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的救赎(一个自私的人如何缔造了一个无私的基金会)》由乔治·索罗斯、查克·萨德提克所著，系投资大师、慈善大家索罗斯新作，《超越金融》未尽述的哲学和理念。世界上具有慈善心肠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能够成功积累起必要的财富，并成为一名慈善家的人，却寥寥无几。

内心的良知让作者有自知之明，还使作者意识到作者这个终将逝去的凡人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换句话说，对作者这样一个凡人来说，作者的自作者意识太强烈了。作者只有通过致力于人道事业，才能为自作者意识找到足够的发挥空间。作者渴望让世界更美好。

《索罗斯的救赎(一个自私的人如何缔造了一个无私的基金会)》由乔治·索罗斯、查克·萨德提克所著，在《超越金融》中所讲述的索罗斯社会理想和哲学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他的理念和哲学在慈善事业中的应用，应该说，是索罗斯最新思想、慈善事业的总结。

《索罗斯的救赎(一个自私的人如何缔造了一个无私的基金会)》讲述了索罗斯对慈善的种种认识，从开放社会的角度阐述了索罗斯这个自称为自私的人如何创办了一个无私的基金会。书中对其多年来从事慈善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并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思考和分析，也讲述了索罗斯在开展这些项目时的一些理念和方式。

对于希望了解索罗斯的人生哲学和理念，对于希望从他身上学到更多关于如何开展慈善项目的人来说，《索罗斯的救赎(一个自私的人如何缔造了一个无私的基金会)》不可错过。

序言 我的慈善事业

第一部分 全球运动：资源诅咒、正义与经济发展

第一章 破除资源资源的诅咒

第二章 促进正义

第三章 通过经济发展缓解贫困

第二部分 失败的国家：海地与缅甸

第四章 帮助海地涅槃重生

第五章 推动缅甸变得开放与美好

第三部分 公共卫生：结核病与精神残疾

第六章 应对结核病

第七章 帮助智障人士

第八章 维护吉卜赛人的权利

第九章 巴尔的摩试验

第十章 新奥尔良的挑战

后记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拥有丰富的石油、钻石、木材以及其他珍贵的自然资源。然而，各方为了控制、榨取开采这些资源带来的收入，导致战乱频仍、种族暴力不断、官员贪腐猖獗、剥削严重以及赤贫广布。自1970年以来，世界上的产油国中，有一半都经历了暴力冲突。纵观过去30年间发生在伊拉克(石油大国)和安哥拉(石油大国、钻石大国)的流血事件之记录，不难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缺少透明度和责任感，而且这个国家的制度不能保障人权和法治，那么争夺自然资源财富的零和游戏只会导致这个国家遭受野蛮和贫穷。自从1998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战争以来，争夺金属和钻石的疯狂角逐已经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女性受到侵害(其中很多人都还是青少年)。20世纪90年代，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各方为了控制钻石、金属和木材的利润而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导致两国局势动荡，很多人因此遭到杀害、受伤残废、惨遭强奸，很多儿童也被诱骗参军。在垄断自然资源方面，缅甸军政府是个地地道道的“黑手党”：他们的收入既来自于天然气、木材、翡翠等宝石的贸易，也来自于一种能够导致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出口创汇资源——海洛因。

然而，在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如此之多的人民依然忍受着暴力、贫苦的折磨，饱受政府的压迫，其人权也惨遭践踏，这种悲剧与资源丰富的现实很矛盾。这类残酷的现实不仅仅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上可以找到解释，也可以在经济学上找到解释，这种经济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自然资源的出口所带来的大量石油美元及其他硬通货，产生了强大的经济副作用，即便那些诚实、善良的政府官员也难以按照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方式去管理这些资源型收入。自然资源开采带来的巨额收入能够降低利率和汇率，增加通胀压力，弱化竞争力，减少就业机会，刺激政府徒劳地拿出补贴去支撑那些无法赢利的企业，并削弱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资源诅咒会腐蚀政治生活，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在大多数国家中，矿产资源属于国家，中央政府负责议定资源开发合同，并从中获利。由于政府可以依靠资源开采获取巨额收入，从而不再依赖民众纳税，结果往往导致政府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里，资源开采规模的扩大往往伴随着专制政府或独裁政权的崛起或巩固。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这些专制政府或独裁政权借助警察维持稳定(或依靠警察进行压迫)、采用秘密手段、施行小恩小惠，同时将国内的经济问题推诿给外国。

然而，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讲，资源诅咒也并非不可避免。博茨瓦纳、智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历已经充分表明，如果能够同时制定正确的政策，并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就可以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就可以使广大人民受益。然而，对于很多国家而言，要破除资源诅咒依然是一项十分严峻的挑战。

在过去10年间，一场变革自然资源开采业务的运动在全球蔚然成风，乔治·索罗斯、阿里耶·奈尔以及开放社会基金会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场运动的宗旨就是弱化资源诅咒的破坏力，并促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其资源优势实现发展。

P51-52

我既自私自利又以自我为中心，但我心安理得地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过去的30年间，我却创建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慈善机构，即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这个机构的年度预算一度徘徊在5亿美元左右的水平，现在已经攀升至10亿美元。自1979年以来，这个机构的总支出大约为80亿美元。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活动逐步扩展到了全球各个地区，涵盖多个项目，其覆盖范围之广，即便是我本人也惊讶不已。当然，自私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绝不止我一个。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只是我愿意承认而已。世界上具有慈善心肠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能够成功积累起必要财富并成为一名慈善家的人却寥寥无几。

