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等级结构有特殊的偏好，很多时候都需要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虽然，师道尊严的传统观念在新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下受到冲击，教师的形象已经远不如以前那样威严。但与香港相比，在内地，教师在学生眼中的地位还是要高得多。正如张和王(1996)提出的，在中国内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关系)在一些至关重要的人事安排上(如聘用、晋升)是相当关键的因素。而维护人们之问的和谐关系往往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有时候很难公正处理个人或职场的问题。
儒家学说认为，教育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这一理念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盛行，而修身养性也成了教育的目的。中国启蒙教育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东方哲学家认为人在出生时本性善良，由于后天受了社会不良风气的污染才会变恶。而西方的理念是，人生来是自私的，所以婴儿刚出生时就会哭，要妈妈长时间的关爱；小孩从小就知道要和别人抢东西，自己拿好的东西，把不好的东西放下，这是人的天性。后天的教育是要让人变得有礼貌，要助人为乐，先人后己等。在中国的教育理念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返璞归真，使人从善。布殊和钱(2002)从四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定义：崇拜传统、尊重权威、强调集体主义以及重视道德情操和个人修养(第175页)。这些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和师生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学校层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师生关系上。沃特金和比格斯(1996)指出了中国内地集体主义倾向和香港个人主义倾向形成强烈对照。在中国内地，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完全与个人对集体主义文化的预期吻合。学生寄宿在学校宿舍，这种环境创造了许多集体活动的机会，包括学术讨论和小组学习。教师经常也住在学校里，有时和学生同住一幢宿舍楼。这也增加了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以外接触的机会。虽然与西方国家相比，内地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级别化，但是内地师生之间有着更多的温情、责任感和互相尊重。在香港，教师和学生不会住在相同的地方，课后没有多少接触的机会。香港的学校大都鼓励学生互相学习。香港的学生实际上喜欢组织有序的学习环境，因为他们认为唯有更多的秩序才能强化学习的深度，提高学习的效果(沃特金和比格斯，1996，第275页)。
香港学生和中国内地学生学习的独立性有所不同。在香港，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住宿方式、修读的课程、上课时间和课外活动。在中国内地，这些都是由校方或各系安排、决定或组织的。因而在香港学生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内地学生的依赖性和服从性就显得比较突出。
在中国内地，学生分成更小的活动单位，主要的小组活动单位为寝室或班级。既然学生没有多少自主权选择自己的课程，上课时间也是在集体层面上决定的。这些班级集体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的四年里都是比较固定的。学生与同校或同一届其他班级和专业的学生接触机会不多，而与其他年级的学生沟通就更少了。学生的社交生活主要是与室友或同班同学的集体生活。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自然产物(胡和格罗弗，1999，第74页)。
香港学生和中国内地学生在学习方法上各有差异，但是对于中国内地学生有何不同的学习方法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陆和魏(2002)对中国四大城市小学生解决数学问题所采取的策略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内地城市小学生和香港地区小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所不同。许(2002)研究了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社会的适应过程，发现中国留学生融入美国社会体制的难度很大。该研究项目对中国留学生适应美国教学体系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并确定了他们在适应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凯尔(2002)对澳大利亚大学一群中国留学生的经历进行了调查，了解了环境变量与学习环境的重要性，由此证明个体差异和学习环境同样会对学校的教学实践和个人经历产生深刻的影响(第66页)。凯尔在此采用了“生态”的定位，试图了解在澳大利亚高等学府里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经历、环境变量和学习环境的重要性。
中国内地生在香港的文化适应有其独特的重要性。莫里斯等(1997)认为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同质的定位是完全错误的，即使在中国社会内部也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差异。如前所述，中国内地学校教师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香港，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相比香港，中国内地的师生关系更加亲密，而在香港，学生与老师之间在课后基本没有联系，见老师要预约时间。
迪莫克(2000)建议在内地生适应异域的学习生活环境的同时，学校也应该做出改变来满足外地学生的需要和渴望，以此保持学校在学生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第5页)。他还指出，当全球各教育界人士在寻求学校的有效性时，必须要考虑到学校所处地区的文化因素，否则很难达到提高学校质量和效益的目的。在一种文化环境下被认为好的学校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下可能却不尽然。一种符合某种文化环境的有效教学方式可能在另一重文化环境下收效甚微。因此，各类名校需要在文化环境的维度下进行评价，这就需要人们从跨文化发展的高度来评核学校的质量(迪莫克，2000，第13页)。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香港地区的高校。
本研究项目主要针对在香港“本所大学”就读的中国内地学生的适应情况，对其进行深入的调查。这所大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以粤语为日常用语。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共为19人，其中将在港求学时间不到一年的中国内地生7人编为第一组，求学时间超过一年的中国内地生8人编为第二组，以及为探讨来港求学的原因和毕业后的打算后来增加的4人为第三组，他们来港的时间超过一年。这些学生都是分布于大学不同系别的本科生。本研究通过对19名中国内地生的采访进行数据收集。第一阶段本研究对15名学生进行了采访，由于在第一阶段为解释他们来港求学和毕业后打算(第一个和第四个研究议题)信息收集不足，在第二阶段本研究又对4名学生进行了第二轮的采访。
本书共分为十章，整体结构如下：
第一章至第四章主要是为本研究要探讨的问题打下基础，即：
第一章是引言，主要阐明研究的背景，介绍内地生来港求学的社会背景和客观环境，概述研究目的和宗旨，提出研究的问题，说明研究的意义和成果。
第二章对内地学生来香港求学的原因进行剖析，综合探讨有关海外及港澳台求学研究的文献，来阐明中国内地社会和香港社会的差别，强调文化差异及影响社会、学校和课堂文化的价值体系。P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