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见证者回眸，重温一幕幕记忆深处的民国现场。

在《回放民国现场：奉蒋介石之命“潜伏”》一书中，卧底汪伪政权的国民党最高间谍唐生明亲口讲述了一次惊心动魄“潜伏”的魔鬼经历，这也是一场蒋介石亲自导演的谍战大戏。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一面被迫参加抗战，一面随时准备卖国投敌，长期暗中勾结敌伪，进行着反共的阴谋话动。唐生明当时是由他亲自派往南京，充当他这“三面政策”的重要执行人之一。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唐生明特把他亲身参加的蒋、汪、日联合反共活动的种种内幕和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写了出来。本书《回放民国现场：奉蒋介石之命“潜伏”》就是唐生明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录。

《回放民国现场：奉蒋介石之命“潜伏”》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前言

第一章 神秘任务

八面玲珑的公子哥

重庆电召，急急如星火

戴笠跟我兜圈子，磨蹭两天未入正题

戴笠说：校长认为，这是只有我才能胜任的特殊任务

戴笠拿“良心”作保证，绝不会存心将我送入火坑

蒋介石单独召见

究竟是个什么任务？

戴笠派情人为我打头阵

“御点”特使入敌穴

第二章 打入汪伪

李士群左试右探，众小鬼纷纷登场

汪精卫大谈汉奸“理论”

“杀鸡焉用牛刀”，一句醉言险遭不测

蒋介石耍了个假戏真做的把戏

第三章 反共清乡

蒋介石密电：利用日军和伪军去消灭新四军

热热闹闹清多

奴才的奴才们

最好的办法，是虚张声势

驻南京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来了

汪精卫——舞台上的小丑

连演三天的丑剧

清多清到了大马路上

一个鼻孔出气的蒋汪

那种日子，实在不是人过的

第四章 与狼共舞

一份军统密电招来的祸端

惊险一幕，与被捕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对证

日本人突然介入

出人意料的结果

左欺右瞒以求自保的尴尬事

第五章 反角

策反周佛海

 软禁周父母

 我与周“坦诚相见”

 周母病逝，戴笠跪孝

 蒋介石的弃子

几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伪陆军部部长叶蓬

 二号人物陈公博

 形形色色的奴才脸

借刀杀人，毒死李士群

 日本人忠实的走狗

 巧献“三策”

 挑拨离间

 冈村下毒

 汉奸暴毙，兔死狐悲

送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回重庆

第六章 迎来胜利

喝酒喝出的情报，毁了日本海军

任务结束，谨慎收场

八面玲珑的公子哥

有人可能不完全了解，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我去执行他的这一项最秘密的任务？这里，我不能不把我的情况简单说明几句。

过去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我一贯讲究生活享受的关系，使我养成了一种吃喝玩乐的“人生观”；要说我从前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的话，也不过是希望更大地满足我那种讲排场、摆阔气的欲望罢了。

我在旧社会中，待人处世总是随遇而安，以少得罪人为妙，凡事总留有余地，不肯过火。因此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也每每成为各方面利用的对象。甚至一些反蒋组织中，我都有不少朋友，他们有些活动，对我也不完全避讳。

过去我对别人反蒋，从不采取反对态度。我内心深处则认为反蒋愈厉害，我大哥唐生智的地位将在反蒋矛盾中更加有利。当然，这对我会更有好处。因此，我什么团体都不愿参加，除了依靠过我大哥外，我一向在耍光杆，可说没有什么根基。直到现在跟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才使我重新生了根，有了依靠。我决心一辈子跟着党和毛主席！

过去我结识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只要对我在吃喝玩乐上有需要，我均推心置腹。譬如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便是我许多朋友中最要好的一个。我和他相识近20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但我始终不愿参加军统组织去当他的部下，只是在他工作上有需要用到我的时候，我总是很热心去帮助他。当然，我也经常利用他那种种罪恶的特权来满足我生活上的享受和方便。

