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讲义》是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编写而成的。全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隋的兴亡；唐帝国的建立和发展；中唐、晚唐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晚唐社会矛盾和唐末农民大起义；五代十国；隋唐五代的文化。适合广大历史爱好者阅读。

《隋唐五代史讲义》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隋唐是我国历史从分裂到统一以致全面繁荣的重要时期，作者从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解剖隋唐五代兴亡之迹，分析其得失利弊，援证充分，原原本本，以宏观见微观，立论精当，要言不烦，是同类著作中的上乘之作。

《隋唐五代史讲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第一章 隋的兴亡

 第一节 统一帝国的再建和经济基础的扩展

一、隋政权的建立及其初年的政治经济措施

二、全国规模统一工作的完成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巩固统一的几项重要措施

 第二节 隋炀帝的残暴统治

一、“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二、隋炀帝的穷兵黩武

 第三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一、山东河北地区的人民首先起而反隋

二、统治集团的内讧和农民起义军的蜂起云涌

三、李密、窦建德两支起义军的盛衰

第二章 唐帝国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大唐帝国的创建

一、唐政权的建立和群雄割据局面的结束

二、唐初的赋役制度和均田制度

三、唐帝国的扩张

四、“贞观之治”

五、对上述事实应有的几点认识

 第二节 唐初对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用兵

一、太宗时代的进攻高丽

二、高宗时代的击破百济和高丽

三、小结

 第三节 武韦当政时期的唐帝国

一、关陇集团的被摧毁和官僚体制之日益庞大

二、封建贵族大地主的横暴及其在社会经济上的影响

三、吐蕃的强盛和唐在西北边防上的防御措施

四、科举制度的演变

 第四节 开元天宝时期的唐帝国

一、开元之治

二、在蔓延滋长中的兼并之弊

三、玄宗在位期内唐与吐蕃的斗争

四、军事制度的演变和外重内轻局势的形成

五、对南诏的用兵及其失败

 第五节 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国民经济

一、灌溉事业和农业的发展

二、手工业的一般情况和几个较重要的部门

三、国内交通和商业的发展

四、国际贸易的繁盛

 第六节 中外文化的交流

一、西亚几种宗教的传人

二、封建贵族和长安市民生活的“胡化”

