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编著的《薛蟠的文学观》是一本围绕《红楼梦》话题的杂文随笔。全书包括序言与后记，由72篇文章所构成，约14万字。本书的性质和风格，与目前红学界的“索隐派”、“考据派”明显不同，也与目前图书市场上与《红楼梦》有关的“圆梦”、“惊梦”、“后梦”之类的“续貂”作品完全不同。本书立足于《红楼梦》只是一部伟大小说、一部文学作品，借助《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进行必要的社会与人生的思考与分析，并不试图从《红楼梦》故事中探寻什么“线索”、“密码”或“伏笔”。

安立志编著的《薛蟠的文学观》是“四方风杂文文丛”之一。

《薛蟠的文学观》一方面就“红”说“红”。即通篇只对《红楼梦》的事件或情节进行分析或解读，现实事件或情势未着一字，虽然文章主旨稍显隐晦与曲折，读者自可体到文章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借“红”说今。文章借用某些现实事件或时尚提法作为引子或由头，而分析的对象与主体却是《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这类文章的主旨较前者略微明显或浅露，目的在于提示文章宗旨是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评价与分析。以“红”证今也是本书一个重要方面。文章以当今社会的现象或事件作为分析主体，《红楼梦》的事件或人物只是作为分析工具或材料陪衬。这类的文章较少，但也算其中之一类。

借红楼佳醪浇心中块垒（朱铁志）——序安立志《薛蟠的文学观》／001

上医医人／007

《好了歌》与“财色诗”／011

真文物／018

得计选任应天府／021

贾雨村其人／024

贾雨村断案／027

焦大的真话／030

按书索药／033

李贵处理群体事件／035

璜大奶奶变脸／038

“风月宝鉴”／041

弄权铁槛寺／044

天然与修饰／047

贾宝玉“面试”／050

薛宝钗的“主旋律”／053

袭人的“政绩观”／057

贾宝玉歪念《南华经》／060

贾政猜谜／063

贾芸“三变”／066

秋纹的奴性／069

奴隶的品类／072

跟薛宝钗“学”处世／075

拉姆斯菲尔德防长与红玉丫环的语言能力／079

薛蟠的文学观／083

“冷美人”薛宝钗／086

论“通灵宝玉”／090

贾政的板子／094

“袭人牌”摄像机／097

贾芸的效忠信／099

海棠诗社／103

贾宝玉的笔名／106

史湘云请客／110

大观园的当代小品／112

大观园里“百笑图”／116

节哀／120

“文学食品”／123

薛宝钗的批评艺术／126

凤姐生日察人情／129

水仙庵里“混供神”／132

棋道与牌规／135

林黛玉的创新意识／138

石呆子也是“钉子户”／141

薛蟠“下海”／144

“怀古诗”的争论／147

大观园的开放意识／150

平姑娘的和谐观／153

史太君的创作观／156

“时宝钗”／159

大观园建设“节约型社会”／162

探春的改革／165

薛宝钗的分配政策／169

柳嫂子走后门／173

秦显家的上任记／177

诉讼导演王熙凤／180

吞金／183

懦小姐的管理经／185

大观园的扫黄运动／188

晴雯之死／191

王道士的疗妒汤／194

荣府追查小字报／197

贾宝玉与“假宝玉”／200

骗局中的婚礼／203

警惕李十儿之类／206

人性丢失在急流津畔／209

谁为荣府被抄负责／212

赵堂官与西平王谁更可恶／215

义侠包勇／218

妙玉的悲剧／221

巧姐的命运／224

“人镜”甄宝玉／227

花袭人的“不得已”／230

后记／233

大观园里“百笑图”

前几天，读到一本法国人让·诺安著的《笑的历史》，不由得想起《红楼梦》中的可“笑”镜头。

笑是如何发生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作了这样的描述：血液从右心室经动脉血管流出，造成肺部突然膨胀，反复多次地迫使血液中的空气猛烈地从肺部呼出，由此产生一种响亮而含糊不清的嗓音；同时，膨胀的肺部一边排出空气，一边运动了横膈膜、胸部和喉部的全体肌肉，并由此再使与之相连的脸部肌肉发生运动……便构成了人们的笑。

