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缘做去直道行之
一、随缘做去
这要从读《红楼梦》谈起。
20世纪60年代初，大约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哥哥带我到他所在工厂的俱乐部，托付给图书室女管理员，自己与几个朋友另开游戏项目。管理员圆圆的脸，圆圆的眼，十分慈祥，笑眯眯地对我说：“想看什么书，就自己拿。”我浏览了一番，发现一个书柜中锁着几本精装书，书名叫《石头记》。便回忆起儿时家中有一只茶壶，上面一弯圆窗，窗后一个古装美人，窗前几棵芭蕉，站着另两个美人。壶上三个字，就是“石头记”。当时自己还小，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很美。这个茶壶，后来不知扔到哪里去了；但上面的图案，一直留在脑海深处。看到有也叫“石头记”的书，不觉惊异，而且踊跃。因为书柜锁着，便叫来管理员，指着《石头记》说：“我想看这书。”没有料到，管理员的圆脸突然变长，圆眼睛也突然变小，生硬地说：“小孩不能看这种书。”以下的事，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她给我推荐了另一本当时颇为流行的小说。是什么小说，我现在费尽心思也回忆不起来，但管理员当时那种吃惊、鄙夷、不屑的神情，至今仍在眼前。
再后来，就是初中三年级的事情了。我平时住校，寒暑假回家。这年寒假回家，看到家中有一部新买的《红楼梦》。这时知识稍开，知道这是一部古典名著。这部书学校图书馆也有，但不给学生借，此时自然欣喜不已。开卷才知道，原来《红楼梦》就是《石头记》，《石头记》就是《红楼梦》。记得废寝忘食整整一周，被妈妈责骂几次，但终于一览无余。至于到底看懂多少，那只有天晓得了。不过，确是好好领略了一番看好书的那种满足感。
席卷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风暴过后，我到农村去当农民。三年半的劳动生涯，伴随我的，是一箱书，其中自然就有那部《红楼梦》。这部书，也是我看的遍数最多的。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的一位伟人曾经就《红楼梦》说过这样的话：“不看五遍，没有发言权。”当时，我大概至少看了十来遍，以致所有的故事情节，几乎都可以复述。每看一遍，总能够发现一些前此忽略的细节，得到一些新的享受。记得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蜷在火炕上，读到癞头和尚救宝玉那一段，癞头和尚临走时说的“万事只要随缘做去，自有一定的道理”忽然如闪电一样击中了我的心。我反反复复地琢磨这句话，与自己的人生经历去对照，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去比较，越琢磨越觉得这句话是至理名言，越琢磨越觉得这个“缘”深奥难测。大千世界，上下五千年，左右三万里，而竟能在此时、此地，遇斯人、斯事，非缘何谓？既有斯缘，何敢不惜？惜缘随缘走，顺水推小舟。缺缘事不成，强求有何用？逆缘事必败，徒费心力耳。随缘做去，的确自有一定的道理。缘会事成，缘散事灭。如行云，如流水。人生本来就是一份洒脱，像一首乐曲在夜空中奏响，又消失在夜空中。又何必徒自强求，徒自扭曲，徒自苦恼！自己现在成为一个佛教研究者，或者就起源于当时的那番感受吧！此后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更加感到“随缘做去”这句话的分量。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说：“一个‘缘’字，真是说尽了人间一切事物的精华。”
二、直道行之
随缘做去，也有一个怎么做的问题。
商潮冲天，钱浪排空，真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学者碗里的饭也越来越浅，怎么办？是否也跟着下商海，捞稻草？应酬场中，连得高帽数顶，怎么办？是否也在对方笑眯眯的脸上贴上几片金？有人利用文人脸薄，不好意思言利的性格趁机“宰熟”，怎么办？是否甘当阿Q，吃个哑巴亏？明知有人在背后捣鬼，怎么办？是否漠然置之，以示宰相肚里能撑船？
如果这样，岂非魔道猖獗，正道断绝。所以我一直主张：为能随缘做去，必须直道行之。
什么叫直道行之？就是循正道而行。释迦牟尼初转法轮曾讲“八正道”。是正人就要循正道。“道”者，天地之理也。天理无外乎人心，也就是秉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对得起别人，对得起自己，清夜扪心不出汗。再说简单一点，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傲人，不媚人，不己屈，不己慢。对那些惯于宰人的，就要拉下脸；对那些善于捣鬼的，就要戳穿他。同样，能帮人时帮一把，多积阴德多积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直道。唯其能行直道，才能行恕道。揣摩别人的心思，仰看别人脸色以说话行事是媚道；堂堂正正，言其当言，行其当行是直道。唯其能弃媚道，才能行直道。当此人欲横流之际，所好者名，所欲者利，所求者权，所爱者色，唯其能淡泊于名利，鄙视于权色，才是真直道。
照这样说，行直道不是很难吗？佛教说“人身难得”，看来得了人身以后做人更难。其实不然。春夏秋冬四季演化，日升月沉斗柄旋转，万物自有其规律。就好比篮球赛、足球赛都有它的规则一样。照规律办事，照游戏规则办事，有何难哉！说到底，无非是孔夫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
虽说人人都应该各循其理，各尽其职，各安其分，但现实世界多的是越界犯规，多的是曲道、媚道、枉道、邪道。然而，唯其如此，我们才更应该行直道。我的一个老师这样说：好人与坏人斗，好人常常斗不过坏人。但我们还是要做好人。
世界实际是共业所成。讲曲道的人多了，世界也就被扭曲了。在一个被扭曲的世界中，要讲直道是比较难的。不过反之亦然，如果大家都来讲直道，这个世界也就变直了。在一个正直的世界中，有人要想行曲道，同样也不那么容易。用两道笔直的护墙把一条笔直的公路拦起来，开车的要想不撞墙，只有走直道。既然如此，何不大家都来走直道！直道行之，其实最简单、最省事。它使复杂的人生变得明快，变得轻松。
