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教师，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是那么琐碎。然而那一件件琐碎的小事，却记录下他们的真实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教育的真知灼见。

《黄生养雀记——杏坛真言之一》收录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近年来的杂文作品，涉及生活琐事、语文教学反思、随笔散文等。

《黄生养雀记——杏坛真言之一》作者黄玉峰从教四十三年，始终耕耘在教育第一线，积极从事教育改革，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和较深厚的理论素养，对中小学教育尤其是对语文教育有较深刻、较独特的见解。

《黄生养雀记——杏坛真言之一》收录黄玉峰近年来的杂文作品，涉及生活琐事、语文教学反思、随笔散文等。

胸中海岳梦中飞（代序）

第一辑 岳母在我背上离去

 岳母在我背上离去

 闵子骞、二堂放子及其他

 怀念小阁楼

 喜欢挨骂

 破车与我同行

 掼沙发

 我家无空调

 名片印我

 潇洒的阿Q

 妻子爱穿新衣裳

 女人不在家

 红鼻子

 沾光与添彩

 被强暴的滋味

 得意与窝囊

 明月何皎皎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劳动佳节话劳动

 我的和园

 和园记

 五易书斋名

 一棵树

 黄生养雀记（之一）

 黄生养雀记（之二）

 黄生养雀记（之三）

 黄生养雀记（之四）

 黄生养雀记（补记）

 读书是我最大的乐趣

 身在天尽头

 “叛徒”的足迹

 在复旦附中升旗仪式上的讲话

第二辑 语文教学该敲响警钟了

 带饭的阅卷官

 从副市长举八宝粥想开去

 放纵、惩罚、三字经

 从教授不能教孩子谈起

 教师素质与死马骨头

 莫让孩子吃错药

 夜来风雨声考试知多少

 我们需要“诚与爱”的教育

 千树万树梨花开

 经典，伴你精神成人

 阅卷教师的争论

 名作家与少年郎之比较及我的逃遁

 不容小错铸大错

 高考前的最后几堂语文课

 “孤芳自赏”、“随波逐流”及其他

 四十五封信和美轮集

 我们怎样做婆婆

 语文教学该敲警钟了！

 高考试卷竟有错误

 阅读分析已南辕北辙

 指挥棒指向何方

 作文题的“京派”与“海派”

 少出点“花头经”

 “家教热”之我见

 春天，我羡慕你

 用字还是平易些为好

 我不会教书了

 请你叩开这四扇大门

 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请你笔下留情

 孩子未必不可打

 教书与做戏

 爱，也要打假

 苏老为何生气

 大山教我写小诗

 他为什么藏别人的书

 猪队长错在哪里？

 窝藏女孩的隐私

 亦师亦友亦亲人

 在复旦附中高三毕业典礼暨十八岁成人仪式上的讲话

 “求甚解”与“猜谜”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学生

 为改变作文教学技术化倾向而努力

第三辑 不要漏掉钱钟书

 不要漏掉钱钟书

 她为啥不喊救命

 蟋蟀断穷根的忧虑

 面子

 想起了丘吉尔的母亲

 邪能压正

 请君莫骂发烧友

 不要去“征服”母亲

 “了解”难乎哉

 有一颗童心多好

 黑熊事件、老鼠尾巴及应试教育

 苏东坡“墙”的意识与老歌德的爱情诗篇

 为小孩子想想

 精神底子莫失莫忘

 少一点恨，好吗？

 劝君莫说“掏浆糊”

 真瞎与假瞎

 让人间充满爱

 我们不能太听话

 我与鲁迅

 村姑的遗言

 宽容和固执

第四辑 十驾难酬知遇恩

 十驾难酬知遇恩

 回忆戴厚英老师

 民间诗人陈大姐

 鲁迅与他的命中贵人蔡元培

 师尊

 是我悲秋秋悲人

 渥然丹者为槁木

 我的三位校外老师

第五辑 心中艺术的迷狂追求

 心中艺术的迷狂追求

 挥毫落纸如云烟

 人品与书品

 关于诗歌的讲话

 左笔生辉

 我的游戏人生

第六辑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杨匡海画册序

 我们今天怎样读《论语》

 情的重量

 学会读书学会作文做真的人

 挺起参天大树

 一个松江二中人的感怀

 黄荣华、程千里序

 《诗书画缘》序

 关爱生命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体会庄子的超然和淡泊

后记

岳母在我背上离去

岳母走了，是在我背上离去的。

与岳母第一次见面，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当时我与妻刚恋爱，她家人大多数都反对，说是在郊区工作，工资少，成分差，又是“臭老九”。唯有岳母说：“是读书人，会有出息的。”

