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著名学者讲儒家的圣王传统，从孔孟程朱到新儒家大师、从五经四书到仁义礼智信，儒家常识一览无余！

秦平、桑靖宇编著的《儒家知识一本通》用最轻松、最简明、最易懂的方式解读儒学经典，是儒学知识爱好者的最新导读书。

秦平、桑靖宇编著的《儒家知识一本通》主要讲述儒家的发展历史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代表人物和思想，用最轻松、最简明、最易懂的方式解读儒学知识。这里没有礼教的吃人面孔，只有儒家的仁者爱人；这里没有礼教的贞节牌坊，只有儒家的忠恕之道；这里没有礼教的封建压迫，只有儒家的慈孝友恭……深入《儒家知识一本通》中，你会觉得儒家如此亲切。

前言

第一卷 儒家历史篇

第一章 儒家的渊源

 第一节 尧舜禹的圣王传统

 第二节 周初的宗法礼乐文明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

 第一节 儒家的创立

 第二节 孔门弟子的贡献

 第三节 思孟学派

 第四节 荀子的贡献

第三章 儒家的成熟时期

 第一节 秦汉之际儒家的命运

 第二节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

 第三节 两汉经学的发展

 第四节 经学的谶纬化

第四章 儒家的变革时期

 第一节 唐代复兴儒学的努力

 第二节 宋明理学的兴起

 第三节 朱陆之争

第五章 现代新儒家

 第一节 第一代新儒家

 第二节 第二代新儒家

 第三节 第三代新儒家

第二卷 儒学大师篇

第一章 开拓者

 第一节 孔子

 第二节 孟子

 第三节 荀子

第二章 继承者

 第一节 董仲舒

 第二节 郑玄

第三章 发展者（上）

 第一节 韩愈

 第二节 周敦颐

 第三节 张载

 第四节 “二程”

第四章 发展者（下）

 第一节 朱熹

 第二节 陆九渊

 第三节 王阳明

第三卷 儒家经典篇

第一章 五经

 第一节 《诗经》

 第二节 《尚书》

 第三节 《礼》

 第四节 《易》

 第五节 《春秋》

第二章 四书

 第一节 《论语》

 第二节 《大学》

 第三节 《中庸》

 第四节 《孟子》

第四卷 儒家核心价值篇

第一章 个体核心价值

 第一节 仁

 第二节 义

 第三节 礼

 第四节 智

 第五节 信

第二章 家庭核心价值

 第一节 父慈子孝

 第二节 兄友弟恭

 第三节 夫义妇顺

第三章 社会核心价值

 第一节 君礼臣忠

 第二节 朋友有信

结语：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第三章 儒家的成熟时期

秦始皇平定六国、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先秦时期的结束，同时意味着法家在历史的竞争中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秦王朝的短命牵连了法家。由于法家将命运紧紧地绑在秦始皇的战车上，当秦王朝轰然倒塌后，法家自然也就成了“过街的老鼠”，失去了昔日的风光。西汉前期，由道家政治哲学改良而来的黄老道家，很聪明地把握住机会，迅速填补了当时思想与文化的空白，迎来了长达七十年的黄金时代。

但是，儒家终究是传统文化与制度的最主要继承者。随着汉代社会政治与文化逐渐稳定，儒家在制度与思想方面的优势渐渐显示出来。起初，儒家通过经学的形式慢慢复苏。在关键时刻，董仲舒横空出世，他综合当时各种主要思想，建构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框架的宗教神学式的儒家思想体系。此后，儒家的经学化与神学化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儒家也因此获得“独尊”的显赫地位。儒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治化的儒学逐渐取代了过去的道德心性儒学，成为主要形态，这一过程贯穿了整个汉晋时期。

与先秦时期相比，汉晋时期的儒学进入到成熟时期：它不仅建立了更庞大、更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凭借官方意识形态的优势身份获得很大发展，广泛地影响了社会的风俗和礼教。当然，如果仅从思想的造诣来看，经学化的儒学以及董仲舒所建构的神学化的儒家思想体系，对于孔孟儒学的真精神不但没有进展，反而有倒退的趋势。

第一节 秦汉之际儒家的命运

说起秦代的儒学，自然让人联想到“焚书坑儒”。所以，有必要先了解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

