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重建与凡人的修养——读新渡户稻造的《修养》
日本著名农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修养》(1911)作于100年前，在本国风靡了一个世纪之后，如今终于有了中文译本而得以在汉语读书界流传。我欣喜之余也不禁左思右想，在人欲横流、金钱至上而呼吁重建道德秩序之声不绝于耳的当下中国，我们该如何阅读和接纳这部来自域外的讲道德和人格修养的著作，怎样理解作者的思想立场和问题意识并有效地切入书中的世界，社会道德的秩序重建和每个公民人格修养的养成两者之间构成怎样的逻辑关系，等等。
新渡户稻造(1862—1933)是明治时代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其复杂的个人经历、广泛的社会活动和独特的学问思想信仰为《修养》一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他出生于传统的武士之家，早年就读于札幌农学校并在该校外聘美国人教师影响下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东京帝国大学英语和农业经济学科毕业后，他又远涉重洋留学美国霍普斯金大学。1891年回国后历任札幌农学校、京都帝国大学等教职，日俄战争前后，新兴国家日本于内部开拓北海道，在海外开始领有萨哈林、朝鲜等，新渡户稻造在此种背景下于京都、东京两帝国大学首次开设“殖民政策学”讲座，逐渐确立起为帝国日本提供海外殖民统治技术的学问，这个学问体系经历1945年的战败改为“地域研究”(地区研究)而一直保留在日本的大学学科体制中。除了农业经济学和殖民政策方面的学术成就，新渡户稻造还曾担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女子大学校长职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晚年则出任过国际联盟事务次长，于世界各地推动和平友好事业，成为当时日本少有的国际主义人士。可以说，新渡户稻造是典型的“明治教养人”，一方面有忠诚于明治国家的浓重观念，同时兼具“自由民权”和个人独立的志向，又贯通古今东西的思想学问并形成了高远的国际主义视野。
《修养》出版于明治末年，那时正是现代日本通过“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而初步完成民族国家制度建设的阶段，又经过与周边两大帝国——清帝国和俄国的两场战争而获胜，使日本人在海外扩张上形成了基本的民族认同。这个阶段，已经初步达成“富国强兵”目标的日本国家，其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塑造新型的均质化的可以效忠国家的国民。正因此，明治末年开始出现了有关“日本人论”、“日本国民性论”等书籍流行一时的趋势。作为身在这个国家体制的内部担任教育方面重要职务的新渡户稻造，自然会对此种塑造和培养“新国民”的时代要求抱有自觉的意识。然而，我们翻阅《修养》一书，却注意到其中并没有当时弥漫于各类国民性论和谈教养的书籍中那种浓重的国家意识和国民道德论的色调，作者一再强调其主旨在于为普通人建立个体人格的修身标准，其最大的心愿也不过是“为迷茫者指明方向，为气馁者增添力量，为哭泣者擦去眼泪”以“抚慰不满者的心”而已。
在我看来，这种淡化“国家民族”或“国民”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从现代人个体人格的确立角度切入道德修身问题的低调策略，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它能够超越时代限制而博得广泛好评且畅销不衰的原因所在。当然，在作者新渡户稻造那里，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好国民”这样的意识并非不存在，如书中谈“储蓄”的章节就提到假如一个人“为国家培养出来的是几位善良的国民，这也是对国家的贡献”，而具备储蓄意识的人往往思维缜密，“日后必然会成为能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公民”。但这也是以首先养成个体健全的人格、提高公民的一般道德修养为前提的。由于作者更看重公民道德修养的实践意义，而有意识地避开理论上的“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二元论述的框架，认为以此“框架”讨论修养，“有时也许会看出貌似重大的实际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没多大必要去应用于人世间”。因此，《修养》一书的论述具有更贴近个人道德实践的特征和广泛的适用性，避开了单纯为民族国家塑造合格“国民”提供劝谕，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政治性和道德说教的大而无当。
《修养》依据作者复杂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融汇东西方和古今的思想学问，从青年立志到信念勇气的建立，再到克己慎思和处世为人的道德修养，始终以个人的人格提升为其论述宗旨，重点强调的是“修身立其诚”的道德实践性和具体性。作者试图为普通人提供在平凡中超越平凡、于日常中克服凡庸的道德说法。这样，思想学问化成了智慧，经验和阅历铸成了一条条生命的箴言，而特别适合于处在人格形成阶段的青年读者阅读。又由于淡化了为特定国家塑造合格“国民”的论旨，日本以外的读者也会从中受益而不至于产生隔阂之感。书中也有几处拿西方人与东方人进行比较以说明日本人某些方面弱点的地方，但感觉不到以西方标准来裁断东方人那种“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式的论调，反而常常是把东西方的智者圣贤平等地视为现代普通人道德修养的智慧源泉。比如谈到“克己”，作者就强调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乃是克己的最高境界，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忍辱负重的耶稣能够克服自己喊出“我战胜了世界”，则是克己的最高典范。
