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夏天的一天，尤拉和舅父坐着一辆四轮马车，驶过田野，他们去见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他是位教师、普及教科书的编者，住在科洛格里沃夫领地的杜普梁卡，在那里他经营着丝绸制造厂，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艺术赞助者。
正赶上喀山圣母节，也是收割大忙的时候。可能恰逢正午休息，或是因为过节，田野里不见一个人影。没有收割完的庄稼地，在太阳的照射下，就像是犯人只剃半边头的阴阳脑袋。小鸟在田野上空盘旋。天气炎热，田野寂静无声，只有长着沉甸甸麦穗的麦秆直直地挺立着。
远处，麦地的麦茬上堆起了整齐的麦垛，如果你目不转睛地看过去，它们就像在移动，像土地丈量者写着什么，沿着地平线在走着。
“这些地是谁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问帕维尔，帕维尔给出版商打零工，他斜坐在马车的驾座上，隆起双肩，搭着二郎腿，很明显，驾车并非他的固定职业。“这些地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
“这些地是地主的。”帕维尔正抽着烟，过了一会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那些地才是农民的！——驾。”他不时地朝马吆喝着，紧盯着马尾和马后臀，好像工程师密切注视着他的气压表。这两匹马和天下所有的马一样，驾辕的马天生憨厚，老实地拉车跑着；而右边拉偏套的马，拱起它的头，像一只天鹅，似乎不谙驾车技艺，是个十足的懒惰者，想着到一定时候，奔腾跳跃，系着的响铃叮当作响。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随身带着由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写的关于论述土地问题书的样稿。由于出版审查制度越来越严，出版商要求作者修改此书。
“这里的老百姓失去控制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告诉帕维尔，“附近乡里一个生意人喉咙被割了，县里的种马场也被烧了。不知你怎么看这事？你们村里人怎么说？”
但是，很明显，帕维尔的看法甚至比出版审查员的观点还要悲观，审查员一直想要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减少对土地问题的热情。“怎么说？农民们被宠坏了——对他们太好了。这对我们没什么好处。给农民行动自由，天晓得，我们立刻就会相互斗得你死我活——驾！又来了！”
这是尤拉第二次随舅父一起去杜普梁卡。他以为他记得这条路。每当田野沿路向两旁延伸，绕着森林形成一条狭窄的边沿，他想他记得这个地方，大路应在这里向右转，拐过弯去，六英里长的科洛格里沃夫庄园的全景就呈现在眼前，还有那条河在远处闪闪发亮，以及河那边的铁路。然而，他每次都记错了。田野绵延不断，和树林交错相连。一片片林间交错的田野令他心驰神往，心旷神怡，令他遐想，憧憬未来。
没有一部能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成名的作品问世。尽管他的想法日臻成熟，但他不知道如何表达得更加贴切。不久，在当代作家、大学教授以及革命的哲学家中，他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分享他们思想体系上的东西，但除了一些专业术语，他与他们毫无任何共同之处。无一例外，他们都信奉某些教条，满足于咬文嚼字，不求甚解。然而，尼古拉神父曾担任过神职，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并且不停地继续探索。他充满热情，追求有灵感、易理解的思想，能够给人指明种种不同道路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像横空闪电或像滚滚雷鸣，即便是小孩和目不识丁者均可谈及他渴求新的东西。
尤拉喜欢和舅父在一起，因为舅父能使他想起他的母亲。像母亲一样，舅父也崇尚自由，容易接受新事物。像母亲一样，怀有崇高的情感，他平等对待所有的人。像母亲一样，他具有一眼就能看穿事情实质的天赋，具有一看到这些事情就能表达出自己思想的天赋。
尤拉很高兴舅父带他去杜普梁卡。那是个很美的地方；杜普梁卡使他想起了母亲，母亲酷爱大自然，经常带他到乡下散步。
尤拉也期盼再次见到大他两岁的尼卡·杜多罗夫，尽管尼卡可能看不起他。尼卡寄宿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是一名上学的男生。每次见面握手，尼卡总是握住手用力往下拉，头垂得很低，头发披下来遮住了前额，挡住了半边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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