其实岳母成分也不好。一次，我坐在一旁看她包粽子，她包的粽子不用一根线，只只有棱有角，完全是艺术品。她告诉我，做姑娘时，每到农忙，就包给长工吃，自己尝都不许尝。她爸说：“男人要出力，姑娘家吃了浪费。”

岳母是极慷慨的人，三年困难时期，家乡的人逃荒到她家，一住就是年把，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家里更穷了，“当的当，卖的卖”，能干善良的岳母终于支撑了下来。

岳母做得一手好菜，平平常常的作料，到她手里，总能调得有滋有味。我父亲一向很挑剔，亲家见面那天，吃了她烧的菜，到现在还记得，常说“你丈母娘真是好手艺”。岳母烧了菜，喜欢端给左邻右舍，一天她包饺子，便把邻居阿忠叫来。我一向胃口好，像刘姥姥。她一边包一边煮，我们则盛了吃，吃了盛，不知吃了多少。岳母站在边上笑着看我们吃，直到我们撑得几乎翻白眼。岳母后来透露，我吃了54只，阿忠吃了50只。还逢人就夸“咱玉峰真能吃”。

岳母的哮喘病就是在困难时期落下的，时好时坏，就是不肯去看病。怕烦人、怕用钱。说厂里报不掉。我说“到我这里报”。每次陪她看病，我索性把发票撕了，省得她为报销奔走。她似乎很歉疚，喃喃地说：“又用了你的钱。”

那年正是我50岁生日，她已很不舒服，却说，玉峰五十大喜，我一定要去。路上受不了汽车颠簸，让车子停了两次。快到春节了，她像往年一样，买了好多鹅，一步三停地拎回家，给儿女们腌好，晾干，然后带信来，叫我们去拿。春节一过，她的病一天重于一天，终于答应去住院，她一生中从没住过院。

那天，四女婿从三楼把她背下来，上了轿车，到了一家曾属教会的名牌医院，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医生，作了检查后便给她补液。她坐不住，躺不倒，我便坐到床头与她背靠背，调整好角度，问她“舒服吗”？她点点头，转过来对我微微一笑，笑得很凄苦。大约五分钟光景，突然我背上有“咚咚咚”的感觉。不一会，我只觉得“咚咚咚”的感觉在加重，如调皮的小孩在捶背。就在这同时，妻大叫起来：“妈！妈——医生，看，我妈脸发紫了！”——突然，我背上的咚咚声消失了……

医生狠狠地电击了几下，然而，岳母的心脏没有再跳一下。在疯狂的哭喊声中，岳母进了太平间，我拉着几乎哭昏过去的妻，泪水直往外涌。

岳母死了，在我的背上，只留下一个凄苦的微笑，在追悼会上，我献上了亲手写的对联：“岳母亦母，为婿廿载承厚爱，点点滴滴；半子即子，背慈一刻报春晖，岁岁年年。”以表达我心中的感激和悲痛。

那年岳母说我“会有出息”时，我只有三十四元五角的工资；现在有了点出息，可是她去了。

闵子骞、二堂放子及其他

“继母”，俗称后妈，上海人称为“蛮娘”。蛮者，粗野、凶恶、不通情理之谓也，可见鄙视之甚。对于“蛮娘”的态度，我却有过一段有趣的经历。

我小时候是一个顽童，三天两头闯祸，父亲颇严厉，一味施以鞭笞，母亲虽为村妇，却很少动武。有一次，我在他人的唆使下，用橘子皮去扔一个孕妇的大肚子。孕妇怒冲冲、雄赳赳地叩上门来，母亲无颜见人，哭着要去投河，终于被人拦住，哭到半夜。我便跪在边上，陪着哭泣，发誓再不淘气了。

几天后，母亲便把我拉到身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父亲在大冷天见穿得薄薄的两个孩子在雪地里欢蹦乱跳，而穿着厚厚一层“棉衣”的前妻所生的儿子，却“装”出一副可怜相，瑟缩在一边。于是怒从中来，一拳打去，竟打出一个窟窿。原来里面竟是“芦花”和“箬壳”！于是愧恨交织，抱头大哭。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母亲自己编造，我想芦花和箬壳怎么能做衣服呢？也不知道当时她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给我听，也许在她看来，这也是一种教育。不过听了之后，我确实收敛了不少，怕母亲被我气死，来了后妈要受苦。至于“后妈”，自然在我小小心灵中留下极可怖的印象。以为世上最可恶的，就是后妈！