自战国中期以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风气就已经在各国盛行，例如梁惠王一见到孟子，便向他请教富国强兵的办法，而非修身养德的功夫。受此风气影响，儒家被批评为“迂阔”，即迂腐而不切实际因而被边缘化，这一点在法家主政的秦国尤其明显。

秦王朝在完成统一之后，继续实行法家的实用政策。不过，秦王朝也没有刻意地压制和贬低儒家，在一定的范围里仍保留了对儒学适度的尊重。一些儒者担任掌管礼乐文化的专职官员，秦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排斥他们的存在。

风波起源于一场宫廷宴会：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庆祝生日，大宴群臣。不少人借机对始皇帝歌功颂德，不乏一些吹捧过头的言辞。本来，大家图得就是一个君臣相得、皆大欢喜，不料，在场的一位叫淳于越的儒生犯了愣脾气，提出希望秦始皇在制定各项政策时，应充分尊重已有的文化传统。丞相李斯颇为不满，猛烈地批评了淳于越的观点。李斯很会演讲，借此机会请求秦始皇将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书籍焚毁，以免它们扰乱人心、动摇社会。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开始大规模地焚毁书籍。

焚书之后不久，一些身穿儒服的方术之士聚在一起议论秦始皇，决定远走高飞，不再为秦始皇服务。事发后，秦始皇十分震怒，下令将相关人士460余人全部挖坑活埋，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坑儒事件。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事件殃及到诸子各家，但儒家无疑受伤害最深。根据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记载，直到西汉初期，尽管偶尔有儒学经师的出现和儒家经典的发现，但是儒学作为一个整体似乎已销声匿迹。

秦王朝的灭亡给儒家的命运带来了转机，但儒家的复兴之路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这一点，可以从汉高祖刘邦与儒学的关系看出一二。

刘邦对待儒学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一开始，刘邦就对儒学和儒生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轻蔑。他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这大概是最早版本的“读书无用论”了！当他起兵的时候，曾有个儒生身穿儒服、头顶儒冠，去求见他。刘邦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投机的家伙，于是就用流氓无赖的方式招待了他——刘邦把那位儒生的儒冠摘下来，往里面撒尿！这种缺德无礼的举动，可以看做是乱世英雄对规规矩矩的儒生的蔑视。刘邦认为乱世争雄，应当以权谋为上。

后来，刘邦赢得楚汉战争，当了皇帝，于是论功行赏，大宴群臣。那些追随刘邦多年一起打天下的文武大臣们，乱坐在朝堂之上，当着皇帝的面，该喝酒的喝酒，该吃肉的吃肉，该吵架的吵架，该动手的动手，甚至有人借着酒性拔出剑砍到朝堂的柱子上，就当刘邦不存在一样。对此，刘邦也只能无可奈何，觉得很没面子。

这让叔孙通看到了机会。叔孙通本是一个儒生，但却一点也不迂腐，很懂得察言观色。据说，刘邦做汉王时，叔孙通曾穿着儒服求见刘邦，结果挨了一顿骂。一般人碰了这么个钉子，要么蔫了，要么怨恨不已。叔孙通却回头换了身楚人穿的短衣，再次求见刘邦。刘邦觉得这是个人才，便把他留在身边，封为博士。

现在，叔孙通看到刘邦对手下大臣的放肆无礼头痛不已又无可奈何，于是趁机向刘邦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你不是瞧不起儒生吗？我就顺着你的口气说。“儒者的确不足以帮助你在乱世中取胜”，但是儒学也不是一无是处，现在天下太平了，就轮到儒学发挥它“守成”的功用了。叔孙通建议召集天下儒生，为百官制定上朝的礼仪。刘邦也确实被手下的大臣折磨怕了，就同意让叔孙通先试试。经过叔孙通等人的一番安排与调教后，这天，原本桀骜不驯的文武大臣们在儒生的指引下，规规矩矩地依礼走进长乐官，跪倒在刘邦面前，山呼万岁。刘邦见状，喜出望外，深有感触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想想自己奋斗那么多年，不就是为了有今天的高高在上、万众仰视吗？

儒家在礼仪制度方面的优势，使得刘邦也不得不逐渐改变他对儒学、儒生的态度。但很显然，此种意义上的“儒学”，只能算是儒家思想的表层，只是一些礼乐教化、制度规范之类的技术层面的内容。