在使用“慈善”一词时，我素来都很慎重。依我之见，慈善是有悖于常理之事，因此会导致很多的虚伪和悖论。比如，慈善应该为他人的利益而服务，但是慈善家们在从事慈善事业时，所思所想的主要还是他们自己能得到什么利益；慈善应该帮助他人，但却会使接受援助者对慈善产生依赖性，从而沦为施舍的对象；申请人为了迎合基金会，便说些基金会想听的话，之后却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既然我对慈善事业抱着批判性的态度，那我为什么还要把如此多的财力与精力投入其中呢？这既与我的个人背景与成长经历有关，又与我遵循的人生理念有关，此外还有一些纯属偶然的因素。

与慈善的初次接触

1944年，德国占领了匈牙利，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是个犹太人，当时还不满14岁。若不是我的父亲，我很可能已经死在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或者可能遭受持久的心灵创伤。我父亲对当时的危险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采取的应对措施比其他大多数人都好，因为他在“一战”中曾经有过些许类似的经历，从而使他能够为“二战”的危局作好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志愿加入了奥匈联军，后来被俄国人俘获，以战俘的身份被押解到西伯利亚。在战俘营中，他成了《木板报》（The Plank）的编辑。《木板报》由狱友创办，是一份手写的文学杂志，文章都张贴在木板上。文章的作者们躲在木板的后面，悄悄地倾听读者的评论。父亲曾经把手写的书页带回家里，我记得在孩提时代见到过。《木板报》给我父亲带来了好人缘，结果他被选为战俘的代表。后来邻近的战俘营中有战俘试图越狱，结果他们的代表被俄国人枪杀了，以示报复。为了避免自己的战俘营中发生同样的事情，我父亲聚集了一群战俘，并组织了一次越狱。他们建造了一只木筏，打算漂流至大海。但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并不充分，并没有认识到西伯利亚的河流都是注入北冰洋。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之后，便离开木筏，穿过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针叶林，历尽艰险回到了文明世界。当时俄国爆发了革命，陷入混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父亲一行人都被抓住了，经历了一段令人痛苦不堪的岁月—这就是他的成长经历。

最后，我父亲还是成功地回到了匈牙利，但是再次踏进家门时却像变了个人似的。当年他志愿参加奥匈联军时，还是一个壮志凌云的小伙子。在俄国经历了种种危险之后，他的雄心壮志早已烟消云散，除了享受人生之外，别无所求。抚育两个孩子成了他最大的乐趣之一，这使他成为一位好父亲。他还喜欢帮助、指导他人，并热衷于结交新的朋友。除了对自己的眼光和见解有点刚愎自用之外，他在其他方面一点儿也不自私，一点儿也不以自己为中心。

当德国在1944年3月19日占领匈牙利时，我父亲就清楚地知道要做什么了。他意识到这是非常时期，如果一个人在此时还按照常规办事，就会承担很大的风险。他不仅为全家人，还为很多人办了假身份证。他向那些具有支付能力的人收费，有时候收得特别高，而对穷人他会提供无偿的帮助。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卖力地工作。这是他人生中最熠熠生辉的时刻。我们全家人，以及父亲建议过或帮助过的大多数人都幸存了下来。

1944年，即德国占领匈牙利的那一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塑造作用。我们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奋力地同邪恶势力作斗争，虽然那股势力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最后还是胜利了。我们不仅幸存了下来，还成功帮助了很多人。对于我们而言，规模空前的灾难变成了令人兴奋的冒险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的父亲蒂沃道尔·索罗斯曾写了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回忆录来讲述1944年在匈牙利这段惊险刺激的经历。这本书的名字是《化装：在纳粹占领下的匈牙利与死神共舞》（Masquerade: Dancing around Death in Nazi-Occupied Hungary），由纽约Arcade出版公司出版。这激发了我的冒险精神，而且在我父亲的英明指导下，我还学会了如何应对风险，即探索可能达到的一切极限，而不越过极限。在艰难的现实面前，我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而且乐于处理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对我而言，我一直都清楚地了解助人为乐的积极内涵，但是长期以来我几乎没有机会付诸行动。

经历了战时及战后初期的种种惊险，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变得枯燥乏味，死气沉沉。匈牙利被苏联军队占领了，而且共产党的统治得到了巩固。我想离开这里。在父亲的帮助下，我终于成功离开了匈牙利。1947年9月，我动身前往英国留学。

在英国的留学生活让我深感失望。我当时才17岁，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日子孤单而悲惨。我设法半工半读，但这段经历很不愉快。当时，凡是父母居住在伦敦的学生，都可以从郡议会那里领取一笔津贴。而我却无权领取，因为我的父母不在伦敦居住。当时半工半读的人还很少，而我却不得不选择这条道路。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曾两度接触到慈善事业，而这两次经历却扭曲了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对慈善事业的态度。我到达伦敦之后不久，便求助于犹太人监护委员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资助。然而，他们却拒绝了我，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指导章程仅仅规定资助那些学习贸易的年轻人，而不是资助所有的学生。我当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我利用圣诞假期在铁路上做搬运工，却不幸把腿摔伤了，走出医院的时候我还拄着拐杖。我想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向犹太人监护委员会寻求资助。我拄着拐杖爬了两段楼梯，来到这个机构的办公室，请求他们暂时帮帮我。他们这一次又是故技重施，说什么只资助实习生，但是他们无法不管我。他们给了我3英镑，这还不够一个星期的生活开销。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每一次为了领钱，我都不得不拄着拐杖爬楼梯。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位室友听说了我的事情，也决定去犹太人监护委员会寻求资助，并宣称自己愿意学习贸易。监护委员会给他找了份工作，他没干多久便辞职了，却继续得到监护委员会的资助。过了不久，他们打算把我打发到工伤委员会，让那里的人资助我，但我说我不能去那儿，因为我的工作是非法的，不想让我的学生签证受到影响。我对他们撒了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在铁路上找的那份临时工是完全合法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派了一名社工来调查我的工作情况，不过他并没发现什么。所以，当他们拒绝继续资助我时，我很有底气地给监护委员会的主席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信中说：“我会设法生存下去，但我还是很伤心，因为由您担当主席的那个机构拒绝帮助一位摔伤了腿、亟须帮助的年轻的犹太学生。”这封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主席为我作出了安排，每周将3英镑的资助给我邮寄过来，我就不必再爬楼梯了。当能够不用拐杖独立行走的时候，我就搭了一辆便车去了法国南部，我给监护委员会的主席写信，说不再需要资助了，并感谢他的帮助。尽管我欺骗了监护委员会，但我在道德上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内疚的，因为他们已经调查过了，而且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他们应该帮助我。

