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历史上曾对中华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与汉族等其他各族人民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也创造出璀璨的文化。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清朝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满族》既是一本论述满族历史的读物,又是一本展示满族丰富灿烂文化的图册,广泛汇集了目前对满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不仅介绍了满族的发展历史,而且分门别类地论述了满族的风俗、信仰、军事、文化,对满族历史上涌现出的杰出人物作了简介,史料翔实可信,语言通俗易懂。本书由于今著。
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历史上曾对中华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与汉族等其他各族人民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也创造出璀璨的文化。
满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创造了灿烂的满族文化,在饮食、服饰、婚姻、丧葬、信仰、军事等方面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满族的历史上,也涌现出无数杰出人物,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满族》既是一本论述满族历史的读物,又是一本展示满族丰富灿烂文化的图册,广泛汇集了目前对满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不仅介绍了满族的发展历史,而且分门别类地论述了满族的风俗、信仰、军事、文化,对满族历史上涌现出的杰出人物作了简介,史料翔实可信,语言通俗易懂。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满族》配以多幅精美图片,使之立体地再现了满族丰富博大的历史文化,展示了满族的独特风情。本书由于今著。
从明代初期起,在明政府的统治下,散处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部落,逐渐南迁,重新分布。到明中叶以后,海西和建州两部分女真人,在各部中居于先进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到万历末年(17世纪初),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女真各部统一的奴隶主政权,金亡以后,留居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明初以来,散处在松花江、黑龙江地区的女真部落,出现了频繁迁移的局面。内部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各部间的相互争战,以及对明朝与朝鲜掠夺的欲望和交换的要求,是促使各部南迁的原因。在这个总的迁徙潮流中,原居依兰一带的女真人也分为两大支南迁。
一支,即明朝史籍记载中的“建州女真”,其中又分为两大批,分别各自移动,几经转徙,最后于明正统初年,又重新集结在浑河流域。另一支,即明朝史籍记载中的“海西女真”,初迁于哈尔滨以西松花江中游,其后,其中一部分更南移到明开原边外。
迁移以后,女真各部的分布具体情况是:
建州女真,内部又分苏克苏护、浑河、完颜(一作王甲)、董鄂、哲陈、鸭绿江、讷殷、珠舍里等部,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
海西女真,内部又分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四部(又自称扈伦四部),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
东海女真(明人称“野人女真”,清人称窝集部),包括众多部落,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
明政府在继承了元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后,为了推行其“分而治之”和抚绥政策,对女真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政治上,大量建立“羁縻”卫所。明初,于辽东先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后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设定辽、广宁、东宁等二十五卫,辖境东达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临旅顺口,北迄开原。永乐元年(1403)至七年(1409),陆续在松花江、嫩江、黑龙江中、下游及其以北、以东的广大地区,设置一百三十多个卫所。同时,在奴儿干卫忽剌冬奴的请求下,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它的建立,推动和加强了明政府对整个东北女真人地区的管辖和建政。
奴儿干都司直属明中央政府,就女真上层加封不同等级的卫、所官职,有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称,给予受封人印信,敕书、衣冠和钞币等,并规定其在到北京或马市途中接受一定的待遇。对一部分女真上层,还采取了赐予姓名的办法,以加强中央与东北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联系。
继奴儿干都司之后,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下半期的百余年问,明政府又增加和改置了若干卫所。
经济上,除准各受封女真首领到北京交换所需以外,又在辽东开设“马市”,以便女真各部互市买卖。最先开设的马市有广宁和开原,以后又陆续开设了抚顺、宽奠、瑷阳、清河等处的马市。在马市上,明政府以女真人所需要的生活、生产资料,如食盐、粮食、布匹、绢、袄子、锅、铁制农具(铧子)以及耕牛等,交换女真人的土产品,如人参、各种兽皮(最贵重者为貂皮)、蜂蜜、蘑菇、松子等,以满足女真人的经济需要,促进了女真人对汉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依赖。
另外,则加强辽东的防御力量。正统七年(1442),首先修筑了起自宁远北境,经义州、广宁、白土厂南折至牛庄,又由牛庄北至开原的边墙。成化三年(1467)起,又兴修了南起凤凰城,经抚顺以东,至昌图的边墙,联系西段边墙共同形成了一条对女真以及兀良哈蒙古的区域防线。
大批女真上层接受明封号,成为明“羁縻”卫所的长官,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明建立了隶属关系。显然,明政府这一系列的措施是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的。就女真上层方面来说,在接受明的册封以后,也并未完全停止对汉区进行掠夺。正统十四年f1449),瓦剌部首领也先攻犯北京之役,建州、海西女真上层中就有不少人配合向辽东骚扰。以掠夺人口、牲畜为目的零星进犯,更是经常的。但是,就明朝一代总的来看,明政府与女真人保持了正常的统属关系。两区人民长期和平相处是主要的。通过马市,交流了两区的物资。大量汉区先进铁制农具(铧子)和耕畜(牛1输入女真地区,加速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一些女真上层经常往来汉区,在文化上也受到汉族的影响,建州部的王杲便“能解番、汉语言字义”,而且“尤精通日者术”。女真上层尚能如此,人民中间也就更多了。
就海西和建州两部分女真人来说,海西控扼了明与女真地区的贸易大道,尤以哈达与叶赫两部密迩汉区,关系更为密切。开原马市所在的“南关”(广顺关)和“北关”(镇北关)成为哈达和叶赫两部的代称。嘉靖至万历初(16世纪下半期),南于哈达明汗王台听从明廷的号令,明朝“东陲晏然耕牧,垂三十年”。另外。在建州方面,与哈达相反,采取了不听明廷号令的态度,成了明朝对建州出兵镇压的原因:成化三年(1467),有董山的被杀和对李满住的征讨;万历二年(1574),又有对王杲的镇压。万历元年(1573),明并兴筑宽甸、长甸、永甸、大甸、新甸及张其哈剌甸等六堡(在今凤城以东至宽甸一带),把东境推进建州居住区之内。尽管存在着这些矛盾,客观的事实是,海西、建州两部在南迁定居以后,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明统治者推行的“分而治之”和绥靖政策,为众多女真首领提供了管辖部众和加强其统治的政治号召力。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导致了女真内部多头势力的并起。终于伴随着女真各部的逐渐发展,相互兼并,在女真内部,一个统一的趋势日在形成。P20-24
