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我去曼海姆，到《共产主义人民报(KVZ)》和大家告别，那一天阳光明媚。他们的话不多，只是说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可能他们也不知道该对我说什么，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和我想象的差不多。报社的总编辑波尔卡特·布朗贝亨斯和往常一样穿着格子衬衫，说话的口气也和往常没什么区别：“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给我们写文章啊。”
决定是在半年前作出的，当时我正在法国南部的小城安提布。从18岁开始我就经常去安提布，最开始的原因是想接近玛丽一克洛德。只要她的长途电话一打过来而我又正好有几天的空闲，我就会跑过去一趟。这次去安提布是在圣诞和新年之间。我没有考虑太多就动身了。不安的情绪一直笼罩着我，但是我不断地安慰自己(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我应该多想想曾经是海员的外祖父，作为他的后人我不能这样经不起事。我已经28岁了，我应该清楚眼前这个机会不但意味着梦想成真，也意味着希望和探险。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将向我打开大门，我怎么能拒绝呢？虽然这将彻底改变我的生活道路。两年的时间听上去很漫长，令人胆怯。谁又能说得清楚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昨晚我在晚会上见到了我的印度朋友善他努·穆克吉。他也是一个大学生，我们俩最初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认识的。在加尔各答我见识了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见到的贫困和异国情调。1971年我在印度待了三个月，主要目的是去为我的博士论文收集一些资料。论文的主题是比较中印两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同，侧重于中国在1949年建立共和国后和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的比较。初次和善他努见面时他就请我到他那儿去住，然后二话没说拿起我的行李，把我从一间虽然有些破旧但富有殖民时期特色的旅店里直接带到了他的家里。他的家不大，但还有一张空床供我休息，他的母亲和妹妹舒米达跟他住在一起。在善他努的帮助下我结识了一些当地的地下知识分子，接触到当时遭禁的《解放》期刊。他还把我带到著名的电影导演莫利奈·森的家里，在那里森给我们放了他当时的最新电影《采访》。在那段时间里，所谓的东巴基斯坦在血腥的屠杀过后从西巴基斯坦脱离出来，成为孟加拉国。加尔各答的人们对此感到无比的愤慨。一天善他努和我坐火车到60公里之外的边境城市波噶，下了火车后又坐人力车加步行到了人烟稀少的边境。边境上只有一个不善言语的男人站在一棵树下，他没有穿制服，气氛有些压抑。在回来的火车上我们只买到了硬座车厢的车票，我是那里唯一的一个外国人，情况突然变得很紧张。没过多久就有一个人走过来愤怒地对着我大喊了一句，说我是美国来的间谍，而美国人要对在那里发生的屠杀负责任！他的话音没落车厢里就炸开了，人们异口同声地用英语和孟加拉语来骂我。只有少数人没有参加对我的口头攻击，大部分是妇女，他们把头深深低下，盯着地面。我试图为自己辩护，说我是德国人，而且我是“孟加拉胜利”组织的同情者，但都无济于事。他们继续骂我是帝国主义的问谍，没有资格把“孟加拉胜利”这个词挂在嘴边。我感到车厢里的气氛越来越危险，不敢再开口了，我越辩解他们可能会越愤怒。坐在我对面的善他努一面苦口婆心地劝大家要保持冷静，同时还要十分谨慎不要把自己也搞成替罪羊。在忐忑不安中我们挨过了不知多长时间，火车终于到了达姆镇。大部分的人在那儿都下了车，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善他努后来到了德国，他成熟了不少，人也更聪明了。在德国他活得如鱼得水，就和在自己的故乡一样。在昨天的晚会上他简单而不无自豪地对我说：“在人的一生中有时候就是要发生一些变化嘛！”
他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好像是对我目前心情的一个客观总结，隐含着一种必然性。动荡中的一颗心似乎又找到了依靠。
到了家以后我先上楼到自己的屋子里去收拾行李。外祖母也住在二楼。看到我后她说，你终于回来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赶快去收拾行李吧。是的，我知道，我一边说一边走到阳台上。阳台的下面是一片花园，种满了树木和花草，在后面还有几棵蔬菜。我的父母最中意的是花园正中间的一棵雪松，还有阳台右边的一棵桦树。两棵树都还小，两米高左右。我喜欢更高一些的树，最好还是那种有外国名字的。我一直忘不了当时我们一起去奔斯海姆的苗木场买树的情形。回来的路上我们把车后排的椅子拿了出来，然后把树横插进雪铁龙车的后座箱里。巨大的树冠伸出车外，看上去很气派。我开车回到罗世镇时，路边的一些行人竟然给我鼓了掌。哎，到了那边我肯定会想念这几棵树的！我的父母在10年前自己动手建造了罗世镇的这栋房子，之前我们一家住在曼海姆。搬家的时候我刚满18岁，每天坐小火车去海德堡上学。之后没有多久我有了自己的摩托车，就改成了骑摩托车上学。骑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出了场车祸，在结冰的路面上自己摔了一跤。万幸的是我没怎么伤到，但是外祖母看不过去了，很快就给我买了现在的雪铁龙车。
