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辈子做女孩》是一段充满激情和神秘气息的罗曼史的话，那么《一辈子做女孩Ⅱ》则是一场真实的婚姻。

小莉继续行走各地，探求各种人婚姻的来龙去脉，以自己浅显的理解剖析各类宗教中婚姻的历史。现在，她几乎变成了一个你生活中的朋友，你可以继续关注她的生活会走向哪里，因为她也不知道，她和我们一样。

正当作者享受着上天恩赐般的美好恋情时，却不得不面临一段美国国士安全部“牵线”的婚姻。流浪在东南亚的日子里，她在越南山地向群居的赫蒙族妇人打探婚姻的智慧；在湄公河畔感受一对穷苦年轻夫妇的快乐与希翼；在吊脚楼里目睹一个现代女孩对传统婚姻的无声反叛；在老挝古镇里窥见一位俊美小僧人的异国之恋……她疯狂搜集所有能到手的关于婚姻的书籍及影响资料，向每一个认识的、不认识的女人反反复复询问爱情、婚姻、家庭的种种意义。

在又一次许下对婚礼的承诺时，她明白：你，可以不相信婚姻，但必须相信拥有爱和勇气，才能带来永恒的幸福。

前言

婚姻的奇妙之处

婚姻与期待的幸福

为结婚祷告一辈子吧

婚姻的忠告：戒掉迷恋

婚姻中的女人们

婚姻中永不停歇的战争

婚姻颠覆了谁

人人都得有婚礼

后记

访谈

附录

2006年夏天的某个午后，越南北部的一个小村落里，我正同几个当地的妇女围坐在黧黑的厨房火炉跟前闲聊。我不会说当地的方言，但还是尽力地同她们探讨着关于婚姻的看法。

几个月以来，我和一个即将成为我丈夫的男人在东南亚旅行着。按一般人的说法，这个男人应该是我的“未婚夫”，但是我和他都不喜欢用这个词儿。事实上，我们两个人都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结婚。我们始终认为，婚姻并不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更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可惜天不遂人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仍漫无目的地在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游荡着，挣扎着——甚至是气急败坏地——想鼓足勇气回美国结婚去。

那个让我充满疑问的男人就是我过去两年的伴侣和情人。在这本书里，我会称呼他为斐利贝。斐利贝是一位深情款款的巴西绅士，比我大十七岁，我们俩是在一次旅行中相遇的(跟现在不同，那可是一次计划好了的旅行)。当时我已经在世界各地漫游了好几年，努力去修补自己破碎的心灵。在旅行接近尾声的时候，我遇到了斐利贝。他一个人在巴厘岛过着宁静的生活，和我一样悉心地安抚着自己受伤的心。接下来就是两个人相互吸引，然后是一段漫长的交往，再后来，我们俩惊异地发现，爱情降临了。

当然，我们对婚姻的抵触并不是因为缺少爱。恰恰相反，斐利贝和我都毫无保留地爱着对方。我们曾兴奋地许下海枯石烂的诺言，甚至在私底下发誓一生一世都会忠诚于对方。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两个都经历过婚姻的破裂，惨痛的教训让我们对婚姻产生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哪怕明知对方是完美的人选。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大多数的婚姻破裂都不是件好事，我们的也不例外(尽管丽贝卡·韦斯特曾说过：“离婚几乎就像打碎了昂贵的瓷器一样令人振奋和有用。”)。如果用1到10分来评定离婚的破坏力(在这里1代表友好的分手，而10嘛……就算是强制执行了)，我也许会给自己的离婚打个7.5分。当然了，作为两个有教养的人，我们是不会产生自杀或者谋杀对方的想法的，但令人厌倦的离婚诉讼总是免不了的。最终，这场没完没了的官司拖延了两年多的时间。