而让刘邦对儒学的态度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是他手下的重要谋臣陆贾。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志得意满。不料手下的陆贾不识趣，经常跑到刘邦面前讲述一些《诗》、《书》的道理。刘邦感觉很扫兴，骂道：“老子是靠骑着战马打的天下，跟《诗》、《书》有什么关系？”陆贾毫不示弱，回应道：“陛下您是可以靠骑着战马打天下，但您能够靠骑着战马治理天下吗？当年商汤和周武王依靠武力夺得天下后，马上转而用文治的方法治理天下。文武并用，这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法！”接着，陆贾又列举了历史上夫差、智伯以及秦的反面教训，指出：“秦王朝之所以迅速败亡，正是因为它‘居马上治天下’！倘若秦统一后能调整政策，以《诗》、《书》、仁、义之道治理天下，恐怕您想代秦而立就没那么容易了！”一番话把刘邦说得哑口无言。刘邦虽然有些无赖习气，但却很有胸襟，闻过能改。于是，他命令陆贾将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写成12篇文章，并整理成书，这就是《新语》。

P36-39

大约在一个世纪前，著名的学术史家梁启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他在文中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无独有偶，稍晚一些，新儒学的领军人物牟宗三先生在《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

当然，可能有朋友会提出不同的意见，并且找出许多有力的例证，这一点也不奇怪。时至今日，再说到儒家，或许用时下年轻人很喜欢用的一个词——“纠结”，比较能概括人们的感受。的确，很难再找到一种文化现象能像儒家那样令现代中国人“纠结”！在儒家的身上，承载着太多的情感与理智，纠缠着太多的是与非、功与过。当一些中国人虔诚地将儒家奉为价值圭臬、精神信仰时，在另一些中国人的眼里，儒家则成了文明的包袱，对近代以来的落后与挨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人则表现出一种淡漠，把儒家看做是多余的、与现实不相干的东西。

然而，不论喜欢儒家也好，讨厌儒家也罢，漠视儒家也行，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已经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了。  ～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一定不会陌生。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文化人类学家们在考察了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进程后，提出人类的文明最早诞生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这四个地区，这就是人类文明源头的“四大文明古国”。

有一点必须承认，在这四大古国中，中国是相对较晚的一个。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中华文明也是这四大文明中唯一保存、延续至今的文明。当古埃及文明只留下诸如木乃伊、金字塔等遗迹供人凭吊时，当古巴比伦文明已经飘散在空中花园的传说中时，当古印度文明被南下的雅利安人拦腰斩断时，中华文明却因其坚韧而顽强的生命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危机，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以通达睿智的头脑、海纳百川的胸襟，涵融不同的文化因子，汇聚成超越时空、绵绵不息的文明之河！

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经受起诡谲变幻的历史时空的考验，至今依旧卓然挺立？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惊奇地发现几乎在中华文明演进的每一关键时刻、每一重要阶段，都会闪现儒家文化的身影！

然而，儒家的命运在二十世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二十世纪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突出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个世纪的爱与痛都显得格外的深沉——惨痛而屈辱的近代史迫使人们思考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出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一批批充满理想与信念的中国人为了民族的命运，或埋头苦干，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他们不愧为支撑起苦难中国的“民族脊梁”！

但毋庸讳言，“治重病下猛药”，以“救亡”为宗旨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激的、矫枉过正的地方，这集中表现在对待儒家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就拿“五四”以来一个响当当的口号——“打倒孔家店”的例子来说。

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一书中，对“打倒孔家店”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解析。他说，中国自唐宋以后的文化主要有儒、释、道三家，我们可以把它们比作三家店铺。

佛学好比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你要是有钱有时间，可以去逛逛，买东西也行，不买东西也行，或者你根本不去逛也没关系，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像是药店，我们不生病的时候当然不去，但万一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社会出了大问题，倘若要想拨乱反正，就非得研究道家不可。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了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则是粮食店，前面说的百货店里的商品和药店里的药品，并不是天天都需要的，而粮食则不同，它是我们天天都要吃的，须臾不能离的。

“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砸，百货店不砸，偏偏要把最重要的、像命根子一样的粮食店打倒。他们不知道，一旦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没有米、面吃，就只能吃洋面包了。要知道洋面包我们是吃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

“打倒孔家店”只不过是二十世纪流行的众多反对传统的口号中的一个。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一个疏离乃至割裂传统的世纪，而伴随着对传统的隔膜和疏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资源。