笛卡尔描述的主要是笑在皮肤内层的运作方式，而《红楼梦》卷四十“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一节，则描述了笑在皮肤表层的表现形态。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因与贾母投缘，有了留宿并同乐的机缘。受宠若惊之际，为回报这一隆遇，她刻意制造笑料，故作装疯卖傻，请看以下情节——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帮子不语。众人先还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湘云撑不住，一口茶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嗳哟”！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叫“心肝”。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座位，拉着她的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她姐妹换衣裳的。

笑得东倒西歪，笑得前仰后合，笑得颠三倒四，笑得天翻地覆……这些地位高贵、养尊处优的太君太太、公子小姐们，其大笑、狂笑的种种行状，较之笛卡尔仅仅着眼于血液和肌肉运动的描写，其笑的广度、笑的深度、笑的幅度、笑的力度，更上层楼，显然更为精彩，更为传神，更为生活化。这样一种充满了喜气和笑意的“百笑图”，似乎为人们呈现了一种和谐社会的画卷。不是吗？他们吟诗作词，他们持螯赏菊，他们行令饮酒，天天衣食无忧，处处欢歌笑语，俨然一派和谐景象。

和谐不等于社会机体的单一性，不等于社会机能的？昆一性，也不等于社会运作的同一性，更不等于社会价值的一元性。即使笑口常开，笑声盈耳，也并不就是社会和谐了。且说这笑的来历，尚且需要“右心室”、“动脉”、“肺部”、“横膈膜”、“胸部”、“喉部”与“脸部”等不同部位、不同机能的共同作用，何况远比生理运动更为复杂的社会运动了。这与不同树种的集合才能构成森林，不同乐器的配合才能奏出音乐，不同原料的搭配才能烹出佳肴的“和而不同”，岂不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笑也有种种，微笑、大笑、苦笑、冷笑、奸笑……法国作家马赛尔·帕尼奥尔将笑分为两大类：“有时是善意的，这就是积极、健康、令人舒适的笑：我笑，因为我感到比你、比他、比全世界的人都优越……此外，笑往往还是恶意的，这就是消极的、无情的、悲伤的笑，是复仇、鄙视、报复的笑：我笑，因为你比我低劣……”那么，大观园的这幅“百笑图”又如何归属呢？这里，不仅有园中人之于刘姥姥的优越与高傲，也有园中人对于刘姥姥的鄙视与嘲弄。这岂不说明，不同的笑有时也互为表里、互相统一吗？笑虽有性质之不同，但并未从根本上影响这短暂的和谐性。

大观园的“百笑图”，呈现在贾政出差之后，又岂独偶然？这个刚刚制造了震惊贾府的暴力事件——“笞挞”宝玉——的“假正”先生，他的存在，不仅不会产生和谐，其所制造的只能是高压下的“稳定”，产生的只能是恐怖中的“秩序”。而这种“稳定”与“秩序”不仅与“和谐”不相容，而且是对人性、智慧、才情、青春的敌视与摧残。也许“稳定”可以“流水作业”，也许“秩序”可以“批量制造”，然而，社会稳定与人心稳定、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毕竟性质不同，而没有人心稳定与人心秩序，怎么能称之为“以人为本”？但是，和谐并不排斥权力。如果说贾母是荣国府的最高统治者，那么，凤姐就是荣国府的实际掌权人。而贾母的雍容宽厚，凤姐的机智幽默，也构成了“百笑图”的基本要素。凤姐的贪婪固然危害和谐，而这恰恰说明，只有权力的不当运用，才是破坏和谐的负面因素。

