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忠民的《红碱滩》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背景，以男女主人公悲苦凄绝的爱情为主线，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令人触目凉心的岁月。他们以虔诚、狂热、躁动、奋争，释放着青春激情，同当地农民一道垦荒种稻、修堤割苇。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个特殊家庭身份的青年男女相遇相识，悄然相恋。然而，在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歧视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发生了一段段令人慨叹的动人故事。作品语言朴实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情节跌宕起伏，令人震撼回味，同时为了解和研究盐碱滩上那段独特历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于忠民，生于沈阳，曾下乡到辽宁的盘锦。回城后上大学。当过工人，从事过设计、技术和质量管理等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89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发表散文、诗歌、小说100余万字。30余次在征文大赛上获奖。现为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红碱滩》这本书就是他编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背景，以男女主人公悲苦凄绝的爱情为主线，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令人触目凉心的岁月。

《红碱滩》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已完全黑了。凛冽的北风狼嚎般在盐碱滩上怪叫。枯干的芦苇瑟瑟颤抖，发出凄楚的呻吟。

颠簸了半天的破旧“嘎斯”大货车像个病牛，气喘吁吁晃荡到青年点二连的宿舍前。我顾不得到屋内暖和一下几乎冻僵的身体，急赤火燎地想找个地方排泄膀胱里憋了一下午的液体。我四下撒目，惨淡的月光下，房山头边上的草垛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儿既背风又不易被人发觉。我正要跑过去，身边的同学邱玉明急不可耐地解开裤带，猴急地说：“还磨蹭啥呢？哥们儿憋不住了，就在这儿得了。”我朝草垛方向一扬头说：“这前后一帮人，瞅你好哇？哎，往里点儿。”邱玉明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提着裤子，刚到草垛边就浇上了。我刚解开裤带，忽听“啊”的一声尖叫，浑身霎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僵硬的手抓紧了肥大的裤腰。

寻声望去，草垛里有两个人影在晃动。邱玉明惊得提着裤子兔子似的噌噌往回跑，我的心怦怦乱跳，尾随他钻进了宿舍。

我俩惊魂未定，忽然门被咣当一声踹开，一个长得像大骆驼的青年满脸杀气地蹿进屋内。

正在闲聊的几个老知青一见这个人，像遇到“瘟神”似的赶紧闪到一边。不知谁小声嘀咕了一句：杜金彪来啦。

杜金彪瞪着眼珠子扫了一圈，见我还在哆哆嗦嗦系着裤带，霎时眼露凶光，直扑过来。没等我反应过来，头上便重重地挨了他一个“电炮”。我头一晃，只觉耳膜嗡嗡响。我一愣怔，问：“凭啥打我？”

“凭啥？”杜金彪张开大嘴露出一对咬人的虎牙，气哼哼地说：“刚才浇尿的是不是你？你以为猫这儿就没事啦。操你妈的，跟哥们儿装傻。”他照我的前胸咚地又是一拳，我只觉胸口像被大锤猛然击中，憋闷得快要窒息。我噔噔地倒退了好几步。

“不是你是谁？”杜金彪龇着虎牙冲我厉声喝道。

“是……”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邱玉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将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杜金彪眼珠滴溜儿一转，发现邱玉明的裤裆湿了，恍然大悟。他噔噔地来到邱玉明跟前，两眼直勾勾地说：“嗬，你小子够流氓的，胆儿挺肥呀？你他妈的没长眼睛，敢往女青年身上浇尿。”

邱玉明惊得小脸煞白，额头渗出汗珠，他手扶着炕沿儿哆哆嗦嗦，挪着身子往炕上蹭，声音颤抖着：“这……黑灯瞎火的，谁知道草垛里有人哪？”

杜金彪抡起大手，啪地扇了邱玉明一个重重的耳光，邱玉明的小脸霎时出现几道红红的手印。邱玉明嗷地怪叫一声，头向后一仰，棉帽子甩到了一边，露出一头鬈发。他身子一趔趄，倒在了炕上。

我吓得一激灵，生怕那拳头再落到我身上，赶紧向边上闪了闪。

“嗬，头发还带卷儿呢！”杜金彪嘿嘿一声冷笑，一把揪住邱玉明的头发说，“曲了毛，挺厉害呀。”

“大哥，饶命……”邱玉明手捂着脸哀求道。

杜金彪向下一拽邱玉明的头发，迫使他的脸向上仰起，说：“小兔崽子，不给你点颜色，你他妈的不知我杜金彪的厉害。”杜金彪猛一撒手，回头操起门后的铁锹吼道：“今天我非把你鸡巴剁下来不可。”

“大哥，别，别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邱玉明发出了哭腔，眼泪刷地流了出来。  “去你妈的，少他妈的装熊。”杜金彪吼着，抡圆了铁锹拍过来。邱玉明吓得身子一歪，铁锹在他棉袄上开了一个大口子，又重重地砸在炕上，咚的一声，炕上凹下去一大块。

站在一旁的黎义鸣黑着脸耷拉着眉毛，乜斜着瞪了一眼杜金彪，鼻孔翕动，喘着粗气。我知道黎义鸣在校时打架出了名，今天见两个同来的战友挨了打一定心里憋着气。幸好杜金彪没注意黎义鸣的表情，不然的话说不定会发生一场恶斗。

杜金彪怪叫着又举起了铁锹，这时，门忽地被踹开，涌进来两个人。一个抓住杜金彪的胳膊，另一个抱住他的腰。

抓胳膊的那人中等个儿，长得瓷实，有点O形腿，像个蒙古人。他说：“金彪，你跑这儿干啥？这新青年咋惹乎你啦？”

杜金彪气哼哼地说：“达子，你是连长，你说说这小兔崽子，没事儿往女的身上浇尿，你说该揍不？”

“啊，天挺黑的，兴许他没看见。”被称为达子的人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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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红土地”和“黑土地”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