三、中国文化的四向传布

第三章 中唐、晚唐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

 第一节 安史之乱

一、安禄山的掌握军权及其实力的成长

二、安史起兵反唐及其失败

三、这次事变的性质及其作用

四、河朔三镇与藩镇连兵

 第二节 唐中叶后社会经济的下降和政府的挽救措施

一、北方的凋敝和唐政府财政的困窘

二、刘晏当政期内对财政制度的改革

三、两税法的确立

 第三节 唐中叶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一、藩镇的纷立及其与唐廷的斗争

二、宦官的操权及其在唐政府中的地位

三、外廷士大夫对宦官集团的倚附和斗争

四、科举门第的派系对立和牛李党争

 第四节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和边疆诸部族的关系

一、回纥及其与唐帝国的关系

二、唐中叶后的吐蕃问题

三、唐中叶后的南诏问题

第四章 晚唐社会矛盾和唐末农民大起义

 第一节 晚唐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矛盾

一、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二、两税法使人民有“倍输”、“三输”之苦

三、寄生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对比

四、摆在当时人民面前的任务

 第二节 裘甫和庞勋的先后起事

一、浙东裘甫的起义军

二、桂林戍卒的叛变及其转化为农民起义军

 第三节 黄巢领导下的农民起义

一、起义的近因

二、王仙芝把起义军引领到失败的境地

三、黄巢统领起义军横扫全国

四、从黄巢的建立政权到起义军的完全失败

五、有关黄巢和起义军及其作风风纪的几件事

六、唐末的农民起义起了什么作用？

七、这次农民起义为什么失败了？

第五章 五代十国

 第一节 北方军阀的对立与斗争及其带给北方人民的灾难

一、三个势力的鼎峙

二、梁晋在河北地区的角逐

三、石敬瑭引狼入室

四、周世宗对内的改革和四向用兵

 第二节 在军阀割据局面下的南方

一、南唐吴越境内的水利开发和农业生产

二、十国中的其他诸国

第六章 隋唐五代的文化

 第一节 佛经的大量翻译和普遍流行

一、佛教经典之大量翻译

二、佛经中译本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节 唐代的文学和艺术

一、唐代诗歌艺术的高度发展和几个重要代表作家

二、古文运动和传奇小说的勃兴

三、唐代的绘画

 第三节 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普遍应用

一、印刷术发明于隋代之说是不可靠的

二、印刷术的发明应为第八世纪内事

三、印刷术的普遍应用

隋唐五代史讲义温课提纲

编后记

第三节 黄巢领导下的农民起义

一、起义的近因

进入第九世纪的七十年代之后，长安政府与地方藩镇间的矛盾还是存在着的，南衙北司间的矛盾还是存在着的，“九流浊乱”，也还结成朋党派系以相斗争。这几种矛盾的摩擦激荡不仅使整个统治阶级日益腐朽无能，也使政治经济更全盘趋于混乱，社会底层与封建上层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必因此而更为剧烈。而从这时开始，关东地区连年遭逢水旱之灾，873年的灾情更特别广泛，特别严重。西起虢州，东达海滨，麦收只有一半，秋收几于全无，一般人只能把蓬蒿的种子和树叶树皮等作食粮，老弱残疾的则并此而不能得。而州县照例催逼各项税捐，缴纳后期则捶挞交加。有的人家因此而拆掉住屋去出卖，有的更出卖其妻子，然而并不能凑足所有摊派在他身上的税额。在被逼无奈之下，便大量地走上亡命之途，到处有亡命徒聚结起来，与州县政府相抗。到874年冬，濮州长垣的王仙芝和曹州冤句的黄巢先后以其贩盐的群众为基本队伍而起事，前此起事于附近各地的零星武装力量乃得汇聚为一。据《通鉴》说：已被击败的庞勋的余众，其时正匿伏在兖、郓、青、齐各地，遂也都乘机起而加入到王、黄的队伍中了。

一般贩卖私盐的人，当时都是百来人或三五十人成群结伙，挟持兵仗，以备抵抗巡院或镇戍之兵。所以这般人平素即是以抵抗官府为业的，而他们也因此便被政府中人叫做“盐匪”或“盐枭”。

王仙芝家和黄巢家经常聚集着大批的以贩私盐为业的“亡命之徒”。他们之间虽没有严密的组织，却是经常在共经患难，也经常在共同奋斗着的。所以当一般农民为饥寒和苛政所迫，要起而反抗的时候，由于平素是在分别经营着个体小生产，相互间的关系较松散，不易团结组合起来，这般盐贩子们便在这时机起了骨干作用。

王仙芝起义之后，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这名号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他这一支队伍是把前此关东诸地各个起义的武装力量总汇为一了。

在王仙芝起义时的檄文当中，举述了唐政府的各种弊政，包括官吏的贪污、赋敛的繁苛和赏罚的不公不平等事，其中也提出了当前的政治的、经济的要求和口号。黄巢和集结在他周围的一般私盐贩子们，便是在这一号召之下起而参加到起义军中的。

黄巢的家庭是富有资产的，在起义之前他也曾从事于读书应举之业，但几次应举都没有及第。他的性情很豪放，喜任侠，是一个极适合于作起义军的首领的人。

和王仙芝同时起来的有他的同乡尚君长和尚让等人，和黄巢一同起义的则有他的同宗弟兄黄揆、黄邺等人。

《旧唐书·黄巢传》说：“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也。”可见随同黄巢起义的必还有不在少数的读书人。

二、王仙芝把起义军引领到失败的境地

起义军于875年内攻占了天平军所辖的濮、曹、郓三州，东向而深入沂蒙山区。不久即又自动放弃了这许多地方，而又向西进发到河南的汝州，不但震动了洛阳，而且使得长安的小朝廷也张皇失措。因而唐廷在洛阳方面已配置有军队，起义军便又从汝州折而南向，几十万大军蚁聚于汝（河南临汝）、邓之间，攻取了唐、邓，旁及信阳、光州（潢川），然后顺汉水南下，经郢州（钟祥）、复州（沔阳）而东下，占领了淮南的庐、寿、舒等州，然后又回到长江沿岸而占领了蕲州。

这一支起义军的行动，竟是这样地风驰电掣一般，飘忽无踪，出没无定，凡其所到之处，守军几乎全是望风而溃。因而有不少的州郡长吏全都作了俘虏。其中的有些人，看出了这支起义军的力量断非唐政府军事实力之所能“剿灭”，另方面也看出了起义军的首领王仙芝是一个具有妥协性和动摇性的人物，可以用唐廷的爵位加以笼络，使其降服，遂即由前汝州刺史王镣和蕲州刺史裴僵作了双方的说合人，王镣的哥哥王铎这时正任唐廷的宰相，也在朝中极力主张收抚之策，遂决定授王仙芝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由宦官急速送达蕲州。