至于斐利贝，当我们在巴厘岛相遇之时，他的第一次婚姻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的前妻是一个聪慧的澳大利亚职业女性)。虽然他的离婚经历相对体面而且迅速，但失去自己的妻子(还有一所房子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将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依然让这个好男人一度沉浸在漫长的悲伤、悔恨、孤独和经济负担当中不能自拔。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对婚姻的圣洁和快乐充满了质疑，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它只意味着负担和麻烦。和其他刚刚走出离婚阴影的人一样，斐利贝和我不得不直面痛苦的事实：最初隐藏在美好的外表下的每一分甜密，最终都会变成作茧自缚的灾难。婚姻就像是一座迷宫，进来容易出去难。那些不受法律羁绊的未婚恋人们，可以在爱情结束的时候选择自由地离去。而你——个期待走出围城的已婚者——很快就会发现，你的婚姻合同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制于政府的，他们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批准你的离开。因此，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你不得不生活在没有爱情的、完全靠法律维系的家庭当中，那种感觉就像待在一栋熊熊燃烧的建筑里一样。一栋着火的房子，想想吧，我的朋友，你被铐在地下室的暖气上无法挣脱，而浓烟已经渐渐弥漫开来，房梁上的椽子马上就要塌下来了……

很抱歉，这一切听起来实在有些不近人情。

我告诉你这些不愉快的想法只是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相恋之初，斐利贝和我就订下了如此不寻常的协议。我们曾对天发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不结婚。我们甚至承诺永远也不过问对方的财产状况，以确保不会再度陷入为了分摊抵押贷款、契约，争夺房产、银行存款、厨房用品，甚至是喜爱的书籍而吵吵嚷嚷的梦魇。在许下这些承诺之后，我们才可以心平气和地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那些许下婚约的新人们会感到被誓言所保护一样，永不结婚的承诺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心理上的安全感，这样我们才有勇气再一次地尝试去爱。而我们的这个承诺一一种自觉的私底下的承诺——让人最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所包含的自由。

我们感觉仿佛已经搭上了通往幸福的直通车——有些东西，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和爱情一样，但是绝没有爱隋带来的那些问题。”

所以，直到2006年的春天，我们一直过着这种互不干涉的生活，无拘无束地共同营造一个微妙的独立世界。如果我们就此过上幸福的日子当然很好，可惜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打乱了这一切。

这件事还牵扯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

这个麻烦就是，虽然斐利贝和我拥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和美好时光，可惜我们并没有相同的国籍。当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是一名巴西籍的澳大利亚公民，却常年住在印度尼西亚。而我是一个美国女人，除了旅行之外，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的东海岸。起初，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份无国界的恋爱会有什么问题。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会儿我们应该多考虑一下。但正如老话所说的：鱼和鸟确实可以谈恋爱，但是它们住在哪儿呢？我们相信会找到解决难题的方法，因为我们都是出色的旅行者(我可以变成一只会潜水的鸟，而斐利贝就是那条会飞的鱼)。所以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年时间，基本上是在天空中度过的——跋山涉水，飞跃过海洋和大陆，只为了能在一起厮守。

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也可以为这种自由的生活提供便利。作为一名作家，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写作。而作为一个珠宝进出口商，斐利贝在美国有很多的生意，这也需要经常旅行。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我会飞到巴厘岛去，他也可以到美国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前往巴西，或是在悉尼再聚首一次。我在田纳西州立大学兼职教写作课，这样在一年当中的某几个月里，我们还可以一起住在科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州城市)一家酒店又潮又旧的房间里。(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试一试两个人的关系稳定程度如何，我建议你可以尝试在这种居住条件下生活一段时间)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个断断续续、马不停蹄、时聚时散的状态之下。就像那些神秘的跨国保护计划中的证人一样。虽然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的关系还是相当稳定的，但是考虑到那些昂贵的国际航空旅行，它也同样面临着不断的后勤挑战。而且这种生活也造成了一种心态上的焦虑。每一次重聚，斐利贝和我都不得不重新开始了解对方。每一次当我在机场焦急地等待他出现的时候，心里总是发出这样的疑问，我能认出他吗？他还会认识我吗？因此，一年以后我们俩都开始寻求更加稳定的生活方式。斐利贝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放弃了自己在巴厘岛那简朴但非常可爱的小屋。搬进了我新近在费城郊区租下的小房子里。

