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元老”回忆录被禁30年后首次面世。陈恭澍的《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唯一货真价实的军统“元老”回忆录。书中，具有200次行动经验的“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用事实解密“被误读”的军统，是非功过重新评定。

本书是《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第3册。

本书是由陈恭澍编写的《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第3册。《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第3册的内容提要如下：

1941年，陈恭澍在执行任务中被日伪捕获，军统“上海区”也被破坏殆尽。

而陈恭澍本人也面领着巨大的危险，如何在“76”号魔窟中保全自己的性命；如何逃脱汪精卫来势汹汹的报复；如何在汪伪、日军之间周旋并获取主动权？

抗日战争结束，戴笠的一纸电文，又将九死一生的陈恭澍打入了深渊，而他又将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

第一章　风云骤变，“上海区”横遭不测

　“自行”解职不再发号施令

　一醉解千愁终难逃离现实

　一次无须答辩的审讯

　心存侥幸借探视妻儿试图脱身

第二章　一日数惊，时刻在死亡边缘打转

　傀儡当然拗不过日本宪兵

　始终打不开的闷葫芦

　幸运和坚忍加起来等于什么

第三章　殚智竭力，在危难中苦渡重关

　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

　千方百计总要断绝我的归路

　迷惘的东京去来

第四章　勾心斗角，蒙难中展开有限活动

 囹国中展开有限活动

 为传达指示有人故意自投罗网

 蒙难中的老路线与新战斗

第五章 城狐社鼠，“七十六号”的组织与人事

 严刑逼供的卑鄙与保全组织的忠义

 “七十六号”系日本军部一手炮制

 “特工总部”各级组织与人事纷争

第六章 履险如夷，细说《蓝衣社内幕》的内幕

 一股正气驱尽几多邪恶

 连消带打的手法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细说《蓝衣社内幕》的内幕

第七章 单枪匹马，与敌人“并肩战斗”

 自由行动与面临的人生考验

 打开枷锁再投入困苦的搏斗

 敌人要求我和他“并肩作战”

 有危险无意义而非去不可的金华行

第八章 将计就计，在可能范围内争取主动

 拖拖拉拉率众徒步走金华

 “特工总部”书记长的秘密行动

 英雄主义下的稳健与躁进

第九章 势转情移，李士群暴毙

 意外的经济来源支持了我的活动

 刻意安排下扬州

 日本军部接获情报指他立场不稳

 一种残酷手段对一个惨痛下场

第十章 恢复组织，因科技落后迭遭败绩

 不为人知的“第一委员会”

 恢复工作关系，重订工作指标

 用生命来填补科技落后的缺陷

 既然有这种事也无妨敞开来谈

第十一章 生死之地，一步走错铸成大错

 大牢中同仁们的失落与企盼

 风雨晦暝中生死只存一线

 扑朔迷离怪客突然来访

 创痛与教训永烙在心

第十二章 神鬼莫测，从事“反间工作”生死无常

 一个怪异人物带着一团神秘不知所终

 背着坏名声含恨而逝的一大憾事

 不识不知懵懂懂再遭败绩

第十三章 抗战胜利，从“鬼门关”进进出出

 迎接胜利也要有充分的准备

 从鬼门关进进出出的过来人

 在人生经历上创下新的记录

后记

上部书的结尾，写到我从法捕房解到伪“特工总部”(即“七十六号”)之后，最初，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上海区”区长，而我也就以“总交通”为词掩饰了真实身份。虽然明晓得这是“猫盖屎”——瞒不了多久的，但得先混过一时也是好的，以后看机会再谋应付之策。其实，这只不过是我单方面的想法，在他们，看样子并不怎么相信我是个“总交通”。接下来，我被带进了“高洋房”，在这里，万里浪出现了。他神气活现地说：“我叫万里浪，想先介绍一两位朋友给你认识认识，然后我们再谈。”我心里说：“果然是这个混账王八蛋，想不到落在他手里，死也不能瞑目。”

