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演奏，
演员的演技可以不予苛求。
十年前，我写就一部中篇小说，题目叫《重返的青春））o
这是一部常规的中篇小说，大多数作家都是这么写中篇小说的，然而我在小说中加进了不少诠释——都属生理学性质的探讨。
这类探讨旨在解释小说主人公们的行为，向读者提供有关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若干信息。
我写《重返的青春》并非供科学界人士阅读的，然而恰恰是他们对拙著特别感兴趣，召开了许多讨论会，进行了争论。我听到了好多挖苦的话，但也有说好话的。
使我大为窘迫的是科学家们竞那么认真，那么热烈地同我争论。这并非说明我知识渊博（我是这么想的），而是说明科学界没有充分触及我由于涉世不深而敢于触及的那些问题。
科学家们，不论是挖苦我的还是说好话的，跟我交谈时，都几乎把我视作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同行。我甚至多次接到“脑科研究所”要我出席会议的通知书。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还邀请我去参加“巴甫洛夫星期三”。．
然而我要再说一遍，我写的并非科学著作。这是一部文学作品。科学素材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
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画家在画人体之前，必须先学解剖学。只有掌握了解剖学的知识，画家才能在作画时避免出错。而作家要描绘的远不止人体，还要描绘人的心理、人的意识，却很少去追求这些方面的知识。我认为我有义务要学点儿东西，并把学习心得与读者分享。
于是产生了《重返的青春》。
现在事隔十年之后，我清楚地看到我这本书失之片面，有不少地方不能自圆其说。看来过去为此对我的责骂还不够厉害，应当骂得更凶些。
1934年秋天，我认识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生理学家。
在谈到我这部作品时，这位生理学家说：
“我宁愿读您写的普通的短篇小说。不过我也承认您写的东西是应当写的。研究人的意识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我认为就现阶段而言，恐怕更大程度上是作家的事，而不是科学家的，我是生理学家，因此我不怕说出这一点。”
我回答他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意识的领域，高级心理活动的领域，更大程度上属于我们，而不是你们。人的行为可以而且应当借助于狗和柳叶刀的帮助加以研究。然而人（狗也一样），有时会出现‘幻觉’，而幻觉即使在同一刺激物的作用下，也会以异常的方式改变感觉力度。正因为如此，有时就有必要‘同狗交谈’，以便摸清其错综复杂的幻觉。而要‘同狗交谈’就非我们莫属了。”
科学家微微一笑，说道：
“您的话有正确的部分。刺激强度和反应的对比往往因人而异，更何况在感觉范畴内。如果您染指这个领域，那么恰恰在这里同我们相遇。”
这次谈话后几年，这位生理学家获悉我在写一本新书，便请我把书的梗概讲给他听。
我回答说：
“简单地讲，这本书写的是我怎样摆脱不必要的忧伤，从而成为幸福的人。”
“这是论文还是小说？”
“是一部文学作品。科学之纳入这部作品就像历史有时纳入小说一样。” “又将插入大量的诠释吗？”
“不。这将是某种结构完整的东西，一如大炮和炮弹可以成为完整的统一体。”
“那么这部小说将写您自己吗？”
“有半本书将写我自己。不瞒您说，这使我非常难为情。”
“您将要讲您的私生活吗？”
“不，还要坏。我将要讲的那些东西是不怎么适宜写进小说的。我聊以解嘲的是那是我年轻时代的总结。这就跟讲死人的事差不多。”
“您将写到什么年纪？”
“三十岁左右。”
“也许再加十五年会更好吧！您的书将更完整，谈了您的一生。”
“不，”我说。“自三十岁起我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已不适合作为我作品中的描绘客体。”
“难道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这甚至不是用‘变化’二字可以形容的。出现了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
“怎么会呢？这是精神分析学吗？弗洛伊德？”
“完全不是。这是巴甫洛夫。我运用了他的原理。这是他的思想。”
“那么您本人做了些什么呢？”
“我做的事实际上非常简单：我排除了那些妨害我的东西——我意识中错误地产生的不正确的条件反射。我消灭了这类条件反射之间的错误的联系。我斩断了巴甫洛夫所说的‘暂时性联系’。”P4-7
拙著到此结束了。
我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写完了本书的最后几行。
我在“莫斯科宾馆”十楼一间客房的写字台前写作。
收音机里刚刚广播了德军在第聂伯河溃败。我国英勇的军队强渡第聂伯河成功，现在乘胜追击敌人。
黑色的军队，法西斯的军队，黑暗和反动的军队就这样节节败退。
多么大快人心的消息呀！其实德军的下场不可能不这样。凡是对人所珍视的一切都加以反对的人，凡是反对自由、反对理性的人，凡是实施奴役，用野兽的嗥叫以替代人类的语言的人，是不可能获胜的。
