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个人来说，对于幸福的定义有千千万，对于政府的期许也各有不同，有时我们痛恨政府的不作为，有时我们抱怨政府的束缚过多。民众的幸福到底从何处来？政府能为此做什么？另一位美国开国思想家和弗吉尼亚人梅逊觉得“在所有各种形式的政府当中，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在浮躁时代中，政府和民众一样都在追求幸福，德雷克·博克编著的《幸福的政策(写给政府官员的幸福课)》似乎可为这条幸福的出路给出参考。

在经济发展至上的时代，要GDP还是要幸福感？经济发展至上，是当代社会一切问题的症结吗？调整收入分配的方式只有劫富济贫吗？增进国民幸福感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又该通向何方？决策者应该如何对待民意，扭转公信力危机，赢回民众信任？怎样的政策才能给民众带来最大的幸福？哈佛第25任校长、美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美国国家事务委员会主席德雷克·博克，从40年的积极心理学研究结论中，发现政府政策与幸福民生的必然联系。德雷克·博克编著的《幸福的政策(写给政府官员的幸福课)》深度思考幸福感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在更广泛的政策领域中，提升幸福感，增进全体公民生活的品质。从经济增长、平等、养老、失业、健康保险、教育与政府职能等诸多方面，思考政府政策与国民幸福的未来。《幸福的政策(写给政府官员的幸福课)》可供政府决策人员、政策研究人员阅读。

第1章 幸福研究的新发现

第2章 幸福研究的优势

第3章 政府官员的幸福课

第4章 如何看待经济增长问题

第5章 如何应对不平等问题

第6章 如何应对经济困境中的风险

第7章 狙击幸福的三大健康杀手

第8章 和谐的婚姻家庭与社会

第9章 教育改革与幸福社会

第10章 改善政府职能与民众幸福

第11章 幸福研究的重要性

后记

近来，幸福研究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那就是美国人把促进和支持经济发展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到底是不是一种明智之举。研究认为，财富的增长未必会带来持久的幸福。研究者不仅指责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偏离了方向，而且进一步质疑导致这种结果的经济学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消费者是自身福利的最好评判者，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加会相应地促进幸福感的增加。对这种假设的批判可谓意义深远。倘若正如近来许多研究证实的那样，收入的增加并没有使人更加快乐的话，那么，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翻倍、再翻倍，人们不得不每天长时间辛苦工作并承受着环境污染带来的威胁，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义？

商品与服务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为支撑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础所在，因此很难想象如果美国人开始相信这些增长并没有给他们增加半点幸福感的话，最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目前，经济增长是体现一个国家活力和进步的最重要标准。GDP的季度报告广泛出版，备受关注。这些报告指出的发展趋势是对比美国与其他国家发展速度的主要指标。美联储主席也定期在国会报告经济发展的前景状况。政策建议能否被国会采纳，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期带来的影响。

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经济发展理论大行其道。从全球范围来看，正如历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R.McNeil）指出的，“经济发展至上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理念。”瑞典曾经因为“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模式而家喻户晓，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经济发展徘徊不前、令人不满，人均收入也从最初的几乎位居西方国家之首，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然而，就经济的整体重要性而言，政府将经济发展作为政策目标是相对晚近的一种现象。在美国，发展成为经济政策的核心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它取代了长期以来以控制经济循环和避免失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由于战后经济可能出现短期衰退的预期并未出现，于是，对经济前景是否可以持续繁荣的忧虑被乐观主义所取代。20世纪40年代，在利昂·凯泽林（LeonKeyserling）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期间，他特别重视经济发展的年度报告。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较为谨慎的经济政策之后，由于担心持续的通货膨胀，约翰·肯尼迪总统把发展经济作为“让美国继续前进”口号下的一个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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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麓深处，有一个信奉佛教的小国，境内高山矗立，密林覆盖，布满冰川、河流与小溪，这个国家就是不丹。由于观光者鲜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不丹才为世人知晓。那时的不丹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之一：贫困、文盲率高、婴儿死亡率高。然而，1972年，这个偏远的国度却发生了令全球瞩目的改变。刚刚登基的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chuk)宣布，此后政府要以“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而非“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作为衡量国家发展的主要尺度。在不丹的五年发展规划中，他宣称：“到规划末期，如果我们的人民感到还不如以前幸福的话，我们的计划就失败了。”