要插一笔说说这个十恶不赦的万里浪，才可对他有个了解。

万里浪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儿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托，一直到他死也弄不清楚(后得知：万某真姓方，湖北人，万里浪只是化名)。他原是“上海区第四行动大队”的副队长，照说也曾做过我的部属。据悉是因为他和队长刘时雍相处不睦，才叛变投伪的。至于是不是这么回事，至今存疑，因为我到任之初他就叛变了。关于他投伪的经过，有一项未经证实的说法：此人与“七十六号”的当权者，一无渊源，有一天，是他用报纸包了一支手枪，独自一人跑到“七十六号”毛遂自荐而被接纳了。正因为他没什么背景，所以特别卖力求表现，竟至成为“上海区”的死对头。自从二十八年(1939)底“上海区”制裁了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陈明楚后，万里浪即被擢用继任为第一处长，从此更为猖獗了。

眼前，站在那里张牙舞爪的便是他。刚才，他说要介绍朋友给我，分明是

找人来指认，我心想，这一下可要穿帮了。

头一个唤进来的，我一看是褚亚鹏。此人从二十二年(1933)就在“北平站”当“交通”，其后调到上海，前些时派他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小电器行

作掩护，主持一处“联络站”，是不久以前被捕的。说起来他对我太熟悉了，怎么会不认得。不过，凭他的机智，相信他一定能应付这种场面。谁知道当他看到我的时候，脸上变颜变色，好像触了电似的，竟然木在那里了。万里浪在一旁看得清楚，于是指着我问褚亚鹏道：“以前见过吗？”褚略一迟疑，接着又摇了摇头。万里浪掉过头来又问我，我说：“这位是褚先生。”我再对褚亚鹏说：“褚先生，你或许想不起来了，在两个多月以前，我不是还送一件东西到过你店里吗？”这是有意讲给万某听听，也是暗示褚亚鹏，以表明我的“交通”身份。看神色，万是不会很轻易就信以为真的。

万里浪当然不肯就此罢休，转瞬间，又招呼第二个人进来，他正是“上海

区第三行动大队”队长蒋安华。蒋被捕已有好长一段日子了，其后即得不到有关他的消息，如果不是现在看到他，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呢。今日一见，蒋队长已失去往日雄风，衣衫不整，长发蓬松，满腮胡子，一脸晦气，不用问，分明是刚从牢房里提出来的。他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故意避开眼光不看我，其实他早就看到我了。万里浪起身让他坐，他低头思索，是在想如何应对吧？

此刻，我已意识到事情不妙了，如果一个一个认下去，迟早总有露底的一

刻，又何况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漏洞。

万里浪突然问蒋安华说：“你们很熟吗？”蒋摇头，摇得勉勉强强，不

要说贼鬼油滑的万里浪看得出来，连我也觉得不妥，事已至此，又将如何补救呢？这时候，几个人都僵在那里，独万里浪一脸得意相。

忽有人推门，又进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那一个赤红脸，肥嘟嘟、面团团，架着一副墨镜，笑眯眯地让后面的那个人先请。我注目一看，前面的，不认得，后面的，正是一年前已经失事被捕、我们“南京区”的区长钱新民，这下子可糟了。他不待我有所表示，就抢先一步拉住我的手，大叫“恭澍兄”，

再加一只手，一边摇一边连呼我的名字，做老友重逢状。

钱新民的一声呼叫，戳穿了我的真实身份，也打断了我的一线希望。到了这种骨节眼，如果还想赖下去，那就显得太不够格了，于是我蓦然起立，把身上穿着的夹大衣脱下来往沙发背上一丢，顺手整一整领带，正色地对着万里浪说：“不错，我就是‘上海区’区长陈恭澍。”

万里浪立刻睁大了眼，显得又是意外，又是惊喜。

P4-6

本书的内容是记述笔者和几位“上海区”的老同志在失策被捕后的际遇以及个别进行的“反问活动”。当然，此项活动依旧是以“抗日反共”为中心任务而听命于“军统局”的。

这部书虽标示为“抗战后期”，原是着重于“反问活动”，故事的划成段落，却跨越了抗战胜利前后。

说到区域性，虽然包括江苏、浙江两省，而其主要活动，仍以上海市作为基点。

还有一节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当时在此一地区从事反问活动的，除了我们之外，尚另有多起。唯其性质、层次、成分与姿态等，则不尽相同，甚至于一个单位、一个模式而互不关联。如欲找出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都非常隐秘。这一点固然有好处，但也不能说一无坏处。日后，一些不幸事件的发生，即导因于此。

