈而细密的震颤无法停息，直至我奔到书桌前写下我向自己索要了许多年的答案：文学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故事。

好了。我安静了。我明白了。我可以垂首静思与默默写作了。现在的人类实在庞大，可怜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裹挟，掷于人人同样的生活，而不管个人是否情愿。那些无数的千百年的被裹挟感和不情愿，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绝望——再不用多说什么。

揣摩绝望以及绝处逢生的可能性，这才是我写作根源的根源！

我不指望文学能够消灭或者创造什么，但我相信文学足以发现与发泄。发现与发泄大约是我们与绝望相处的最好方式了。一个人只要活着，就必须对付绝望；只要对付绝望，生命就会显露真实与美的生动姿态；只要生命能够生动地真实与美，文学的可能性就会无穷无尽。

这套文选，应能证明我的写作。因此，我的选编特意以写作的年轮排序，每部小说题头还简略地附记了写作当时的情形；第九卷则选编了有别于小说的文字：散文、诗歌和文论；我想这些文字多少能够传达我的一种真实与立体。就这样，这套文选像一条河，静静流淌过来，由文字自己发出自己的絮语，诉说从前，诉说往后。

池莉

2009年12月2日 一个星期三的午后

这套文选，本是没有后记的。当选编过程长达十七个月的时候，就不能没有后记了：我必须感谢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从容和守信，必须感谢责编王德领的耐心和等候。

花费十七个月选编自己的一套文集，相对于当下超高速运转的写作与出版行业，我肯定是过于拖沓了。不过作家这个行当真的不适合速度与数量这些概念。从作家这个身份来说，我是我的唯一。在选编这套书的过程中，阅读从前使我频频发现新感受，每当这种时刻，我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不惜时间地作延续性思索并写下笔记。我还坚定不移地拿出整块时间，通读了我一直想读完而未能如愿的几本书。我还行走了我想要认真看看的几个国家、族群和他们的宗教文化。我还特意断离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在香港大学住校了两个月。自然，同时我还担当着生命自身的责任、义务和日常的艰难以及努力发现它们对于写作的影响和意义。如此，我对自己作品的选编不再是单纯的案头工作，而是边走边唱，是温故知新，是打开烧好的砖窑，筑砌自己的思想与生活。生命与写作共生——这就是我此生想要的和正在坚持的个人方式。自2000年以来，我就像一个中国盲人，在仓促铺设起来的很不规则的时断时续的盲道上战战兢兢地探索，竭力打开所有感官来判断自己是否走在回家的路上。终于我明白了：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思维，没有颠覆性的意识，没有真正清醒的感觉，小说，也就没有什么可写性了。在一个年份与另一个年份之间的时间空格里填写不同的社会现象和流行词语，而写作者失去内心真正的激情和欢愉，这断然不是我的回家之路。从自省到决断，来之不易，我心深获踏实与欢喜。这十七个月，于我也就是一刹那。但是我的一刹那世上已千年。对于出版社来说，拖沓毕竟就是拖沓，拖沓毕竟会耽误既定的出版计划，为此，我歉意深深。老话说的有：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但愿我这套文选，面世的时间能够恰到好处。

池莉

2009年12月8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