我第二次接触慈善事业是在一家夜总会工作的时候，那时我白天读书，晚上去那里兼职当侍应生。后来我的导师发现了我的情况，便找到基督教贵格会。他们给了我一份调查表格，我填完之后，他们给我寄来一张40英镑的支票，而且没有附加任何条件，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助人之道。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在我的安排下，近100万名纽约学生接受了人均200美元的支票，他们的家庭需要接受失业救济或食品救济。在资助他们的过程中，没有人向他们提任何问题。我代表纽约州拿出20%，这样一来他们便有资格获取联邦政府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的拨款资助。贵格会当年给予我的慷慨援助在60年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尽管《纽约邮报》将我的行为斥为“福利施舍”，而我却认为这很好。

大学毕业后刚步入社会时，我陷入了迷茫，不知道何去何从。在英国时，我先后换过几个工作，都不尽如人意，最后，我到了纽约，最早的工作是差价交易员，之后做过证券分析师和销售员，最后成为最早的对冲基金经理人。在那个时期，我的慈善意识还不是很强烈。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我曾经试图修缮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同迪克·吉尔德（Dick Gilder，经纪人、投资家）合作，共同设立了中央公园社区基金，但不是特别成功。当时还有一个组织，名叫中央公园保护组织，该组织同公园的管理方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在修缮公园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最满意的一件事就是解散了我们的基金会，将其并入较为成功的中央公园保护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慈善组织都有自己的事情，而这种事情与他们宣称的使命无关，而且我还发现建立一个慈善组织比解散一个容易得多。

理论框架的形成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及后来在纽约工作期间，形成了一套指导投资行为的思想框架，即反身性理论（又称反射理论）。这一理论指导我在做对冲基金经理人时赚了一大笔钱，后来又指导我将这笔钱用于政策导向型的慈善事业。下面请让我简要概括一下这个理论的主要构成因素，因为这个理论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了解这个理论，就很难理解我的对冲基金经理人生涯与慈善家生涯。

我的理论试图解释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严格区分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现象之间的差异，即在人类活动中，参与者是具有思维能力的人，而在自然现象中，却没有人的参与。在人类活动中，参与者的思维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类总是试图了解自己所处的形势，这就是认知功能。另一方面，人类根据自己对形势的理解作出决策，并在这种决策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从而影响事情的发展过程，这就是能动功能或操控功能。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都体现了人类思维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联系，但联系方式截然不同。当认知功能与操控功能同时发挥作用时，它们相互影响。在认知功能中，现实决定了参与者对现实的看法，而在操控功能中，参与者的行为决定了事情的发展进程。但这种情况只有在认知对象独立存在时才会出现。当事情的发展进程取决于参与者对现实的看法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这两个功能并存时，就如同一个函数的两个变量，一个变量取决于另外一个变量。而这两个功能都不是真正独立的变量，它们也都不会对事情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即如果参与者的看法不符合事实，他们决策的结果也不会符合他们的期望。我将这两个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称为反射性理论。

与人类活动不同的是，自然现象不牵涉具有思维能力的参与者，他们只是外部的观察者，而且也不会出现操控功能干预认知功能的情况。因此，事实成了评判外部观察者的看法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认知功能就对结果具有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外部观察者一定会形成正确的看法，只是说可以按照一个独立的标准来评判他们看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独立标准的存在使得自然科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自然科学的成功激励着科学家们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也试图实现类似的结果，但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却没有取得成功。沿着这个方向走得最远的一个学科是经济学。但为了实现这一点，其研究的课题范围必然受到影响。经济学非但没有研究实际情况，反而基于某些假设建立起一个猜想的框架。这种研究方法最早是欧几里得为了研究几何学而创造的，但欧几里得的假设除了忽略了地球曲率之外，与实际情况是高度吻合的。然而，经济学的假设却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且还必须假设不存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思维所引发的种种不确定性。经济学以完善的假设前提，得出了理性预期理论，即在一个假想的社会中，经济活动参与者对于未来的预期是完全趋同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因为只有当所有参与者对未来的看法一样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与经济学这种荒谬现象最类似的是中世纪神学，其争辩的一个焦点是一个针尖上可以同时容纳多少个天使翩翩起舞。正是由于这类缺陷，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轰然倒塌。