“反间”，是特务工作方式之一，自古以来，早就被人们运用过了。在文史记载中，败露行藏的多，功德圆满的少，成败相较，几乎不成比例。而做过反间工作的人，无论得失如何，到头来一概都是牺牲者。这里所谓的牺牲，可作广义的解释，其中包括了各种不同性质的生命价值，如生命本身的毁灭与政治生命的断送等。

“反间工作”，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虽有基本原则，却无一定规律，做得好，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的确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其成功条件之苛，绝非三言两语说得尽的，所以大不易为。不过，难虽难，却不失为一项因势利便的上乘手段，所以我们也偶尔一用。

下面，我把这部书的几个特点，以及若干重要关节，作一提示：

前两部书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多样性的，因人因事而灵活运用。在某种情况下，虽处于敌后，但仍不排除“集体行动”。而这部书中所记时期，笔者受到环境限制，许多工作方式已无法采用，所以最常见的也只有“个别活动”了。其中最着重的则完全在于斗智。这也是“个别活动”的另一批注。

我在失事被捕以前，是堂堂正正的“上海区”区长，一切举措完全是“正面”的，也就是说包括敌人在内，谁都承认我是政府派驻上海的敌后工作指挥者。当我被捕之后，与局本部的工作关系顿时中断，无论我个人的内心感受如何，表面上已经不是一个抗日分子了，这是多么尴尬而又痛苦的事。待我恢复了工作关系，虽然是在极秘密中进行的，但在心理上立即产生了变化，我觉得又可以挺胸阔步了，不过，却不敢稍露痕迹。等到历尽艰险抗战胜利后，因工作表现不差，也曾多次获得嘉勉，不意突如其来的，忽又受到严厉的处分。以上有四种不同的境遇，起伏太大了，波折太多了。相信有这样经历的人百不一见，所以我也把它列为特点之一。

抗战期间，通常，我们把日本侵略者称为“敌”，把通谋敌国的汪精卫南京政权叫做“伪”。这书里的主要活动，就是周旋于“敌”、“伪”之间。这只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的“敌”与“伪”，原来都是纸扎的，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据山头，而彼此之间又有权力、利益、意气之争，所以暴露出许多空隙，这恰好成为反间活动的回转空间，给了我们一个可乘之机。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值得一记的，这部书里都记下来了。

其间，我和日本的“梅机关”(日军参谋本部所属执行谋略工作的一个单位的代名)“合作”过，尤其是和派驻杭州的几名中下级人员相处得比较密切。这原是工作手段，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逐渐地竟弄假成真了。起初，是他们“支持”我，进而“维护”我，等到“上海日本宪兵队”侦获我与重庆通报的电台时，他们不但“掩护”我们同志，甚至还替我们料理了善后。从我的立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合作”。此乃小事一端，不值得夸张，可是略应探讨一下它独具的意义。

以上几点虽然都是陈年故事，当此旧话重提之际，但愿能以不俗的内涵，仍可保有一点新奇感。

再要说的就是笔者认为本书中的关键了，何者重要？这完全出于主观，但求不偏不倚就是。

几十年来，从未有人问过我：“日本人为什么不杀你？”当然更不会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你不死？”不管人家问不问，在这里，我愿意主动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陷入敌手被认出身份之后，自忖必死，可是他们竞不杀我，怎么说总是意外的事。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我指挥之下，执行了百多件行动破坏案，格杀了几十名日本军人。

先要说清楚，我是坠人陷阱而后被引渡的，与“投敌”或“叛变”有很大的分野，千万不可混为一谈。至于日本敌军和汪伪政权为什么不杀我，虽然这二者有连带关系，还是分开来讲，才会弄得明白。日本方面：他们不杀，并不是心慈手软，也不见得为杀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顾忌，至于说称我是条汉子，那更近乎自我陶醉了。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那就是——杀掉不如留着派用场。再进一步推想，假如不为所用，随时随地都可以采取任何激烈手段。

汪伪方面：单就汪氏夫妻而言，照他们的心意，顶好是将我立刻拉到雨花台宰掉，才能略消河内一击之恨，可是胳臂扭不过大腿去，日本人不准备这么做，他们也无可奈何。至于主管本案的李士群，则看风使舵，东风大，往西摆，绝非对我个人有所好恶。

