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7，北平
最早的记忆
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们全家——爸爸熊佛西、妈妈朱君允、哥哥性美(贝贝)和姐姐性慈(妹妹)，还有我(小弟)，住在北平石驸马大街5号一所古老的宅第内。这房子很大，有几进院子，大人们赠以雅号“勺园”；但不知为什么，佣人和小孩们却叫它“后宅”。这就为这座旧宅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在我的记忆中，庭院中央长着一株高大的梨树。夏天茂密的枝叶四处伸展着；秋天硕果累累，枝头上缀满了青绿色饱满的果实，引人垂涎欲滴。也许正因为这株梨树的华盖，房内的光线总是暗暗的。只记得南房的前沿有个新添的“玻璃厅”，里面阳光灿烂，当然是我们小孩嬉戏的好地方。爸妈也喜欢在这里接待他们的朋友。作家许地山’、北大教授金岳霖等都是常客。至今我还依稀记得许伯伯爽朗的笑声和金伯伯瘦高的身影。
我那时还没有桌子高，常和小伙伴们躲在桌底下玩，觉得挺神秘。我们可以偷窥到许多来来往往的腿和脚，再猜猜它们的主人是谁，悄悄地笑着、比画着，非常开心。
记得有天早上，年轻的女佣王妈突然走进房来，手里拿着半只啃剩下的梨。她说：“太太您瞧，这是我刚在妹妹的枕头底下找着的。”妈妈一看就乐了：“这孩子，我说了不准吃，不准吃，可她还是偷偷地吃了。”王妈应着说：“准是昨晚躺在床上吃了一半就困了，剩下的就塞在枕头底下了。”
大人们又都忍不住轻声地笑起来。
亲爱的妈妈，温柔和气的王妈，还有我那傻乎乎淘气的小姐姐性慈，她们都是我最早的记忆。
府右街罗圈(贤)胡同
后来，我家搬到了府右街罗圈胡同16号。
这又是一座古老宅第，气势不凡。听说原是明朝某权贵的住宅，恐怕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妈说刚一见它时，觉得已显衰败，似乎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但那牢固厚实的灰色砖瓦、宽大平坦的台阶、粗挺的房柱和优美曲折的走廊，都默默地传递出一种恢宏典雅、宁静安详之美。这所古老的旧宅无言地征服了爸妈，于是他们就决心随缘在此安家。
父母那时风华正茂，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一搬进来就动手收拾整理他们的爱巢。宽敞的四合房内又添种了若干姿态各异的树木，西北角还精心栽培了两株碧绿的芭蕉，这在寒冷的北方是很难看到的。充当客厅的西厢房前有一片紫丁香和开小白花的榆叶梅。廊沿下还挂着好几盆爸从福建带回的兰草，绿叶细长，开花时飘出阵阵幽香。
特别令人艳羡的是正南房“双照堂”前那排高大健硕的牡丹和芍药。春天，成百朵雍容华贵的花朵把整个庭院都照得亮丽起来；浓郁的花香还招来许多嗡嗡作声的蜜蜂和上下飞舞的彩蝶。平日显得有些沉寂的庭院，此时就焕发出青春，生机盎然，光彩妩媚，令人过目难忘。这一景色也是主人主妇精心营造的。
房子西边还有另一个大院，那里原本只是高墙围着的一片废墟，外加一座孤零零的假山。后来这场地却被主人主妇平整为一大块绿茵，四围种上五颜六色的太阳花。夏天的傍晚，爸总是和学生们在这片草地上排戏，孩子们和佣人当然是最忠实的观众。
P3-5
代序
1958年，我的母亲朱君允在湖北武汉大学被划为资产阶级极右派。1979年，当她逝去十三年之后，几经波折，才获得一纸平反。她的女儿——《永远的灯光》作者熊性淑——感叹说：“对于我们子女和亲人来说，一切来得实在是太晚了！”
知母莫若女，熊性淑在《永远的灯光》中对母亲有一段精湛描述：
母亲是一位极普通的知识妇女，一位教书先生，她没有满腹经纶，也没有做出过壮举。但她竭尽全力在人生的舞台上，将爱国者、母亲、教师、朋友等各种角色都发挥到极致，她用自己一颗对祖国、对人民永远赤热的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熊性淑称母亲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留下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她用《永远的灯光》中的动人片段，连接起那条闪烁发光的弧线，展现了母亲的可贵品质。
我比《永远的灯光》的作者熊性淑年长几岁，在青年时代也有若干和母亲朱君允单独相处的岁月。下面让我再透露一些实情，同样是反映母亲的可贵人品，以表达对母亲的无尽怀念！
母亲在历史文化方面对我的教育
为了提高汉语修养，母亲认为我首先应该接受现代汉语的文字训练。但是作为一个中国青少年也应该有一定的阅读古汉语，从而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能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在天津暂住时，她自己教我读《论语》和《孟子》的若干片段，后来还曾给我讲解王勃的《滕王阁序》；但是1941年我在四川成都树德中学高中修习国文课时，该校选用的教材是《古文辞类纂》，母亲本人虽然不大赞成让我们少年人连篇累牍地吸收甚至背诵这些内容，但是当任课老先生选授司马迁《史记》的《报任安书》时，她又欣然当起“助教”，因为任课老师只是从词义上略加解释，强调要学生背诵，而她却给我从文学和历史方面讲解司马迁被贬谪后，隐入深山修著《史记》的巨大意义。
