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博士大谈诊断术
着西装的王医生，坐在一位老太太床前诊脉，左手握着一只金表，两眼不住地对着针上瞧，一言不发。健儿站在一旁，也不住地对着医生的脸和手上瞧。一会儿工夫，又见老太太换了一只手，王医生又如法诊治了一会。随后又将那玻璃的温度表，放在老太太嘴里，约五分钟，取出细看，见管中水银，已经上升，摇头说道：“热还未退。”又将舌头细看一遍，共计诊察有二十分钟。老太太问医生道：“这病是疟疾吗？”王医生道：“确是重的疟疾，但是从速诊治，决无危险，现在有一种疟疾注射针，比吃药还要见效得快，老太太愿意打一针吗？”老太太答道：“如果吃药能够治好，就暂不注射，我的胆子很小，恐怕那支长针，插在肉里，非常痛苦呢。”王医生答道：“打针是将药直接注射到血里，比较吃药从肠胃里间接到血里来得快，并不痛苦，不过如同大蚊虫咬了一口一样。”老太太因不痛苦，也就愿意打针，随时那王医生就打了一针，随手又在皮包里小瓶中，倒出几粒白色的药片，并在纸上写明了服法，交与健儿。老太太向健儿道：“王先生已经辛苦半天，你陪到书房里用点茶食，我已经叫周妈到书房里布置了。”健儿正想追问王医生用寒暑表的种种方法，听老太太吩咐，非常高兴，就殷勤招待王先生到书房里去。
王医生坐在书房里，健儿殷勤招待，劝吃茶点，乘便就请问按脉看温度表等等方法。王医生因其年幼好学，笑着说道：“健兄好学不倦，令人钦敬。诊断的方法，本非一言所能尽，现在择要说它，约有五种；大凡一个人有病无病，在这五种中，都能看出。
第一是气色Colour健康人的目光，是极敏锐，面孔上都有活泼的气象，皮肤是现一种淡红色。大凡目光迟钝。以及面孔上少生气的，并皮肤上现深红色或苍白色的人。皆是有病的现象。
第二是呼吸Breathing健康人的呼吸，深浅疾徐，均有一定的次数。大凡强壮的人，每一分钟，呼吸约十五次至二十次，儿童稍速，倘是过速或过缓，全是不健康的现象。
第三是脉搏Pulse试将左掌向上，而以右手中央三指，按于左手大指根下方之腕节上，即觉有脉搏动。壮而无病的人，脉搏的次数，每分钟大约六十至七十五次，儿童比较略快。呼吸与脉搏，是有一定的比例，大约是一比四或五。倘是脉搏比较标准过快或慢，均是有病的现象。
第四是体温Temperature无病人的体温，不论冬夏，均为98.6°F（37.0℃），过高或过低，皆为有病的征象。普通检查体温的方法，是用手摸，但是不甚可靠。因为病人所住的地方，如系湿冷，则其表面必较寻常为冷。倘是所住的地方是燥热，就是他身体的表面，必较平常为热。最可靠的方法，是用体温计——就是寒暑表——含在口内，约五分钟，取出观察，看他的度数，比较标准点如何，便可以知道他有病是无病。但是有病的人如果不省人事，可以将寒暑表放在腋下，或放在肛门内，均可试验得出。 第五是知觉Consciousness无病的人，除酣睡外，他的知觉极敏锐，能知道体内及四周的事物，他的言语举动，视听嗅味，及各种感觉，均完全无缺。如果以上各种知觉，有一种失常，或是不灵敏，就是有病的现象。”
王医生说：“以上五种，都是诊断病症的方法，一个人有病无病，都可以试验得出，是人人应有的常识，万不可不知道的。”健儿听得津津有味，见王医生起身告辞，也就随即站起来表示谢意，并追问母亲的疟疾，是否危险。王医生答道：“令堂的疟疾，是决无妨碍，不过此病来势很重，大约注射之后，总可以减轻。”健儿又道：“疟疾究竟因何传染，请先生赐教。”王医生笑道：“健兄真是好学不倦，钦佩之至。至于疟疾的起原、避免和救治的方法，改日俟有机会，我们再详细研究。因为今天还有几家病症，即刻要去诊治，不能多耽搁，请健兄原谅！”说毕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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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百年钩沉——民国儿童教育大系》
王泉根
美好人生从幸福童年开始，幸福童年基于良好的幼儿教育。教育是以造就人、培养人为基本特征与目标的。“教育”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春秋《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按东汉《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正是为了凝聚起使受教育者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
幼儿教育，或称幼稚教育、学前教育，是人生最早接受的教育。世界各国所定的幼儿教育的年龄阶段各不相同。中国、日本、韩国等为3～6岁，英国为3～5岁，法国为2～6岁，俄罗斯为出生2个月～7岁。实施幼儿教育的主要机构为幼儿园（幼稚园）和托儿所。中国明确规定幼儿园招收3～6周岁的儿童。
中国早有关于幼儿教育的记述，西汉时期编纂的《礼记·内则》中就有“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等语。古希腊、罗马学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等都有关于幼儿教育的论述。柏拉图强调教育应从幼儿开始：“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每个人最初所受教育的方向容易决定以后行为的性质。”这与中国民谚“三岁看老”、“矫木趁幼，育人趁少”都是相同的意思。
由于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的不同，世界各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各不相同。欧洲近代幼儿教育产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牧师J.F.奥贝尔于1771年在孚日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幼儿学校（Infant School）。德国F.W.A.福禄贝尔、意大利H.蒙台梭利、瑞士J.皮亚杰等教育家对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中国近代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湖北武昌创办的“蒙养院”，1922年定名为“幼稚园”。宋庆龄、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对发展中国近现代幼儿教育事业贡献卓著，影响深远。