过了几年，有一天翻检一本破书，突然看到一段话，才知道那个被虐的孩子叫闵子骞，是孔老夫子的弟子。这故事也并非母亲编造。不过后面还有一节：父亲大哭之后，决定要“出妻”，闵子骞苦劝父亲不要这样做，并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寒”，很有点舍己利人的风格。这话终于说服了父亲，也终于感动了“后妈”，对三个孩子一视同仁了。于是家庭和睦，其乐融融。难怪孔子赞道：“孝哉！闵子骞。”

确实，孔老夫子是主张用和平忍让的方式处理家庭关系的。当时大概因为乱世，重新组织家庭的情况较普遍，“继母”很多，所以《礼记·仪礼》篇上说：“继母如母”、“继母之配父与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他要人们像待生母一样对待继母，把搞好关系的关键放在继子这边，亦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继母也确有好的。

P3-5

胸中海岳梦中飞（代序）

1967年冬天的某一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上海西南角的天马公社，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仿佛要下雪。汽车停在天马山脚下，我问过路的一个老农，到公社教委怎么走？他说：　沿着这条河走十来分钟就到了。于是我便沿着河走。我走得很慢，走了很久，才看见“天马公社革命委员会”几个大字。我走进了红漆大门，找到了报到处——我的教育生涯就从此开始了。

我是从上海教育学院被分配到郊区的，当时这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留在市区。我是毕业分配小组的成员，却把自己分到了市郊。照我的家庭情况看，我是不该去郊区的。我的一个姐姐在奉贤农场，一个妹妹在家乡绍兴落户了。我完全有资格留在上海。但我却分到了农村。这倒并非因为我“思想好”，恰恰是因为我“思想不好”。当时我很喜欢一个同班的女生。她的条件只能去郊区。毕分组要把她分下去，我为之力争。组里掌权的同学何某、方某似乎知道我与她的关系，便开玩笑地说：“你要她留市区很容易，只要你自己到郊区去，腾出一个名额就行了。”我说：“那我就下去吧。”于是，我真的下去了，分到了天马。

后来的故事是，我们并没有发展感情。九个月后，我因为写错字而被视为反革命，拘留了二十二个月。被释放时，我已经无脸去见她了。不久，她突然打电话告诉我她要结婚了。于是我送去了自己手书的诗词条幅作为贺礼，从此分道扬镳。

然而我的教书生涯就在这样的不顺利中展开了。我在一个叫徐庄的乡下，教复式班。所谓复式班，就是同时教两个年级的学生，而且是坐在一个教室里。那时我不但教语文，而且教外语，还教数学，甚至还带过音乐课、体育课。我教的是初一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释放以后，便是下放劳动。因为我拼命地干终于大病一场，病时好时坏，后我被调到松江少体校，在少体校一条走廊尽头隔出的三个平方米的小屋里，整整生活了十年。我为那隔出的天地取名为“有不为斋”。在那寂寞的日子里，我读了好多书，还常常练字，有时还有闲情画画。后来我被派到松江二中，最后到了复旦附中。那一年，我四十岁，到复旦附中一晃已过了二十四年了。

我的教改起步可以追溯到1985年，在松江二中。当时应试教育并没有现在那么厉害，市面上还没有一本“教辅书”，但教学内容却很僵化。教的是杨朔、秦牧、碧野、魏巍等四五流作家的文章，报刊杂志上的社论，领袖的讲话，诗歌也大多是毛泽东的，古文、古诗很少，外国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我深深地感到悲哀。于是在课堂上增加了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有古诗词，有先秦散文，有外国的散文小说，还挤出空隙给他们讲美学。当时我正在读一些美学著作，向学生介绍了当时刚刚出版的《人的现代化》一书，自己也似懂非懂，便临时贩卖，记得还招来校领导和学生的反对，说我是不务正业。

