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社会运作机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里面存在着大量的不合理之处。这造成了广泛的相对贫困,导致了普罗大众的贫困感,如果这些机制不能得到改变,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大多数人注定要变穷!
可见,单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这个角度看,我们也有很多隐秘问题待解。刘义所著的《财富分配死结(格差时代的全球性焦虑)》所要重点研究的,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体系,而是社会财富配置的分配体系。本书力求建立一整套财富分配图景,解析这台财富分配机器的关键机枢,让你明了,为什么全世界到处充满了各种分配不均,充斥了贫富差距,让你知道“格差”社会的由来。
《财富分配死结(格差时代的全球性焦虑)》简介:结构性矛盾的可怕,就在于它往往更难解决,并形成“死结”。
在过去60年。总是能找到各种办法去寻求妥协的空间。如今出现了问题,却解决不了了,因为。无论哪种改革都会损害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政策制定可供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
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很多问题上,谈判的空间正在消失,越来越多的问题形成了死结,“共赢”的空间就像沙漠里的小水洼,正在迅速消失。
也正是这种“死结”的广泛存在,才出现了全球性的“全民焦虑”。人们害怕通胀,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心,人们害怕社会动荡,担心失业。变得极不耐烦,希望第一时间知道答案,却又开始怀疑一切……于是,结构性矛盾在心里升级了,放大了实际矛盾,并进一步形成了新的动荡根源。
刘义所著的《财富分配死结(格差时代的全球性焦虑)》所要求解的,就是这些结构性问题产生的背后机理。尤其是市场动因。并希望能够给出一个不同维度的视角,洞察隐蔽在市场背后的“真问题”、“潜规则”。
不妨先从人所共知、普遍关心的通胀现象谈起,通胀的首要特性就是“结构性”的。
世界上,有什么事情对90%老百姓的幸福感都有影响,能在一个月之内给他们带来普遍痛苦?不是房价贵,不是看病难,不是孩子教育,甚至也不是sARs,或者政治危机,而是通胀。通胀攸关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能够直接触动你的某根神经,像是钻进神经里面的一只爬虫,一小口就让你坐立不安。
为什么?
事实上,通胀绝不仅仅是个心理游戏,而是一种隐藏在背后的、导致财富再分配的魔术。本书首先要从通胀开刀,将隐藏在通胀背后的“痛苦基因”找出来,看看它是怎样一个怪物。它到底是像传说中的“年”一样,放放爆竹就能驱走,还是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才能驯服?它到底是怎样玩转财富游戏的,以至于给大多数人带来痛苦体验?
明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我们将顺着这条线索逐步深入,发现在黑暗里撩拨你痛苦神经的病灶到底是何方神圣。
1.为什么要人工降雪?
2011年2月10日?凌晨,北京。
雪,已经将这座城市遗忘了。整整108天,这座一直沐浴在阳光和月色中的古城与雪绝缘。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京北的长城上“烽火”连天,数百只碘化银金属棒燃烧起来——不错,这是一场“战争”,一场由碘化银造成“硝烟”的“战争”。面对久旱也不来的甘霖,人工增雪的努力将姗姗来迟的云气聚拢成冰晶。几个小时后,北京迎来了108天之后的首场降雪。这是60年以来最晚的降雪记录。此时,年关已过,早非冬雪,已是春雪。
这场春雪,来得意味深长。
首先,这场雪穿着“全球化”外套。就在此前2天,位于意大利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警告,中国北部的干旱,将威胁全球小麦供给!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和山西均遭遇大旱,其中山东被称作“200年一遇”的大旱。这些受到影响的省份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占全国麦区的三分之二,也是全球小麦的“麦田守望者”。与此同时,全球小麦的其他主产区也危机重重,澳大利亚遭遇洪灾,继去年干旱之后俄罗斯生产形势依然不乐观……
其次,这场雪也是“爱国”的。就在此前的1天,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表示,在中国,稳定各类粮食生产是稳定物价、甚至是稳定社会的关键,某些时候依然要“以粮为纲”。人工降雪就是要保证粮食产量,不能靠天吃饭。
事实也是如此,面对飞速上涨的粮价,必须要严阵以待。按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数据统计,到2011年2月份,玉米、小麦和大豆期货价格分别涨到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分别上涨了78%、60%和52%!此时,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你无须对比自己的工资上涨幅度,就知道自己的荷包缩水了。
所幸,当市场出现巨幅波动的时候,中国政府对粮食供应和销售实行严格管理和积极扶持,以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最低生活水准: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90%以上自给自足,可以对冲市场短缺,平抑市场波动。
