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鸽是石油人物的第二代,在《吴崇筠朱康福的石油人生》一书中,他回顾了其父母二人为中国石油而奉献的一生经历。从他们的青少年时代讲起,一直到他们的去世。他们不仅为中国石油放弃了正在攻读的美国博士学位,而且还培养了第二代石油人。他们的爱国精神值得每个中国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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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吴崇筠朱康福的石油人生/图说石油人物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朱小鸽 |
出版社 | 石油工业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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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朱小鸽是石油人物的第二代,在《吴崇筠朱康福的石油人生》一书中,他回顾了其父母二人为中国石油而奉献的一生经历。从他们的青少年时代讲起,一直到他们的去世。他们不仅为中国石油放弃了正在攻读的美国博士学位,而且还培养了第二代石油人。他们的爱国精神值得每个中国人学习。 内容推荐 60年前,朱小鸽的妈妈吴崇筠、爸爸朱康福响应新中国的召唤,毅然决然中断在美国的博士学位学习,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进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工作。从此,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他们始终没有离开他们钟爱的石油事业,为中国石油倾注了毕生精力。《吴崇筠朱康福的石油人生》为我们讲述的就是他们为中国石油而奉献的一生。 《吴崇筠朱康福的石油人生》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目录 引言 一、青少年时代 二、红丝远系 三、比翼归来 四、创业之初 五、大庆会战 六、和平鸽松 七、矢志不渝 八、一蓑烟雨任平生 九、第二代石油人 结语 试读章节 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上松基三井喷油,随即揭开了大庆会战的序幕。妈妈在8月19日才生下我的小弟弟朱小和,12月就去了大庆。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方撤出专家,妈妈陪同最后一批苏联地质专家中的萨尔基相,只到了葡萄花。她与苏联专家都认为勘探重点应向萨尔图方向移动。 1960年3月,妈妈扔下家里的三个孩子(最小的还不满七个月)与石油学院一批师生直接参加大庆会战。 石油部领导点名让妈妈负责组建地质实验室。7月份调去前线指挥部下属的对比大队,任岩心队队长,专搞钻井岩心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是当时“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种数据”的重要一环。但钻井取心既麻烦又影响进度,一般钻井队不重视。为了提高取心率与保证岩心质量,她带领队员到井队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宣讲取心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各级领导与工人的支持下,大幅度提高了取心率,在关键井位上的取心率与岩心质量都达到标准要求。 当年大庆会战的条件极其艰苦,妈妈带领全组人员自己动手拼装活动板房作为实验室,对岩心进行保管、分析。根据岩心资料和其他数据建成了第一座大庆油田“生产实验区地宫”,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做出重要贡献。 同时妈妈还给指挥部领导人包括余秋里部长讲解地质知识。她深入浅出,讲得简明易懂,很受好评。指挥部领导们都称她“吴教授”,从此这个称呼伴随她一生。 上面两张照片并不是妈妈在大庆会战期间照的,那时工作紧张,条件艰苦,根本顾不上照相。这应是70年代的照片,但妈妈对工作的认真与专注是始终如一的。 到秋天,北部试采成功,可以肯定找到了大油田。妈妈想起从幼年时就梦想祖国富强,回国时美帝的阻挠封锁、当年苏联背信弃义的“卡脖子”,而我们中国人就是凭自己的力量找到了大油田,她非常激动。有一次在喇(嘛甸)72井出油时,她喜极而泣,激动得一个人偷偷哭了一场。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现在终于找到大油田了,她的一切努力有了最好的回报。她暗暗下决心,愿意为中国石油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指挥部眼见严冬将临,决定疏散一些人员,首先让有孩子的女同志各回原单位。妈妈按理可以回京,但她认为工作正处于紧张阶段不愿离开。指挥部特别照顾分给她一间屋子。这房子据说本是个牛棚,四面围上土坯,安装了必要的门窗,窗上糊纸,稍加修葺,成为前线指挥部的办公点之一。中间隔成一大间办公室,周围隔出三间小小卧室。妈妈爸爸分到一间。那小卧室无法取暖,放不下任何炉子,只有中间的大办公室有一个煤炉,闹不好夜间就熄火。房子整体上通风良好,外面下雪屋里也是一片白。到11月,白天的温度也在零下,晚问会降至零下10℃左右,地上积雪,寒风凛冽,要穿着全部内衣与厚袜子钻人被窝,头上罩着狗皮帽子护住脑袋与双耳,才能睡得着,被子上不是一层霜就是一层雪。大庆会战第一年是最艰苦的,妈妈爸爸一直坚持到年底才回京。第二年再次去了大庆。 1962年妈妈再次去大庆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文革”前,我还看到过周总理与妈妈握手的照片,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了。但妈妈在1976年悼念周总理逝世时写的祭文中,清楚地记下了与周恩来总理见面的幸福时刻: 我们排好队,总理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部长便给介绍每个人的名字和干的工作,总理总要接着问每个人的家乡和年纪,十分亲切……当问到我时,我说是四川江津人,总理就说:“那是聂帅的同乡了”,问我年纪时,我说有41岁了。总理就说:“我不信你有41岁,起码年轻10岁”。引得大家都笑。和大家见面后,还和大家合影留念,后来就走了。当时我们是多么的舍不得离开他。 大庆油田开发期间,妈妈先后6次去大庆工作,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红旗手”称号。1964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大庆油田长期高产稳产注水开发技术”被评为科技进步特等奖,妈妈为主要参与者。 