大观园的“百笑图”并不能掩盖其“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实质。为什么保尔·瓦莱里说“笑就是拒绝思考”，不仅仅因为库尔达沃发现了“孩子比成人笑得更爽快、更厉害，笨人比聪明人更爱笑”的道理。大观园这短暂的欢乐祥和局面，为什么发生在贾政暴打贾宝玉到贾琏偷情鲍二家的这两场暴风雨的中间地带？荣国府里没人去思考已经积重难返的内部矛盾和日趋拮据的财政危机，仍然只贪图这“瞬息的繁荣”，满足于“一时的欢乐”，高枕无忧地咏菊、咏蟹、咏海棠，仍然津津有味地吃茶、吃酒、吃茄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样的话对于他们，不过北风过马耳。即使秦可卿托梦警示凤姐“乐极生悲”、“盛筵必散”，也是枉费心机。

笑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高朋满座时才笑得痛快。假如不是几个太太小姐在大观园中，而是一个民族在新世纪里，每日沉浸在莺歌燕舞的空气中，整天陶醉于欢声笑语的氛围里，那么，浩如烟海的谚语只有一句千真万确，这就是：人越多越热闹！

P116-119

借红楼佳醪浇心中块垒

——序安立志《薛蟠的文学观》

朱铁志

在杂文写作中，借古典名著阐发“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见解，总体上可以归入“借古讽今”、“春秋笔法”的模式，对于写作本身而言，或许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造。远了不说，单就当代中国杂文创作而言，仅牧惠先生一人，就写过《歪批水浒》、《红楼醒梦》、《金瓶风月话》、《古经新说》、《今评新注聊斋志异》等书。至于其他知名不知名的作者，也写过不少类似的著作。因而当立志兄在电话中说他写了一本《薛蟠的文学观》，并希望不才为之作序时，我是有点担心的。我知道，立志并不想凑当下“红学热”的热闹，也无意于做一个“考证派”、“索隐派”的“红学家”。他纯粹是为《红楼梦》独特的文学魅力和深邃的社会价值所吸引，决定在抛弃杂务之后重读经典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写作“红楼随笔”的冲动。在这本由60多篇随笔构成的杂文新著中，立志兄或者“就红说红”，或者“借今说红”，或者“以红证今”，总的题旨，无非是借《红楼梦》这部生活的百科全书，展开对楼外世相的发现与针砭，对人性丑恶的揭露与鞭挞。表面上说的是曹雪芹笔下的各色人等、大观园中的浮生百态，实际上让我们隐约看到活生生的当下社会，从而起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之目的。透过红楼，立志果然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楼外世界。

通常作杂文的人，往往要为杂文的切人找到一个合适的由头。这个由头可能是一段特别的新闻，可能是一个生僻的掌故，也可能是一件不为人知的逸闻趣事。一般情况下，视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所从事的行当不同而定。当记者的喜欢从新闻说起，写小说的爱拿故事说事儿，而学者自然三句话不离本行，子日诗云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途径虽有不同，目的却很一致，都是为了文章能够“抓人”，能够引人人胜。这既是文章思想内容的需要，也是作文的技巧。高手往往能在精彩由头提供材料的基础上乘势而上，花样翻新，更上层楼。而一般作者由于功力不足，无法从容驾驭原本很好的材料，结果就难免为由头的精彩所掩盖，使文章虎头蛇尾，不成阵势。如此说来，由头越精彩，其实越难驾驭。选择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特例材料作为切入点，通常能起到讨巧的作用，而选择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贾宝玉的《红楼梦》作为由头，无疑是一种冒险的行径。记得严秀先生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作序时曾经说过，那种以“从……说开去”为题的杂文需要特别小心。因为能否“说开去”，起码包含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对被说开去的材料一定要有充分的了解、深刻的把握、从容的驾驭；二是必须有广博的知识结构、丰富的生活阅历、游刃有余的文字功力，这样才能由点及面、由表及里、信手拈来、左右逢源，从而真正达到“说开去”的目的。这本红外随笔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说开去”。能否从《红楼梦》这部尽人皆知的古典名著说开去，说出新思想、新见解、新水平，考验的是杂文家的见识和挖掘功夫。恰恰在这一点上，立志没有让读者失望。他借“百科全书”说“世相百态”，既在“梦”中，又在“梦”外，有别于“醒梦”、“后梦”、“惊梦”、“圆梦”之类，自然也有别于红学家们的烦琐考证、无聊比附，而是借红楼佳醪，浇心中块垒，使读者阅读时分会心一笑，从而起到讽喻的作用。