人们进行决策的依据不是实际情况，而是自己对实际情况的理解，而实际情况与自己的理解向来都是不尽相同的。人们有可能获取一些知识，比如获取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是人们的认知能力不能涵盖实际情况的所有方面，因为人类是世界的一部分，在其了解自身赖以生存的世界之时，必然要引入一些简化的思维方式，比如类比、暗喻、理论框架、决策规则等。这些简化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成了实际情况的组成部分，结果，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就远远超出了人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然而，人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在没有完整的知识时，指导人们行为的便是他们的情感、错觉以及自有的知识，而他们的行为又给事情的发展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人类认知能力固有的不完整性以及思维能力的不可靠性将人类活动与自然现象区别开来。这一点虽然并不是不确定性的唯一原因，却是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在人类活动中。我将这种差异归因于“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既然人们不可能获得绝对完整的知识，那么人们错误理解的深度与广度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人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越接近事实，他们的决策所带来的结果越接近他们的预期。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承认人类思维的不可靠性以及反身性（我的理论框架的两个支柱），就是在正确认识人类活动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不幸的是，人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只注重追求知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渐被运用到人类活动的研究中。迈出这一步是合理的，但却被启蒙运动抛得远远的，我认为这是“启蒙性谬误”。

启蒙运动认为，推理就像帮助人们看到实际情况的探照灯，但并不等同于实际情况。将推理与事实区别开来的做法在启蒙运动时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知识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甚至连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索。虽然这是一个误区，但却带来了显著的成果。将表述方式独立于相关的内容之外，的确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这只适用于研究自然现象，不适用于研究人类活动。

有的误区能带来有价值的结果，我将这类误区称为“有利误区”，而且我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得益于很多“有利误区”。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是错误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知识都有局限性，在提高我们认识水平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超越原有知识的正确界限。这就是经济学理论遇到的尴尬处境。在我求学的早期阶段，理论一直具有宝贵的指导价值，只是在毕业之后，它们才显示出其错误的一面。我读书期间学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我还读了富兰克·奈特的一本具有启发意义的好书《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只是后来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家和金融学家们忘记了这本书。

今天，我的理论框架比我读大学时完善得多，但是核心的理念并未改变；而且不仅涵盖经济学，还扩展到政治学与全部的人类行为研究上。我的思维受到了奥地利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影响，先是其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ies and Its Enemies），之后便是他的科学方法理论。我提前一年修完了本科的课程，在正式拿到本科文凭之前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消磨。我选择卡尔·波普尔作为我的导师，而且写了好几篇文章请他指导。大学毕业后，尽管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但我从没有放弃思考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毕业几年之后，向波普尔提交了一篇名为《意识的负担》的论文。这是我首次系统阐述自己的思想框架，内容上与今天的框架没什么区别，只是完整性稍微欠缺。

我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曲折坎坷，最后我在纽约成了一名对冲基金经理人，这是最早的对冲基金之一。管理对冲基金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在1969年，我最初掌管的资金是300万美元。到1979年，这一基金的总额高达1亿美元，大多都来自未分配的利润。其中只有4 000万美元属于我，但我认为这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已经足够了。管理高杠杆率的对冲基金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一次，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批购进了英国政府新发行的债券，而没有提前安排好融资事宜。我在伦敦来回奔波，希望能得到足够的信用额度。当我走在利德贺大街上时，我想我的心脏病复发了。我告诉自己：“为了挣钱，我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但是如果我就这样死了，那我就是输家。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太不明智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利用我的钱成立一个基金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苦思冥想自己到底最关心什么。在我那抽象的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我选择了开放社会的理念，这种理念是我理论框架的基石之一。

据我所知，“开放社会”这个词汇最早出自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的一本名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的著作。他认为，道德与宗教的一个来源是单一部族地区，这种来源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另一个来源是多部族共同生活的地区，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趋于统一，并宣称统一后的意识形态是终极的真理，那么开放社会可能变成封闭的社会。然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此这样的意识形态只有使用强迫手段消除其他意识形态时才会成为主流。相反，开放社会承认不同的人们可以拥有不同的见解与利益，他们通过制定法律使意见各异的人可以和平共处。我在匈牙利经历过德国纳粹的统治与共产党的管制，因此波普尔的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早在1979年，我就为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确定了以下几项使命：（1）打开封闭的社会；（2）使开放的社会更加稳固；（3）宣扬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早期的发展与挫折开放社会基金会成立早期发展得十分缓慢。我对慈善工作的困难与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我要竭力避免这些问题。为了少走弯路，我来到赫尔辛基观察组织考察、取经。这是处于起步阶段的一个人权保护组织，后来逐渐壮大，发展为人权观察组织。我参加了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在周三举行的晨会。这次晨会讨论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活动。我还前往萨尔瓦多与尼加拉瓜这两个位于拉丁美洲的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当时这两个国家正处于内战状态。我了解到很多情况，但所做的相对较少。不过，我却认识了一位活跃在阿富汗、名叫弗拉迪米尔·布科夫斯基的苏联难民，但是我没有参与任何可能给我带来生命危险的融资活动。后来，我前往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在那里同一位申请出境签证遭拒的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后来我通过瑞士航空公司的一位服务员给他送去现金，然后通过他分发给苏联其他的异见人士。最后，我的基金会成了东欧地区的异见人士开展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

