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南北，西巡张掖，科举兴，西疆宁；大唐盛世的光彩中，隐约可见隋炀帝的背影。

国破身死的亡国天子，市井传说的荒淫皇帝，——成正败寇的人们总爱涂黑失败者的声名。

但，人写的历史义怎能永远掩盖真相，大运河沟通南北，如金色的血脉滋润众生；洛阳城巍峨天下，在千百年的风雨中见证兴衰，承载文明。它们已经为“伟大的暴君”书写了他真实的墓志铭。《隋炀帝的真相》则为他正名。本书由胡戟著。

这几年，国内隋唐史学者关于隋炀帝的意见已不那么“舆论一律”了。《隋炀帝的真相》作者胡戟通过参加1984年的运河考察，更坚定了对研究隋炀帝的信心，很乐意地做了隋炀帝一生事业和辛苦的“知音”。而后承布目潮讽先生赠书，拜读了他对隋炀帝、唐太宗比较研究的精彩分析，又蒙黄约瑟先生惠寄杨永安先生的大作。金宝祥先生不仅惠赠他的大作《隋史总论》，而且多次表示对研究这个题目的关心。有心写了这本《隋炀帝新传》，并坚持在那年浪迹天涯中完成书稿。

愿天下人还他个公道

一 新贵之家 阿麼华诞

二 快乐皇子 萧妃于归

三 统帅平陈 天下称贤

四 总管扬州 平叛江南

五 受戒佛门 弘扬儒学

六 兵出灵武 北却突厥

七 恃宠夺嫡 入主东宫

八 仁寿宫变 炀帝登基

九 并州反乱 擒废汉王

十 杨素绝医 高颎蒙冤

十一 妇人奴婢 蠲除课税

十二 长堑设防 营建洛阳

十三 开大运河 一下扬州

十四 君民建国 教学为先

十五 改革官制 创设科举

十六 改度量衡 颁大业律

十七 驰道御道 改善交通

十八 北巡突厥 竣修长城

十九 经略林邑 结好赤土

二十 通使倭国 招抚流求

二十一 西巡河右 和亲高昌

二十二 丝路繁盛 天下承平

二十三 二下扬州 穿江南河

二十四 御驾征辽 天下骚动

二十五 二征辽东 杨玄感反

二十六 三征辽东 高丽王降

二十七 再巡突厥 遇险雁门

二十八 李密传檄 瓦岗聚义

二十九 李渊起兵 袭占长安

三十 秉烛夜游 三下扬州

三十一 血溅寝殿 冢荒雷塘

隋炀帝大事年表

后记

补记

开皇九年(589)正月平陈，二月便撤销了淮南行台省。杨广复拜并州总管，他的三弟秦王杨俊任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接替他镇守广陵。开皇十年(590)十一月江南乱起，杨俊收拾不了，于是又命杨广为扬州总管，已就任内史令(宰相职)的杨素为行军总管，带兵平叛。杨广配合杨素的军事行动，展开政治攻势。他们的合作，使叛乱迅速平息。

杨素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他从京口起，一路攻打晋陵、无锡、苏州、松江、绍兴，从余姚由海路攻温州、婺州、乐安，再从温州、天台、临海至绍兴。应召入朝述职后又请命驰还，最后再取海路攻泉州，捕高智慧，降王国庆，大获全胜，前后未逾一冬。

杨素有一套独特的带兵办法。每临阵，必要斩一批有过失的军士，少则十几个，多则百余人。与敌对阵，凡不能克敌致胜者也都杀。使将士“股栗”，不敢退缩，上阵都怀必死之心，勇猛异常。另一方面，杨素对部下又“微功必录”，容易得到提拔，有这点好处，贪图功名的军将们都愿意跟从他作战。即使是士卒，建军功得勋官后，可以请受勋田，改善家境。杨素恩威并用，“驭众严整”，战斗力大大超过南方叛军的乌合之众。比如有名的“敦煌戍卒”史万岁，时任总管，在婺州杨素分兵二千，让他单独行动。史万岁率军逾岭越海，横扫浙江，攻陷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问者十旬。”人们都以为全军覆没了。史万岁因水陆阻绝，信使不通，把写好的信封在竹筒内，随水漂出，拾者报告杨素，才知他们下落。从这个故事可知杨素所部战斗力之一斑。

杨广的政治攻势也很奏效，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士人陆知命出了很大力。《隋书·陆知命传》载：“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晋王广镇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此外，《隋书·郭衍传》还记：“十年，从晋王广出镇扬州。遇江表构逆，命衍为总管，领精锐万人先屯京口。于贵州南，与贼战，败之，生擒魁帅，大获舟楫粮储，以充军实。乃讨东阳(即婺州)、永嘉(即温州)、宣城、黟、歙诸洞，尽平之。”由此可知，杨广所部亦采取了军事行动，承担了今安徽方向的平叛任务，也有可观的战绩。岭南方向的平叛，则由慕容三藏和奉诏巡抚岭南的杨广旧部裴矩，在洗夫人合作下成功。