虽然从巴厘岛搬到费城郊区的举动似乎让人很难理解，但斐利贝发誓说，他其实很久以前就对热带的生活感到厌倦了。他抱怨说，在巴厘岛的生活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每一天都是对前一天单调而空洞的复制。他坚称，在遇到我之前，就已经一直在打算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当然，对于从未生活在天堂中的人来说，这种厌倦是无法理解的(我也觉得这个想法有点疯狂)，但巴厘岛一成不变的美景也确实让斐利贝感到沉闷和厌倦。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小屋里度过的那些个迷人的夜晚，我们赤着脚坐在屋外，在温暖的11月里，我们任由露水打湿自己的身体，一边喝着酒，一边仰望着稻田上空璀璨的星河，阵阵微风从摇曳的棕榈树间拂过，带来了远方寺庙遥遥晚祷的声音……可是斐利贝看着我，叹了一口气，直截了当地说：“我再也受不了这个鬼地方了，我迫不及待地想搬到费城去。”

既然是这样，那就出发吧，目标坑洼兄弟之城(费城)！事实上，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个地方。我们租的小房子离我姐姐住的地方不远，这种近对我非常重要，我又可以重温家的感觉了。此外，经过了多年的远游之后，重新回到美国生活让我们感觉非常好，甚至有一点兴奋。尽管这个国家有种种的不如意，但我们仍对这里的生活充满了兴趣：一个迅速发展的、拥有多元文化的、充满了各种矛盾、机遇和挑战的活力之国。

在费城，斐利贝和我建立了自己的小窝，召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生活会议，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继续卖他的珠宝，而我则找一些需要常驻某地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文章来写。他做饭，我清理草坪，每隔一段时间，我俩中的一个就会拿起吸尘器来打扫卫生。我们合作得很好，从没为日常琐事争吵过。这让我们信心百倍，对未来充满了乐观。。

是的，我们的日子过得挺不错。

但是，安稳的日子并不长久。斐利贝的签证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这是他合法停留在美国的最长期限，然后他就不得不到其他的国家待上一段时间。如果他一个人离开，我只好暂时与书籍和邻居为伴。好在几个星期后，他还会回到美国，重新开始一个九十天的签证有效期，我们也就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了。这件事可以证明我们是如何珍惜彼此的承诺，这些九十天的相聚只会让我们更加亲密：三个月刚好是两个敏感的离婚者可以掌控，而又不会感到恐慌的完美时限。而有时，如果日程不冲突的话，我也会参加他的签证之旅，陪他一起离开美国。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天，当我们结束一次海外商务旅行后，回到美国的时候会发生那件事。由于买的是打折机票，所以我们降落在达拉斯的沃斯堡国际机场。我先通过了安检门，同我的美国同胞们一起顺利地走出来。我走到通道的另一边等着斐利贝，他正站在长长的一队外国人中间。我看着他走到安检的官员跟前，那个人开始仔细地审核斐利贝那像《圣经》一样厚的澳大利亚护照，翻看着每一页，每一个标记，每一张照片。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会如此小题大做的，这让我渐渐地开始紧张起来。我注视着，期待着对于每一个人境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声音：印章盖在护照上的厚重的、坚实的“哐”的一声，就如同在图书馆里常听到的一样。可惜它始终没有出现。

相反，那个安检官员拿起电话，低声地说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一名身着国土安全部制服的警官走了过来，把我的恋人带走了。

P13-19

几年以前，我写了一本叫做《一辈子做女孩》的书，讲的是我离婚后，一个人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故事。写那本书的时候我才三十多岁，那次是对我以往写作风格的一次全新的尝试。在写《一辈子做女孩》之前，我在圈子里一直是以一个写作男性题材的女作家而闻名的(如果我还有一点小名气的话)。那时我已经为好几家诸如《GQ》、《Spin》等的男性杂志当了好几年的记者，在这些杂志上，我从多个角度探讨着对男人的看法。同样的，在我的最初三部作品中(其中既有小说，也有散文)，主人公都从事着充满了男子汉气概的职业：牛仔、捕虾人、猎人、卡车司机、球员、伐木工……

以前，我经常被称为“像个男人一样地写作”。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不清楚他们说的“像个男人一样”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确信，通常情况下这应该可以算作某种恭维。而当时我也确实把它当做对我的一种赞赏。有一次，为了替《GQ》写一篇稿子，我甚至在整整一个星期里把自己化妆成了一个男人。我剪短了自己的头发，用布条缠紧胸部，把一个装满了鸟食的避孕套塞进裤裆，甚至在嘴唇下面沽上了一小撮的胡子——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切身地去体验那种令人着迷的所谓男子汉气概。