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历史上曾对中华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与汉族等其他各族人民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也创造出璀璨的文化。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清朝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今天我们研究清史,满族史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研究历史贵在能追根溯源,任何民族都有其起源、演变的历史进程,研究满族史同样如此。满族和汉族一样,历史悠久,它的先世可以追溯至古肃慎族,其后迭经两汉、南北朝,称挹娄、勿吉,隋唐时期称靺鞨,五代、宋、辽、金、元称女真。明朝初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女真各部逐渐发展成以建州女真为主的联盟。其中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建立了“大金国”,史称“后金”,完成了满族统一的大业,也标志着满族共同体的形成。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的旧称,定族名为“满洲”。其后清军入关,统一全国,成为继蒙古族之后第二个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满族也就和清朝变得不可分割。
纵观满族特别是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出满族由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发展为统一王朝的缔造者,又由康乾盛世的峰转而衰落,一百年来任人宰割,无不与满族统治者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不同政策紧密相关。当满族统治者锐意进取之时,国家民族就得以发展;当满族统治者腐朽之时,国家民族就陷于没落衰退之中。研究满族特别是清史、满族史,对我们今天警钟长鸣、保持忧患意识同样不无裨益。
研究满族的历史对于今天保持民族和谐意义同样重要。纵观满族历史,可以明显地看到满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谐共处的阶段有三个:第一个阶段是满族政权建立以后,随着政权的稳固、民族交流的增多、民族融合的速度加快,满汉一家局面的形成,满族和其他民族一起,建设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清帝国,出现了“康乾盛世”这样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实施了一系列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颁布了一系列保障包括满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政治权利的决定,使满族获得了新生,实现了满族和其他民族第二次和谐;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进一步扶植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积极恢复、繁荣满族文化,建立各类社会团体,使得满族在各民族一家精神的感召下共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也是满族和其他民族第三次和谐。
那么,满族对于中华民族有着怎样的历史贡献呢?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
一、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盛清时,清朝的版图东至大海、西至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跨大漠、东北至外兴安岭,今天中国辽阔的版图就是清代奠定的。
二、加强了多民族之间的统一和团结。清代实行满汉一家、满蒙联姻的民族政策,同时对西藏、新疆实行特殊的管理方式,对西南少数民族改土归流,使中华民族在清中叶时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虽然这种统一融合是历史时期各民族不断增强交流的结果,但不可否认满族统治者制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所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满族在发展本民族文化、传播他族特别是汉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无论在语言文字、文学创作、史学研究、天文历法、宗教信仰等领域,均兼容并包地吸取汉、蒙古、藏和其他民族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历史与文化宝库。
满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创造了灿烂的满族文化,在饮食、服饰、婚姻、丧葬、信仰、军事等方面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满族的历史上,也涌现出无数杰出人物,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既是一本论述满族历史的读物,又是一本展示满族丰富灿烂文化的图册,广泛汇集了目前对满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不仅介绍了满族的发展历史,而且分门别类地论述了满族的风俗、信仰、军事、文化,对满族历史上涌现出的杰出人物作了简介,史料翔实可信,语言通俗易懂,同时配以多幅精美图片,使之立体地再现了满族丰富博大的历史文化,展示了满族的独特风情。
每一个满族人都怀有对本民族深厚的感情,对于白山黑水那片神奇热土的热爱,无疑是每一个满族人心底深处长存的历史记忆。这种民族感情并不是狭隘的,它包容而开放,对于自身民族历史的自豪和热爱,已经深深融入到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之中,成为新时期满族人积极投入和谐社会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的最大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满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就强调,“要运用多种方式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面向大众的宣传普及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性工作。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要弘扬中华文化,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而发展是最好的保护。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必须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这些重要任务都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强烈历史责任感。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得益于这一伟大的民族政策而愈加繁荣,作为一个满族人,我深为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繁荣而感到骄傲。