江南之乱的迅速平定，维护了统一，打击了南方士族豪酋势力，为在南方推行隋朝政令和发展南方经济，创造了必要条件。历史表明这是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经济新的起步和未来赶上北方的关键阶段，具有改变国土经济布局的深远影响。杨广在平陈之后，又成为平叛的主持人之一，功不可没。

这次平叛是杨广早期政治生活中又一件大事，给他本人印象很深，屡屡在书信文章中提及。除前引《与释智频书》外，在他的《宝台经藏愿文》中也说道：“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陈之日，道俗无亏。而东南愚民，余熸相煽。爰受庙略，重清海滨。役不劳师，以时宁复。”其中“爰受庙略，重清海滨”一句，明白无误地表示着，他受到皇帝的委派。这些材料是杨广参与平叛的证明。

人们多半都忽略了杨广在平叛中的建树，似乎那是杨素一人的功劳。杨广的这一历史功绩，又差不多被史家们有意无意地抹杀了。

魏徵在《隋书·高祖纪》中叙述此事变时，只是说“诏上柱国、内史令、越国公杨素讨平之”。同书《炀帝纪》中，也只记载：“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完全不提杨广平叛的行动。如果说魏徵主编的《隋书》中，还在郭衍、陆知命传中保存了一些杨广参与平叛的材料，那么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这一类材料完全不见了。不仅仅是失载，司马光在杨素班师之后还录了一句“以并州总管晋王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显然是要给人一个事平后才派杨广去扬州上任的印象。他在叙事次序上稍做手脚，就将杨广平叛的功绩抹得一千二净，比魏徵的做法更加彻底。这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疏失，那么就是他对抱有成见的杨广有意地贬抑了。P20-22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隋炀帝自伴随亡隋的败迹黯然辞世起，便有盖棺定论，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千余年来，铁案如山。笔者无意只在翻案二字上作文章。按愚意，评论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归根结底要看他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是进步还是反动。我之所以认定隋炀帝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那最后湮没在农民战争的血与火中的，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完全否定这一点，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褊狭、脆弱一面的反映。

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徵，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隋炀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隋炀帝；即使这几十年，他还是更多地被当做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工夫，把隋炀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

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我们不能设想，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的话，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一个个儿。但我们可以不落前人的窠臼，重新研究隋炀帝，还他一个公道。

千余年来，在旧史家和文学家的通力合作下，隋炀帝的面目被大大地丑化了，他同武则天一样，被泼了最多的脏水。确实，鉴戒史学使命所在，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为一个亡国之君说话呢？人们都是信奉现实的政治需要高于信史原则的。

文学家们更早就懂得票房价值，小市民喜欢什么，他们就编什么，于是从《南部烟花录》到《隋炀帝艳史》，还有《炀帝开河记》、《海山记》、《迷楼记》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只为告诉人们，隋炀帝是个最坏的皇帝，一个终日花天酒地、荒淫寻乐的无道昏君。

令人不解的是隋炀帝起码还开过一条运河啊！那明明是一桩一直为国为民出着大力的功德。在古代，外国有金字塔、空中花园等七大奇迹，中国也有万里长城和兵马俑等惊世之作，但它们多数是神像和帝王陵墓花园，只亚历山大港的灯塔是引航设施，万里长城仅有单纯的防御功能，恐怕无论世界上哪一项古代工程的社会历史价值，都不能和像一道彩虹沟通了中国南北、荷载着古老的黄土文明奔向蔚蓝色世界的大运河相比。开这么一条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昏君能办的事吗？还有甚者，习惯株连的中国人，又反过来让大运河受隋炀帝不好的名声连累，滔滔运河水被视为亡国祸水，似乎只因为载过他命美女拉纤的龙舟就变得淫荡，变得污浊，从来就神气不起来，得不到应有的评价。抱残守缺的士大夫们热衷讴歌的，只是几千年一贯制的男耕女织，宁可要死水一潭式的平静和凝固不变的生活，以为这是维持皇权统治万世不坠的治国良方。

配合运河，隋炀帝还建东都，以适应经济重心南移和东盛西衰的趋势，在国土开发史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又再通西域，发展丝路贸易，调整田令，统一度量衡，在经济上建树甚伟。

他早年平陈平叛，坐镇江都，对结束三百年的南北分裂有功。后又西巡东征，实施发展统一国家的战略。征辽一事非议最多，若按祖君彦檄文的观点，始终恪守辽河为界，那么东北的大部今天便是版图外的异域。还有官制改革和影响深远的创设科举，隋炀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改革家，是最有作为的古代历史人物之一。在他治下的大业前期，出现过一个极盛的治世。

然而他也是一个被专制政治体制戕害的天才，无限膨胀的权力，促成他犯下失之于暴的重大过失，致使盛世急剧衰败。南北朝分裂势力的余孽乘势作乱，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和饥荒，造成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死亡，给隋朝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这同样是不能不由他承担主要责任的历史罪恶。

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成就了他，他又轻易毁掉了历史继续前进的势头，当他横暴地剥夺了其臣民的生存权利时，他自己的末日也就到了。