我第一次独立开展重大事业的地点是在南非。我在纽约有一位祖鲁族的朋友，名叫赫伯特·维拉卡兹。他是康涅狄格州某个大学的讲师，后来回到南非的特兰斯凯大学任教。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特兰斯凯是黑人的家园之一。我在1980年去南非时拜访了维拉卡兹，这次南非之行使我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南非社会。这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有着世界一流国家的所有制度，但由于种族隔离的原因，大多数南非人民都享受不了这些制度带来的好处。要打开一个封闭的社会，哪里还会提供比南非更好的机遇呢？我同开普敦大学的副校长斯图亚特·桑德斯举行了会谈，他热切地希望能够向黑人学生开放开普敦大学。我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的政策—这所大学全体学生的学费都是由国家支付的—主动提出为80名黑人学生支付生活费用。

次年（1981年），我再次来到南非，但是这次南非之旅的成就却不及第一次。我想为非洲艺术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资助，于是我请求著名作家纳丁·戈迪默（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安排我同非洲的文化部门领导人开个会，商讨如何才能把这项事业做得最好，但那次会议很失败。与会者早已得知了我的意图，每个人都认为我这位来自纽约的大善人十分富裕，他们似乎看到会议室中间放着一坛金子，因而所讨论的内容都是如何分配这些金子。我决定放弃这个计划，结果令他们所有人都大失所望。

我访问了开普敦大学，发现黑人学生的数量增长还不到80人，可能是因为一部分开放社会奖学金发给了那些已经被录取的学生，也有可能因为一些学生中途退学了。我见到的那部分学生似乎都很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在大学中不受欢迎，受人歧视，被迫接受异族文化，而且他们很难达到开普敦大学的学术标准。我还会见了一些教师，发现他们的思想并没有他们的副校长那么开明。

我决定就此中断这个资助计划，但会继续资助第一批接受援助的学生，直至他们毕业。今天回想起来，我发现当初中断资助计划的决定是个失误。开普敦大学的副校长为黑人学生专门聘请了一位黑人教员，碰巧这位教员是我的朋友赫伯特·维拉卡兹，后来这些黑人学生的学业都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后，要是黑人学生的数量更多些就好了，可是我当时误以为种族隔离制度根深蒂固。后来我还做过其他几个项目，但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根本改变不了种族隔离制度。他们之所以容忍我在南非开展活动，只是为了表明他们是多么宽容大度。因而不是我利用了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而是它利用了我。回想起来，我希望当年更有毅力一些。这段经历给我的教训就是，看似没有胜利希望的战役也是值得去打的。

我随后开展重大事业的地点是我的祖国匈牙利。20世纪80年代早期，匈牙利政府迫切希望能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们就给我提供了一个机遇，让我将一批匈牙利人带出国，赴纽约大学学习一年。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通过他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匈牙利。1984年，我同匈牙利政府接洽，希望能在这个国家建立开放社会基金会，令我颇为惊讶的是，居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我同匈牙利政府进行了长期的谈判，有几个匈牙利的异见人士是我的朋友，我在谈判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指导。我和匈牙利政府达成了共识：我的基金会必须支持所有的文化活动，而不仅仅是匈牙利异见人士的活动。当时受到严密控制的匈牙利科学院被匈牙利政府指定为我的合作伙伴。

我多次前往匈牙利，挑选了一批值得信赖而又能够为匈牙利政府所接受的人。这批人同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组成了匈牙利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董事会。到这时一切还算顺利，然而，匈牙利当局却决定董事会的一切决定都要通过一个由政法警察控制的秘书处来执行，这明显违反了我们原先达成的协议。于是，我就去见匈牙利共产党主管文化事务的负责人乔治·阿克塞尔。我告诉他我们已经陷入僵局。他说：“希望你离开时不要带着不良情绪。”我回应说：“我不能不生气，毕竟投入了这么大的精力。”当我正要迈出他办公室的门时，他问道：“你们要怎么样才能取得进展呢？”我回答说：“成立一个独立的秘书处。”我们同意秘书处设两个秘书长，一个由匈牙利科学院指派，一个由我们任命。每一份文件只有得到两位秘书长的联合签署才能生效。（我认为，美国为巴基斯坦等国家发放援助时，也应该遵循这个模式。）这就是匈牙利基金会产生的经过。我在纽约还第一次雇用了一个匈牙利侨民作为雇员。纽约后来成了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总部所在地，那时，我的妻子苏珊·韦伯也加入了基金会，成了一名工作人员。

我在匈牙利设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运转得非常顺利。并没有遭遇到困扰一般基金会的种种陷阱（因为一般的基金会都没有识破这些陷阱而陷入了这些困境）。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信条，这个信条来自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这个信条就是：对于任何文化倡议，只要不宣扬官方的教条，我们的基金会都会予以支持。比如，从匈牙利的齐特琴弹奏者俱乐部，到农民合作社，我们都曾支持过。我们为此拨出的款项很少，因为大多数倡议都使用匈牙利本国的设施，而且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也都是从匈牙利领取薪水。这些活动所需要的匈牙利福林都来自给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美元拨款。他们有很多福林，但是几乎没有外国货币，于是他们就很愿意为基金会作贡献—同他们兑换的汇率高于匈牙利官方的汇率。我们做得最正确的事情是给他们提供了大量施乐静电复印机。这一举措有两个作用，一是帮助基金会直接获得匈牙利的货币，一是有助于传播在匈牙利国内难以获取的信息。比如，位于匈牙利南部城市赛格德的卡尔·马克思学院利用施乐复印机秘密印刷地下刊物。