中国为什么如此在意粮价?实际上,由于中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所以才一直坚持“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而且,粮食涨价,老百姓的感触也是最直观的。
为此,前些年,中国大肆建设粮库,宁可丰年存储,也要保障灾年安全。目前,中国的粮食库存消费比超过40%,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7%~18%。2010年,国际麦价因俄罗斯等地发生灾害上涨近45%的情况下,中国国内麦价仅上涨5.1%。国际粮农组织预计,2011年中国小麦进口约100万吨,而埃及却要进口980万吨!——显然,粮食储备制度,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缓冲带。
以前,中国常年都有一个“菜篮子工程”,而且往往还是市长主抓的一把手工程,这也说明日常消费品的涨价,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休戚相关的。
其实,在欧美很多国家,农业更加靠天吃饭,更不会把农业作为“一号工程”。中国的这种做法,看起来未必经济,但是却攸关国情,毕竟中国大肆缺粮的话,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补上这个缺口。所以,人工降雪也好、“菜篮子工程”也好、最高层领导关心肉食也好,都与通胀有关,因为这些产品的通胀攸关民生,而且每天都在起作用。
2.全球通胀、全面通胀、全民抱怨
中国的政策对冲,无疑对缓解通胀有一定帮助,但是,微调改变不了趋势。比如,中国的粮食防洪堤,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就算在多方努力下,2010年12月和2011年1月两个月里,中国市场的面粉零售价格仍然上涨了8%,较上年同期上涨16%。更加市场化的蔬菜价格、主要依靠进口并因此受到全球价格冲击的大豆等产品,早在年前就已经演绎了一轮又一轮的“蒜你狠”、“豆你玩”等泡沫剧。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这些没有一个是喜剧。
P18-20
为什么现在存在全民性焦虑,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因不均与不安,幸福感下降,焦虑感上升已经是显性问题。
2010年,中国获得很多“二”。中国成为全球GDP第二大国,全球第二大进口大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大国,全球第二大艺术品投资大国,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也是第二大富豪出产国……甚至在2010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1210名10亿美元富翁中,中国人数位居第二,达115人,占比近10%!
与此同时,2008年中国的贫困线仅仅是’785元,人均每天0.57美元,远远低于世界银行1.25美元的标准,按此标准中国贫困人口1400多万;2009年该标准提升到每年1196元,中国绝对贫困人口4300多万;如果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的贫困入口是1.5亿!绝对贫困之外,1985年到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了42倍,贫困线却只增长5倍,中国的相对贫穷也极为严重!
简单的数字,是复杂问题的一个重要答案。
再如,中国的许多统计方法,都来自欧美,但是有一项指数没有引入,那就是“痛苦指数(Misery index)”。所谓痛苦指数,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麦肯传统的计算方法,等于“失业率+通胀率”,这是普通民众感触最直接的痛苦数据。如果这个痛苦指数大于0.2,整个社会就步入了痛苦状态!
有一种新的算法,或者更为全面。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胀率+基尼系数。其中,基尼系数是用来计算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核心数据。按照这种新算法,如果一个国家这个数值超过了0.6,也就成了痛苦国家。
统计数据和直观感受都告诉我们,对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而言,失业、通胀、贫富差距,就是他们最直接、最根本的三大“痛苦之源”。这往往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绝对贫困没有关系,与其他光鲜的数据关系也很小,而是与自身的切身感受有关。
无论按照哪种方法计算,如果把1亿多隐性失业的农民计算进去,失业率指标都会大大增加。正因如此,虽然中国GDP每年都快速增长,家庭的实际收入也取得了客观的持续增长,各种经济数据光鲜亮丽,但是,很多老百姓还是感到生活压力很大,存在诸多抱怨。太多的人,感到不确定性、被剥夺感和疲惫,所以焦虑。
为此,我们需要寻找答案,而且不单单是价值观上武断的、一刀切的答案。
在当今这个经济主导的社会,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成功学,大多数的成功学,都与财富的创造息息相关。但是,如你所知,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人、农民却往往收益颇低,如果不上市,实业家也未必就是最富的,但是不直接创造财富的银行家、地产商却成为最大的富人群体。