在平凡中超越平凡、于日常中克服凡庸，这是《修养》作者为现代青年的人格塑造确立的基本目标，其是否道德和有修养的判断标准则是“常识”。因为，在作者看来，日常之中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多是平凡的，所以需要“靠常识来判断”，但这也是最难的。就是说，这个“常识”看似简单，比如中学教科书程度的为现代科学所证实的普通知识或者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最基本的善恶判断尺度等，但作为平凡的人能否持之以恒一生立志从善并落实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上呢？这样说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了。更何况，讲普通人的“修养”，“目的在于阐述我们平时尽自己的职责时所需要的精神准备，并不是希望你一跃成为英雄豪杰，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受到世人的喝彩。功名富贵不应该成为修养的目的。自省而果敢，即使贫穷内心也会满足，即使受到诽谤也会自得其乐，即使身陷逆境也会感到幸福，怀着感激之情度过每一天”。可以说，新渡户稻造为现代普通人确立的“修养”目标是极平凡但也非常高远的。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人情物理和道德实践的经验。这与从形而上的理论层面或道德规范的制度层面确立社会道德的体系不同，是从形而下的个人角度来思考现代人的道德行为尺度。
我认为，为公民社会中每个普通人建立日常的道德行为尺度以提升其人格修养，这在当下道德秩序出现严重危机的中国，尤为重要。自晚清以来，中国便一直处于社会道德和伦理体系的崩溃和重建过程之中。配合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变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现代道德伦理体系的重建历经波折而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如今又遇到市场消费社会的来临和重商主义横行的冲击，道德秩序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比起形而上的道德逻辑体系或者制度重建来，更在于普通人即现代社会中的每个公民其道德修养的建设。也是在100年之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就曾疾呼“吾人最后之觉醒”乃“伦理之觉醒”。就是说，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变革必须以个人、家庭的伦理变革为前提。同样，社会道德制度的重建也需要以每个公民的个人人格修养的改造和提升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渡户稻造的《修养》虽然作于100年前，但如上所述其内容并不陈旧，方法和视角也都还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中国读书市场讲“修养”的书籍少得可怜的状况下，《修养》一书至少可以解燃眉之急。
2009年5月9日
P169-174
这是我第一本文章的结集。除了一两篇万字左右的论文之外，都是些书评性质的学术随笔之类，写作时间大致在2003年留学回国至今的六七年间。论数量不算很丰厚，但我自己还是比较的看重。因为，这些文章记录了自己学术转向的经过，留下了阅读当代日本、思考中国和东亚问题的轨迹。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原本是搞中国现代文学的，20年前曾写过一本关于周作人的小书。1990年留学日本，当初也是计划做些中日文学比较之类的学问。没想到海外飘泊10余年，如今会从事起“日本研究”来，而且是远远跨出了文学的范畴。这次编辑此书，使我有机会检点和总结自己近些年的学术工作，将大小文章归类之后，不期然地呈现出了我关心的范围和兴趣所在。
集子里有三个部分。“知识左翼眼中的日本”，是写作《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北京：三联书店，2007)一书时的副产品，主要透过日本当今批判型知识分子对本国思想、历史的反思，来观察那个扑朔迷离的战后日本。我很庆幸，留学期间能够接触到柄谷行人、子安宣邦、小森阳一等一流学者，阅读他们的著述文章，不仅提升了理论素养，更让我从历史和思想的深层视域，看到了那个自已曾经生活于其中、以为熟悉的“日本”其背后的“历史水脉”和“精神骨格”，也深切地体会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仅凭日常生活经验是不够的，深度的知识学理观察亦不可缺少。因此，这一部分的文章，虽然在内容上与我那本专著有重叠的地方，但还是收入集子中，希望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和我一样，透过日本“知识左翼”批判性的视角，加深对邻国日本的了解。
“文学、历史、地缘政治”部分，是我引进和介绍日本的另一类知识——中国学，并与之对话、交流的文章，包括在此基础上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地缘政治问题的思考。大家知道，日本的中国学，战前在古典领域，战后则是在鲁迅及革命中国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从留学当初便一直对这方面多有关注，所结交的日本学者、师友也是以这一领域中的居多。他们的思考和研究，为我提供了认识中国的另一个特殊视角。“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实体和错综复杂的想象对象，那种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认识“中国”的想法，是最愚蠢不过的，连称其为文化民族主义都不够格。我们需要多元的视野来看“中国”，国外汉学无疑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当然，日本的中国学包括战前的所谓“支那学”和战后的中国研究，在某些方面也有自身视野和立场上的偏颇甚至意识形态化的偏见。因此，我在这一部分文章中，不仅看重其杰出的成就和想象“中国”的方法论视角，也对其中的问题如为帝国主义殖民历史辩护的“文明与野蛮”二元论等有所触及和批评，以期形成对话的态势。同样，“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地缘政治”也是一个复杂的论述对象，而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以及东京审判之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依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试图从“日本”这一视角进入问题的讨论，开掘知识视野和思考的深度，所得的成果虽然还不多，但愿意继续努力下去。
