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是武昌起义后以新军第二十镇革命官兵为主体，在近畿滦州(今河北省滦县)发动的两个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事件。它们沉重打击了行将土崩瓦解的清王朝，有力地支持了湖北和其他各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清王朝的灭亡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在北方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赵润生和马亮宽编著的这本《直隶惊雷——辛亥革命在京津冀》再现的就是这段历史经过。

本书是由赵润生和马亮宽编著的《直隶惊雷——辛亥革命在京津冀》。《直隶惊雷——辛亥革命在京津冀》的内容提要如下：

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合称滦州革命，是清末新军第二十镇革命官兵为响应武昌起义在京畿滦州发动的两个有重大影响又密切联系的革命事件。滦州革命沉重打击了正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清王朝，有力地支持了湖北和其他各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政府表彰令曾评价说：“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滦州革命对于清王朝的灭亡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直隶大地 慷慨悲歌(代序)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一、民变迭起

 二、泣血立宪

 三、革命潮兴

第二章 滦州兵谏

 一、士官三杰

 二、倒清密谋

 三、兵谏发动

 四、燕晋联军

第三章 兵谏失败

 一、政局诡变

 二、吴禄贞殉难

 三、张绍曾离滦

 四、蓝天蔚南下

第四章 新军起义

 一、起义酝酿

 二、武昌使者

 三、龙山结盟

 四、联络四方

 五、海阳密议

 六、起义发动

 七、北方军政府

第五章 壮烈千秋

 一、内部惊变

 二、雷庄血战

 三、血雨腥风

 四、失败原因

第六章 革命继续

 一、关内呼应

 二、关外烽火

 三、铁血复仇

 四、南北战和

余论 辛亥泣血革命未央

相对京津地区，东北三省尤其是奉天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广大士绅直接感受到严重的民族危机，要求立宪救国的愿望更加激烈。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其基本特点是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要求立宪与救亡紧密结合。东北人民既饱受列强压榨掠夺之苦，又目睹列强的侵略野心，心怀亡国之忧。因此他们更激切地希望改革国家政治，实行立宪，振兴国家，挽救民族危亡。所以各界爱国人士都积极投身于国会请愿运动。

1909年11月，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咨议局成立，奉天议员53人，议长为吴景濂，副议长为耿百斛、袁金凯；吉林省议员30人，议长为庆康，副议长为庆山、赵学臣；黑龙江省议员30人，议长为王鸣鹤，副议长为战殿臣、李品堂。相对于内地，东三省立宪派虽然形成较晚，但是由于立宪救国的意识相当强烈，所以在推动立宪、参与新政、培育人才等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早在1908年7月，东北立宪派响应内地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的号召，为制造迅速召开国会、进行立宪的舆论，在《盛京时报》发表《东三省人民宜联合上书请愿速开国会公启》，强调指出：“列强引矢的吾中国，其亡之机，近在眉睫，而大势之所趋，乃谋改造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立宪必开国会。”在以后的全国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东三省的立宪派都曾积极参与，其代表人物有吴景濂、刘兴甲等人。

奉天立宪派人士在积极参与全国请愿运动失败后，不仅没有停止要求立宪的活动，反而愈挫愈勇，他们对清廷“勿得再行渎请”的上谕表示极大愤慨，在《盛京时报》发表“社说”，要人们以极端的手段进行反抗。“社说”指出：“外患之逼迫则如彼，而上下情意之不相符则又如此，诚不知税驾之何所矣！”“彼以其凭借之崇隆而厄我，我亦不妨以极单纯之暗杀手段对付之，非为乱也，有逼之者也。”

立宪派认为立宪是救亡、强国的重要途径，他们对清廷拒绝立即召开国会表示强烈的不满，在三次全国性请愿召开国会的运动失败以后，奉天咨议局立即邀集商农绅学自治各界开会集议国会期限办法。到会者数千人共同决定：议会各界公举代表，“赴京联合各省，为第四次之请愿”。

11月13日，学生代表30余人到咨议局讨论赴京请愿日期，在讨论有关事项时，许多学生情绪激动，辽阳学生金毓黻，抽刀断指，血书“至诚感人”；承德学生李法权，持刀割股，血书“请速开国会”，表现了广大学生急切希望迅速召开国会、挽救民族危亡的心情。经商定，奉天各界人士推吴景濂为首先到东三省总督衙门请愿。