比如,作为中国最成功的高科技企业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在2010年度的《财富》排行榜里刚刚入围,身价约为11亿美元,在中国的众多民营企业富豪里排100名之后,资本掮客和实业创造的价值被扭曲了。再如,一个掌管一台数控机床的技师,一年创造的GDP可能高达上千万元,但是他的薪水也往往不过数万元。财富创造背后的财富分配机制充满诡秘。
这正是成功学本身不成功之处。
因为,财富创造是一回事,财富分配又是另一回事。财富创造系统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人为全社会创造增值,而财富分配系统则利用资本、权力、制度来分配这些增值,二者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两套箱子,前者是“白箱子”,看得见摸得着;后者则是“黑箱子”,比前者更为隐秘,被各种潜规则掩盖着。
我们进一步细分,可以将这套复杂的分配系统,分解为四大组成部分(如
第一部分是市场机制。这个体系的结构是金字塔式的。是对分配影响最大的部分。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史以来最精密、最高效的经济体系,远远领先于过去数千年人类历史上的其他经济体系,企业、贸易、股市……这里充满了人类智慧的结晶,成为人类财富大爆炸的发动机,也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但是,与此同时,这套机制也拥有一套潜规则,用来主宰财富的分配。它是高效的、未必是合理的;它的一些逻辑,以前合理,现在和未来未必继续合理;它的分配机制呈现清晰的金字塔结构,让财富变得不均衡。我们将以此为重点,从通胀、资产、负债、财富杠杆等几个维度,对市场分配机制进行全面的解析。
第二部分是社会运作机制。这个体系也呈现的金字塔结构,对分配影响极大。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市场系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他还有文化、政治、宗族等各类子系统,我们这里只选择那些与财富分配最为密切相关的部分进行分析。我们着重选择了三个子系统,即以阶层分布为特点的官僚系统,以家族继承、户籍、种族等为核心的身份系统,受制度和政策设计影响的制度系统。这三者彼此交织、互为因果,也都呈现金字塔结构。
第三部分是个人能力。个人能力总体而言是自然形成的,包括人的IQ、EQ、FQ(财商,Financial Quotient)等等,它到底多大程度受到遗传的影响、多大程度受制于家庭环境,在学术上莫衷一是。因此,这个变量对财富分配造成多大的影响,因其主要是天赋,我们不予讨论。
第四部分是偶然因素,或者说非常玄虚的“运气”。诸如偶中千万彩票大奖,这样的事情少之又少、不可预期,当然也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如上四动因之中,市场机制、社会运作机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里面存在着大量的不合理之处。这造成了广泛的相对贫困,导致了普罗大众的贫困感,如果这些机制不能得到改变,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大多数人注定要变穷!
可见,单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这个角度看,我们也有很多隐秘问题待解。本书所要重点研究的,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体系,而是社会财富配置的分配体系。本书力求建立一整套财富分配图景,解析这台财富分配机器的关键机枢,让你明了,为什么全世界到处充满了各种分配不均,充斥了贫富差距,让你知道“格差”社会的由来。
我们相信,不合理的机制应该、也是可以去改变的。知其所以然,才能对症下药,这也是本书研究财富分配机制的内在动力。当然,痛苦指数不仅仅与贫富差距有关,还有一些原因来自非市场因素,我们也将对此进行论述,并揭示出格差社会的成因,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并尽量从方法论和现实结合的角度给出粗浅的答案。
让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
怎么样削除格差社会,而不影响社会的动力机制;怎么样设计倒金字塔的分配结构,又能符合共同的利益,这些都是很需要科学精神的。可是当下的社会科学发展已经相当滞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哪个更重要?这是一桩历史公案。让我们从这桩公案出发,稍微向前探索一点理论问题。十二个经济学家有十三个观点
从传播角度讲,“专家”快成为最掉价的词儿了。
试想,有个人叫张大师,称绿豆能包治百病,成为了专家,这专家最后破相了;有人叫李大师,称能水下闭气,人可通灵,成了专家,这专家破财了;有个人叫金大师,称股市可以上万点,整天在媒体上作秀,成了专家,但是他帮人理财破产了……
专家盛行,仅为媒体之过?
其实不然。因为,专家本身的价值无非一个“专”字,一个方博士,搞生物的,未必很懂中医,因此他的批评引发了很大争议;另一个方博士,很文艺,可以大肆批评微软垄断,殊不料如今Google、Facebook的垄断毫不逊色;还有一个方博士,倒是有很大的喜感,将克莱登大学迁址到西太平洋大学。
他们都是各有专长的,但是,如果跳出自己的小圈子,则未必内行了,更有些人,“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定要“多专多能”,不肯放下头上精心编织的花环,以打扮成奥特曼,打一打容易受伤的小怪兽。
跨出自己的领地,巧言令色,也是一种僭越。
那么,专家贬值都是“客里空”之过?其实仍是“不然”。为什么对同一问题,十二个经济学家却有十三个观点,把所有人一棒子打死,一律看成是欺世盗名之徒,显然是很虚无主义的。那么,病根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很多社会科学领域会面临着那么多的争议、甚至攻讦?