幼儿是辉煌人生的起步，这是真善美的缪斯在未经开发的幼者心田撒下的第一片诗之花种，洒下的第一道美之甘露，投下的第一束爱之光泽。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切事情都是开头最为重要，特别是生物。你要把他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幼儿教育对于国家、民族而言，则是关系到国族兴亡盛衰的伟业。鲁迅先生说得很明白：“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联合国通过《儿童权利公约》（1989）的形式，敦促’世界各国保证儿童应有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的权利。尽管由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等的不同，今日世界各国对教育目的的规定也各不相同，但对幼儿教育的认识，人类正在趋于一致。在21世纪，幼儿教育仍将成为全球的核心话题之一。
发展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一方面固然应当眼光向外，从国外的幼儿教育中吸取经验和资源，借鉴国外的一切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观念和做法。但另一方面，也应眼光向内，从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近现代幼儿教育事业中吸收成熟的经验与做法，作为促进新世纪幼儿教育的一个必要的补充与有益的资源。
实际上，用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待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幼儿教育，包括与幼教事业密切相关的幼儿园读物和图画书，其实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相当可观的业绩，甚至在某些方面已与世界接轨，堪称一流。被誉为日本“图画书之父”的松居直先生在《我的图画书论》一书中就深有感慨地写道：“很久以来，我作为一个日本的出版人，常感到对中国负有责任。这是因为，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然而三十年代以后却由于我国的侵略战争蒙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发展受到阻碍。”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的合力作用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幼儿教育事业及其与幼教密切相关的童书出版、儿童文化艺术等都有相当出色的业绩。虽然历史已变幻了时空，无以回复旧景，但当年的业绩仍然可以清晰相见，它们以“文锦织成便不磨”的图书形式，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这就是由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儿童书局等精心策划组编、精心印制出版的一大批幼稚园读本、幼稚园教育论著、幼稚园教法用书。这些图书集中体现了包括陶行知、陈鹤琴、沈百英、雷震清、王云五等我国杰出的幼儿教育家、儿童文学家、儿童艺术家、出版家的智慧创造和思维成果。最使人心动的是，通过这些图书，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幼儿教育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以及密切结合教育实际的幼儿读本和教法用书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首先是力倡“幼者本位”的先进儿童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中国人儿童观的转变，即由从前的“父为子纲”、“成人中心”努力转换为“幼者本位”、“儿童中心”。鲁迅先生1919年所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中国人儿童观转变的宣言书。鲁迅力倡“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社会对于儿童“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这些先进观念正是二三十年代我国幼儿教育努力为之的方向与行动哲学，“幼者本位”是当时出版的一大批幼儿教育论著的重要教育思想，虽然受到了美国教育家杜威“儿童本位论”的影响，但同时有着中国早期幼教事业自身的实践探索与本土经验。
其次是突出做人的观念，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和正面价值观。幼儿教育是育人、树人、立人的关键性开端，是为一生做人打基础的时期。因而引导孩子如何做人处事为学，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成为了幼儿教育的核心价值追求与文化责任，而这也正是家长、幼稚园、社会大众寄予幼儿教育与幼教用书的殷切期待。茅盾在1935、1936年写的《关于“儿童文学”》、《再谈儿童文学》中，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现实，肯定“儿童文学应该有教训意味。不但要满足儿童的求知欲，满足儿童好奇好活动的心情，不但要启发儿童的想象力、思考力，并且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天真纯洁，爱护动物，憎恨强暴与同情弱小，爱真爱美。”“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并且构成了他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茅盾这些主张与观念在二三十年代的幼教用书与包括《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在内的儿童读物中有着充分的呈现，而这也正是这些童书受到社会、儿童、家长欢迎的原因，同时也成为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思潮和审美追求。