有些人企图利用基金会，但我们没有刻意提防他们，因为我们的基金会得到了资助对象的保护。如果有违规情况，那些以保护基金会为己任的人们就会举报。比如，我们的基金会曾经资助匈牙利盲人协会生产、分发有声读物，后来有人警告我们说该协会很腐败，于是我们立即停止了对该协会的资助。发达的信息网络极大地提高了基金会的工作效率。虽然我们的年度预算只有300万美元，而匈牙利文化部每年的预算要比我们的基金会年度预算大得多，但是在匈牙利人眼中，我们已经可以替代该国的文化部了。我们最成功的一项事业就是资助由学生独立管理的大学以及独立的学生联合会。这个学生联合会后来成了匈牙利各政治党派的中坚力量，即匈牙利青年民主党。当然，我们的基金会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基金会养了一大批习惯于接受资助的人，他们最后反倒变得不乐意接受开放社会了。不过，我们的基金会的确没有碰到一般的基金会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其成功是我始料未及的。这是鼓励我从事慈善事业的偶然事件，而从事慈善事业反过来又一直激励着我这名对冲基金经理人不断地挣钱。

遭遇挫折

1986年，我在中国设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之前，匈牙利开放社会基金会非常成功地组织了多次中国经济学家与匈牙利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匈牙利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也成了我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我任命一位名叫梁恒的中国移民为我的特使。他曾经写过一本颇受欢迎的自传，书名是《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还创办过一份名为《中国知识分子》（The Chinese Intellectual）的期刊。我多次访问中国，并获准成立了中国开放社会基金会。

基金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拨款，而不是根据“关系”，而在中国，这种理念经常格格不入，因为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关系”。这种理念导致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机构发生了很多摩擦，因为该机构总是偏向自己的人员。我将中国人的做法称为“思想的封建主义”，即受援助者对援助者感恩戴德，而援助者反过来又要关心受援助者，因为受援助者的命运反映了援助者的地位高低、处境优劣。回想起来，我认为当初将一个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理念强加给董事会是个错误。如果当初直接资助我的合作机构就好了，因为他们处于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前线。我在中国设立的基金会历经曲折坎坷—它成了派系斗争的工具，而这个基金会被指心怀叵测。后来，我在1989年6月之前关闭了基金会。

中国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关停十多年之后又得到了恢复。2001年，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未来的会议，我被邀请出席并讲话。2005年，中国再次怀疑我，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我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策划“颜色革命”。这些是人们为了反对腐败和压迫民众的政权而举行的起义。我的基金会的确支持批判性言论，但并没有策划或资助这些起义。自那之后，关系变得模棱两可起来，这很遗憾。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而且我十分看重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

1987年，我竭力在波兰复制匈牙利基金会的模式。之前，我就在牛津大学资助过一个访问波兰学术机构的项目，并给波兰团结党的文化主管部门提供资金，因此我们同波兰的民间社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牛津大学项目管理者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波兰当局的批准。

从一开始，波兰基金会的董事会就坚决地遵循匈牙利模式。它坚持认为波兰基金会应该采取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模式，应该重点资助一些精挑细选的项目，而不是所有的项目。我决定让他们作茧自缚，但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最后我们在其他国家也采取了波兰模式。那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我意识到在设立基金会的国家生活的人们，还是比我更了解他们的国家。从那之后，我开始遵循各国董事会的判断，如果我同他们的判断产生严重的分歧，我就换掉董事会。

重大转变

1987年，我还在苏联设立了基金会。1986年12月，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破天荒地给核科学家、人权活动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打电话。萨哈罗夫当时已经被流放到了高尔基城（即今天的下诺夫戈罗德城）。戈尔巴乔夫邀请他返回莫斯科恢复他的爱国活动。我认为这个信号表明苏联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一切正常，萨哈罗夫可能被允许离开苏联，而不是返回莫斯科。于是，我在第一时间乘飞机前往莫斯科。我到达苏联之后不久，便决定选择刚刚成立的苏联文化基金会作为我潜在的合作伙伴。戈尔巴乔夫的妻子也是这个文化基金会的一个董事。我拜访了萨哈罗夫，想请他在董事会担任我的个人代表，但遭到了拒绝。他警告我说：“你将来只会给克格勃的金库里塞满美元。”他误以为我是一个幼稚的美国人，而我很自豪地证明他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后来的事实还是证明，我在苏联文化基金会的合作伙伴还是同克格勃有关系。这是他们同我在户外散步时秘密告诉我的。萨哈罗夫的确曾经就董事会成员的原则问题给我提过建议。我之前曾与生活在苏联西南部城市新西伯利亚的独立社会学家塔季扬娜·扎斯拉夫卡尼亚建立了联系。萨哈罗夫向我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谢夫，另一个是圣彼得堡《旗帜报》（Znamya）编辑格里戈雷·巴克拉诺夫。我还选择了值得信赖的人作为董事会成员，包括作家丹尼尔·格拉宁和瓦连京·拉斯普京，格鲁吉亚语言学家田吉兹·布阿奇泽，以及太空研究专家及宗教哲学家鲍里斯·劳申布施。

我同个人计算机研究所的负责人达成协议，我帮他们进口计算机，而他们以苏联官方汇率的5倍来支付费用。这就是我在苏联的基金会—文化倡议组织（Cultural Initiative）产生的历程。

我们的组织成立伊始就立即开始运作，当时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批准—其他西方基金会都坚持在得到官方的批准之后再开始运作。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为我讲述的他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在混乱的环境中，不可能的事情也会变得有可能。在其后的一两年间，我的文化倡议组织实际上是唯一一个在苏联境内运作的基金会，因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许我们最成功的事业就是为苏联的高中和大学订购并分发社会科学、历史和法律方面的新课本。我们还拯救了一些所谓的“厚期刊”，即著名的文学杂志。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忙，这些杂志可能就会消失。