吴景濂(1873—1944)，字莲伯，号述磨，奉天海城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7年出任奉天师范学堂监督，后被选为奉天咨议局议长。他积极参与奉天的立宪运动，是奉天立宪运动的领袖人物，辛亥革命后，曾担任国民政府临时参议院议长。

12月17日，各界代表一万余人，在吴景濂等人的率领下，从咨议局出发，高举“奉天全体人民请愿即开国会”的旗帜，吴景濂手捧请愿书走在队伍前面。请愿书陈述了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为挽救东北的危亡，请愿书深刻地指出：东北形势危急“已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对东北地区存亡危机的忧虑跃然纸上，请愿书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在上面签名者达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咨议局、教育、商务等各方面人士。

当吴景濂集聚各界人士准备赴总督衙门请愿时，《商务时报》编辑张进台，当场咬破左手食指，用鲜血书写了“请开国会”的请愿大旗，极大地提高了各界请愿人士的激情。

吴景濂率领各界代表到达总督衙门，得到总督锡良的接见，但锡良拒绝将请愿书代奏。吴景濂闻言大哭，许多代表跪地痛哭不起，吴景濂对锡良说：“与其将来死于他人之手，请即饬陆军将我们两万人打死倒痛快！”在场人皆痛哭失声，锡良没有办法，不得不表示“三日内准代奏，绝不咨送他处”。第二天，锡良即将请愿书上奏清廷，并在代奏折中陈述了奉天各界人士请愿的情形及原因。

请愿书和代奏折没有被清廷接受，锡良反而因此遭到朝廷的申斥。奉天的各界请愿人士闻知后非常愤怒。决定派代表赴京请愿，直接上书朝廷。同时各界团体组成“请愿国会同志会”，派人到各地，周边各省宣传国会请愿活动，其中部分人到天津联系，取得天津学生及各界立宪派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共同推举代表到北京请愿，形成历史上著名的第四次请愿高潮。

12月11日，董之威、刘焕文等赴京请愿代表，肩负着奉天等地立宪派国会请愿群众的重托，乘车赴京。12月21日他们至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然后又分别拜谒了奕勖、那桐等权贵，要求拜见载沣，面呈上监国书。清廷不顾代表们的一再吁请，断然拒绝。24日，发布上谕称：

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乃系廷臣协议请旨定夺，并申明一经宣示万不能再议更张。……今又有东三省代表名词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辈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

当晚善耆带着军警至代表寓所，命令代表立即出京，代表不肯。第二天，军警强将董之威等人架于车上，押回奉天。至此，以奉天、直隶为中心的国会请愿运动惨遭失败。

京津奉地区的立宪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改革，是全国立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立宪运动兴起于1909年，其目的就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针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1909年全国16个省的代表共51人齐聚上海，经多次磋商决定组成由33人组成的请愿代表团，定名为“各省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孙洪伊为领衔代表，方还、罗杰、刘兴甲、刘崇佑四人为干事，赴京请愿。经过连续三次请愿后，清廷当局终于同意提前三年召开国会，请愿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三次请愿运动，京津奉地区均是积极的参与者，在清廷当局同意提前召开国会、立宪派发生分化的时刻，京津奉地区立宪派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不为所动，毅然发动第四次请愿运动，更是将其推向高潮，意义重大。

其次。这次立宪运动又是一场比较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京津地区地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奉天是当时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最为激烈、复杂的地区，因此对立宪救国要求相对比较强烈，发动的层面较为宽广，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丰富和提高了各层民众尤其是士绅和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国家民族意识，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在国会请愿运动前后，先进的国人利用报刊、图书等方式开展启蒙动员工作，宣传立宪及救国、强国学说，通过多种形式的启蒙宣传，立宪救国思想逐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如天津“一般劳力家”亲到请愿同志会签名的“日必数十起”；广立顺洋货庄年仅18岁的店员王金魁在致请愿同志会要求签名的信中写道：“现观我国政府之腐败，专制之酷烈，官场之舞弊，交涉之棘手，无一非速亡之现象。惟诸公组织请愿国会，诚为救亡要图。”天津义昌新洋广货店店员黄辑五等人的信写道：“不才等愤民权之不伸，惧国运之危厄，是以连袂而起，愿附诸大君子之末，争吾辈天赋之权利，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这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士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与立宪派的思想启蒙宣传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再次，北方激烈的立宪运动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北方立宪运动激烈而持久，清政府对立宪活动的敷衍和镇压，使广大立宪派人士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和不可救药，许多激进人士对用立宪改革政治失望，逐步转向了革命，而革命派人士也从中得到启示，更加坚定了革命救国的思想意识，立宪运动的失败促进了革命救国运动的迅速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方立宪运动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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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大地 慷慨悲歌