想想看,大多数自然学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牛顿的理论被爱因斯坦推翻了,却不会影响牛顿的伟大;爱因斯坦的_些理论被年轻后辈波尔驳倒,也并没有人对爱因斯坦嗤之以鼻。这是因为,在自然科学中,有几个基本的要求:客观性、(反复的)可验证性、理论清晰性。也就是说,你的理论不能只是你的想法,是基于事实而来的,又可以重新拿到事实中去检验的,这种检验是可以重复而不能证伪的;同时,你的理论还必须清晰明确,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不能在被证伪的时候,罔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找到观点、意识形态一致的人搞“西太同学会”,向事实示威。
从这个意义来说,大多数社会科学门类,还没有成为科学,只是“半科学”、或者“局部科学”、或者“经验”、甚至“盲从”或“个人看法”。有的地方,是九分熟的烤肉,东亚人的胃口可以接受;有些地方是七分熟,欧美人的肠道可以消化;有的却只是半熟、鲜血淋漓带着毛发,这样的理论恐怕只能到一些原始部落才能找到合格的胃口了;更有一些,完全还连筋带肉的粘连在某头动物的身上,就急不可耐的去吃,谁之过?
因此,社会科学就像一片光怪陆离的、大陆架上的海洋群落,不是里面没有珍珠,只是我们没有去选择、去验证、去找到那些真正具有科学性的东西。严格遵从限定的条件,把“局部的科学”用在相应的局部,岂不就是100%的科学?把五分熟的烤肉送给强劲的胃口,岂不也是美意?
譬如,中医更多凭的是经验,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针灸减缓疼痛是反复可验证的话,那它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九分的熟肉了;反之,气功治疗脑瘫如果不能比别的方式更有效,那么它可能只是伪科学了。譬如,虽然大多数企业家根本不会遵照所谓经济学家的指导,经济学家也鲜有能真正经营企业的。但是,这不妨碍德鲁克成为管理大师,为企业所推崇,也不妨碍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跟随巴菲特炒股,没有丢什么面子。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比面对繁琐的方程式、浩瀚的星空、精密的实验仪器还要困惑,因为,它无时不在变化,且深深地与人这种变化无定的生物互为作用,里面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这就譬如日本人不惧排山倒海的9级地震,但是对看不见、摸不到的核辐射还是极为惊恐的。
所以,社会科学是一个杂货铺,如果以科学的态度去区分,对每个具体而微、而非大而无当的理论进行筛选,里面一样充满了金光闪闪的财富,并有可能在很多范围内去复制、去推广——就像财务报表这个小工具,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一样;即便有些东西,比如精神分析疗法、《尤利西斯》,很大程度是个性化的,但是也不妨个体用为精神消费。
社会科学,缺的不是科学成分,缺的是如何使用社会科学的科学精神。 拾掇文明的碎片
言归正传。
“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哲学,深刻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对社会科学中不确定性的尊重,很具科学精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是要寻求“什么条件下可以抓住什么老鼠的什么样的黑猫或者自猫”。
以市场论,同样是当年列强、贸易强国,荷兰至今仍然广为成功,在全球制造业、贸易领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葡萄牙已经成为欧洲相对的穷国;同样是超高税收,北欧国家能分配良好,均贫富,而很多非洲国家只能被少数人分食;同样是资本主义和市场制度,英国的医疗制度成本较低、服务较好,而美国的成本高、服务也并不比英国好;同样是大幅私有化,俄罗斯只制造了众多能源、金融巨富,英国却较成功地实现了过渡;同样是国家垄断,巴西石油为国家富足贡献极大,而利比亚石油主要服务于少数部族,最终引发内战;同样是国有企业,法国的电力公司、水务公司运转高效、充满创新,而中国的一些国企却沉疴旧弊,不求进取……