我提出了一个改革苏联经济的计划，建议开放苏联经济中的某些部门，尤其是食品加工业，而不是根据地理位置来划定自由贸易区。我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子宫中孕育出来的市场经济的胚胎。我从西方邀请了一拨经济学家，为首的是俄罗斯裔的诺贝尔奖得主华西里·列昂惕夫。令我惊讶的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命令苏联各部的部长们参加我们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表明苏联当局是多么希望得到西方的援助。我当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而苏联却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苏联的各个部长却排队接见我请来的专家。讨论进行了一会儿，但很快我就清楚地认识到计划经济早已病入膏肓，已经无法孕育健康的胚胎了。

我们还请来了西方的法律专家，以协助制定民事法典。但是我对西方政策的影响能力远不如我的基金会对苏联的影响力。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东西方在认知上的差异。东方正在经历系统性的崩溃，而西方的一切一如既往地正常运作。当我于1989年在波兹坦（当时还属于民主德国）的东西方会议上提出新的马歇尔计划以拯救苏联时，却遭到了嘲笑。（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这个建议受到了嘲笑。）

苏联体制迅速地崩溃了，引领苏联从一个封闭社会转变为开放社会的任务绝非我的基金会单枪匹马可以完成。相反，基金会自身也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陷入了困境。我们发现基金会的一些官员很腐败，但却失去了改组领导层的宝贵时机。如果基金会正常运作，我们会取得多大的成就，又有谁会知道呢？

当时，我深陷政治动乱的风口浪尖。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不同派别的经济改革者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而我同他们中的每一派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走得很近。他一直信奉的人生信条与我父亲的信条颇为相似，即在革命时代，一个人必须尝试去做不可能的事情。他是500天计划（500 Days Program）和沙塔林计划（Shatalin Plan）背后的真正力量。这些计划试图以欧洲共同市场之类的经济联盟替代苏联。我请来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为他提供咨询，结果这些经济学家被反对亚夫林斯基的那一派改革者逮住了，并在一处乡村别墅被软禁了一天。最后，我把亚夫林斯基及其团队带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召开的年会上。他们正在努力同反对他们的人达成共识。尽管我给他们争取到了列席会议的机会，但他们还是空手而归，而且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们的经济改革计划，而是选择了不太激进的计划。之后不久，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丧失了权力。

此时，柏林墙已经倒塌了，苏联帝国解体了。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之后，我迅速在多个国家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1989年圣诞节前夕，我刚好在布拉格。我从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代总统马瑞安·恰尔法那里了解到，他已经决定将权力和平移交给瓦茨拉夫·哈维尔。哈维尔本人之前对此也并不知情。1990年1月初，也就是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后不久，我到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我发现这座城市处于被包围状态。于是，我便从布加勒斯特动身前往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以期在保加利亚设立基金会。我还在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来回奔波，并在它们获得独立之前建立基金会。

我的乌克兰之旅特别值得怀念。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该国文化领域的精英们举行了一个会议，他们围绕着基金会的工作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建议。我发现他们都不切实际，而且直言不讳地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想法。在会议接近尾声之际，我就我的消极反应向他们道歉。虽然我否定了他们的提议，他们却毫不介意。他们告诉我说：“你不知道有人直截了当地说‘不’是多么令人耳目一新。我们的政府总是说‘是’，但是他们什么也不做。”这件事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从那以后，如果我发现有不切实际的提议，我会立刻将其否决。

乔治·索罗斯在本书伊始就开门见山地将自己说成是既自私自利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接受与这些特征不一致的标签—谦虚。他在叙述自己在建立并塑造其基金会网络过程中的角色时，大大地弱化了自己所发挥的创造性作用。

在谈他的创造性作用之前，我有必要点明一下对熟悉慈善基金会的人而言显而易见的事情，这就是慈善基金会中只有少数是以捐助者的名字而命名的。索罗斯不愿意为自己做广告，因此他把我们的基金会命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他也不愿意以自己的名字来为他所建立而且捐助了大量资金的大学命名，这所大学就是中欧大学。尽管他已经捐助了数十亿美元，但是他从来没有要求过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某一栋大楼或者命名他所创立的某一个项目。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及苏联1991年解体之际，乔治·索罗斯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多个基金会。他认为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时刻，可以以此为契机促进这些国家从封闭社会向开发社会过渡。

索罗斯另外一个重大的创新举措就是在项目运作问题和融资问题上，无论在哪里建立了基金会，都充分信任来自这些地方的人士。任何一个其他的大型慈善基金会，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不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索罗斯认为，他在运作某一国家的基金会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当地找到一些人，这些人必须充分认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并且有能力作出一些足以影响他们国家的重大决策。索罗斯认为，他们可以比远道而来的人作出更加明智的决策。今天他运作的基金会网络是十分成功的，这就是他充分信任并尊重当地人决策的成果。其他的慈善机构虽然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员，但是这些工作人员在进行融资方面的决策时必须遵循机构总部所设定的条条框框。只有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对当地的理事会直接负责，而且当地理事会在融资问题和其他活动上拥有最终的发言权。

在多个国家同时建立一些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基金会的一大后果，就是无法通过削减资金来约束他们的权力。这些基金会本身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往往都是相当大的组织，他们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处理种族冲突与民族冲突上，在提高公共决策透明度上以及在选举规制问题上。他们不仅仅给其他组织和个人提供资金与支持，而且自身也运作着很多项目。此外，他们在一些对于建立开放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种独特的拨款方式、项目运作模式以及咨询模式，就是开放社会基金会如何在国际层面上运作的模式。