“翻译与文化沟通”部分，则反映了我这几年来着力去做的另一方面工作：对日本学术著作的翻译介绍。从内容上讲，一如上面所述，翻译的选择还是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学者关于本国近代历史和思想的批判性著作，另一个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我一直认为，“外国研究”首先要注重对该国重要的思想学术文献的翻译。自己留学多年，掌握了关于日本的必要知识和语言能力，在从事研究的同时应该亲自动手搞翻译。这有助于不同国家民族间文化学术的沟通。我每读到日本学者的优秀著作，常禁不住想挤出研究上的时间来介绍，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共享这些学术成就。文化沟通离不开虚心坦怀的文字转译。我将自己六部译著的“译者后记”收入这个集子中，目的不光是为了纪念翻译上的甘苦，更期待读者们通过这些导读性质的文字而对原书产生兴趣。从而萌发找来一读的兴致。
回想起来，自2003年归国而转向“日本研究”，如今已有六七年的光景，这转向不仅是研究方向和范围的变化，还包括从文学研究跨向思想史、文化研究的专业性质上的转变，其中的艰难和困惑，自己是最有体会的。我将书名定为“转向记”，也是意在留下一点儿记忆。我不知道这一转向是否成功，但至少以为找到了研究“日本”的感觉，并愿意继续沿着“日本战后思想史”这个方向走下去。而说到“转向”的远因，当然与20年前决计“游学海外”这一个人抉择有关。1990年离开故国，一走就是十几年。我常对朋友笑日，自己人生中最年富力强也最贵重的一段时光和记忆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日本。尽管对这个“日本”也时有不满甚至隔膜，但它已然成为我记忆的另一个原乡，无法割合。因此，我关心日本，也是在回顾自己，正如我研究日本也就是在思考中国一样。我的最大心愿，是向中国的读者呈现一个比较真实立体的日本，在褒扬肯定其优点的同时也不忘对其偏狭之处加以批评。通过理解和承认一个作为真实“他者”的日本，最终使人们与那场造成巨大“民族仇恨”的战争历史达成和解，这恐怕是我学术转向的根本动力吧。
编辑这个集子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可以使自己这一段的工作有个了结，从而轻装上阵向新的学术目标挺进。这新的目标眼下还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即从日本战后作为“政治抗议”的社会运动人手，进入思想史研究。我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怎样艰巨的学术征程，但愿意再做一次挑战和跋涉。
最后，对为本书的出版尽心尽力的从书主编秦岚、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邢艳琦和本书责编王丽芳三位女士，表示由衷的谢忱。
赵京华
2008年7月23日记于北京太阳宫寓所
2011年11月21日改定
知识左翼眼中的日本
从东京审判到普遍正义／002
文本解读的政治／014
多重解读的可能性／024
“牺牲的逻辑”与靖国问题的核心／032
历史记忆与判断的责任／038
反思“脱亚入欧”的文明史观／048
记忆的政治学／059
文学、历史，地缘政治
世纪之交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述评／082
文学者鲁迅与革命人鲁迅／102
日本中国学的革命想象与实证方法／106
殖民历史的叙述与文化政治／115
民族国家与现代文学／131
民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136
地域化背景下文学批评的政治／141
从国会“决议”案看日本国民的战争观／148
观察中日关系的阔大眼光／154
国家与战争的文学隐喻／160
道德重建与凡人的修养／169
东京审判与东亚战后体制／175
翻译与文化沟通
从“起源”上颠覆文学的现代性／190
“无方法”的方法／200
现代日本知识考古学／211
大出版社与文化普及／215
国家、战争与个人的命运／218
资本主义国度中的左翼理论家／227
附：访谈
佐尔格、尾崎秀实“国际间谍案”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答上海电视台《大间谍》摄制组编导朱晴问／240
后记／256
鸣谢／260
“东亚人文·知日文丛”缘起
与异国的风土、文化亲近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一块土地上生活的时间长了，那里的风土、习惯、文化会从知识变出滋味，引你品尝它的丰富和浓郁。
说一件有关“咸菜”的小事。初到日本，正值樱花满开的四月，第二天我就随丈夫去富山长庆寺参加赏樱会。赏樱的雅致且束之高阁，却说那“美丽”的套餐最后，还上来了一碟儿咸菜。我大惑不解：中国人不会用成菜招待客人啊。但是，黄瓜茄子白萝卜鲜润适量，碟儿又朴素别致，我愉快地接受了。那浅渍的甘爽成为我舌尖长久的记忆。那之后，我时常会收到成菜礼物，一包一袋的，京都的千枚渍、奈良的桂瓜渍、福岛长久保的紫苏卷，甚至盛暑和年底还有外地的朋友寄一两盒来。我好奇怪：日本人干嘛这么迷恋咸菜？后来，我去了很多地方，走到哪里，都看得到大大小小的咸菜屋，我也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每去一个地方就买些咸菜送朋友，自称为入乡随俗。日子长了，去日本人家做客的次数多了，我发现日本人收到咸菜，晚餐桌上就会摆出一盘来。一家人围坐着，边吃饭边聊上一阵子咸菜的话题。一家人吃着成菜聊着咸菜，对寄咸菜的人怀着感谢之情。那份儿安恬，如口中的咸菜淡而醇，让你品味到“送送咸菜”背后自然而深厚的东西。