母亲对年轻人是主张通才教育的，这特别表现在她对我在中学阶段的文学指导上。她认为我首先应该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通顺的白话文写作，此外更请一些武汉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师对我进行现代文学的指导。例如：当武汉大学的朱光潜教授到我家做客聚会时，母亲总是尽量利用机会请他给我讲解中学语文课中的某些著名散文篇章，如朱自清的《背影》，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请朱光潜教授为我讲解他的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若干片段，其主要思想是青少年应该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均衡发展。母亲对我说：“朱伯伯不仅是文学理论教授，而且是中国的美学大师，你应该用心地读他的这本书，加强自己道德文艺的全面修养。”
母亲在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对我的教育 1940年秋至1941年夏，我在四川金堂县读中学时，因患湿气疮腿上流脓，回到成都家里治疗，当时只有高锰酸钾药粉和220(红)药水。我想起北京的协和医院，不禁提起过去在北平的物质条件多么好。母亲没有说话。
1942年夏秋在四川成都，母亲想应聘去乐山的武汉大学教学，没有旅费，母亲要我去当铺，把冬衣当卖换钱。我回来说，要是能将北平家里的东西拿来就能多换钱了。母亲沉默。
1943年在乐山，冬天冷，母亲的大学工薪低，物价贵，吃不饱。我又发了一些牢骚，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说的了，反正是留恋抗战前在北平几时的生活，母亲突然急躁起来，对我正色地说：“妈妈为什么带你和妹妹来四川，这里生活是苦，可是你要知道，在北平日本人要你们当亡国奴，念日文，不能学中国历史，你愿意吗？
……
应当看到今天的中国，形势已发生巨变。当年一些参加过打砸抢和人身迫害的红卫兵，今天已站出来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这是可喜的。作为子女，我们在半个世纪后旧事重提，不过是要说明，在中国，事实上要清除极左的思想流毒，莫忽视其任重而道远。
母亲的忘年交孙亦梅一席话
1980年代中期，母亲朱君允已经逝去近二十年，我有一次去北京看望当时已经退休的长辈孙亦梅，她和我谈起与我母亲的友谊时说到：“朱君允教授在武汉大学如何‘犯事’被划为右派我不了解，但我了解朱先生为人直率热诚，投身教育事业，绝不会反党，因为她在解放后曾对我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最廉洁的政府，办教育也是最负责任的。’朱先生被划为右派后，我和她的友谊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只是我们年纪都大了，而且身处两地，要像过去那样频繁往来是不可能了，她在‘文革’中遭到不幸，这是我们大家的遗憾，无可挽回。但是我们要记住朱先生高尚的品格，我从她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为人诚实，待人诚恳……”
我对母亲朱君允永久的内疚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风暴在全国掀起，我母亲作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严重冲击。除了挨批斗外每天还被罚扫街，每月只发给十几元的生活费。试想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折腾！我当时作为“牛鬼蛇神”整天参加劳动改造，爱人许志安每天需去她的学校“参加运动”，都难以照顾到家里。我现在回想，当时为什么还要硬起心肠，对母亲不时进行监督，要求她在劳动之余，“深入检讨，彻底改造”。熬到11月天寒地冻，母亲又饿又冻，一个晚上竟对我哭诉：“为了你们的前途不受连累，给我什么罪名我都承认，只求把封存的棉袄给我。”从不对无理的强权政治和生活困窘屈从的倔强老教授，在“文革”的无情压力下竟被折磨到精神几近崩溃地步，我作为她的儿子多少也参与了这份折磨，半个世纪以后回想起这一段情景，依然摆脱不掉心灵深处的阵阵内疚。
我母亲朱君允被划为右派是个人的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悲剧中，也只能说是沧海一粟。
愿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
深切怀念我的母亲朱君允。
熊性美
2012年7月1日初稿
2014年10月20日三稿
由熊性淑、朱君允著的《灯光永远的灯光(我的母亲朱君允)》实际有两部分内容构成，一个是朱君允的散文集《灯光》，初版于1942年。陈西滢为她作序，其中有回忆许地山、晏阳初和陶行知的文章，也有说熊佛西的文字；第二部分是朱君允与熊西佛的小女儿熊性淑的回忆录《永远的灯光》。记述她的家庭生活、成长经历以及母亲朱君允的性格、事业与结局，还涉及她们与吴宓、巴金、金岳霖的人的交往。
“黄昏，前面格子窗又透出灯光。”
朱君允，这是一个不为世人所熟知的名字。
她是湖南望族的名门闺秀，她是留学美国的知识女性，她是戏剧家熊佛西的原配妻子，她是独立抚养三个子女的坚强母亲，她是武汉大学教授、工会主席，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距离她离开人世已近五十年，谨以这本《灯光永远的灯光(我的母亲朱君允)》缅怀这位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坚持理想的女性。
本书由熊性淑、朱君允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