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新文学奖”、台湾“联合文学奖”获得者、哲学小说家袁劲梅最新力作。
《青门里志》这部长篇既延续了作家在《罗坎村》中体现出来的理性的力量,又强化了情感、记忆等感性的元素,显得更加圆润。青门里是一个虚构的地方,但是在小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青门里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知识分子聚居的场所。对于童年的“我”而言,“在这样一个有火车头的时代”,青门里给予“我”的童年的教益,影响了“我”一生对理想的追寻。构造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空间,而这空间又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使城市的文学表达极富魅力。陈河的《布偶》也书写了在“南方老家W市城西街区那一座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天主大教堂”和“裴家花园”里发生的故事,提供了一种相当复杂、甚至不乏诡异的地方经验。
《青门里志》是旅美作家袁劲梅的长篇小说新作。全书20余万字。《青门里志》保持了袁劲梅理性、新颖、深刻的一贯作品特色,以其从小生长的地方——青门里为故事展开、人物活跃其上的舞台,以丛林动物——黑猩猩为研究对象,探究人性,反思历史,关照现实。形象生动,题材重大。这是一部探究之书、反思之书、忏悔之书。探究人应该怎样活,才更有价值,才能生而为人,而非兽类;反思我们文化中,群体主义的极端和愚昧;忏悔我们曾经在种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干出的种种恶事和丑行。
人和动物
科安农家祖辈都是军人,老老老太爷爷和印第安人打过仗,老太爷打过一次大战,爷爷打过二次大战,到他老爸,开始反战。人为什么要互相打?死了那么多人,回头一想,二次大战不是起源于荒蛮之邦,是德国、意大利,还有那个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日本不谈,科家的人不懂它的文化。那德国可是出康德和黑格尔的国家,意大利在古罗马就出过亚里士多德。那些头脑清楚的民族怎么会一下都疯了,成千上万的人听一个人的指挥?人到底怎么了?科安农的老爸说:“危险啊,危险啊。‘邪恶是一种事故’①。一不小心就滑进去了。一个人疯狂不是恐怖,一国一族疯狂才是恐怖。人怎么像一窝黑猩猩,为了一族的领地和繁衍,编一个光鲜口号,就能一窝蜂去残杀别族的人?”
科安农的老爸手里拿了一本杂志,叫我看。他说:“这是我写的文章。我这个定义应该写到儿童学的历史教科书里。什么叫‘大屠杀’?大屠杀,第一个标志就是把人分类,分成‘我们’和‘他们’;第二个就是煽动仇恨,给‘他们’戴上‘下等’的符号;第三就是把一类人不当人,当成动物、当做虫;第四就是‘我们’结成一群,成立一个组织,把‘他们’关进集中营;第五就是大屠杀。希特勒就是这么干的。那些纳粹的‘我们’扎成群,集体创造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和种族使命感,把罪恶感给代替了。扎群,是产生独裁的土壤。那段历史结束了。我一辈子绝不和任何人扎群。”
科安农的老爸在科安农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一个人跑到印第安保留区办了个一人广播电台,用莱科达印第安语和英语同时播音,要为祖先赎罪。“德国人杀犹太人是大屠杀,我们的祖先杀印第安人也是。”科安农的老爸在广播电台对所有人这样说,“赎罪,不要问一个人能做多少?没多少。没多少也比不做好。忏悔,不是指望已死去人的原谅,那是乞求自己良心的原谅。”
科安农从小长在爱荷华的一个全是白人的小镇上,一到假期’,就跑到父亲工作的印第安人小镇待着,那个小镇属“玫瑰蕾保留区”,科安农在那里认识了很多保留区的印第安人。科安农长了一副美国大兵的模样:蓝眼睛,大鼻子,一脸鸡冠花似的自信和单纯,但却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为任何伤害性行为而羞愧。他说他想要一个中文名字,动物园计划将来从中国借两只中国金丝猴。科安农说,以后到中国去接金丝猴,好把自己介绍给他们。我就给他起了“科安农”,因为他的英文姓叫“科尔本”,故姓了“科”,他希望他的中文名字里有“平安”和“环保”的意思,我就给他取了“安农”。永远种田,不开工厂,既平安又环保。
科安农大手捏着小奶瓶,往昆奇的嘴里塞,“鸡冠花”就能立刻化成桃花——柔情似水。他把对动物的爱不停地用“亲吻”表达出来。在昆奇还不会伤人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亲了昆奇的屁股,一边亲一边说:“我要把你教成一个惠乐。”
我说:“做梦。”