黄巢知道这事之后，大为反对，终使王仙芝不敢接受唐的官位。但此后两人终于分道扬镳。王仙芝和尚君长仍留在山南东道的各州郡当中，而黄巢却回到河南、山东去了。

唐政府既知道王仙芝有可以用官爵诱引的可能，在王、黄两人分裂之后遂更尽力于此事。经由在荆南作监军的杨复光的劝诱，王仙芝重又派遣尚君长、蔡温球、楚彦威数人作代表，要去长安商谈妥协条件，却不料在中途全被唐廷所派“剿讨”起义军的宋威捉去杀掉了。

王仙芝于气愤之下又重新采取攻势，然而攻江陵失败，攻信阳又失败，后来败退到蕲州的黄梅县境内，被唐的军队追及，兵众牺牲了五万以上，王仙芝也被唐军捉获杀害了。

P135-137

我是邓广铭先生早期的学生之一。第一次听邓先生的课是在1948年，算起来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了。

初见邓先生还在这之前。1946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先修班（类似预科）。汤用彤先生的哲嗣汤一介是先修班同学，志在学术，拉着我四处拜访北大的文科教授。大约在1947年春天，我们一起去东厂胡同一号胡适住处看望邓先生。那时邓先生是胡适的秘书，住在进大门右首过道边的三间南房里。邓先生身着当时少见的西服，书桌后边是一排玻璃书柜，摆的是一摞摞线装书，后来知道那是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初编》。以后他搬过几次家，但探访时那套书和书柜总能见到。

那两年，内战方殷，民怨沸腾，物价飞涨，学潮澎湃，同学们遇有什么抗争活动，常去访问教授，以求声援，其中也包括了邓先生。他支持学生运动的言论，被同学编成油印小报散发。我曾保留了一份，文化大革命后期还找出送给他看过，可惜后来辗转相传时“迷失”了。

转眼到了1948年暑假开学，我循序升入史学系二年级，由邓先生讲授中国通史的隋唐两宋部分。第一节课邓先生穿一袭茧绸长衫，侃侃而谈，说人说史学系是北大的马其诺防线，中国史更是史学系的马其诺防线，你们现在已经守在马其诺防线上了。那意思想来大概是大家要好自为之，不要辜负了学校和他的期望吧。我所在的年级共四十人，济济一堂，国内少见，1949年解放前后，离校参加工作的占了大多数，五四时回校一看，才余下9个人。60多年过去，连我在内还在搞历史的已经不到5个人了。

我那时手里已经有了中央大学缪凤林的部定教材《中国通史》三册，另一位据说是陈寅恪先生弟子蓝文徵的《隋唐五代史》一册。但当时纷乱的情势下，没有多少心情和精力去读这些书，只是把邓先生的课一堂堂仔细听下去。对他所介绍的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找来细读一遍，以我那时的心境和水平，对这两部书尤其是第一本还看不太懂，但对于邓先生的讲课却有深刻的印象，现在还能记起来的有：

隋朝可说总北朝以来所有制度之大成，一如“汉承秦制”，也是唐承隋制或略加变通。诸如三省六部、律令、科举、府兵、田赋等等，而这些制度的核心部分又为宋以后的各朝所继承。还记得他在黑板上写下的标题“初唐一百四十年”和狄仁杰谏武则天的奏疏，也记得他讲的藩镇、宦官和牛李党争，还有《新唐书·食货志》所记租庸调法的矛盾和卢文弨的驳议（这后来被我的一位研究生写文章重新解释圆通了）。

听课之余，常在高年级同学那里听到一些有关邓先生的轶闻。民国时期，山东似乎是出史学家的地方，我知道有傅斯年、傅乐焕、傅振伦、张政烺、王毓铨、杨向奎等人，邓先生也在其列，是1936年北大史学系毕业的人称四大金刚之一（另三位是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抗战时期，邓先生是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胜利后转到北大，格于北大的习惯被转聘为副教授。那时史学系真不愧是北大的“马其诺防线”，全系教师共12人，计有教授7人（郑天挺、毛准、向达、余逊、杨人楩、张政烺、韩寿萱），副教授1人（邓广铭），助教4人（杨翼骧、胡钟达、王树勋、汪篯），恐怕国内是数头一份了。我那时还见过邓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也看过重庆胜利出版社的“历史人物传记丛书”广告上的目录，其中就列有他写的《岳飞传》，再加上亲炙于他，心里的敬佩自然是不待言的。

这样听了邓先生两个多月的隋唐史。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风传解放大军就要陆续入关，北平解放在望，许多同学悄悄化装进入了解放区，饭厅吃饭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正当邓先生在黑板上写下“耶律阿保机之雄图”准备开讲五代宋史的时候，我也悄然离开北平去了华北解放区，这是我听邓先生的最后一堂课。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我转了一个圆圈，随着队伍回到北平，在基层政府单位工作了五年之后，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调进新成立的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后来改为北京师范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组（系），从一个青年学生变成了一个青年教师。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从事中国古代史中的隋唐五代宋元部分的教学工作。

