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平台上挂着她的一幅画,时间久远,却极为熟悉,对她而言,只是楼梯上的一幅画罢了。她经常擦身而过,宁愿让双眼紧盯前方,或者给楼梯带来大量光线的两倍高的窗予。不过,这天早晨,她特意看着墙上的画,每一幅都看上几分钟,就像她在画廊里。她对这些画的尺寸和作画精神感到惊讶,惊讶自己能在孩子像胖胖的无尾熊缠着她不放时,找出自信和时间,创造出这样的作品。
不过,这番审视只是更让之前唤醒她的兴奋愈加强烈,她赶紧往前走。通往阁楼的楼梯在卧室和浴室的另一头,很陡峭,爬这段楼梯像在甲板上爬梯子,要手脚并用。她推开活板门——很久以前,她在活板门上钉了双层厚的地毯,这样,活板门一落下,就不会发出声音。她一口气爬上去,带上活板门,拴上小门栓。
有好儿年不需要拴门了——最后一个好奇的孩子早已离家。安东尼69岁了一他真有那么老吗?——安东尼也到了宁愿使用内线电话也不愿爬楼梯的年纪。然而,“卡嗒”的上栓声,在她心中根深蒂固,是工作前的预备仪式。安东尼也有类似的仪式,但他用的是家用钥匙。有一次,他听人说养成这种习惯就不会把钥匙丢得家里到处都是。他制定了一条家规,孩子小的时候,每个人穿过前门都得把钥匙放入一只纽林铜碗里。孩子弄丢家用钥匙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但他承认,钥匙落入铜碗的声音让他联想起孩子回家,让他格外快慰。
阁楼里没有暖气,冷得刺骨,太阳没能将玻璃晒暖。寒冷适合她,前提是她的手不能冻僵,况且彭赞斯极少严寒入骨的气候。她将浴室塑料大桶中的水,倒入小水壶中,用梯子一点一点地拉上去,因为觉得有必要再加一层防护,她套上一件旧的渔夫罩衫。拿起两块饼干,她坐进扶手椅啃了起来,随手在撮靠近她的空白笔记本上画着。她画自己的脚,脚上那双折起来多穿的袜子画起来是种挑战。她又泡了一大杯养生茶,此时太阳已经升起,开始作画了。
画着画着,就忘了时间,但这种情形司空见惯了。刚开始,她朦朦胧胧地听见安东尼的闹钟收音机放出《今天》的乐声,听见安东尼使用浴室,他一旦下楼进入阁楼对角一侧,她就听不到动静了,反而专心听她头顶不远的海鸥曳步、呢喃、呱呱叫。客人会觉得这些声音扰乱安宁,但蕾切尔习惯了,觉得跟风雨声一般让人心安。
不到一平方米的画布上只画了轮廓,她盯着画,伸手抓起水壶旁的电话,打给帮她做伸缩书架框的木工。再多订5个。不,8个,担心不够用。她放下电话,改拿调色板画——画笔一直不停——加了一些色彩。电话连续响起,安东尼用内线叫她,电话响了20下她都没理会。但他不作罢,他注意到,她起码回到了酱通人的世界中,否则不可能还能拨出一通很短的电话。她骂了一声,不耐烦应了声“喂”,用画笔尖锐的木柄挠着脑门。
“你忘了。”他说。
“什么?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她骗人的把戏老掉牙了,“手表落在浴室了。”
“你应该11点到那儿,现在已经10点50分了。我也去,帮你一把。”
“可是我……那个笨女人不能自己处理吗?”她叹气。
“怎么了?蕾切尔?”
“你耳朵越来越背了!”她大吼。
“我知道。”他说,语气还算愉快。
“我马上就下来。”她把电话丢回桌上,不知打翻了什么。
只剩下一点点的镉黄,她继续画下去。他过来猛敲活板门,吓了她一跳。
“上帝,好啦,好啦!”她大喊,“我来了’行了吧?”
这一晚,她的画展开幕,不过,在纽林一场规模不大的画展用“开幕”二字似乎太过隆重。出席人数不会超过40人,绝大多数都不是收藏家。唯一的艺评人是老得掉光牙齿的当地记者或是年长的作家,近年来压根儿没动笔评论过任何人或事,以免得罪人,而活跃无知的年轻作家只知创造新字新义,安东尼不堪忍受,戏称为“付费软文”。
画廊很小,有招徕顾客、推销商品的压力,这一点跟商店很像。因此,墙上的画的地位尚不及店里贩卖的耳环和手制卡片。这家画廊实在没有歇业的本钱,所以早上新的画展开幕,短短的半天之后,墙上的画就要如数摘下,换上另一批画。在蕾切尔的巅峰时期,开幕意味着她到店里走一趟,感谢员工辛劳,确认匦有没有挂错。现在,她的幸运星走远了,挂画的事由她和安东尼亲自动手,与铁锤、画钩、一卷卷可以钓鲑鱼的合股线斗争,而画廊员工只负责把注明标题、尺寸、价格的标签贴到墙上。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