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一流教育家、艺术家、出版家等，怀抱着为民族下一代谋福祉的愿景，大专家乐于做“小儿科”，而且是专心致志地高品位、高质量地做“小儿科”的事业，包括幼稚园读本、幼稚园教法用书，以及儿童文学各种文体的编写和小朋友最喜欢的图画书的制作，都努力做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甚至是与欧美发达国家接轨的国际水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蕴含在这些图书中的对由五千年甲骨文字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自信满满的民族精神、民族风格，像一股清流弥漫天地，流淌至今。这在当时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战争、救亡、灾祸的背景下，需要何等的担当、意志与努力！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毁于“一·二八”日本炮火，半年后商务印书馆就在废墟上坚强复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首先策划出版的是《幼童文库》200册和《小学生文库》500册，并于两年后全部出齐。
正是这种凤凰涅架、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保存了中华文化，也保存了中国近现代的幼儿教育事业及其精神思维成果，在经历了七八十年的风雨沧桑之后，依然能让21世纪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一页页饱蘸着智者心血和创造的幼教论著，一页页“青春在眼童心热”的儿童文学作品，一页页手绘的绝对可称当时世界一流今天依然美不胜收的图画书…… 感谢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与辛苦，将这些尘封已久的中国近现代幼儿教育的珍贵图书，精编精印重塑出版。这些图书几乎囊括了民国期间幼稚园教育的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幼稚园读本，包括课堂内外的课本、读物及教辅读物（故事、童话、寓言、儿歌、基础常识知识、课外练习等）；二是幼稚园教育理论，涉及陈鹤琴、沈百英、雷震清、周尚、梁士杰、陈济芸等儿童教育家的多种教育理论著作；三是幼稚园教法用书，这有与幼稚园教育相关的各科目教案、相关教具和实践操作应用等，从怎样让小朋友在孩童时代就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优质成长入手，从实际出发而定制的各种教育方法。当然，时代毕竟不同了，如何将海豚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民国幼教书系转化为今天的教育资源和借鉴，需要我们辨正厘定。相信广大教育工作者和读者，自然有相当的鉴赏能力和应用经验。但流贯在这套书系中的“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凝聚起民族下一代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则无疑是新世纪所需要的。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必将对促进今日中国的幼儿教育、儿童文学、儿童文化产生多方面的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鲁迅）“看一个国家的儿童读物，就可以看出它的未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2012年1月8日凌晨2：15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儿童智识丛书”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出版的一套小学生课外读物，原书十四种，共三十册。丛书内容丰富，涵盖文学、历史、地理、博物、算术、图画、音乐、园艺、手工、体育、卫生等常见知识领域；图文并茂，语言生动，贴近儿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以活泼有趣的故事形式娓娓讲述知识，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体现出当时所倡导的儿童本位教育理念，于今仍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董国星编著的《小医生·小游记<中国>·小游记<外国>·小史记》为第三册。
《小医生·小游记<中国>·小游记<外国>·小史记》讲述了：
《小医生》：以叙述小主人公健儿生活故事的形式，把医药卫生常识渗透在其中，以引起小读者的兴趣。
《小游记（中国）》：以故事体裁，讲述两个小主人公小学毕业后相约旅行全国，通过亲身耳闻目睹，增进了很多地理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递给小读者。
《小游记（外国）》：以故事体裁，讲述几个孩子相约一起到世界各地旅行，从中国出发，赴日本、菲律宾等地，耳闻目睹当地的风土人情，增进地理知识的故事。
《小史记》：以故事体裁，讲述原始社会时期小主人公智儿的生活遭遇，以使小读者通过阅读有趣的故事，了解人类进化及事物发明的相关知识。
“儿童智识丛书”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出版的一套小学生课外读物，原书14种，共30册。丛书内容丰富，涵盖演讲、博物、工艺、书法、绘画、算术、音乐、体育、农艺、写作、卫生、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历史，共计14个常见知识领域。此次修订出版精选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14册，合编为4册图书，以飨读者。
董国星编著的《小医生·小游记<中国>·小游记<外国>·小史记》为第三册。以连续故事体叙述，讲述小主人公宝儿学习制作手工艺制品的生活趣事，以引起儿童研究工艺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