空说无凭，还是拿作品说话——

在《璜大奶奶变脸》一文中，立志由璜大奶奶的变脸，说到川剧中的变脸，再由川剧变脸的秘不传人，说到生活中变脸的代不乏人，从而得出不铲除变脸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就不能终结从“一阔脸就变”到“一退才变回”的奇特转变的深刻结论。

在《焦大的真话》中，立志借助鲁迅先生“焦大是屈原”的论断展开自己的议论，看出焦大的悲剧其实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这个见解，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从立志的辨析中，我们倒是从焦大身上看出几许杂文家的执著与无奈：真话有用不受用，假话无用很实用。说假话的飞黄腾达，说真话的马粪伺候。处理掉讨厌的焦大，可以暂时维护宁府的繁荣与稳定，但无法摆脱封建王朝的最终覆灭。这是对中国国民性深刻的揭示。不幸的是这种古已有之的痼疾，颇有些于今尤烈的趋势。巴金先生倡导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杳无音讯，“说真话”的呼吁，也仅仅止于呼吁而已，这是令人感慨的。我们是怎样形成这样一种假话文化的？为什么泱泱华夏容不下几个焦大式的屈原？

在《弄权铁槛寺》一文中，立志从凤姐这个外表漂亮、内里阴毒的女人说开去，说出一番对“弄权”的精辟见解：权力的魅力，也许确可使掌权者感到有权的安全，掌权的尊贵，用权的愉悦，逞权的兴奋，以至于颐指气使之时，体验着人生的快感；纵横捭阖之间，体会着人生的乐趣；钩心斗角之余，体现着人生的智慧；尔虞我诈之际，体会着人生的价值。因此，在她那里，权力不再是一种手段，而已成为目的本身，如同“为革命而革命”的异化，这种“为权力而权力”的异化，大抵可称为“弄权”罢。

在《“风月宝鉴”》一文中，立志从贾瑞的“好好恶恶”，看出某些人对所谓“正面”的迷恋，于是引发一段振聋发聩的警世通言：这种鼓吹“正面”，迷恋“正面”，提倡“正面”，讨厌“背面”，嫌弃“背面”，掩饰“背面”的行为和心理，不止贾瑞，在以前和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不论官场和尘世，不分要员与百姓，一脉相袭，薪火相传。至于“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的可怕后果，已无人顾及。更可悲的是，贾瑞临死还沉溺于“宝鉴”的“正面效应”之中，至死执迷不悟。

借题发挥，是立志在这本新著中常用的手法。不论正话正说，还是正话反说，都运用得十分纯熟。在《袭人的“政绩观”》一文中，他将袭人式的政绩观概括为“三性”，即虚假性、表象性和唯上性。在论述“三性”过程中，立志借袭人之口，说出了至今发人深省的“做官秘诀”：群众影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印象，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而在《贾宝玉歪念<南华经>》一文中，立志更是借宝玉之口，大大地发挥了一番其实是他自己的见解：“文革”中蓝灰混一的服装色调，并未达到“灭文章，散五采”的水平；“文革”中“八亿人民八个戏”，也未达到“擢乱六律，铄绝竽瑟”的程度；“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的“天下大乱”，也并非没有任何“准绳”和“规矩”。倒是这种社会思想中所体现的“一人化思维”、“一元化体制”、“一律化舆论”，多多少少让人感受到森森寒意，而这，难道就是《南华经》的精华吗？