在这里我要加一句，这种男人般的定位也逐步延伸到了我的生活当中，而且常常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是的——它总是给我带来麻烦。

出于对工作的痴迷，我对男性的雄浑倾注了太多的关注，很少花时间去思考女性的柔美。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花时间去想自己也是一个女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对生活的一贯漠视，我也从未真正地认识过自己。所以，当我三十岁的时候，一次大规模的婚姻危机袭来，而我一下子就被打懵了，根本无法理解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身体首先垮了下来，然后是我的婚姻，再接下来——在那个糟糕而可怕的时间——是我的心理。男性的雄风对我没有任何用处，在这种情况下，逃离情感纠葛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摆脱它。于是我离了婚，带着伤心和落寞，我撇下了所有的一切，出发去做一年的旅行和反省。我将全心地分析自己的心灵，就像当初我研究那些神秘的美国牛仔一样。

后来，因为我是一个作家，于是我就写了一本书。

生活有时真的很有趣，再后来，那本书居然大卖特卖，并且一度登上了排行榜首。于是，在写了十年的男人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被称做“女人书”作家。当然，我依旧不明白“女人书”是什么意思，但我清楚的是，这一次他们可不是在捧我了。

不管怎样，人们总是问我，是否预料过这一天的到来。他们想知道，当我在写《一辈子做女孩》的时候，是否清楚它会变得多么的受欢迎。不可能的事。在这个世界上，你根本不可能去预言或计划出一种这么强烈的回应。如果说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真有什么期待的话，那就是我希望读者们可以原谅我写了这么一部回忆录似的东西。老实说，我的读者并不多，但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的。他们乐意读的是-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女人写的那些关于男人们开天辟地的精彩故事。我本不期待这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絮絮叨叨地讲一些寻求心理安慰的故事。尽管如此，我依然希望他们能足够大度地理解，出于一些个人的原因，我确实需要写这样一本书。也许每个人都多一点宽容，事情就会好办许多。

可惜结果并非如此。

(所以你要明白：你现在手里捧着的这本书也不是一本描写男人们大展雄风的小说。这次千万别说我没有提醒你们！)

另一个人们经常会问起的问题是，《一辈子做女孩》是怎样改变我的生活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里面包括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打个比方说吧：小的时候，有一次父母带我到纽约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当我们走到海洋生物馆的时候，爸爸突然指着天花板让我们看，那上面悬挂着一个真实大小的蓝鲸模型。他试图向我描述这个生物的庞大，可惜我对此没有任何概念。我就站在鲸鱼的下面，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它，但是我就是无法明白这种巨大的概念。我所能看到的，只有蓝色的天花板和一张张仰望的面孔(很显然，这里正发生着一些事情！)，但是我就是看不到蓝鲸。

这就是有一阵子我对《一辈子做女孩》的感觉。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当我无法全面地把握它的时候，我选择了放弃，然后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面去。比如说在花园里忙活，没有什么能比摘掉西红柿上面的蛞蝓更合适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在经过这种情况之后，我变得有一些困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继续写下去。我不想虚伪地去怀念过去，但是那时写书的时候，我一直坚信很少有人会看到那些作品。当然，在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想法多少有些令人沮丧。不过，至少有一点足以自慰，那就是：如果我写的东西让自己丢了人的话，起码不会有太多的人看到。可惜，现在这种想法行不通了：我突然有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他们都在等待着我的下一本书。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该如何去写一本能让数百万人都满意的书呢？我不想公然地屈从，但我同样也不想失去所有那些聪明而热情的女性读者——尤其是在我们共同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之后。

所以，尽管不知道该如何去写，我依然坚持着写了下去。在一年的时间当中，我写完了这本书第一份完整的手稿——大约有500页——但是我立刻意识到，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我的声音。这个声音听起来也不像任何人的。它就像从电话的听筒里传出来的声音，模模糊糊得根本听不清楚。于是我把手稿丢到了一边，再也不去看它，重新又回到了花园里，一边思考，一边东挖挖，西看看。