其实，生与死，我尚保有一半的权利，也就是杀任凭他们，死不死仍操之在我。假如我但求一死的话，机会多多，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怪当时年轻气盛，一百个不甘心，能够留着这条命，才有机会把输掉的捞回来，所以并没有求死的意念，可也绝不肯苟且偷生。待经历多少年后，才醒悟出当初真是失去了一个杀身成仁的大好时机。现在，虽然多活了四十几年，论生命价值，总不如成为“烈士”之可贵也。

如今也不妨敞开来说，我之未能从容就死，也使得我的上级主管大失所望，因为有部属死难，也是一项总体性的工作表现。这个道理可惜我懂得晚了一点儿。

依照我国固有传统，像具有我这样身份地位(“上海区”区长)的人，一旦落入敌手，应该是从容就死、以全志节才合乎规范。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当然会受到一些批评或讥讽，这是无可置辩的。不过，单就特务工作的本质而言，那又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了。

就便在此说一句自我解嘲的话，通常论事，标高格调相当容易，事到临头，作生死抉择时，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其实，我的处境是既不想死，又不肯辱没自己，还蓄意作有利于工作的开展，这可要慎重地权衡一番了。

然而，留着本钱好“翻梢”，只是我单方面的如意算盘，敌伪处理本案，早就防备到有此一着，所以先要断绝归路，使我无法回头。为此，他们一开始就以我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发“响应和平运动、拥护南京政府”的声明刊登于报端。而事实上，我可没有说过那种话，现在知道这事还是前几年因找资料才发现的。光凭这一点当然不够，接着又在李士群主办、黄敬斋主编，相当于伪“特工总部”的机关报——《国民新闻》日报上，逐日刊出有我署名的《蓝衣社内幕》。这一着儿对我个人的影响的确不小，一口黑锅一直背了40多年，现在可有机会说一声“那不是我写的”了。关于这件事有四点明证，将在本书中一一交代。

澄清一些对我个人有损害的事，并非十分重要，这部书的主题，还在于如何配合抗战的“反间活动”。

话要说回来，既然不想死，就该活得很像样，什么是像样？只有一件，那就是对进行中的抗日战争作有价值的贡献。

当我熬过一年多的无情岁月，渡过重重难关后，总算得到一个“半自由”。其时，伪“特工总部”派了一名“带枪护卫”给我，寸步不离左右，称得上是“贴身”的了。试想，这有多大的威胁，实在受不了啦。为了这件事我去找李士群“理论”，更当面指他“小家子气”。他推说毫不知情，并作了些对我有利的安排。从此，我和他有了接近的机会。无论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我们都建立了一点“友谊”。

一来二去，我们从“尔虞我诈”进展到“有话可说”，也就是等于有限度的“无话不谈”。此刻，在形式上，我已经由阶下囚变为座上客了。我和李士群谈过思想意识问题，也交换过对内外情势的看法，深一层更论及彼此的前途与出路。最后，有了突破，二人协议准备“图谋不轨”。

我和李士群虽然各有怀抱，但也有相互为用之处，事实如此，不待多言。先说我的构想：在我失事之前，上级派唐生明来京沪打人伪组织，交由“上海区”保持密切联络。“上海区”出事，尚未波及时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的唐生明，而伪“江苏省政府主席”也正是还不知情的李士群。我和李共谋，如若成大事，必须掌握武力，所以用“保安部队”为基干，加强训练，并补充装备，乃当务之急。一俟部队有个样子，还可以请“汪主席”前来检阅呢。只要汪肯来，我和唐生明可就要“行动”了。

李某什么都同意，他所坚持的非要把“训练中心”或者说是“主力”摆在江北对岸的镇江不可，这分明是别有用心了。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我估不透。

只可惜我和李定计不久，因事不机密，竞被李的对头人物周佛海、罗君强、熊剑东等得悉，另有一说是万里浪向周佛海告密的。结果李士群招致了杀身之祸——被“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借饮宴下毒，翌日死于苏州家中。这段经过我相当清楚，因当天我正在李家做客。内情曲折，将留待书中细说。