《贾芸的效忠信》开头貌似闲笔，其实有深意存焉。以自己的不解，状写世事的深不可测，是一种典型的反衬法。在深入文本之后，立志展开自己的议论：写效忠信的元素之一是脸皮要厚，二是心意要诚，三是印象要深。如同所有的势利小人一样，抱粗腿、攀高枝、套近乎、表忠心，是他们急功近利的“钟南捷径”。

在立志的红楼系列中，有多篇构思精巧的佳作。其中《海棠诗社》活脱是当今社会的真实写照，不仅作家协会类乎海棠诗社，其他社会团体甚至政府部门也或显或隐地遵循着海棠诗社的办事规矩。经济的挤压，权势的蔑视，使文化大抵处于无用与无奈的尴尬境地。所有这一切，都被立志写得痛快淋漓、入木三分。  《薛宝钗的批评艺术》一文，是对“批评”的精彩批评，很能见出立志杂文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写作功力。“前置的议论”有悬念，让“我”慢慢道来；“后缀的概括”有结论，容“我”说给你听。前者逻辑演绎，后者系统归纳，而夹杂其中的安式名言，最能体现其思维水准：长期以来，我们多是对被批评者强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对批评者的要求却宽容得多，客气得多，那就是“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至于“言”的效果如何，被批评者一般不大敢于计较，因为批评者的出发点总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如果对批评者的态度、方式、场合、时机等提出异议，就难免有吹毛求疵之意，甚至还有了讳疾忌医的嫌疑，这种情况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单位和部门特别明显。

立志的杂文有许多有趣的联想和比喻，在《水仙庵里“混供神”》一文中，他对盲目崇拜的批判就有趣又有味：倘若某人尚健在，就被当作什么“星体”顶礼膜拜，供奉如仪，从而成为事实上的“神”，那么，此人不仅不是“凡人”，而且很可能就是当世的“猛人”。正常的人，一旦被异化为神，总是因为人们与其产生了某种“位差”。某人的高大威猛，往往是因为人们跪着仰望的结果。这种跪着仰望的姿势，是一切“造神运动”的标准动作。

在《大观园的开放意识》一文中，立志辛辣地嘲讽了今天依然可见的某种“开放观”，即通过开放，发现中国的一切都好，外国的一切都不好。若是中国自己出了问题，则外国的问题更大，中国有臭虫，外国也有臭虫。这种所谓的“开放”，实则是心灵的封闭，是一种貌似开放的真正封闭。而对晴雯之死，立志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古来的教训证明，在中国社会中，“高标峻尚，雅操孤贞”，很难生存。只有磨去棱角，折去锋芒，与庸人共舞，同陋习相尚，方为生存之道。

或许不必一一列举了。从我有限的引述中，读者不难看出立志新著的风格与特点。此中佳妙，还是容大家自己去体会吧。

我想多说几句的是：杂文的发展与创新，是近年来谈论较多的话题。借古典名著阐发议论虽然不是“原始创新”，但依然不失为创新一途。其好处，一是借助人们熟知的故事展开现实议论可以省去叙述的繁复枝蔓，易起到“共鸣”的效果；二是经典作品荟萃人文历史等文化因子，由此展开议论可以增加杂文的文化含量，起到“借光”和“增色”的作用；三是可以增加杂文的文学性，《红楼梦》原是文学名著，语言文字非常讲究，加之随处可见的诗词歌赋、妙语楹联，更使其成为文学艺术的集大成者。由此展开议论，无形中就是对提高杂文文学水平的一种促进。立志深谙此道，不避挑战，虽然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但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创作上了一个层次，应该说，这是对杂文事业的贡献。

长达5年的冗务缠扰结束了，时间于我重新成为了“可支配资源”，于是，利用多年不曾享受的暑假，完成了重读《红楼梦》的夙愿，作为重读的“副产品”，又凑成了几篇“红楼”随笔。