一些人对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薄杀”的态度，这里的“薄”是妄自菲薄的意思。持这种态度的人，特别在意传统资源中落后、愚昧的一面。他们眼中的儒家，成了人血馒头与贞洁牌坊的代名词，所以，这些人的观点中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传统虚无主义。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扫描这种态度：

“五四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医都是些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言外之意，中医或是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或是自欺欺人、愚昧糊涂的傻子。总之，中医是无用的。鲁迅先生这样说自然有他的原因：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父亲便常年卧病不起，请了数不清的中医，喝了各式各样的中药，结果，父亲还是因病辞世，这对他的打击很大。我们读他的作品，经常能感受到其间弥漫的中药味和与之相伴随的压抑与愤懑。后来，鲁迅赴日本仙台学习西医正是受此影响。尽管转而学文，但对西医的肯定和对中医的不信任，却已经深深刻在鲁迅的思想中。其实，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他们对旧中国的愚昧、落后有着切肤之痛。欧美（甚至日本）的强势崛起与泱泱中华的卑屈沉沦构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不少中国人在追究近代中国悲剧之根源时，不由得对传统文化也产生强烈的质疑。“打倒孔家店！”“废除读经！”……于是乎，传统文化一时间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了中国向科学、民主的康庄大道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甚至成了面目可憎的僵尸和幽灵。

再例如，不久前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起点是一位学者发表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现实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腐败，儒家应为此负主要责任！因为儒家讲亲情伦理，儒家的仁爱有明显的远近亲疏差异。作者的结论很吸引眼球：儒家是中国腐败的温床！显然，不彻底铲除儒家，中国就别想根治腐败。作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普通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这很好。但是，作者仅仅基于对儒家的一点断章取义的理解，就对儒家下了死刑判决书，未免有“排儒过勇”和避重就轻的嫌疑！这不仅对人们全面认识儒家不利，而且对铲除腐败也无裨益。

无独有偶，一位素以思想新锐闻名的文人，敏锐地发现中国官场上存在一种独特的腐败形式：有一些人因书法好而得到领导的青睐，成为领导秘书，此后凭借一手好字不断获得异常的升迁机会，而一旦升迁到一定的实权地位后，这些人往往又会凭借书法而索贿。这一发现很了不起，但该文人的解决方案颇令人咋舌：在中国，要想根治腐败，必先废除书法！

此类态度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耐烦”！对儒家“不耐烦”，对传统“不耐烦”……

另一类人正好相反，对儒家、对传统一味维护，只看到传统资源中领先的、伟大的、杰出的一面。’在他们眼中，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中国有；外国人有的，我们中国也有，而且还比外国人早得多。

例如：我们上数学课，会学到“勾股定律”，勾三股四弦五。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学到“毕达哥拉斯定律”：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两条数学定律存在相似之处，所以经常被人们拿来比较。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少中国人在比较两大定律时，总是会很自豪地强调我们的“勾股定律”要比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定律”早提出几百年，并下意识地忽视两者之间程度上的差异。被人们忽视掉的其实是更重要的事实：“勾股定律”只是“毕达哥拉斯定律”中的一种情形；“勾股定律”仍停留在算术的层次，而“毕达哥拉斯定律”则已经进入到代数的层次，后者比前者的抽象思维水平高得多。

 再举一个荒唐的例子吧：

 比干，是商朝第二十八代君王太丁的儿子，是商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叔父。纣王即位后，荒淫暴虐、倒行逆施，并且残杀敢于劝谏的臣子。眼看商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比干冒着死亡的危险，几次三番向纣王进谏，直斥其非，希望他能幡然悔悟。纣王恼羞成怒，说道：“你总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好，想必你是言行端正的圣人了！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我倒想看看你是不是心也有七窍！”说罢，命人在都城朝歌的摘星台剖开比干的胸腹，取出他的心肝。这个惨烈的故事说的是敢于进谏、以死抗争的忠梗之臣。不曾想，有一些具备“特殊才华”的中国人居然据此得出了一个令国人“振奋”的结论：中国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经有了人体解剖学！

无论是“薄杀”还是“厚杀”，都是片面的、不客观的态度，甚至都是文化自卑心态的反映，都会对我们正确理解传统文化、理解儒家造成阻碍。因此，我们主张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了解儒家、了解传统文化，既要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保持必要的“温情”与“敬意”，又要“进去之后能出得来”，努力站在现代的高度上，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全面评价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话看似很简单，实则复杂而艰难。套用《大学》里的一句话“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与大家共勉！

编者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