到了复旦附中后，起先几年，我只是“循规蹈矩”地教书，但同样感到教材的陈旧，教法的僵化。随着应试教育的愈演愈烈，我改革的内在驱动力也越来越强烈了。我采用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开始了“追寻真善美”的教学实验。有幸的是，我的改革尝试，还曾得到苏步青校长的关心和支持。苏老的孙女苏霖是我班的学生，我以家访为由曾多次登门造访。他告诉我他自己的学习过程，鼓励我不但要自己实验，而且要为语文教学“大喊大叫”。于是90年代初，我便开始在报刊上写文章。最早的几篇文章，是《从教授不能教自己的孩子谈起》、《还我琅琅书声》，后来陆续写了上百篇，都是与教学有关的。有的是杂文，有的是教学杂谈。

苏老鼓励我说：“可以出本集子嘛。”但我总觉得分量不够，迟迟没有编辑。后来我与曾老师谈起此事，他也鼓励我出书，并主动与我说，可以请苏老题字。曾老师是苏步青的高足，没几天，他就把苏老的题字拿来了。题字的内容是：　杏坛真言——贺黄玉峰老师新著出版。曾老师催我说，字都题好了，你什么时候出书呀？感激之余，我感到惶恐，自己的这点东西怎么配拿出去呢？以后工作更忙了，担任教育电视台《诗情画意》的总策划、总撰稿，几乎每周要写五六篇稿子。后来还客串了电视栏目《文化中国》嘉宾，出版了四本《诗情画意》，出版了《说李白》、《说杜甫》、《说苏轼》等书，但是就是没有把自己关于教育的文章集起来。

转眼到了2010年。苏老是2002年给我题的字，至今已经八年之久了，我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沉甸甸的，总感到非要完成这件事不可。2010年是复旦附中校庆六十周年。负责科研的杨士军老师来找我，要我把过去的文章编印出来，这正合我的心意，于是有了这两本小册子。当我编完《杏坛真言》之一、之二时，我禁不住又想起了苏老和曾容老师，这两位极力鼓励我编书的长者，他们已看不到这两本书的出版了。然而他们的谆谆教诲鼓舞着我，我将不会辜负这两位长者的厚望，继续在教育的田地上耕耘。这两本书，也许是我的新的起点。

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正处于大变动的时期，有一位郁郁不得志的思想家、文学家心怀悲愤之情离开京城，那年是农历己亥年，他一路上每天写一首诗，到年底编成一本《己亥杂诗》，这个人就是魏源、林则徐的好朋友，名叫龚自珍。

梁启超曾把《己亥杂诗》的两首诗中的两句，集成一副对子，书赠当时正留学美国的冰心女士，此联云：“世事苍凉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副对联表达了在身受挫折、世事沧桑变幻不定的境遇中，仍然不失忧国忧民之志，仍然保持旺盛的进取精神。诗句表达出梁任公梦飞于高山大海，神驰于长江黄河，向往自由，热爱生活，心系祖国的至情。

这也正是我今天心中的感受。

故将此作为我序言的题目。

编这两本小书时，我正在写另外两本书。一本是吕型伟老先生催促我写的《我的大语文教学》，一本是我自己迫切想写的《说鲁迅》。

吕老看了我的《“人”是怎么不见的》一文后，一连五次打电话给我，要我把自己对教育的看法和做法写出来。吕老已是九十四岁的高龄，还如此关心教育，关心后辈，令我深深地感动，我不能不抓紧时间写。吕老把我叫去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对我写书的质量而言，“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第二句话是对我写书的速度而言，他说：“你必须让我看到这本书。”这两句话给了我无形的压力，而且是巨大的。我不能不义无反顾、夜以继日地把它写出来。我还在第一线上课，还在复旦大学客串开课，还有许许多多的杂事。

《说鲁迅》是我自己急切地想写的。我对鲁迅的认识有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我曾是那样地敬重他，崇拜他，把他作为自己的精神父亲。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已经完全不同了，我想把自己的认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我有一种使命感，非要把它说出来不可。这样繁重的工作，压在我——一个年逾花甲的“五四青年”的身上，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但无论如何我也要把它写出来。

因此，我的这本书的编撰就不能不粗糙了。这是我心怀不安的。

感谢我的妻子为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把一切家务都挑了起来，还经常把自己读书的心得在吃饭时、睡觉前告诉我，常常把她认为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我真正体会到了亲情的美好。

感谢杨士军老师的催促，不是他一次一次地盯着我，也许我的这两本书还不知会拖到哪一天呢！我是感激他的。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的戈逸同学为我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在此也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