李一死，萌生出来的一点儿希望又幻灭了。如果不是“梅机关”的中岛出面维护，我又险遭不测。

李士群死不足惜，却留下了一笔难以了结的账，书中将细算。

之后，我完全解脱了伪“特工总部”(仍存在)的羁绊，在我认为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获“梅机关”支持，建立了不伦不类的“第一委员会”于上海，专事情报搜集。当然，我有办法应付他们，更了解什么是国家利益。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活动领域扩大了，可以与任何人接触，也可以自由往返于京、沪、杭之间，肯定的，已经没有人监视我了。

以上，多偏重于个人的应付环境与创造一个对我有利的局面，唯在时间上又过了好长的一段，其原因，一部分是活动受到限制，一部分也是过分小心，回顾前尘，颇有蹉跎岁月贻误时机之感。

据侧面了解，自“上海区”遭到空前大破坏后，牵连被捕者，总在百人以上，但被杀害者，却无一人。于此可见敌伪之手法已趋向怀柔。这百余位同志，有的送往南京“感化”；有的关了一段时期就放了，其中大多又回到后方，也有被再度派回上海的；有的则被“留用”了。被“留用”的人，很可能十个里面倒有九个是“反间”。

前“上海区”的齐庆斌兄，仍被软禁于“华郦”，这算是一个例外。可是他比我有办法，不知道怎么一弄，他已经恢复了工作关系，而且有电台可以和重庆通报了。对于这件事，他并不避讳我，我也信得过他，因而我就用这电台传达报告。开始，上级提出来的工作需求多，而工作指示少。我体会得到，这分明是在考验同志们的忠实性。

岂奈好景不长，老齐的电台又被日本宪兵的侦测队发现了，结果老齐二度被捕，关在宪兵队的“电测班”听候发落。我经过慎重考虑，又费了很大的周章，攥着一把汗去探监，因为这是有多重含义与作用的。老齐的确是值得尊敬，看样子已被折磨得不复人形，可是他一点儿攀扯都没有。我才放下了这颗提在手上的心。

老齐出事，联系顿告中断，我非要赶快接上这条线不可。于是从浦口找来一位私谊颇深的老朋友尹君，好在他纯粹是个局外人。靠着交情，央他勉强在津浦铁路局请了假，专程替我跑一趟江西——铅山。

国军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在铅山，“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亦设于此地。办事处主任正是我的好友毛万里先生。尹君不负所托，带到了我的口信，带回来“通信密码”、“联络规定”，以及随他一同来到上海的电台一座和专勤报务员张亚民同志。当然，这是经过局本部奉准的。至此，这才算正式地恢复了工作关系而进入常轨。

就在这年冬天，适逢春节，有两个朋友前来拜年。一位是王道生(黄毅斋)、一位是余玢(李开峰)。李原是军统的报务人员，此刻是伪“特工总部”电信方面的最高主管。上级曾悬赏20万元制裁他而未果，殊不知现在的他，已经接受我的劝告而回心转意了，并表示今后一切听信于我。所欠缺的是尚未“奉准在案”罢了。就在这天晚上，王、余二位同时辞去，我的侍卫刘全德(前“上海区”第一队中队长)用我的车子送他们一程。谁知道走在半路上，刘全德掏出枪来就把余蚧干掉了，王道生机警，一步窜开得免。到了夜半三点钟，刘全德来电话，说了声“对不起”就跑到于潜那里去了。结果，麻烦大啦。

耳闻，笔者本人也是刘全德的行动目标，只因为和他相处得不错，所以手下留情了。此话是否可信，笔者不想求证。按：反问活动中的“正反关系”，诡异多变，很难捉摸，常常因为小脱节而招致大误会。像这一类事，书中将有大幅的论述。

好不容易才把这桩不幸的事摆平，可是一向维护我的“梅机关”，已经起了疑心，但是他们却又不寻根究底，这使我觉得好生奇怪，不得不格外地多加一分小心。  内外煎迫，大大地阻碍了进取。数月后，通报良好的张亚民台，突遭日本宪兵破坏，一卡车日本兵在我离开住处后十分钟抵达，好险啊！这一回再也无法立足了，而日宪张下罗网，搜捕甚急，我非得早日脱离虎口不可。