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是武昌起义后以新军第二十镇革命官兵为主体，在近畿滦州(今河北省滦县)发动的两个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事件。它们沉重打击了行将土崩瓦解的清王朝，有力地支持了湖北和其他各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清王朝的灭亡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在北方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期以来，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重心主要在南方，史学界自然把南方辛亥革命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对发生在北方的滦州兵谏、滦州起义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又由于当年领导和参与滦州兵谏、滦州起义的志士们或牺牲或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甚少，有些资料也未能及时地整理和出版，这就使滦州兵谏、滦州起义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甚至其史实也鲜为人知。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滦州兵谏、滦州起义才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先后有几篇研究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的论文发表，陆续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著也逐渐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然而，对这两个事件的研究始终还是薄弱的。为了推动对滦州兵谏、滦州起义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弘扬先人先烈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我们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广泛收集资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一书，于2003年出版，在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之后，我们又先后到南京、台湾等地收集资料，继续从事该专题的研究。今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大庆，受天津人民出版社委托，我们以京津、直隶地区辛亥革命为对象，以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为主题撰写了此书。经过进一步研究和以新的视觉对京津、直隶地区辛亥革命重新审视，我们对北方地区的辛亥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对辛亥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的社会环境、兵谏性质及影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在此先行提出，供学术界讨论和批评。

滦州兵谏

滦州兵谏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的发动者——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在日留学期间，他们学习刻苦，成绩超群，同时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三人志趣相投，过从密切，有士官三杰之称，且一贯倾向革命，和革命党方面素有联系。他们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辽东支部成立时，一同被举为该支部的负责人。

还在武昌起义前，吴、张、蓝三人便密谋利用率部参加永平秋操的机会，私带子弹，相机起义，消灭禁卫军，进攻北京，推翻清王朝。因武昌起义爆发，秋操停止，各部队返回原防，其计划未能实现。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张绍曾和第二十镇革命官兵深受鼓舞，此时张奉命率参加秋操部队暂驻滦州。滦州靠近京畿，地处京奉铁路线滦河北岸，为联结华北与东北的战略要地。张令部队“架浮桥于河上，张成据河为阵之势”准备起事，“始拟直取北京”，企图与蓝天蔚联合第三镇护理统制卢永祥，武力“赞助”湖北革命。张绍曾将留在奉天的第二十镇部队调至滦州集中，并坚决拒绝清廷一次次催他南下镇压革命的命令。

但是，张绍曾并没有武力“直取北京”，而是和蓝天蔚发动兵谏要求立宪，以此响应革命。为什么发生了这种变化呢？这中间经过了十多天时间，可以肯定，在此极为关键的时刻，这绝不会是盲目的举动，而应是审慎的选择。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其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张绍曾准备联合“直取北京”的卢永祥，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旧军官，与北洋派关系最深，善审利害，诡计多端，对武力进攻北京持反对意见，而第三镇又是相当强的一支军事力量。其二，“素抱革命主义”的蓝天蔚，“诚恐急则生变，事无成功”，主张“因利顺导，以俟其机”。也不同意立即反正。其三，武昌起义后，第二十镇内部出现分歧，刘一清、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革命派要求马上反正，进攻北京，而握有实权的上层军官潘榘楹、萧广传等多属保皇派，主张听从清命，南下镇压革命，两派对立，势同水火，张绍曾很难把他们统一起来，直接发动革命。其四，从整个北方形势看，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在北方，特别是直隶，清王朝控制地方的兵力仍相当雄厚，北京并非兵力空虚。政治思想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淫威之下。绝大多数人封建主义思想浓厚，偏重保守，革命派一方的力量，远不及清军。蓝天蔚与部下两个标统聂汝清等“素不相洽”，下层官兵虽有革命党人，亦难有作为。吴禄贞的第六镇已有一协编入第一军南下，另一协又不完全听他指挥。张、吴、蓝与地方革命党人虽有联系，但不紧密，而且在北方的革命党人人数也很有限，相比之下，革命力量要小得多。

