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谁的城？

在这座最古老也最新鲜、最繁华也最冷漠、最沧桑也最浪漫的城市里，理想与现实的对峙、逃离与回归的挣扎、奋斗与幻灭的更迭，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有人仓皇逃离，有人执着留守，有人蓬勃绽放，有人黯然凋谢……

一个怀揣英雄主义梦想却又颓废迷惘的北京顽主邂逅了一枚生机勃勃而又纯洁明媚的北漂嫩果儿，他们会吟唱出一番怎样的诗情画意？一个乘着互联网的东风一夜暴富的城市新贵为何变成了一个义无反顾的旅行狂徒？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如何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中安身立命？

《恋恋北京》作者石一枫生于北京、长于北京，面对着熟悉而陌生的故乡，他用嬉笑怒骂包裹着似水柔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惆怅满怀却又温暖徜徉的北京故事，弹奏出一曲忧伤缠绵而又美妙悠扬的北京恋歌。

本书是由石一枫编著的长篇小说《恋恋北京》。《恋恋北京》的内容简介如下：

三十来岁的赵小提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人，心高气傲的他既不肯走仕途，也不肯游商海，而宁愿逍遥自在地混日子。独立好强的茉莉与赵小提离婚后只身前往美国打拼。赵小提的老友B哥乘着互联网的东风一夜暴富，过着夜夜笙歌的侈靡生活，结果却因为无法安睡而踏上了周游全国的旅程。

赵小提偶然邂逅了北漂女孩姚睫，两个人在交往中灵犀相通，互生情愫。与此同时，赵小提与学者董东风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董东风与太太伉俪情深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

赵小提拒绝了与茉莉重归于好的机会，姚睫却也突然消失了。孑然一身的赵小提鼓足勇气去实现自己开咖啡馆的梦想，无奈天不遂人愿。一蹶不振的他干脆离亲叛众，做起了隐士。

阔别三年的赵小提与姚睫在董太太的追思会上重逢了，得知真相后的他羞愧难当，跟随B哥去浪迹天涯，不料在途中遭遇了车祸。

新的一天，伤愈的赵小提与姚睫在北京的街头如约相见……

1 中关村

2 圆明园

3 哈尔滨

4 四合院

5 凤凰岭

6 后海

7 拘留所

8 前八家

9 拆迁工地

10 东四五条

11 美国

12 天安门

13 北太平庄

14 又一个拆迁工地

15 新疆

16 望京

17 她的北京

18 我的国道

尾声

我和姚睫认识，是在某一年的春节假期刚刚结束的时候。

那个年我是一个人过的，但却感觉非常疲惫。我父母在海南买了一套酒店式公寓，为了不浪费那套房子，最近几年都是在那边过的。据说这种“候鸟”的状态，在退休老干部里是非常时髦的。海南的房价涨起来之后，更有不少人很是羡慕他们，说他们“想得开”，有先见之明。但在我看来，父母几乎是被我气到天涯海角去的。对于我这个逆子，他们正在学着抱以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不知道这样的家庭关系，在退休老干部里是不是也很时髦。

春节晚会进入高潮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内疚起来，便在沙发上靠着，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打了个电话。电视上，几个东北小品演员正在向全国人民拜年。大哥，缘分呐；大兄弟，缘分呐；海上生明月，天涯赵本山，缘分呐。眼下这个时刻所说的任何废话都是真理，而且是全体中国人必须遵从的真理。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后，几乎想说：“你们把我生出来，也是缘分呐。”

而我母亲则公事公办地问我：“晚上和谁吃的饭？吃的什么？有没有吃饺子？”

我说：“吃饺子了，三鲜馅儿的。”

她陈述：“我们也吃了，是鲜虾馅儿的。我还给你爸爸买了一顶巴拿马草帽，这样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就不会把脸晒成蒸螃蟹了。”

我仿佛闻到了海洋的腥味儿。而更让我凄凉的是，我父亲仍然拒绝和我说话。他通过母亲指示我：“不要喝太多酒，不要吃过于油腻的食品；到了你这个年纪，即使开车出门，也必须要穿秋裤了；老寒腿是很可怕的，一旦得上，你的后半辈子就只能在海南度过啦。”我一一遵旨，谢阿玛挂心。

对于父母如此强烈的养生意识，我也表示欣慰。再说了点儿别的套话，母亲又告诉我：“前两天在清水湾看了一套更大的海景房，特别适合养老。我们就琢磨，索性把小的这套卖了，再添点儿钱……”正说着，窗外的鞭炮声便大作起来。快要12点了，新的农历年就要来临了。我打断母亲：“您听听，解放军马上就要攻上来了。”母亲像叮嘱孩子一样说：“你要是放炮，可留神别崩了手，点不响的炮就让它搁着，千万不要过去看……”

我鼻子一酸，挂了电话，用手指捏了两个速冻饺子，嚼得满眼是泪。发了几分钟的愣，我穿上呢子外套出门，仰头看着一个个奋力向上腾跃的火球。每个火球都如约炸响，在夜空里开出一朵花。和平日相比，北京已经接近于一座空城，现在只好由火焰来填满它。我在大街上遛了好久，只看到几个窜来窜去放炮的孩子，益发感到自己身处于无比宏大、空洞的世界里，而且还这么冷。