我们英勇的红军正在追歼敌人。敌人黑暗的思想更加黑暗了。
深夜。我面前放着我的手稿。
我翻阅着手稿，作最后的修改。
遮着帷幔的窗户透进了曙光。
我推开阳台门，走到阳台上。
十月寒气森森的清晨。一片寂静。莫斯科还在沉睡。街上空荡荡的，阗无一人。
可是东方的天空已染上玫瑰红。早晨降临了。第一辆有轨电车铿锵有声地驶了过去。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寒气森森。
我回到房间里，把摊满在写字台上的本书的稿纸收拾拢来，在心里同它告别。整整八年，这本书一直占据了我的脑子。八年来我几乎天天为它绞尽脑汁。八年——这对人的生命来说并非短暂的时间。
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些诀别的诗句。不，我将在今后的什么时候，当我不是同这本书，不是同我生命中这八年时间，而是同我的整个生命诀别的时候，才去吟咏这些诗句。
这些诗句是一位希腊诗人写的：
我走了，在人世留下了最美好的东西：
第一是泪光，第二是明月和宁静的星星，
第三是苹果、熟透了的甜瓜和蜜梨……
不过我对月亮和星星全然无动于衷。我将用某些更招我喜欢的东西替下星星和月亮。我将把这些诗句改为：
我走了．在人世留下了最美好的东西：
第一是阳光，第二是艺术和理性……
至于第三位不妨历数几种水果——西瓜、甜瓜和熟透了的蜜梨……
我早就想写这本书了。我的《重返的青春》刚一问世，即已萌生此念。
我以将近十年的时间为这部新作搜集素材，一直在期待战事平息，天下太平，以便能在书斋宁静的氛围中坐下来写作。
可是这样的氛围没有出现。
相反，德军的炸弹两度在我的这些素材附近爆炸。石灰和砖块纷纷落到放着我素材的公文包上。火焰都要烧着这些素材了。我至今惊讶不已，这些素材怎么会保存下来的。
我所收集的素材随我一齐乘坐飞机，从被围的列宁格勒出发，飞越德军的火线。
我携带了二十册沉甸甸的记事本。为了减轻它们的重量，我撕掉了布皮封面：可它们仍有八公斤重，而飞机允许携带的行李只有十二公斤。事后我曾后悔不迭，怎么不带几条绒布衬裤和一双供替换用的靴子，却带了这么一大摞废物。
然而，对文学的爱终于占了上风。我安于我不幸的命运。
我把我的素材装在一只破烂的黑公文包里带到了中亚，带到了如今成为我洞天福地的阿拉木图。
有整整一年时间，我在这座城市里创作伟大卫国战争的岁月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剧本。
我把带来的素材放在木制的沙发床里边，晚上我就睡在这张床上。
偶尔我掀开沙发床上的木棚。在胶合板的底板上，我那二十本记事本同一袋面包干静静地躺在一起。面包干是我按列宁格勒的习惯未雨绸缪地烘制好的。
我翻阅着这些记事本，一种苦涩的遗憾心情油然而生，因为着手写这部作品的时间还没到来。看来，现在不需要这种东西，它离战争太远了，离大炮的轰鸣、炮弹的啸声太远了。
“没关系”，我安慰自己说，“一旦战争结束，我马上动手写这部作品。”
我把我那些记事本放回沙发床的底板上。随后躺到沙发床上，在心里估计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估计的结果是不可能很快就结束。那么究竟要拖到何年何月呢，这县我无法确定的。
“可是凭什么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到来呢？”有一回我这么想。“要知道我的素材是讲人的理性的胜利，是讲科学，讲意识的进步。我的作品是驳斥法西斯主义t哲学，的，后者认为意识给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人的幸福在于回到野蛮期，回到原始，在于摈弃文明。”
由此可见，正是此刻阅读这部作品较之今后有更大的意义。
1942年8月，我把我的素材放到桌上，不等战争结束便开始动笔写作了。
《日出之前(上下)》是著名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后期的代表作。《日出之前(上下)》是一部教人怎样获得幸福的书，但在苏联却长期被禁止出版，左琴科身前也无缘得见此书完整出版。译者戴骢非常喜爱左琴科，他以满含深情的笔墨重现了左琴科笔下的一个贵族青年三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他的困惑与挣扎，反省与抗争。这些凝聚着作者与译者心血与情感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唏嘘和心动。
《日出之前(上下)》是著名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后期的代表作。译者戴骢在翻译、推介苏俄文学方面，在国内享受盛誉，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本书是一部散文体科学文艺小说。左琴科青年时代曾罹患精神忧郁症，希望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入手，来寻找精神忧郁症的根源。《日出之前》详细记述了左琴科的精神追溯之旅：他回忆了从幼年到青年有关人生的130多个生活片段，然后通过自我心理疗法，借助理性的力量，使心灵达到和谐，获得幸福，最终摆脱了精神忧郁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