面对这种局势，张绍曾认为响应武昌起义的方式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兵谏，以造成“非起义不可的局面”；第二步即发动武装起义。可以看出，张绍曾发动兵谏的本意并非是要求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而是实行武装革命的一个策略。

这时，武昌起义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湖北、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独立，其他各省也纷纷酝酿脱离清王朝的统治。清廷焦头烂额，束手无策，没想到肘腋之下的滦州新军又起火了。清廷对滦州兵谏极为恐惧，但又不便使用过激手段，以招致北方更严重的“祸变”，权衡再三，决定首先实行安抚的策略，派吴禄贞前往“宣慰”。

吴禄贞是“士官三杰”中的激进者，时任第六镇统制，接受清王朝委任后，于10月28日赶赴滦州与张绍曾进行了密谈。张提出驻滦、奉新军组合为“立宪军”，以立宪军的名义与第六镇会师北京。吴对张的这一意见完全赞同。

正当吴禄贞与张绍曾等人在滦州“最后议决”进逼北京之时，山西新军起义，推举阎锡山为都督，宣告独立。吴禄贞、张绍曾根据山西独立的新形势，重又调整了行动计划和军事部署，从此，滦州兵谏迅速转入武装起义阶段。张绍曾和革命党人加快了筹划进军京津的步伐。

11月4日，清廷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并令迅速赴任。清廷这一举动，除了以高官拉拢吴外，就是离间其与阎锡山的关系，达到使之相互残杀的目的。吴禄贞深知清廷的用心。他到娘子关会见阎锡山等晋军将领，双方商定成立燕晋联军。吴禄贞抓紧与张绍曾联络，按原计划立即准备进击北京。

11月5日，张绍曾令所部公开打出白底加一道红线的立宪军旗帜，官兵佩戴立宪军标志，抛弃了清王朝的龙旗，草拟了“立宪军义条”，表示独立，厉兵秣马，准备与吴禄贞等部会师北京。

然而，就在此时，形势急转直下，一直高度注视直隶滦州事态的清廷和袁世凯，已经得到间谍密报，他们抱成一团，凶相毕露，下令免去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并于11月7日凌晨一时将吴禄贞暗杀于石家庄火车站。稍后，因蓝天蔚策动奉天独立，属下告密，被迫出走。至此，滦州兵谏宣告失败。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滦州兵谏是“士官三杰”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继续，它既是一个革命策略，又是一次革命实践。 滦州起义

滦州起义是滦州兵谏的继续和发展。兵谏失败后，以第二十镇七十九标营长王金铭、施从云和八十标营长冯玉祥为首的下层革命官兵，在天津等地方革命党人的大力支持下，坚决地发动了滦州起义，在北方辛亥革命的历史上描绘出一幅极为壮烈的画卷。

早在第一混成协时期，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就以组织“武学研究会”、“山东同乡会”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在张绍曾等利用永平秋操发动滦州兵谏的过程中，他们是积极的鼓动者和参与者。吴禄贞被暗杀，张绍曾被削去兵权，滦州兵谏失败。王金铭等人非常愤慨，立即召集七十余同志会议，决定恭请张绍曾拒绝受命离任，率领第二十镇革命官兵即刻起义，对此张绍曾非常感动，但他不同意马上起义进行冒险。同时，王金铭等致电清廷，要求收回成命，清廷当然不允所请。张绍曾处境已很危险，吴禄贞前车可鉴，于是，张离滦赴津避难，行前，看同志起义之心已决，张绍曾勉励全体同志“仍本前旨，继图大举”。