尽管不丹新政的一些细节工作尚未完善，但下面这“GNH四大支柱”基本概括了幸福新政。

善政与民主化：尽管不丹人民非常拥戴他们的国王，但旺楚克认为，从长远来看只有民主才能保障民众的幸福。与其国民的意愿正好相左，这位颇受欢迎的君主期望逐渐将他的国家推向民主。他坚持分化自己的王权，赞成成立民选议会，由民选议会选出部长并组成执行委员会，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如今，他的王子已经继承了王位并决心继续坚持民主化进程。在现任国王的领导下，不丹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并于2008年举行首次全民选举，推选出了立法机构的成员。

稳定与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政府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因为许多不丹人还非常贫困。不过，从长远着眼，为了保持一种缓慢而稳定的发展，政府有意识地在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政府相信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被民众平等共享，尽管这一原则的确切含义仍然不太清楚，但它至少包括了免费的全民教育(目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全民免费医疗。

环境保护：为了给下一代留下美好的自然环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策来保护环境，但同时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牺牲，例如，旅游业发展限制重重、禁止使用塑料袋、禁止吸烟(尽管遵守情况不尽如人意)，以及通过税收激励机制和调节进口关税的方式促进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的推广。为了禁止滥伐林木，政府提倡使用电炉采暖，将大面积区域保留为国家公园，并立法规定国家森林覆盖率必须保持在60％以上。

文化保存：政府不但力图保留不丹传统文化的独特元素，而且大力宣传奉献、助人、忍耐及协作之类的价值观，并倡导在家庭、工作和娱乐之间保持和谐与平衡。

政府将这些目标作为基本指导原则，并制定出72项指标来考核进度，还重组中央政府以保证政策的制定始终遵循这些指标。如今，不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均收入超过了印度，平均寿命由1982年的43岁提高到目前的66岁，儿童死亡率也从1．63％o下降到0．4％0；新建的学校和医疗室遍布全国，扫盲率也从1982年的10％提高到66％c，最新的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不丹政府的治理水平虽然离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标准尚有一段距离，但它的稳步前进，使其排名超过了印度，并将尼泊尔远远甩在身后。

幸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古至今，人类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思索：如何才能过上一种幸福生活？无论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西斯蒙第、边沁都把幸福作为重要的思考对象。当然，不同时代的人对“幸福”的界定也是不同的，柏拉图的幸福倾向于道德层面，而边沁的幸福则是功利主义的。无论如何，他们都希望未来的生活比现在要好。就个体而言，这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就群体而言，这是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目标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国家借助战后重建的契机不断完善自身的福利制度，而福利国家的建成改变了过去放任自由主义历史背景下政府“统而不管”的角色，转而在民生问题上承担起主要的责任。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型，学者们探讨幸福的着眼点也发生转变：过去人们更关注“个体如何使自己幸福”，而近年来开始转向“政府如何使民众幸福”。进一步讲，就是国家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创造良好的环境，让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渴望幸福也是源于对不幸的恐惧与排斥。

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幸似乎往往比幸福来得更频繁、更容易、更突然一些。住房、婚姻、疾病、医疗、教育、养老等诸种社会问题萦绕着身为芸芸众生的现代人，让他们喘息不得，又逃避不得。在悲观主义的叔本华看来：“人生就是一场苦难。”当然，每个人都会经历种种挫折与坎坷，但有些困难通过个体的努力可以获得解决，而有些困难则远远在个体的承受能力之外。当人们遇到后一种不幸时，难免会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庄子）。个体陷于无助绝望之际需要国家与政府干预和帮助。而一个良好的政府理应履行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个体陷入无望的悲剧。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避免和预防不幸就成为通往幸福的必由之路。这种努力不仅要个人付出，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建立一种福利制度，通过调节税收和国民财富的再分配来解决弱势群体遭遇的问题。这一主题正是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在本书中探讨的主要论题。博克在本书中强调了幸福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关于国民幸福的调查和研究可以为决策者拟定社会政策提供合理的根据，政府应该帮助不幸的人摆脱灾难，让满足的人更加幸福。让国民更加幸福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他指出，政府应该着重关注GNH（国民幸福总值）而不是GNP（国民生产总值），更不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如果经济的发展没有使民众生活得更加幸福，那又有何种意义呢？可以说，这本书是希望美国政府进一步实施改革的一种建言献策。

需要指出的是，博克的论述是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下展开的，选取的案例也主要来自欧美国家。但作为他山之石，这本书会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它有助于普通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幸福的广泛内涵，更加理性讨论幸福问题；有助于研究者了解西方幸福研究的诸种理论、方法和结论；也有助于公共部门吸收借鉴西方国家在福利建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总之，这是一本充溢着理性的论证和现实关照的著作，值得品读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