在很多情况下，乔治·索罗斯都认可其他人所提出的重要创意，并且在此基础上大力支持这些创意，因此原本一个很小的项目最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提高政府资源型收入管理透明度的问题。在这一领域，最初是一个总部设在伦敦的小型组织—全球观察组织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除了帮助这个组织扩大活动范围并提高其工作效率之外，乔治·索罗斯还就这一问题同有关国家的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进行了磋商，而且推动了一些新组织的建立，比如收入观察研究所。通过这些组织来解决全球观察组织工作范围之外的一些问题。因此，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都兴起了一个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运动，而且对于很多国家的政府而言，自然资源型收入及其开支的透明度都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

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新举措并非都是由索罗斯一人直接提出来的。然而，他给基金会网络灌输的那种精神对于激发其他人的创新意识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索罗斯坚信真理是通过反复尝试取得的。他常常会想到实施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实际上并不一定行得通。但是他乐于接受批评，愿意作出调整，因此他的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往往比原先所预料的要多。基金会内部如果有人想通过附和索罗斯的想法来讨好他，那这个人绝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而且即便是关于索罗斯扬扬自得的项目，如果有人给他带来关于这些项目的负面消息，索罗斯也不憎恨他们。实际上，他非常赞赏那些有可能同他进行争辩的人提出的意见。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在实践中才会形成自己的一种认识，即“所有人都会犯错误，取得进步的方式就是在前进的途中纠正错误”。

索罗斯所建立的一些独特的机构也遭遇过一定的失败。除美国之外的国家中，索罗斯投入资金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但却无力让俄罗斯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这令他极为失望。索罗斯并不后悔自己在俄罗斯的投入，他依然认为自己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但是他知道俄罗斯绝不会在短期之内就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

虽然还有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是还有很多成功之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开放社会基金会艰苦卓绝的努力，世界上接近90个国家都制定了保障信息自由的法律，而且这些法律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落实，从而使政府的运作更加透明。预算需要透明，然而开采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往往被贪污或者被滥用，因此这成为他们的一个工作重点。

开放社会基金会还积极致力于保障遭遇歧视的少数民族的权利，并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支持者。诚然，有一些工作必须长久地坚持下去，而且这些工作往往会遭遇一些重大的阻挠。开放社会基金会在欧洲中部和南部所开展的旨在解决罗姆人边缘化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然而，长期以来，基金会网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除了关注少数种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弱势宗教团体的问题，开放社会基金会还发起了多个项目，旨在解决精神残疾人士、身体残疾人士、吸毒人员、病危人士等弱势群体所面临的虐待和歧视问题。

开放社会基金会开展国际合作所处理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向刑事被告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另一个相关问题，即审前关押问题。审前关押的对象往往得不到法律事务方面的咨询，被关押时间往往都非常长。近来，除了开展这项工作之外，开放社会基金会还在保障公民权领域大力提高穷人的能力。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律师的数量很少，开放社会基金会就支持一些项目，使得一些准律师们能够为有关当事人提供至关重要的援助。在推动国际人权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开放社会基金会也发挥了主要作用。由于我的工作背景，索罗斯把基金会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大部分都委托给我负责指导。多亏他提供的充足资源，我们才成为世界上人权运动的最大支持者。国际人权运动与国际环保运动是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影响力最大的全球性公民运动。在这一领域，另外一个捐助者，福特基金会，参与的时间比开放社会基金会还要早，而且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欧洲和美国的其他几个慈善组织也为这一领域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开放社会基金会几乎同所有支持人权运动的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让我们自身所作的贡献产生更大的实际效果。

在过去的30年间，人权运动在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期利用各国相互之间的影响来实现保护人权的目标。过去15年间，开放社会基金会不仅仅关注如何塑造外交政策，而且还通过支持国际危机小组与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之类的组织，成功处理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乔治·索罗斯本人在这些组织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参与了这些组织的政策审议过程，这就影响到了他自己对于公共政策的思考，而由此带来的结果则体现在他在基金会网络内部所发起的各个倡议上。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几年前在尼泊尔国王遭到驱逐之后，他便以此为契机在该国发起了多个项目。正是接触到了国际危机小组关于尼泊尔的报告，索罗斯才决定开放社会基金会可以为该国建立开放的社会作出贡献，这个国家从前实行国王专制，近年来又饱受国内武装冲突的困扰。

我在1993年加入开放社会基金会之后，很快就清楚地了解到乔治·索罗斯对于已经蓬勃开展的慈善活动了如指掌，这是其他人所不能比的，之后的很多年一直都是这种情况。但近来，他逐渐开始有选择性地了解一部分慈善活动。对于他自己深入参与的某些方面的工作，他重点关注，其他方面的工作都留给我和其他人负责，以确保基金会网络的有效运转。同时，他还说过，开放社会基金会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往往是他不知道的。索罗斯给整个基金会网络带来了他对开放社会价值理念的无限忠诚以及反复试验、反复改正的工作方法。正因为理念与方法已经深深根植于基金会网络之中，他才有可能继续花费巨额资金用于支持他无法充分了解的活动，并对此保持乐观的态度。当然，索罗斯确实也担心由于领导者必然会发生更迭，他给基金会带来的创新精神会随之衰落。他担心开放社会理念会如同其他慈善组织一样，由于过于担心自身的安危而不愿担当风险。我对此不是那么担忧，因为他对很多占据重要位置的年轻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比他所意识到的还要深刻。我期待着这些年轻人能够在未来长久地保持着索罗斯赋予基金会的主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