潘榘楹就任第二十镇统制后，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加紧破坏革命，将第二十镇各部分调往新民、锦州、海阳镇、秦皇岛等地，分散驻扎，滦州只留驻七十九标，革命力量受到削弱，给第二十镇革命官兵举义造成了很大困难。潘榘楹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激化了同革命官兵的矛盾，从而加快了王金铭等发动起义的步伐。11月上旬，全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八省市又宣布独立。王金铭、施从云等认为，发动起义响应南方革命已经刻不容缓，遂召集七十九标革命官兵进行动员说：“国事本非一人所能独任，亦不能以一人之去留，将国事遽行停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革命事业，须以牺牲精神，与恶劣环境奋斗，我辈军人，尤应本此主义，地狱当前，我请先入，拿破仑字典无难字，我亦云然，同志相处，匪依朝夕，愿共以铁肩担当革命，竟厥全功。”这番意志坚定、情理并茂的讲话，深深打动了七十九标革命官兵，“闻者感泣，全体肃然”。张之江、鹿钟麟、石敬亭等提议，推举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为革命领导人，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

天津是革命党人云集之地。不少同盟会员和革命团体把策动滦州新军起义作为发动北方革命的重点。兵谏期间革命党人王葆真即曾赴滦州鼓动张绍曾发动武装革命，并为滦军筹饷和进攻北京尽力奔走，与郭凤山、孙谏声接洽后，11月下旬，再次到滦州运动下层官兵起义。因潘榘楹等对革命党缉拿极严，同行者何任之被捕，王无果而返，这反映了天津革命党人对发动滦州起义的极大关注。

湖北军政府对北方革命十分重视，应京津、直隶革命党人之请，派全权代表胡鄂公等人到京津、直隶地区进行指导。胡联络京津等地革命党人和革命团体，先后在天津成立了京津保滦通石指挥处及北方革命协会，协调和组织京津、直隶等地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对滦州革命官兵与京津、通州、任丘等地革命力量互通声气起了积极作用。

12月30日，王金铭、施从云召集周文海、石敬亭、鹿钟麟、李滋懋、白雅雨、凌钺、孙谏声等，在师范学堂营部举行会议，决定于12月31日起义。“是日，军队及滦州机关人员左臂均缠白布，城内外商民门首尽悬白旗”，以示反正，滦州人民一片欢腾。王金铭、施从云等向全国发出通电，声言“全体官长兵士，主张共和”。这个电报充分表达了滦州起义军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强烈愿望。

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原定于1月2日成立军政府，正式宣告独立，因岳兆麟、王怀庆事拖延一天。1月3日，北方革命军政府隆重成立，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第三营管带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雅雨为参谋长，凌钺为外交部长兼敢死队长，朱佑葆为民政部长，还推举了其他军政部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改州衙为军政府所在地，废除宣统年号，以黄帝纪兀。

王金铭、施从云等于1月4日召开大会，誓师直取京津。下午，正当起义军出发之际，阳奉阴违的第三营管带张建功率部叛变。叛军据城顽抗，一时难以攻下。王金铭、施从云恐耽误时机，决定放弃滦州，当晚率一、二营官兵七百余人，登车西进。临行，王金铭激励官兵说：“吾已决定登车西进，与反革命决一死战，无论胜败，均于革命有利，胜固可喜，败亦足寒清廷之胆，纵牺牲亦不过吾辈数百人同死尔，人孰不死，为革命而死，为民族国家而死，虽死犹生，有革命意志，愿与吾同死者，请即登车！”闻者悲壮感奋，纷纷登车西进。

当起义军所乘火车开至雷庄时，火车突然脱轨。王金铭、施从云立即意识到敌军在此必有重兵埋伏，遂令全军下车，准备战斗。在此伏击的清军陈文远部，立即枪炮齐鸣，向起义军猛烈攻击。黑夜中，王金铭、施从云指挥起义军奋勇还击，与敌军展开激战。双方激战数小时，清军吹号停战，邀请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到清营谈判，不意中了王怀庆奸计，王金铭等人被捕，英勇就义，白雅雨等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也惨遭杀害，滦州起义失败。

滦州起义和滦州兵谏一样，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及革命者自身的弱点和失误最终失败了。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革命先烈，以其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发动起义。他们勇于献身的崇高品格和炽热的革命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读之使人灵魂净化升华，从而激励我们为祖国的富强和文明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