我是被过去朋友们认为所谓“大而化之”的人，言行一向疏于检点，因此很需要认识像戴笠这样一类“朋友”，可以减去不少麻烦，别人最讨厌特务向蒋介石打小报告，我在这方面却可以少担些心。我和戴笠是无话不谈，他对我的一切也最为了解。蒋介石选择我去担任那样一项工作，当然与戴笠的推荐有很大关系。

至于我和汪精卫的关系，主要还是由于我大哥的原因。我大哥在反蒋方面，曾一度与汪合作；我也因蒋介石排斥我大哥，而参加过汪、李(宗仁)、黄(绍弦)、白(崇禧)、张(发奎)等人在广西的反蒋活动。当蒋介石下野后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我又代表过汪和我大哥去向他祝贺。

由于以上种种关系，加上我与汪身边许多人都熟识，所以蒋介石才选派我，而我也敢于去南京。

以下便是我所要叙述的这一段经过。

重庆电召，急急如星火

抗日战争初期，我原在湖南任长沙警备副司令，后来任代理司令；1938年初，与酆悌对调，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干了两年多。这里虽然是一个盛产沙金和桐油木材等的集散地，被一般人称为“金常德”，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和工作都不很理想，因此越来越感到厌倦，想换一个别的工作。当时由戴笠介绍在我司令部任稽查处处长的沈醉便把我这一思想情况向戴笠报告。

约在1940年春间，有一天，沈醉忽然送给我一份戴笠的电报，大意说：“闻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将家务安顿妥当后，即行来渝，因有要事急待当面商议。……”我当即复电表示“如能摆脱此间职务，自当赴渝”。

正当我准备辞职的时候，很凑巧地接到了“常桃警备司令部撤销、业务并入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对我的工作安排却没有下文。

我很快地将警备司令部结束，即去长沙见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向他报告结束情况和今后行止。薛告诉我说：“委员长有命令要调你去重庆，我这里就不便再安排你的工作，希望你早一点去。”

我在长沙只逗留了一两天，便回到了东安；因我父亲去世不久，我的大哥也从重庆回来了。  我刚到家没有好久，又接到了戴笠的电报，这份电报是由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派了专人送到我家来的。戴的电报是问我回家后的情况，并问我何时可以动身去重庆。我当即复电说明尚须稍待几日，将家务安排妥当方能动身。

没有几天，戴笠又来第二个电报催我，并叫我把他一个女朋友张素贞也带到重庆去。张原来是我爱人徐来的私人秘书，一直住在我家，这次也从常德随我爱人到了东安。

正在这时，蒋介石也打电报催我大哥快回重庆，说有要事与他面商，希即起程。我们当时都猜不到有什么要紧事这么急，我也不知道要我去干什么工作，所以决定先把我爱人和孩子留在东安，我先去看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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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一面被迫参加抗战，一面随时准备卖国投敌，长期暗中勾结敌伪，进行着反共的阴谋活动。我当时是由他亲自派往南京，充当他这“三面政策”的重要执行人之一。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特把我亲身参加的蒋、汪、日联合反共活动的种种内幕和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写了出来。不过事隔多年，记忆不全，错误遗漏在所难免；尚望了解当时情况者给予指正和补充，俾使蒋、汪为了坚决反共反人民，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假手敌人来屠杀同胞的滔天罪行，能更全面地揭露出来，这便是我写述此文的目的。

我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务去南京后，又受到了汪精卫的欢迎，他也希望我替他建立一支军队，来实现他所标榜的“反共建国”的“国策”。很显然，汪逆利用我这个黄埔学生的招牌和我大哥唐生智的关系，作为他宣传号召的资本。同时，当日寇发觉了我和蒋介石的关系以后，他们也如获至宝一样把我抢了过去，看成是日蒋重新亲善的桥梁。

尽管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我没有完全做到他们三方面所寄托于我的“希望”，而且对他们三方面在反共问题上的目标一致，而又有彼此间的利害冲突的种种情况，虽不完全了解，但几年间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还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