当天的上午，叶吉卿(李士群遗孀)有意把我藏到一电影演员家里，毫无屏障，不妥当。唐生明把我送到一家日本商人的楼上，如芒在背，坐立难安。夜里，我去伪“上海保警总队”面见伪参谋长徐肇明和伪大队长韩尚英(黄埔同学)，开门见山，要求他们把我送出上海，他们答应下来了。第二天清早，把我扮成穿制服的列兵，以三百名编队出发到浦东一带去搜索游击队，在行军中途，嘱我“落伍”单独行动，并指点了游击队出没的所在地。

果然，我在周家浜找到了陈默、徐晚枫，他们都是“上海区”的旧同事，那就什么都好说了。我之得以脱险归队，不仅是我个人的幸运，亦可反映出人心的向背。

打游击不是我的任务，在待命期间，反而成了游击队的累赘。不久，日本投降，偕同陈默等又回到上海，江河依旧，景象已大不相同。

胜利后，我被任命为“上海区”所属“第三站”站长，奉准仍以“第一委员会”原班人马作为班底，上级只派来“书记”一员而已。在职务上虽然矮了一大截，可是在心情上却开朗得多了。满以为就此平安无事，那么就好好地表现吧。

然而，民国三十五年(1946)初，春节前两天，犹如晴天霹雳，一纸命令把我扣押起来了。事先，有人曾以此相告，我在两小时内连续抽了一包多香烟，反复深思，决定迎接新的命运——接受法律的制裁。

没有经过正式审判，也没有提堂问过话，法官拿出纸来叫我写自白，就这样据闻判了有期徒刑12年。不过还是军统老作风，并不把刑期通知当事人。公事到了局本部，又据闻主事者在公文上加了一笔“拟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这等于是复判。此刻，戴雨农先生已殉职，由郑介民先生代理局务，他正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调冲停战事。所以公文由南京专程送到北平，一定要经过郑先生签署后，才能呈报“上峰”核示。又据确悉，郑先生在该件上加签了“拟维持原判”数字，总算笔下超生，让我多活了好几十年。假如那么一死，铁案注定了“汉奸伏诛”，如今则大不相同，顶少也落个“半截英雄”。

12年有期徒刑确定后，一破往例，竞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等到了提篮桥之后，才宣读判决书。原来引用的是“惩治汉奸条例”，其主文当然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了。天啊！这又从何说起？  如果就此落幕，那就没有传奇性了。苍天佑我，在监中服刑了一年多，突奉召释我出狱，派为“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大队长，穿制服，有配件，官阶陆军上校。训练班结业后，调回“国防部”绥靖总队上校大队长，还获颁云麾勋章。

这不是两个世界吗？我已经再世为人了。不过，应该承认很多事是互为因果的。

陈恭澍

1986年7月

在这部书里，看得出，也觉察得到，有些事态情节，不是半遮半掩，就是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地一笔带过了。此中，除了有关机密大事，永远烂在肚子里绝不能说出来之外，其余的都是因为有所顾忌而不便畅所欲言。要不然就是受人之托——“千万不要提起我的名字”而不得不略去了。至于说到有顾忌这一层，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唯恐犯口舌、惹是非而已。我年迈力衰，经不起风吹雨打了。

我也想到过，书里没有透露的，也许正是人们所要知道的，所以打算再过几年，等一切都渐次淡化，倒无妨当做故事写出来，以供一阅。不过，必得要我还活着。

抗战期间，国人从事于敌后工作者，为数不少，其中究有多少牺牲？相信谁也提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来，或者说根本上就没有统计。至于在沦陷区中，因抗日活动而受牵连的同胞们，想必更是不计其数了。连同前已出版的书中，均未能对于牺牲者的勇烈事迹多作表彰，这与当初写作此书的原始意愿相去甚远，实一大憾事！不要说因工作地区辽阔，人事关系复杂，无法一一详知，即便是我亲身经历和处理过的事件与案件，也都苦于没有文字记录而从记忆中失却不少。对于这一点，也想将来能有所补救。纵然只是片段，也总会留下一点儿痕迹吧？

书中，引用了日本人晴气庆胤著的《上海于口工作七十六号》一书中几段有关的记述，原著系日文，乃商请常绍曾同学代译。常同学不辞辛苦，在百忙中把几万字都译完了，谨此向他致谢。

再一次感谢全书校订者刘原深先生，这太难为他了，最令人钦敬的，是他在两大病痛的折磨中，不仅为这部书的写作匡正其不逮，还要字斟句酌、不厌其烦地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