“送送成菜”毕竟是小事，但道理相同。了解日本社会、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心理，都不是从书上看两眼，到日本掠一眼就可以获得的，需要生活在那个环境中咂摸的过程，需要把书本中的和个人理解的日本与身边的日本联系、认证并深化的过程，否则，你眼中、笔下的日本就很可能是“咸菜的颜色和碟子的形状”等外观的东西，而外观会不断“改观”的。
从深入了解出发的研究必将是切实、深入的。研究的终极境界是文化的相互丰富、融合，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尚行走在中途，研究的明确目的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众所周知，日本从古代开始就花大力气学习中国文化，从书本学习，派留学生现地学习。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存录的汉籍就有1568部，17209卷之多，那还是公元9世纪。之后一千多年过去了，日本人一直关注中国，日积月累，日本的汉学成了全世界中国研究的重镇。一架架有关中国的研究图书，从政治制度到文化习俗到语言文学到物产甚至到游戏，为日本人了解中国铺就了条条路径。《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相当一段时间，这个岛国，居然在和中国的交锋中占尽先机，这和日本人迅速而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有关，更和对中国的充分了解、研究分不开。
回过头来反观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和研究，直到今天也只能说仍不尽如人意。很多重要的领域依旧留有大量的空白，误读与表面化解读、从自己方便的立场解释日本，或在误读之上一厢情愿地“深入分析”等问题仍然存在。虽然1900年前后也曾经出现过留学日本的高潮，但我们留学日本，重点并不在于对近邻日本的重视和研究上，正如张之洞所说，是因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图的是多快好省曲线吸收西洋的知识，而把日本作为自己的关照对象加以认真研究的，不过数人而已。
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很大改观。很多青年学子乘着第二次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浪潮，走出国门到日本留学。他们或学业有成，归国服务，或扎根扶桑，成为新侨。就是从这批留学生中间，涌现出了一代新学人。“东亚人文·知日文丛”的作者就属于这一代学人。他们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是旅日时间长，多者近20年，少者也有数年以上，有丰富的现地生活经历；二是赴日前大都已经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学有专攻，看世界看问题各有视角；三是大都把自己研究的焦点对准日本本身。他们能够把“深入了解”的日本在重新阅读史料和思考中将细节的日本提升到深入的研究层面。日本有个说法叫“石上十年”，可以说如今他们都到了收获的季节。把他们的果实采摘到一起呈现给社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东亚人文”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着手编辑的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学术研究、典籍资料、文化译丛等，“知日文从”是其中有关日本的文化随笔系列。“清华东亚文化讲座”从2004年创立起，便着力从多种角度来讨论东亚问题。伴随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发展，伴随中国的文化复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思考东亚问题，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致力探索的方向。我们深知，如何对待历史，如何面对今天，如何面向未来，这些存在于中日之间的大问题，并不是这套“知日文从”能够解决的，我们只是期望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能够给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读者朋友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参考。
秦岚
2007年6月18日
《转向记》分三个部分内容。“知识左翼眼中的日本”，是写作《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北京：三联书店，2007)一书时的副产品，主要透过日本当今批判型知识分子对本国思想、历史的反思，来观察那个扑朔迷离的战后日本。“文学、历史、地缘政治”部分，是作者引进和介绍日本的另一类知识——中国学，并与之对话、交流的文章，包括在此基础上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地缘政治问题的思考。“翻译与文化沟通”部分，则反映了作者这几年来着力去做的另一方面工作：对日本学术著作的翻译介绍。从内容上讲，翻译的选择是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学者关于本国近代历史和思想的批判性著作，另一个是日本的中国研究。
《转向记》由赵京华编著。
《转向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第一本文章的结集。除了一两篇万字左右的论文之外，都是些书评性质的学术随笔之类，写作时间大致在2003年留学回国至今的六七年间。这些文章记录了作者学术转向的经过，留下了阅读当代日本、思考中国和东亚问题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