在这里，我得说清楚：尽管在这段时间里，我不知道如何去写作——或者说，至少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自然而然地写作，但这并不完全算作是一场危机。其实生活真的很不赖，我始终感激它赐予我的个人的满足和事业的成功，我可不想为自己设置什么特别的难题。但这确实是一个谜。我甚至开始怀疑，也许我的写作生涯就此终结了。当然，再也不能当一名作家看起来也不是什么最糟糕的事，就算是真的也是命里注定，但是我确实想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就是说，在我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不得不在西红柿田里花上更多的时间。

最终，我找到了自我安慰的方法，那就是承认自己确实不能——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写出一本让数百万读者都满意的书。这不是故作谦虚。事实上，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写出一本人见人爱的畅销书。我要是有这种本事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早就写出一堆的畅销书了，而我的日子也早就变得更轻松，也更舒服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对我这样的作家并非如此。我只会写自己需要的书，或是能够写出来的书，然后我就必须把它扔给读者，并且承认，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了。

基于这些个人的原因，以下正是我现在需要去写的那本书——另外一本完完全全的回忆录，记载了我是如何努力地处理复杂的婚姻的。主题既然已经定了下来，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写了。最后，我发现，能够帮助自己写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大规模的限制——至少我自己是这么幻想的——读者的人数。于是我重新开始了写作。这本书不是为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去写的。恰恰相反，我只是为了二十七个人来写这本书。这二十七个人的名字是：莫德、卡罗尔、凯瑟琳、安、达尔茜、狄波拉、苏珊、索菲、克里、凯特、艾比、琳达、柏娜蒂、珍、詹娜、谢乐尔、拉亚、伊娃、艾丽卡、妮可、珊蒂、安妮、帕特里夏、塔拉、劳拉、萨拉，还有玛格丽特。

这二十七个女人构成的圈子虽然小了点，但她们都是我最重要的朋友、亲戚和邻居。她们的年龄从二十刚出头到九十多岁。这些人当中有我的外婆，也有我的继女。她们中既有我多年的故交，也有新结下的知己。其中一个刚刚嫁为人妇，还有两三个正待字闺中。有几个人最近再婚了，也有一个人发誓永不走进围城，还有一个则刚刚结束了与另一个女人长达十年的同性婚姻。这里面有七位母亲，两位正在怀孕(写这本书的时候)，其余的人基于各种各样的想法和原因都没有子女。她们中有一些是全职的主妇，一些有自己的职业，还有一些人，愿她们身体健康，既要顾及家庭，又要出去工作。她们大部分是白人，少数几个是黑人，还有两位出生在中东，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两个澳大利亚人，一个南美人，和一个法裔美国人。其中有三个虔诚的教徒，五个完全不相信任何宗教的无神论者，大部分人在精神上感到有些迷茫，剩下的都在过去的几年里与上帝达成了心灵之约。这些女人都具有不寻常的幽默感。她们所有的人在过去的日子里都或多或少地伤心和失落过。

在那之后的几年中，在清茶和烈酒的陪伴下，我和这些亲爱的女人们无数次地高声探讨着婚姻、亲密、性、离婚、忠诚、家庭、责任和自主。这本书就是建立在这些谈话的基础之上的。当我整理这些写好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同那些朋友、亲戚、邻居的对话无处不在，题材无所不包。没有这二十七位杰出女性的影响，也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就像以往一样，同她们共处一室，谈天说地，使我受益良多，醍醐灌顶。

伊丽莎白·吉尔伯特

2009年写于新泽西

这本书其实更像是一篇散文。我尽可能地对所有的对话和事件进行了重新的加工，不过有时候——为了叙事的连贯性——我不得不把发生在几天中的事情浓缩在一起来记叙。另外，出于保护隐私的需要，我还篡改了一些——但不是所有——出现在这个故事中的人物的名字。也许这些人本来无意抛头露面，但是为了写书，我不得不把他们一一请了出来。还要感谢克里斯·朗格弗德帮我为这些好人们起了新名字。

我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不是社会学者，也不是心理医生，更不是一个婚姻方面的专家。我力求在这本书里尽可能准确地探讨婚姻的历史，不过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不得不依靠大量的学者和作家的研究成果，他们终生都在致力于探索这个课题。在这里，我不会列出所有的名字，但是我必须特别地感谢下面这些作者：