进门时家里的狼狗沃尔夫在我的身边跳来跳去，一直扬着头看着我。四年前我把沃尔夫带回家时它只有几个月大，在回家的路上它也是像现在这样不停地上蹿下跳，害得我很难把牢方向盘。沃尔夫和我们一家人成了好朋友，它是一条很尽职的看家狗。沃尔夫，听话！我离开之前一定会抽时间和你玩儿一会儿，但是现在不行！
我的房间十年如一日，从搬进来到现在没有什么变化。一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是草绿色的墙纸，贴满了各个墙面。颜色是我选的，和草绿色的地毯、一黑一黄的两个沙发很适合。在橱柜的正中间有一尊孔子的石雕像，是我自己在一家古董店里看中的，让父母把它当做16岁的生日礼物送给了我。柜里还有一只西班牙的花瓶，从法国南部带回来的岩石，从阿尔高淘到的小骑士雕像，东海的贝壳，埃菲尔铁塔的模型，南汉普顿的雕花盘子，奥地利的锡制杯子。在墙角摆着几只鼓筒，两个是在摩洛哥买的，两个是从印度带来的。我最引以为豪的收藏品摆在玻璃橱里，是一株干枯的灰褐色植物，乍一看像是个木制的小矮人，上面有14个已经干枯了的花苞。我19岁那年曾去过一次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里的一片绿洲上，我的朋友叶胡达把这棵植物从沙地里拔了出来。他对我说：“我把这棵沙漠之花送给你，如果你好好保护，它可以陪伴你很长时间。你不需要给它培土，也不需要浇水。但是如果你愿意看到它开花，只要给它喷一点点的水，所有的花苞就会绽开！”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他说的太对了。每次我给它喷几滴水，花苞就会打开，只用几秒钟时间，花开得很大，就像在童话里一样神奇。我都快把它给忘了！
此刻，屋里到处都是塞满了书和文件夹的纸箱子，书架上已经腾不出地方了。我没有时间仔细考虑，直接把箱子推到了门后，·眼不见为净。我对自己说：在我回来之前它们就老实地待在那里吧，反正书在箱子里也落不了灰。P6-8
梅兆荣：(前驻德国大使)
乌苇在书里还开诚布公地探讨了很多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并介绍了德国人的观点和做法，这也有助于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们相互了解，拉近距离。
英达：(导演、演员、主持人)
他后来和电影明星沈丹萍的爱情故事，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经影迷口传心授、媒体猎奇炒作包括本人主持的夫妻节目客观报道，这故事已被锻造成了传奇，在当今分合不断绯闻纷飞的演艺界熠然生辉。
我当初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当时的我正在寻找一个另外的世界，一个更好的世界。出现在我眼前的新世界确实与众不同，但是并没有更好。在很多地方它还是太封建了。生活在我的故乡德国时我批判，我反叛，我大声疾呼，在中国我也是这样。只要我认为在原则上和情感上是对的我就敢做敢当。虽然我努力适应在中国的陌生环境，我的言行并不能处处被人接受，尤其是在“文革”时期，矛盾和误解有时让我陷入困境。在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故意去打破这里的规矩或者去伤某些人的“面子”，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和中国人相处得很融洽。对我来说中国到了今天仍旧是“另外”一个世界，但今天的中国和当初躲在厚厚的帷幕后面的那个完全神秘的国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
穿梭在两个文化中间，让我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无可比拟。在两个世界之间找到平衡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管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我都会感到孤独。如果说是要怪谁的话，那就要怪我无法停止对这两个世界进行比较。我学会了适应一些事情，对文化间的不同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是另一些事情却要永远失去。一个人对自我的了解和自信来自于他的经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人们总是会自然地和它拉开距离，但是在适应了陌生的环境后又会开始对以前的世界产生距离。这种矛盾是无法避免的。保持独立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做出自由的选择，可以在两个世界中追求美好的东西。
会有损失吗？最近丹丹从南方回到北京来探望我们。我们好几个月没有团聚了。现在全家人围坐在餐桌旁，互相讲各自的经历，讨论过去、现在和未来，谈论亚洲和欧洲，工作和学校，爱情和家庭，一起看过去的照片、录像，听音乐，喝香槟……不，此时此地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任何损失。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出发，向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1974年7月16日—18日
第二章 投身在历史的大潮中
1974—1975
第三章 门的背后很多人在哭
1975—1976
第四章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
1976—1978
第五章 为留在中国而给胡耀邦书记写信
1978—1979
第六章 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1979—1983
第七章 “爱情就是爱情，不需要问为什么!”