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民族蒙受屈辱、人民灾难深重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满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获得了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平等权利。1956年2月18日,由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通知》指出“满清”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当时封建统治者这一段历史遗留下来的称谓,为了增进民族团结,今后除了引用历史文献外,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将满族人民同满族统治者区别开来。此后周恩来总理在阐述中国民族政策及接见满族皇室人员时专门谈到满族问题,并明确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周恩来选集》,第319~320页)原清代皇室主要成员溥仪于1964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溥杰于1959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他皇室人员在政协任职的也很多。以前隐瞒满族成分,或者没有申报满族成分的群众纷纷自愿地恢复和改正,这样使得曾一度呈现零增长趋势的满族人口又开始正常发展起来。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仅为269万人,大大低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达到982万;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为1068万。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居第二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的杨静仁同志就指出:“满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对创造和发展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包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度出现过的康乾盛世有很大贡献。”1985年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辽宁省成立了首批满族自治县——新宾、凤城、岫岩3个自治县。此后又陆续于1986年12月2日在河北省建立青龙、丰宁两个满族自治县;1988年8月30日在吉林省建立伊通满族自治县;1989年6月29日在辽宁省建立桓仁、宽甸、本溪、清原、北镇5个满族自治县(现凤城、北镇已撤县改市);在河北省建立丰宁、青龙、宽城满族自治县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除13个满族自治县外,在全国还设立了200多个满族乡,满族的自治权利得到了保障,满族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作为一个满族人,我认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的观点。我为自己民族璀璨的文化和对中华民族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感到无比自豪的同时,也觉得有义务去弘扬满族文化,以利于大众更好地了解满族、关心满族的发展。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的副会长,我的工作性质也更使我多了一份责任感。2006年,在我的倡议下,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实施中国少数民族文物抢救工程,编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年鉴》。
编著一本满族历史文化的图书的想法是从1998年开始,当时我父亲给了我一本家谱,这本家谱是由我的三叔公、湖北大学张恩瀛教授于1996年执笔编撰完成的。家谱中详细叙述了我家祖籍来源、满族的老姓和手绘的老家地理位置,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海外近百位亲属工作和家庭概况。
张恩瀛教授在家谱中这样写道:“我们家族是满洲族,姓尼吗察氏,原久居长白山。清代初起,随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厢兰(镶蓝)旗部队起兵,南下到辽宁省辽阳县城,久驻有功受赏,奖赐千亩土地于辽阳县城东十五华里的前沙坨子及其周围。前沙坨子村庄有三十余户居民,属满族厢兰(镶蓝)旗人,村内有少数为汉族,世代和谐共处。我们的高祖父兄弟四位,分成四支(后世指老四支,即来源于此)。……这次编写家谱的目的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了解我们的家族的起源和历史演变。当我编写家谱之际,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我深感自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家族兴旺发达,亲属中人才辈出。在各个工作岗位的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近百余人。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让我感动、深思的一句话是随最后一页16字家训这句话原文:“兹将所拟定十六字,凡我尼吗察氏族人,各宜遵守,谨列于左(下):振国兴家,云汉维济,鼎铭显耀,世荣延续。”
2005年底,我应邀参加了北京市满族颁金节:370周年活动,与来自全国各地各领域的近400名满族同胞欢聚在全国政协礼堂,共同欢庆满族的传统节日乙酉年颁金节联欢会。这次活动让我深深感受到今天的满族人民幸福生活在祖国各族大家庭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我曾不只一次与人说过,认识学习之难要大于学习本身。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认识学习。我本人所从事的是研究工作和民族文物保护工作,这些工作自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于我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每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对于一个纯粹的学者而言,可能就是一生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更何况在工作中,不断要求我们去广泛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工作的挑战恰恰带来了一种学习的动力,新问题、新情况的不断出现,总是处于“挑战——回应”的模式中,我从中不断地或主动或被动地去努力完善自己对于各个民族的认识,这本书也是这种“挑战——回应”下的副产品之一。
在多位专家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下,以满族历史文化结合国内外满族清史专家学术成果的和谐民族读物《走近中国少数民族·满族》终于完成了。本书得到了余梓东教授、胡恒博士、怡娇女士,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研究员的具体指导和鼓励;得到了辽宁省消防总队肇长拥副总队长、沈阳市满族联谊会洪海波秘书长和吉祥满族网的热情帮助;辽宁民族出版社编辑李璜为本书的编辑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非满族史清史研究者,水平有限,不免有疏漏之处,误差更是难免,恳请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众多论著,并使用了多位作者和朋友提供的图片,谨对各位表示深深的谢忱! 是为后记!
2011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