在我过去三年的研究中，历史学家斯蒂芬妮·昆茨的作品一直像一盏明灯一样引领着我，我知道该怎么去推荐她那让人欲罢不能的书《婚姻：一部历史》。此外，我还要感谢南希·科特、艾琳·帕沃斯、威廉·乔丹、艾丽卡·维茨、鲁道夫·M·贝尔、狄波拉·鲁普尼茨、齐格芒特·鲍曼、莱昂纳德·史莱恩、海伦·费舍尔、约翰·戈特曼和朱莉·戈特曼、伊万·沃尔夫森、谢莉·格拉斯、费迪南德·芒特、安德鲁·J．切尔金、安妮法迪曼(特别是她关于赫蒙族非凡的作品)、阿兰·布鲁姆(他关于希腊和希伯来之间区别的哲学思考)，还有罗格斯大学研究婚姻的那些学者，以及最令人出乎意料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除了这些作者，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朋友安妮·科奈尔，所有的文字编排、核对、校正差不多都是她一手包办的，用她的复眼，不可思议的金铅笔，还有无与伦比的“网中网”。没有人——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比这更加彻底的编辑了。我要谢谢安妮，因为她帮我把这本书分出章节，没有让“实际上”这个词在每个段落里出现四次之多，而且还把本书中出现的青蛙都正确地划归为两栖动物，而不是爬行动物。

感谢我的姐姐凯瑟琳·吉尔伯特·默多克，她不仅是一个天才的儿童小说作家(她的书《牛奶皇后>是每一个十到十六岁的喜欢思考的女孩的必读书目)，而且还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以及我生活中最棒的榜样。她也不厌其烦地读过这本书了，帮我挑出了许多错误的思维方式和叙事顺序。她不仅拥有令我惊叹不已的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还具有一种神奇的天赋，知道她那思乡的妹妹何时需要一件新的睡衣，即便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曼谷。为了回报凯瑟琳的仁慈和慷慨，我特地为她准备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注脚。

感谢所有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谢谢他们的观点和鼓励：达尔茜、凯特、安(“厚皮动物”这个词儿就是她发明的)、克里、布莱恩(因为他，这本书会被婚姻与流浪而被大家所熟知)、妈妈、爸爸、谢乐尔、伊娃、柏娜蒂、特里、狄波拉(她曾善意地建议我，在写一本关于婚姻的书时也许应该提到“女权运动”)、尼克叔叔(我永远最忠实的支持者)、苏珊、谢亚(在动笔之初曾经听我一遍又一遍地絮叨过写作的想法)、玛格丽特、萨拉、强尼，还有约翰。

感谢迈克尔·奈特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和一个住所，那是在2005年的诺克斯维尔。他很了解我，知道我更喜欢生活在一个让人抓狂的旧旅馆里。

感谢彼得和玛丽安·布莱斯，谢谢他们的沙发，以及对斐利贝的鼓励，当时他刚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一个人绝望地降落在澳大利亚。尽管两个小宝宝、一只狗、一只鸟，还有年轻漂亮的苔拉早就把这个家挤得满满当当的，但是彼得和玛丽安依然想方设法地给这个窘迫的避难者腾出了一个地方。我也要感谢住在堪培拉的瑞克和克莱尔·辛顿一家，正是他们在澳大利亚帮助斐利贝盯着他的移民程序，并且不厌其烦地替我们收发着邮件。即便是远隔重洋，他们也是完美的好邻居。

说到那些伟大的澳大利亚人，我还要感谢艾丽卡、佐，还有塔拉——我那迷人的继子和儿媳妇，她们热情地欢迎我加入这个家庭。尤其是艾丽卡，她给了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甜美的称赞：“谢谢你，小莉，你并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我很荣幸，亲爱的。同样的赞美也送给你)

感谢厄尼·塞斯金、布莱恩·福斯特和艾琳·马罗拉，谢谢他们对我们在房地产方面的指导，正是他们的善良和好心，才使我和斐利贝在世界的另一边可以完成买房的复杂交易手续。没有什么比在凌晨三点收到一份手绘的房屋平面图更令人难以忘怀的了。