惠乐是科安农最喜欢的一只博诺波猿,十一岁了,长得瘦长,有薄薄的小红嘴(黑猩猩是没有那么人性的嘴的),给他一根甘蔗,他就拖着直跑,直立行走。黑猩猩和博诺波猿是人最近的两个动物亲戚。人们都知道黑猩猩,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博诺波猿,因为博诺波猿不像黑猩猩,喜欢时不时地跑出丛林;也不像人,完全跑出了丛林,他们心安理得地待在原始丛林里,过着“竹林七贤”式的好日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博诺波猿不过就是黑猩猩中的一支,还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小黑猩猩”。直到上个世纪末,生物学家们才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把被误称做“小黑猩猩”的博诺波猿从“黑猩猩”种属中分离出来,定为一个独立物种。
博诺波猿的秉性和黑猩猩大不一样,人家有德行:“只做爱,不打仗。”这是科安农最赞赏他们的地方。“打什么打?”他说,“罗密欧朱丽叶的悲剧就是家族情仇弄的。罗密欧朱丽叶定是有太多博诺波基因,情种。他们周围的人要稍微宽容一点,他们也不会死。人怎么不接受教训?学学博诺波猿。若只会用暴力解决冲突,人还没进化到博诺波猿的水平。”
惠乐的情人是一个二号母猿,屁股粉红,两个大“花瓣”肿胀成两个粉红色的乒乓球,撅着,正在发情。那两个粉红色的乒乓球在惠乐眼前晃,性感而有吸引力。每种动物都有法子吸引异性,不过母博诺波猿吸引异性的方法是有代价的。她们在“肿胀期”连坐都不能坐,只能半个屁股着地。每每看见她们为“性”作的牺牲,我都会庆幸“女人”没有进化出那样两个大家伙。不然,就更别谈“妇女解放”了。
母博诺波猿发情、生育、主政。和黑猩猩比,母黑猩猩成年后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怀孕育子,母博诺波猿成年后有一半的时间在怀孕育子。博诺波猿靠“爱情”组织社会,群体中若发生了冲突,只一分钟,立刻就有一方上来要求性交,另一方永远欣然接受,毫不扭捏,然后和好如初。吃、喝、玩、性交这样的好事,在博诺波猿群体中可以不停歇地玩下去,也不需要战天斗地,一根甘蔗就能过个年,非常“道家”。
科安农告诉我,他看见惠乐把一只受伤落地的小金丝雀拿到树上,俩手拉开它的翅膀,然后一松,想让它飞。结果,小金丝雀又落到草地上,惠乐就一直坐在草地上看着,不让别人踩了小金丝雀。科安农说:“惠乐关怀其他物种的胸怀是个证明:一物降一物,一种吃一种,不是对进化过程的正确描述。当‘同情心’飞过进化论眼前,就像飞机和鸟飞过万有引力的眼前一样。这些不是例外,是规则的一部分。‘善’必须是进化的一个内容。要是‘善’在进化论中没有角色,哪怕进化出再发达的社会也不值得活。”
这点我同意。哪一个社会都得有是非对错,一个沦落到没有是非善恶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人的社会进化不是进到达尔文的原始丛林,而是走出丛林。要是把“丛林规则”玩到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来了,那可实在不能说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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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门里这个地方不存在了。但是,在青门里发生的事情是不应该忘记的。这些事情很荒唐,但却理直气壮地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民族发生?这更值得人们思考。我们都是聪明人,可我们的智力却常常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我们做错了。我们不愿意说: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是有责任的。但是,不敢负责任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能大到让我们丧失决定自己命运的资格。
给在青门里生活过的人和发生过的事写一个志,是想回头看一眼我们走过的路。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全民族“返祖”了。要是我们有自信心,就用不着装作过去不存在。我们可以把走错的地方指出来,给我们的后代看,让他们不要重犯。
我感谢所有“青门里”的小朋友和南师附小某届“小(三)”班的小朋友,他们帮助我还原了一个时代。没有大家的回忆,我一个人的记载就会不全面。我感谢富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教授及其科研小组,他们对人类动物亲戚的杰出研究成果,给了我文学灵感。所有富兰斯·德·瓦尔记载的黑猩猩和博诺波猿,我都记住了。因为有他们作对比,我知道了:人不是天生就是人的,当人没那么容易。当人,得有能力把自己身上的兽性监督起来;得有能力把职业宣传家指给你的奴才的天堂嘲笑一番;还得有能力把和权威的冲突化为捍卫人性的力量。
这就是我说的:当人,比当猿猴困难,因为我们要直立行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只能当人。没有回头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