三、不变随缘
佛教有所谓“不变随缘”，我很欣赏。做人的原则不变，追求的理想不变。至于其他一切，咳，随缘！曾坐春风点愚迟
人的一生有几个转折是影响终身的，这种转折自然也使人终生难忘。
我是1967届的高中生，高二那年遇到“文化大革命”，其后下乡插队，再以后到新疆塔城地区师范学校去教学。其实，我起初是作为师范班的学生被招收入学的，但当年招收的师范班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甚至有小学生。教材则大体是初中水平。所以入学没有几天，就被抽出来，干脆当教师。先教初中班，后教师范班。我教的师范班中，学历最高的两位，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而现在我却给她们当班主任。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乱世闹出来的笑话。
常言说“学而后知不足”，对我来说则是“教更知底子差”。所以，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有一个深造的机会，哪怕进修也行。得到学校领导的同意后，曾经给新疆大学、甘肃师范学院等学校写过信，希望接受进修。然而如石沉大海，未有回答。1978年考人社科院研究生院，深造的愿望终于实现。我曾经在一篇短文《我与佛教》中提及当时的经历。至今，我深深感谢给了我这一机会的黄心川先生，感谢给予助缘的诸多人士。
回忆从1978年到1981年在研究生院的三年学习，确是奠定我此后人生道路的重要时期。
我考入的是研究生院南亚系。当时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舍，借住北师大的房子。但由于南亚系附属于南亚所，而南亚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所以我们南亚系设在北大，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完全在北大度过。同学17人，部分属于社科院研究生院，部分属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部。由于我们这些属于社科院的研究生与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同住29楼，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所以也归北京大学研究生部管理，拥有北大学籍，戴北大教工校徽。记得我的北大学号是7817517。当时学习的主要专业课有黄心川先生的印度宗教哲学、季羡林先生的印度历史讲座、任继愈先生的佛教概论与古汉语等。
黄先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当时共指导三个研究生，还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南亚研究所两个所的副所长，加上自己的科研工作，十分繁忙。每次听讲虽只有三人，但他犹如面对满堂学生，讲课一丝不苟。黄先生苏南口音较重，讲话一快，口音就更重。同学朱明忠、姚卫群是北方人，开始时感到不适应，幸亏黄先生发有教材，大家都事先预习，所以问题不大。我原籍江苏，听课自然无障碍。当研究生之前，对于印度，我是若明若暗，知之甚少；对于印度哲学，则完全是门外汉。由黄先生一步一步地引领，才算逐渐入门。由于入学考试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的文章，所以黄先生指定我的研究方向为印度佛教。我的体会，印度佛教的中观理论是关键。记得当时自己在中观理论方面啃得很苦，开始时怎么也不能理解与掌握那套“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中道观。一日清晨在沿着燕南园东墙向图书馆去的路上，忽如醍醐灌顶，顿时豁然。至今记得当时的一刹那，那阳光，那虎皮墙，那墙头伸出的绿树，那清新的空气与四周涌来的嘈杂人声。这就是所谓的“顿悟”吧。此后学习其他佛教理论，自觉再也没有窒碍。虽然后来我主要从事中国佛教文献学的研究，但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之源，有了印度佛教这个底子，对中国佛教的一些关节点也就看得更清楚。所以，我经常提醒一些研究中国佛教的年轻朋友，如果能够认真学一点印度佛教，对研究中国佛教，一定大有好处。我的兴趣比较广泛，黄先生数次教导我，不能羊头上摸摸，狗头上摸摸，做学问要专一。直到现在，每当被其他问题吸引时，就会想起黄先生的话，然后勒住心猿意马，回到自己的课题上。
季羡林先生的印度历史讲座是大课，除了研究生全部参加外，南亚所不少研究人员都来旁听。由于是讲座，所以事先不发教材，全凭自己笔记。季先生讲课旁征博引、细致人微，至今印象犹深。特别是讲课时经常会讲到一些做学问的方法，更使人终生难忘。记得有一次季先生提到，做学问一定要把有关材料一网打尽。老实说，当时听了心里虽然佩服，但也有点不以为然。书海无涯，一网打尽，谈何容易。但二十年来，自己做学问，凡是真正在原始资料上下了工夫，搜集得充分的，进行得就顺利一点，研究得也透一点；而资料准备上有所欠缺的，讲话时心中无数，底气也就不足。这时才真正懂得将资料“一网打尽”的重要性。认识到搞研究，首先必须掌握资料。能掌握几分资料，就有几分发言权；掌握的资料越多，发言权也就越大。所以，当我自己也指导学生时，我总要把季先生的上述教导转告给他们。遗憾的是季先生当时忙极了，除任南亚所所长外，又是北京大学副校长、人大常委委员，至于社会兼职之多，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所以这门讲座时开时停，直到我们毕业，讲座内容还停留在古代。不过，我以为，学生需向老师学习的，除了知识外，更重要的是方法。前者是死的，后者是活的。前者是绣就的花，后者是绣花的针。先生的一句点拨，学生能终身受用，主要在方法上。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