鲁迅先生评《红楼梦》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中国小说史略》）我是赞成先生这个意见的。读《红楼梦》，我向来对某些“真红学家”、“假红学家”、“准红学家”的劳作不以为然。一些所谓“考证派”、“索隐派”乃至“猜谜派”、“生造派”，“超越”小说或颠覆小说，滥发“揣测之说”，试图“别求深义”，搜罗爬梳，寻章摘句，查谜底，解密码，寻伏笔，觅线索，一部小说几乎变成了秦氏秘史、宫闱秘闻、谜语大全或密码集成。

 小说就是小说，《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笔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欣赏、品味《红楼梦》的。（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我所阅读和参照的版本，系北京师范大学1987年11月根据程甲本校注出版的《红楼梦》四卷本）这样的读法，可能为某些故弄玄虚的“红学家”所不屑，然而，我的确从来不曾将《红楼梦》当成什么“秘史”或“谜团”。按照通常的说法，《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它是以一部伟大文学作品的价值感动了无数世人，而作为“秘史”或“谜团”，它所“感动”的也许只是一些被称为“红学家”的小圈子。

正因为《红楼梦》本身深厚的文学魅力和深邃的社会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我初读这部小说之时，就为书中的情节与人物所吸引。阅读欣赏之际，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读“红”随笔。此番重读是从去年开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也产生了新的理解和感受，于是又写下了一些随感和笔记。已经写出的东西，首先贴在博客亘自娱自乐，同时在香港《大公报》、《南方日报》、《杂文报》等报刊陆续发表，去年还有2篇被湖北、辽宁两地出版的年度杂文选集收录。

回头看一下这些随笔，大体采用了以下三种写作格式：一是就“红”说“红”。即通篇只对《红楼梦》的事件或情节进行分析或解读，现实事件或情势未着一字，虽然文章主旨稍显隐晦与曲折，读者自可体会到文章的现实针对性。二是借今说“红”。文章借用某些现实事件或时尚提法作为引子或论据，而分析的对象与主体却是《红楼梦》的事件与情节。这类文章的主旨比较明显或浅露，目的在于对某一社会现象作出评价和分析。三是以“红”证今。文章以当今社会的现象或事件作为分析主体，《红楼梦》的事件或人物只是作为分析工具或材料陪衬。这类的文章较少，但也算其中之一类。

本书所有的文字虽然都以《红楼梦》为话题，但是议论的主题都是“红楼”以外的当今现实。借“红楼佳醪”，浇心中块垒，差可作为文章之本意。这些文章也许会产生指“红”骂“黑”、借古讽今之嫌疑，但作为一种随笔体的读“红”笔记，也只是一种写作尝试。

整理这些年随手写下的与《红楼梦》有关的读书随笔，已有70篇，十几万字。朋友建议，可以把它们集中起来，出一本集子。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一方面，可以使得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朋友便于查找，同时，自己也免去了放置散乱、极易丢弃之虞。当今时代，杂文式微，时评盛行，此类文字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此种写作既然旨在批评时弊，倘时弊未曾消失，则文章亦难速朽。就此而言，“据报载”的文字因其过短的“时效性”，也许还不及此类文字的“保鲜期”。当然，限于自己的识见与水平，对于这些作品，人们当然也可以见仁见智。  《红楼梦》是一座“富矿”，其中蕴藏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丰富宝藏。一部《红楼梦》，从其问世之日起，几乎构成了一个“食物链”，寄生着多少以此为生的文人与墨客，考据的、索隐的、续貂的、歪解的，特别是近年来，诸如“红楼饮食”、“红楼建筑”、“红楼医药”、“红楼服饰”、“红楼语言”、“红楼姓氏”等以《红楼梦》为由头的有聊或无聊的名目，层出不穷。当此之际，本人只是借用书中情节发点牢骚而已，此类“雕虫小技”，对于大红大紫的“正宗红学家”或“冒牌红学家”，不过班门弄斧，当然也构不成什么“抢饭碗”的危机。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求是》杂志社的朱铁志先生不吝赞赏，欣然赐序。同时也感谢为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帮助的各位朋友。是为记。

2008年10月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