我要感谢阿曼尼亚·德·奥利维拉，她在里约热内卢为了斐利贝的移民过程而奔波不止。还有可爱的克劳西亚和费尔南多·切瓦里亚，他们热心地帮我们拿到了斐利贝那古老的军事服役记录。

感谢布莱恩·哥特森，我们那细致而耐心的移民律师，当然，我还要感谢安德鲁·布伦纳，是他帮我们聘用了布莱恩。

感谢塔尼亚·休斯(我的第一位房东)，还有拉亚·伊利亚(我的最后一位房东)。

感谢罗杰·拉夫克和查尔斯·汉恩博士，谢谢他们在曼谷亚特兰大酒店的慷慨和优雅。那个酒店是一个奇迹，即使你亲眼见到，也不会相信那是真的。

感谢莎拉·卡芬特，她对我总是充满了信心，并且在多年以来悉心地保护着我。我还要感谢卡西·伊娃舍夫斯基、厄尼·马歇尔、米利安·福尔勒，还有朱莉·曼奇尼，谢谢他们帮我完成了这本书。

感谢保罗·斯洛瓦克、克莱尔·菲拉罗、凯瑟琳·考特，还有维京企鹅出版社的其他人，他们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给予了极大的耐心。在出版界，没有多少人会在最后期限到来之际，对一个作家说“不要紧，你想写多久就写多久”的。在这整个过程中，没有人(除了我自己)对我施加过任何的压力，这真是一件与众不同的礼物。他们的体贴更像是旧时那种亲切的经营方式，对此我表示万分的感激。

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外婆，莫德·奥尔森，感谢他们允许我在书中对他们那些最复杂的人生决断说出我自己的看法。

我还要感谢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汤姆警官，在斐利贝被逮捕和拘留的时候，承蒙他的善良，使我们没有感到太多的惊恐。这句话可能是我一生中写过的最离奇的一句了，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叫“汤姆”了，先生，但是我们都会记得你的，也希望你会知道我说的就是你，正是因为你的善心，才使得我们的经历没有预想当中的那般糟糕)

感谢佛伦奇敦(我们居住的新泽西小镇)给了我们一个家。

最后，我最感激的人是我的丈夫。他是一个天生不爱张扬的人，但不幸的是，他低调的生活在遇到我的那一天彻底结束了。(现在，世界上有好多人都知道了他就是那个“《一辈子做女孩》里面的巴西人”)当然，我得为自己辩护一下：当初，我给过他避免暴露在众目暌暌之下的机会。在我们刚开始恋爱的时候，我曾经转弯抹角地跟他提起过我是一位作家的事，而且还告诉过他这个职业对他意味着什么。我警告过他，如果他跟我在一起，他肯定会被写到我的书里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对他说得明明白白的，他最好的机会就是趁早离开我，这样他还有时间去保护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不被披露出来。

但是不管我怎样警告，他还是留了下来。现在他仍然待在我的身边。我相信这就是爱情和善良的力量吧。也许，这个美妙的人儿似乎已经认识到，我的一生从此再也不能没有他。

我把这本书放在枕头边，每天晚上读一点，总是一边读一边想到我自己、我母亲，还有我认识的那些女人们的婚姻。

——奥普拉

读她的书时，总觉得小莉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我，我强烈地希望每一个我爱的人也能同时分享它，所以立即送了一本给我最好的朋友。

——茱莉亚·罗伯茨

《一辈子做女孩》说，美食、祈祷、爱可以拯救生活。《一辈子做女孩Ⅱ》却说，别对生活有所设计，要不然生活就设计你。小莉继续行走各地，探求各种人婚姻的来龙去脉，以自己浅显的理解剖析各类宗教中婚姻的历史。现在，她几乎变成了一个你生活中的朋友，你可以继续关注她的生活会走向哪里，因为她也不知道，她和我们一样。

——赵赵

我是作者的书迷，这次她的新著是有关婚姻的，由她锋利、幽默的笔锋，忠实地剖析她自己的不寻常的婚姻，非常有看头!

——张德芬

我的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希拉里·克林顿

如果说《一辈子做女孩》是一段充满激情和神秘气息的罗曼史的话，那么《一辈子做女孩Ⅱ》则是一场真实的婚姻。

——《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