以创新论,同样鼓励创新,但是世界上却只有一个硅谷。同样从代工起步,我国台湾地区的IT企业却最终上溯到产业链的中上游;同样是遵从创新精神,IT巨头Sun公司难以为继,被迫出售,而IBM屡次自我革新,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求;同样是非市场化管理,原苏联却有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顶级人物却非常稀缺;同样是汽车制造,奇瑞可以靠自主研发做出发动机、底盘,参加碰撞试验,而一些所谓的“民族企业”,拆掉外壳里面的核心部件没有什么是民族的……
以教育论,同样重视教育,日本人教育的结果是集体主义,美国人教育的结果是个人主义,法国人教育的是浪漫主义,德国人教育的是严谨主义;同样是华人文化圈,香港三所大学在全球树立了巨大的声望,实现了学术的成功,内地的高校众多,生源良好,却没有几所可以取得相似的地位;同样的学习成绩优秀,菲律宾没有产生太多的科学家、教育家,却产生了很多演员总统,而整体学历不高的印度,却有印度理工大学这样的精英学校,很多成为欧美公司高管……
以政策论,同样是控制房价,重庆的涨幅显著低于同等收入的地区,而很多并不富裕的二三线城市房价却远高于此;同样是城乡分割,成都通过综合改革,正在快速消灭绑架在户口本上的各种不公平,而北京等城市,却禁止外地人购车;同样是城市的一员,一个东莞的拾荒者,可以靠一己之力,画出一幅“扫黄地图”,而众多经理却在抱怨人手不足、又同时被内部人员的夫人投诉比赛赌博;同样是相对富裕地区,陕西神木可以大肆推行免费医疗,很多地区的财政实力远大于此,却没有决心推动,怕支付不起;同样是“父母官”,有的人可以公开自己的财务,公开主管部门的财务,公开所有公共开支的项目,是“三公”,有人却是儿子、妻子、票子全部外流的“三光”……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是复杂的社会。没有什么是必然对的,就像市场不是万能的,科学不是万能的,自由不是万能的;没有什么必然是错的,就像采取封闭策略的苹果能成功,采取开放策略的谷歌也能成功……这是文明的碎片,一部分阳光、高效、成功,一部分阴暗、低下、堕落。在纵横交错的社会领域中,到处都有人类的智慧,也散落着人类的私利和肮脏。
人类真正要做的,是尊重每一个具体的现实,以坚定、敬畏、耐心的态度,选择其中已经成功的细微模式,将其尽量大地复制到类似的场景中,从而取得更大的公共利益。这是面对社会科学的态度,更是面对社会的态度。
比如,让企业都严格按照一定规范编制财务报表,只要达到一定规模,必须要公开,无论其上市与否,完全可以提供“公开不上市公司”;比如,要把英国经验、神木经验、各地比较成功的医疗改革经验,全面剖析清晰,公之于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不同地区试行,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比如,按照我国香港特区建设大学的思路,在体制外成立若干高校,探索成功之路,而不仅仅是一个难产的南方科技大学;比如,更大规模地推动成都模式、学习日本模式,试验城乡一体化之路;比如,用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大规模地引进科学家,而不是单纯计算购买美国国债的得失;比如,减少国企的社会包袱,同时让民企享受类似的政策条件,不要在二元空间,各自只谈自己一方的利益……
珍视人类曾经取得的成功,把这些收集到一起,就是一大片文明的碎片。它们是历史的、也是世界的,是过去的、更是未来的。其中,必有很多值得去遴选复用,这些,必须要自上而下去安排,这是对人类智慧最大的尊重。界定公理、定理、用例与经验集
如何将文明的碎片串联起来,分门别类、鉴别、选用?比如,2010年,“社会管理”这个词首次自上而下在中国强调,没有这样一种知识加工,用什么来指导社会管理呢?