1963年妈妈怀着第四个孩子时,胜利油田在东营地区找到高产油流,勘探进入关键时刻,石油部在济南组织专门研究,指名让她前往。她当时已在孕妊后期,却不顾连续几天紧张的会议与旅途的颠簸,始终坚持工作。我记得她在出差前收拾行装时,带了一个铁饭盒,里边有一把剪刀和几块纱布。我问她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妈妈说,这些东西都用蒸锅消过毒,以备万一。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是万一,以后才明白,那是她准备万一在路途中早产用的。当年妈妈就是做好这样的准备出发去胜利油田的,她不愿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耽误工作。 P69-74 序言 1950年8月底的一天,美国西部海岸城市旧金山市(San Francisco)的港口上,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启程前往中国香港。这是它的第17次航程。船上有128名中国留学生、教授等,他们是冲破了美国政府为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而设置的重重障碍,坚决要求回国,最终被作为“无国籍难民”而“递送出境”的。我的爸爸朱康福、妈妈吴崇筠就在他们之中。历史注定了这将是一次不平凡的旅程。 尽管有不能去上层甲板等许多限制,大家只能挤在四等舱(大统舱,三层铺,据说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运大兵的)内,倒也热热闹闹,气氛欢乐,到处是“旧友相会”的欢快气氛。爸爸认识的“西南联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友就有二十多人,其中两弹元勋邓稼先,与爸爸同是化工系毕业的何宇等,都在这条船上。为纪念这一次意义非凡的航行,大家在客轮后甲板上合影留念。 就在照相的那块甲板的前面(向船头的方向)有个长方形的厅,横向因两边留出过道,比甲板的宽度要少些。竖向大概不到10米。厅里有楼梯通到下面黑暗的大统舱里。留学生们每天起来就爬上楼梯到这个厅里活动,吃饭、聊天、打桥牌,或是到光光的甲板上散步。这块小天地的统舱里和甲板上都有通往船前部的门,但都是锁着的。船上的职员和美国人有钥匙可以自由来往,留学生们是不准到船上的其他地方去的。 船先驶向洛杉矶(Los Angeles),然后又停泊檀香山(Honolulu)。每到停泊地点,留学生们都上岸游览一番。那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也停泊在檀香山,“威尔逊总统号”离岸行驶时,该舰还未离港(行家们大概应能发现它正“升火待发”),远远地可以看到它的轮廓。留学生中许多人未曾见过航空母舰,都争着观看一番。船离开檀香山就横渡太平洋了。船上的中国学生已经“组织起来”,有人找到爸爸,说同学中有人带有一些资料的“缩微胶卷”,担心美国人找麻烦,打算分散携带,不要暴露,问他是否愿带一些,爸爸认为反正带回国去总也有用,所以一口答应。胶卷不多,放在妈妈一个唇膏管子内刚好。 在离日本还有一天多航程的那天早晨,船上的新闻广播说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成功,前述“大黄蜂号”正是登陆行动中的主力舰只(原来该舰由檀香山取“北线”最短距离,故而比客轮快得多)。顷刻之间,消息在同学们中传播开来,人人都感到一定的紧张,有不少同学更大骂“美国佬”。船到日本,还未靠岸,形势突然紧张起来,美军宪兵乘小艇上船,四等舱出口被封锁,船上广播不让四等舱“乘客”登岸。过了一会儿,船靠了岸,有更多美军上船,把赵忠尧教授等三位叫上岸扣押了。之后这批中国学生被严密地封闭在下层甲板与四等舱范围内,不许上岸。 何宇叔叔回忆说:“赵忠尧先生被美国特务押走后。邓稼先曾对我说,赵先生有些东西,我们大家分别把它们藏起来,不让美国人拿走。经过这几天在一起,我看你行。就把一个相当大的真空管交给我。还说我们当中还有一位CIT(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鲍文奎,我们大家要把他守住,别让美国特务把他抓走。第二天,邓稼先又说,真空管拿去放在一个女同学那里较妥。” 船到香港,别的乘客一批批上岸,却仍不许这批中国学生上岸。留学生中有些人的亲友在码头上挥手、呼喊,寻找亲人,找到了,却依然是“咫尺天涯”,只能拼命提高声音,喊上几句。第二天上午,港英当局派了小艇,艇首有一挺机关枪,艇上另有几个武装警察,把留学生们分批送到九龙一个码头。在那里等候全体到齐后,徒步走向深圳罗湖桥头。桥的中央有个铁门,就是“国境线”。港英当局沿通道布置了武装警察,分站两旁,直到桥头。桥的那一边,则早已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留学生们一到桥上,欢迎的人群一拥而上。一过铁门,手里拿的小件行李等马上被人“抢”去帮着拿,握手、叫嚷、拍肩膀,什么都有。爸爸妈妈那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不能自已。他们心里不断地喊着:“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呀!”那一天是1950年9月20日。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愿意负担他们读博士的费用,承诺给他们找工作,在美国安家落户。他们都明明白白地知道,留在美国就有学位、有工作、有房子、有汽车。而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多年战争的摧残、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百年掠夺,真正是一穷二白,满目疮痍。但是,祖国在他们心中有着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位置。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繁华,抛弃优裕的生活,抛弃先进优良的科研环境,历尽艰辛终于回到祖国。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的双手与智慧,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再也不受欺辱。 这一船回国的邓稼先、赵忠尧、涂光炽、叶笃正、池际尚、庄逢甘、傅鹰、鲍文奎、沈善炯、余国琮、彭司勋、周镜等12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更多的人成为教授、总工程师及各个学科、领域的高级科技人员。 在横跨太平洋20多天的漫长航行中,妈妈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就是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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