回到家里，我看到手机躺在桌上，亡命挣扎一般亮着。收信箱里装满了例行公事的拜年短信，一律是鸡年咏鸡、狗年咏狗的行文风格，和晚会相声一个思路——今年歌颂到“猪”这种动物了。除了短信，还有一个不知是谁打来的电话，号码是一长串的“2”。显示出这样的数字，可以判断它是从国外用IP卡打过来的；看着它，我想到了旅居海外的几个朋友，也想到了自己的前老婆。最后，我开了一瓶人家送的“强尼走路”威士忌，在虚空中和那号码的主人碰了碰杯，一饮而尽。

一个与我隔了一昼夜的时差、不知是谁的“故人”，陪我度过了新年。

此后的几天，家在北京的朋友纷纷从浩大的走亲戚运动中脱身，开始聚众酗酒、打牌，席间还总会冒出许多“同学的妹妹”或“妹妹的同学”。我可算有了事干，频繁赴局，常常开着车过去与人痛饮，喝高了就把车留在饭馆或谁家附近，自己打车回家，次日再打车过去，开上那辆四门乱响的“雪佛兰”奔赴下一个聚会。一定要开车，是为了找个不喝酒的借口，但这也给朋友们留下了笑柄：“装什么逼呀，每次都是你自己灌自己。”

如此几天之后，我终于忘了车究竟被扔在哪儿了，只记得自己在丢车那天的聚会上，曾经抱着一个人哇哇大吐，被人强行送回家时，犹在慷慨激昂地抒情：“让列宁同志先走！”

我只好给常聚的几个人一一打电话：“鄙人粪口喷人那天，具体地址是在哪儿啊？”一个在报社当记者的发小坏笑着说：“你是不是连喷了谁都忘了？”“肯定挑了个尖果儿吧？”那人往下流的方向引申：“那肯定，这是你的本能——过去就特喜欢在高峰期坐公共汽车，伺机往年轻女性身上刷糨糊。”“别拿你们报纸法制版上的案例往我身上套。”我笑骂，“当年在澡堂子里，一泡尿扫射了一排小姑娘的人不是你么？幼儿园阿姨都管你叫流氓犯。要不是年龄不够，严打运动中第一拨发配新疆的就有你。”

按照记者“马流氓”的指引，我赶到中关村的“俏江南”餐厅附近，在立交桥底下的停车场找到了车。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大部分还没有回京，也没人管我收停车费。看看蓝色铁牌上的收费标准，我在心里做了个乘法，然后窃喜着到单位点卯。

我混饭吃的那家“文化、传媒、时事网站”，其背景就像它的定位一样含混不清——本是一家以代售话剧票为盈利模式的网站，创始人是我上大学时的河南同学B哥，后来被某国有报业集团裹挟着一笔莫名其妙的境外游资收购了。B哥也有幸成为互联网烧钱运动所造就的第一拨富人，在东四五条买了一个四合院，门口煞有介事地立了俩石狮子。那个时候，我正失业在家，亏得B哥仁义，声称我是创业时期的“元老”，收购条件之一就是给我保留一个职位。我到这儿“上班”之后，才发现话剧票务并不像B哥所吹嘘的那样赚钱，只好急吼吼地转型，想干赚钱的领域；但几个出资方一家一个主意，调和到后来，就成了眼下这种什么都干、却又等于什么都没干的局面——广告倒是没少打，只是回报甚微。而我干了一段时间，互联网行业的钱也烧得差不多了，员工中的志向远大者纷纷跳槽去搞物流、搞房地产，我这个“拖油瓶”反倒成了最有操守的人。除了“迟到早退和即兴旷工的权利”以外，我没向单位提出过任何非分要求。

因为很久没这么早在办公室露过面，我进门之后倒把管事务的大姐吓了一跳。她问我：“刚过完年，抽什么风啊你？”“过年实在太无聊了，我现在特别想工作。”我坐到“卡座”上打开电脑，开始浏览“当日趣闻”。大姐慈祥地瞄了我两眼，然后通知我两件事：第一，中午到大堂去领正月十五的元宵；第二，单位正在招聘，她决定让我作为“主管业务的部门领导”去参与一下。元宵节发元宵，很好理解，这是国企的好传统。但让我去参加招新，就有点蹊跷了。这可能说明的问题有：一、单位从什么地方骗着钱了，要启动什么骗人的新项目；二、单位开始把我当个人物看了。后一条比前一条更加难以理解。

当我像一个真正的“媒体从业人员”一样端着咖啡杯、哈欠连天地走进小会议室的时候，长条桌子的另一侧已经端坐了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男两女，两个漂亮一个丑。很幸运，漂亮的两个都是女的，其中一个乍看上去很像一个桃儿。我点了个头坐下，一声不吭地听着“人力资源部”的同事问东问西。他们问了应聘者几个浮皮潦草的问题：你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学的是什么专业？当没当过学生干部？然后又让每个人进行了一小段英语会话。走完这些过场之后，人力资源部的人很没兴致地互看了一眼，然后合起文件夹准备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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