这种分类、鉴别和选择,不仅仅是遵循传统,不能只按照文艺、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企业管理……这种学科分类去判定。这些分类是一种“形似”,而非“神似”,往往是“学以致学”,而非“学以致用”。比如,“语文”究其实是为了培养大众说话、写作能力的,目的是让大家加强沟通效率,而不是教授“语言文字学”,陷入到语法、训诂当中去。
为此,有必要参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已有成果,重构社会科学逻辑,并真正用来服务于社会。例如经济学,它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理论学”,而应该是“经济适用学”。为此,必须要把传统的学院派理论与当今、当地、当事结合起来,形成具体的学问——就比如我们前面所探讨过的,美国决不能用M2来管理货币政策,但是,中国恰恰要研究怎么用好M2。
怎么样借鉴已有的成果呢?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任务,管中窥豹,提出一些设想:
首先,是要建立少量公理。建立这样一些公理至关重要。是很多社会科学逻辑的起点。
所谓公理,就是在不限定条件的情况下,能够最大程度的适用(即便不是所有极端情况下),难以证伪。比如。“充分竞争是提升组织效率的核心驱动力”。这句话,就具有极大的普适性;企业之间的竞争让市场百舸争流,以GDP为考核指标的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让市长们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CEO……如果,不能充分竞争呢,则出现完全相反的状况,Intel在CPU市场没有有效竞争,因此有着过高的定价权、而且全方位压制AMD,三大铁矿石厂商和钢铁生产商之间的产业链内部竞争失衡,让钢铁厂们几乎失去了盈利空间。
当然,公理也是有条件的,这种例外往往是系统外的。这就如同说,“平面之内,两点之间距离最短”一样,在常态的宇宙系统中,特别是日常经验里,确实如此,但是在超光速情况下则会有改变。与此同时,公理也是清晰的,不能似是而非。比如,我们不能说“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因为,市场经济里有计划,计划经济里也有市场,市场经济也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日韩模式、中国模式之分,这是意识形态、经济学说与混乱文字的搅拌物。
其次,要建立一些局部适用的定理和推论,它们推动一些理论变得清晰化。
所谓定理,就是在明确的假设条件下,会因为A而达成B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是可以理论证明的,同时也是可以实践验证的,它比公理要复杂、也更具体。比如,“—般情况下,从长线投资看,企业成长性是价值投资的核心指标”。这样的一个定理,就需要先明确其假设,包括“多长算是长线投资”,“增长多快算是成长性好”,“价值投资是以投资收益计算还是以什么标准计算”。如果这些指标都得以明确为“5年以上、年利润增长率超过20%、投资收益率超过社会平均收益率”,那么这个定理就有了可用的具体环境,而不是无谓的争论。通过对道琼斯指数及其中股票的回归分析,很多是可以验证的。
在一定的定理基础上,还可以得出一些推论。比如,在“一般情况下。从长线投资看,在某一行业内。成长性好的企业应该给予更高的估值,这是价值投资的核心指标。”与公理相比,定理和推论对条件性的要求很高,不能罔顾条件就轻易得出结论,特别是在社会学领域,条件繁多,一些假设的条件很难穷举完、界定清。
进一步的应用定理。则需要“用例”,将让某种理论场景化。
比如怎么算“一般条件下”?1970年代,美国股市上出现了所谓“漂亮50”,即高速成长的蓝筹股,但是,由于估值过高,后来这些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迟迟没有恢复到当时的高点——这正是描述社会学问题的难点。要想把这个定理进一步完善,还需要非常具体的、清晰化的、全面的把其限定条件搞清楚。
再如,经济特区是不是一定就能达到促进经济的发展呢?为什么海南一直没有真正超过深圳等特区的发展?这也是有条件性的,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才能够实现,所要做的,必须是消除其实现的障碍。
最后,还要注重经验集。
因为公理、定理、用例都有条件性,越具体的问题其条件性越多,这就会造成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缺少足够的样本,因此,难以判断哪种选择是对的——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少有的渐进式体制改革,此前没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成功转型的先例,这个问题就缺少参照系。
这就需要从“范式”的角度寻找一些可能类似的参照物。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原有的体制固然存在问题,但是矛盾不到一定阶段,都不适宜发生大的动荡,而是适合逐步的改良,这让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政治层面的参考;又如,在亚洲区域,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是自上而下的市场化改革,具有很多局部的参考。
可见,有些问题过于复杂,往往难以从公理、定理当中寻求到答案,同时用例太少,不能形成完整的、可验证的理论,一旦面对,极难处理。这时候,必须要高度注重经验集的研究,经验越多,研究的越具体深刻,就越可能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参照系,而不是笼统地谈“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中国模式”。
至此,该说再见了。面对社会领域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对已存的格差社会,面对我们每一天的个人生活,我们必须承认,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复杂到难以完全解读清楚。国家、企业、个人,都应该“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但是终究是要低头拉车”。在明确方式的情况下,从具体问题做起,从关键问题求解,通过持续不断的“微观变革”实现更大的转变。
我们从通胀谈起,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相对照,分析了形成“格差”社会的双绞线,解析了市场机制、社会机制本身的不完善性,并提出了一些求解理念,并对“十二五”规划所正在进行的诸多褒奖和期待。即使世界注定要变得相对贫穷,即使格差社会是普遍现实,即使大船转型漫长艰涩,最后,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调料,希望人人都能主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