初登讲台，自然心怀忐忑，努力搜罗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后邓先生在北大历史系讲课编写的隋唐五代和两宋的油印讲义，作为备课的主要参考，我也重新拾起了这段时期的历史的学习，但已非是邓先生亲授了。那两本油印讲义早已不存，现在还记起的有唐初的宗室食实封制的改进，以及唐代新科进士的三大雅集——雁塔题名、月灯阁打毬和曲江宴；宋代的五等户，官职差遣的分割，科税的支移、折变，以及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内容。

这样讲了三四遍，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不用说，这是受了邓先生那两本讲义的启发和史学界热烈讨论的历史分期问题的影响——那就是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了变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曾想致力于这个方面作一些研究，也发表过两三篇读书札记式的短文，但始终没有形成明确的看法，只算是敲敲边鼓，打打擦边球。此后世事多变，运动频仍，我又任务驳杂，甚多旁骛，始终没有把这个想法贯彻下去。可告慰的是，“文革”以后不少史学著作都涉及到唐宋变革问题，而且颇有宏大深入之作。

“文革”终于结束了，百废重兴，我又拾起了荒疏已久的中国古代史。十年过去，不但学殖缺失，体力精力也有所不逮，于是想缩短战线，舍弃两宋而保留隋唐。我把这个想法向邓先生陈述，他说，就这么把两宋给丢掉了，言下对我从“马其诺防线”上就这么撤下来似乎不无遗憾。

也还是由于兴趣驳杂，又多旁骛，隋唐五代史虽然讲过几次，但只是导论和概述，属于讲座与会议发言性质，虽然偶然也得到一些听众的好评与个别前辈学者的鼓励，但我有自知之明，那仍然属于打外围战和擦边球，终此一生大概也无法深入下去了。我所讲的不外是：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以后的第二个鼎盛时期，这时封建社会臻于成熟，气势恢宏，绚烂多彩，相对开放，颇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此前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秦汉，宏博浑厚，但却不免有刚进入封建期的质拙，属于一种童稚之美。此后的第三个鼎盛时期的明清，又不免呈现了封建社会的烂熟与停滞，趋于程式化乃至僵化，少了隋唐那一份成熟和开阖，活泼和多样。

从纵向看，隋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上承秦汉魏晋，下启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时期都可说是承上启下，但隋唐的承上启下却具有分期的意义。隋唐又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十二世纪以前，世界历史上只有罗马差可比拟。它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的转型的走向已见端倪。它是继战国秦汉第一个经济浪潮以后掀起的第二个经济浪潮，全国经济重心开始明显地转向南方，这一转移到宋代完成。经济重心的南移也改变了历史轴心的方向，从前此的关东关西一线偏移到了南北一线，与北方民族关系的走向也从北偏西（匈奴、突厥）逐渐移向了北偏东（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中国历史的大格局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推移转化了。

2012年7月

先父邓广铭长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史，他毕生从事的学术事业都与教学活动分不开。《隋唐五代史讲义》、《辽宋夏金史讲义》是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为本科教学写就的课程讲义，距今已有六十余年。

1960年代初，由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陆续出版。先父撰写了其中的宋辽金史部分，此后即以《纲要》作为正式教材。八十年代后期，当我开始讲授《中国古代史》后段课程时，先父拿出收藏多年的两本讲义，告诉我可以用于教学参考。讲义本是油印篇章，是先父亲手将其装订成册的。

1998年初先父辞世。不少学者在追忆先父时，都提到他五十年代讲授中国古代史的情形，提到学生们如何从中受益。在一次纪念活动中，宁可先生问及当年的中国古代史讲义是否还在，并且嘱咐说应该整理出来：“那一时代的讲义有其特色，风格与《中国史纲要》不同。”先父当年的学生，都是我的学术前辈，对于中国史教学有着深刻的体悟。这也使我意识到，作为先父多年心血的凝结，这两部讲义的整理出版，对于今天的历史教学，仍然有其参考意义。

两部讲义的文字表述，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烙印；其中的一些观点，先父晚年已经放弃或是自我更正。为保持讲义原貌，在整理过程中，原来的表达一仍其旧，只是校订了引文，补充了若干文献出处，修正了误植字词等。

两部讲义的出版，得到中华书局鼎力支持，俞国林先生自始至终进行着积极指导。史料核对工作，得到苏州大学历史系讲师丁义珏、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陈希丰、硕士生吴淑敏的热诚帮助，谨一并致以谢忱。

邓小南

2013年初秋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