往后的历史，一时灾难深重，但很快就恢复了前进的势头，继续朝他开创的路走下去。在贞观之治的战略中，我们不难看到，唐太宗是跟在隋炀帝之后亦步亦趋的。不仅以隋为镜，而且以隋为师。

隋炀帝的晚年是个暴君，但他首先是一个顺应潮流的战略家。功是功，过是过，青史才有公道。如果可以按一善遮百丑或一罪诋百功的陋规去思考历史，在这样一件简单明白的事情上也失去了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史家成了只会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或只会发廉价义愤的市民的尾巴，这样失去了独立品格的青史，只配被社会冷落。今天我们也不能否认，旧史观在史学界还有影响，对隋炀帝的看法，魏徵、司马光的观点甚至还占着优势。只是在近年，中外一些史学家才提出异议，要重新评价隋炀帝。

1959年9月，万绳楠先生在《史学月刊》上发表论文，全面评述隋炀帝，肯定了他在历史上的许多作为，提出了与在他之前写隋炀帝的韩国磐、宫崎市定不同的看法。可是他的意见立即遭到《隋炀帝是不折不扣的暴君》一类文章的反驳。随着政治上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郭沫若替曹操翻案掀起了一场史学论争，关于隋炀帝的题目还未及做，就忙不迭地偃旗息鼓了。

1979年，英国人崔瑞德独具慧眼地指出：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的“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他们把他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1984年，日本的布目潮讽出版《被视为暴君与明君的隋炀帝与唐太宗》一书，提出两人虽有同出于关陇统治集团，都是次子，都曾占据父妾或弟媳、做了有悖于中国人道德之事，又都曾数次远征高丽、同归失败等四个共同点，却有暴君和明君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并对正统史观提出质疑。

1987年，香港的杨永安在《隋唐五代史管窥杂稿》第一辑中，发表了两篇关于隋炀帝的文章，也指出：“李世民之行为实与杨广一样，惟唐太宗独享美名于后世而炀帝则遗臭于青史，此正千古以来成王败寇之论定也！”为其“欲为贤君之心”申辩，并用专文分析“从((隋炀帝艳史》一书中看笔记、小说对杨广形象之歪曲”。

“文革”开始后，我离开一住九年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来到内蒙古一荒僻矿区，成为没能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一员。百无聊赖之际，将手头的《隋书》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分门别类将全书史料整理抄成十一本笔记，此时对关于隋炀帝的传统评价产生了疑问。

1981年，在考察丝绸之路途中，张掖举办了一次学术报告会，临时要我发言。我就《隋炀帝在张掖》这个题目，将自己的疑虑和盘托出，从他一生辛辛苦苦张罗国事的经历，说明他的活动无不有其建设和发展国家的历史眼光，使唐太宗跟着他亦步亦趋。我对隋炀帝可以肯定的一面所给的赞誉，在场的二百人大约是没一位认可的。考察队长宁可教授当即说明，发言只代表个人意见，邓文宽并不认可地将我对隋炀帝的评价概括为：“伟大的暴君。”

这几年，国内隋唐史学者关于隋炀帝的意见已不那么“舆论一律”了。我本人通过参加1984年的运河考察，更坚定了对研究隋炀帝的信心，很乐意地做了隋炀帝一生事业和辛苦的“知音”。而后承布目潮讽先生赠书，拜读了他对隋炀帝、唐太宗比较研究的精彩分析，又蒙黄约瑟先生惠寄杨永安先生的大作。金宝祥先生不仅惠赠他的大作《隋史总论》，而且多次表示对我研究这个题目的关心。在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听我课的学生，也绝大多数表示支持我的论点。以上种种使我感到鼓舞，增加了信心，于是继《武则天本传》之后，又有心写了这本《隋炀帝新传》，并坚持在那年浪迹天涯中完成书稿。全稿的最后几节是在宁静的九华山上写成的，限于当时手边资料困窘，内容不免单薄，为了留下一段忘却的纪念，也就不改了。

相信明眼人能理解，我赏识这位“伟大的暴君”，决无为昏暴张目之意。我相信，当我们翻过他那曾经辉煌的一页和暴虐的另一页后，如果能令人信服地给予适当的褒贬，为已亡人找回公道，就能证明，历史是最无情的，因此也是最有情的。史家秉笔站在这个审判台上，决不掩饰邪恶，也不埋没贡献。他们面对光明与卑劣交错的社会矛盾，有时显得无能为力，但作为人类良知的体现，有责任将自己的领域辟为一片讲真话、讲公道的净土，社会的正义也是要靠历史学家的刀笔来支撑的。这对个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奢望，倘若能成为史学家群体的自觉，一代一代矢志不渝地努力做下去，那么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记得一位精通历史的大政治家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大部分是不可信的。这是明眼人非常老到的看法。太多被篡改了的历史要后人去澄清，这里需要智慧，有时还需要一点勇气。  原稿1989年7月完成于九华山

年表及后记系1994年6月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