1983—1987
第八章 我真的是在经历一场个人的“失败”吗?
1987—1992
第九章 新的探险：追寻往昔的辉煌
1992—1997
第十章 “我们会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
1997—2009
结束语 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没有损失；无可比拟!
感谢
参考书目
我认识乌苇·克劳特是1995年，在波恩一家中餐馆的朋友聚会上。坐在我对面的他，金发碧眼，很是帅气。当时我任中国驻德国大使。虽然是第一次接触，我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但更令我惊喜的是，这位当时已在中国生活了21年的西德人对中国不仅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表现出浓厚的友好感情，这在当时还是少见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外交部西欧司工作时，就对乌苇·克劳特这个名字已有所闻。特别是他成功地把老舍的著名话剧《茶馆》搬上曼海姆民族剧院的舞台，并担任了50场现场翻译，使德国观众得以领会剧情。《茶馆》在欧洲舞台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使我对乌苇产生了敬佩之情。
1997年我奉调回国工作，乌苇曾多次约我商谈组织中德政界人士电视对话事宜，在此过程中我对乌苇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积极致力于在电影、电视、文学、艺术和传媒等领域寻求连接东西方的途径，以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他无疑抓住了当今世界东西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部30万字的自传，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乌苇原是1974年应中国外文出版社聘请来华工作的德语专家。作品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真实地记述了他初到中国时的感受，包括外文出版社对这位“外国专家”热情周到的关怀和当时北京的城市风貌以及中国的社会风尚，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使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情不自禁地得出结论：此书值得一读！
年轻的乌苇对中国怀有好感，甚至抱有某种浪漫主义的憧憬，但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多年之后，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显现出来。他对某些问题常常直言不讳，甚至感情冲动，表现出十足的德国人气质，这种直接率真的态度，让他与单位和同事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在中国工作了近10年之后，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他结识了影星沈丹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和中国朋友特别是一些贞责同志的热心帮助，乌苇在中国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而随着矛盾、冲突的化解，他也更加理解中国，并且日益融人中国社会，有时甚至如鱼得水。
在书的后半部，乌苇以切身的感受和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的巨大变化，而他的活动天地也随之不断扩大。他多次返回德国，同亲朋故友交谈，对于乌苇在德国的朋友来说，他在中国的经历和所做的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无不感慨：乌苇每一次从中国来，都带来了一股青春的气息。他们所说的“青春气息”，是指他们无法想象的中国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发展变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环境给乌苇这样的外国人提供的可能性。乌苇在书里还开诚布公地探讨了很多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并介绍了德国人的观点和做法，这也有助于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们相互了解，拉近距离。
基于对乌苇这本书的上述理解，意识到中欧之间加强人文交流的重要性，我十分高兴为这本自传作序。相信中国的读者会喜欢这本书，有兴趣了解一个二十多岁的西方年轻人刚到中国时的体验和观察，他在35年里对中国变化的见证和感悟，他在中国是如何生活、工作和发展的，以及他是如何在中国施展才能，在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的。
乌苇同中国家喻户晓的东方美女沈丹萍结为伉俪，从而成了中国的女婿或者说他嫁给了中国。他穿梭于中德两国，努力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他在多方面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世界人”。
有人说，他是“我们时代的马可波罗”、“全球化的开路先锋”、“一个跨越文化高墙的德国人”。
由于历史的机缘，他在“文革”后期来到中国，意想不到地一待就是35年：着迷于东方艺术的魅力，他结识了众多文化名人，使老舍话剧《茶馆》首次走向欧洲；致力于架设东西方理解的桥梁，他把《探长德里克》介绍到中国，并发起多项中德交流与对话；因为不能自主的爱情，他不畏阻力娶了影星沈丹萍，“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独到的视角，见证中国经济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包容的心态，尽享两个世界不同文化无与伦比的美好和丰富。乌苇·克劳特，他的人生因为中国而精彩！
有人说，他是“我们时代的马可波罗”、“全球化的开路先锋”、“一个跨越文化高墙的德国人”。
由于历史的机缘，他在“文革”后期来到中国，意想不到地一待就是35年……
他就是乌苇·克劳特！
他的人生因为中国而精彩！
独到的视角，见证中国经济社会！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包容的心态，尽享两个世界不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