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学者、作家、主编古耜在本书中，将以散文的形式，严肃、客观地探讨明代历史，有说历史事件和现象的，也有介绍著名人物的，具体内容包括有：为患者朱元璋做的心理咨询，李自成与唐甄，朱棣制造的政治泡沫，关于柳如是等。

这是本文化散文集。主要以进入了明朝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包括：为患者朱元璋做的心理咨询，李自成与唐甄，朱棣制造的政治泡沫，关于柳如是等。并侧重于理性思考、分析和描述。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本书所收之文章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朱皇帝与文人

鹃声雨梦悼英魂

文人风骨

为患者朱元璋做的心理咨询

清白的代价

东林悲风

商女的挽歌

悠悠千古一毒瘤

戚继光：风雨中的城墙

悲壮的九宫山

旧宫殿(节选)

明人笔记杂侃(节选)

铁骨孤忠

在鹰犬与勇烈之间——从周遇吉说起

李自成与唐甄

寂寞陈圆圆

古堡夕阳

严嵩父子——读《钤山堂集》

寂寞的徐霞客

笔底明珠无处卖——我看徐渭

谒张居正墓

朱棣制造的政治泡沫

天风吹我不能立

人生贵在行胸臆

［八艳］的脂粉

东坡与刚峰

看那个野性勃发的王朝——《郑和》溅起的猜想

一条船能走多远——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

大明兵裔

写入青史总断肠

关于柳如是

绵羊世界

历史不忍细看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人若是出身低徽，早年劳人腹枵，饥如窥灯之夜鼠；荒村破屋，寒如雪树之昏鸦：惶急求生，渺如路上之痫蚁。于人生途中遇到过许多南墙，许多白眼，许多打击，许多蔑视……胸中难免积下许多块垒，许多不平，许多自卑。这样的人无论日后如何发达，升入云霓，做了皇帝，龙袍加身。表面上雍容天相，富有四海之地，统有四海之民，看起来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可骨子里他还是不自信，还是有一种穷酸气、小家子气、恨气、躁气、戾气、脾气。他在梦中总还有一只眼睁着，这只睁着的眼老是瞄着他自己的出处，自己的来路，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过去。这种历史别人都懂得为尊者讳，不敢再提起。可他自己在潜意识中还是老背着这个包袱，放不下的。经历决定人的性格，经历就是人的血液与思维，甚至是体态和容貌。有时，它甚至比遗传的力量还要强大。这种人掌握最高权力后，他的执政方略，他的行事规则，他的风度，他的为人，他的心胸，他的手段，都会明显地凸现出他早年生活的印痕。真龙天子，九五之尊，看着紫气缭绕，城府深深，挺带派，挺唬人，那都是表象，他又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他也有他的性格积累期、形成期。这一特点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朱皇帝，早年家计困窘，三餐并艰，父死母亡无葬处，为求生计，少年入僧门，做小和尚，逢战乱，又游食四方，受尽人间之苦。想来这种经历在太祖心中实有一段沦肌浃髓的痛苦与恼怒，还有些种种说不清道不明又不知向谁发泄的怨气、怒气。因此这个朱皇帝坐了龙庭后，宽大的龙袍下遮盖的实际上是一个斤斤计较、阴阳怪气的小心眼儿。他当皇帝，最是重视舆论监控，一天到晚总是疑神疑鬼的，伸个鼻子到处嗅，到处抓把柄、挑毛病，看谁在那里舞文弄墨、说三道四、起刺儿、整事儿，对他这个真龙天子进行明诽、暗诽或腹诽。据明·徐祯卿《剪胜野闻》载：“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尝做贺表，其词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看了发了雷霆之怒：腐儒竟敢如此埋汰朕！好像朕看不出你的贺表中字藏玄机、文蕴暗箭似的，难道你欺负朕不是文化皇帝？腐儒真的是不知道我朱重八这池子水有多深。我来分析分析你这个贺表：“‘生’是指‘僧’，说我曾做过和尚；‘光’是头发剃光之意；‘则’与‘贼’同音。”这种含沙射影法有啥新创意？对朕这样不敬的人，斩！徐一夔可真是个倒霉蛋，就无意中用了那么个“光”字，那么个“生”字，那么个“则”字，就把自己的脑袋用掉了。徐一夔的脑袋掉了后，掌管礼仪的臣子们，害怕得直哆嗦，大家一商量，我们就这么一个脑袋，要是被朱皇帝给弄下来了，谁能给安上？我们又是这样的愚昧，哪里知道皇帝喜欢哪些字眼儿，不喜欢哪些字眼儿，整日坐在那里像没头苍蝇般，瞎撞，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撞到了朱元璋的鬼头刀上。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皇帝给我们写一个范文，我们进行模拟不就得了。于是他们便上了一道奏折说：“愚蒙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朱元璋想，这就对了。因此“帝自为文传布天下”。——从这一点来看，朱元璋好像还残存点老农民的厚道，还不能说他是个最阴险最狡诈的皇帝，如果他是个最阴险最狡诈的皇帝，什么字该避讳，他秘而不宣，自家心中有数，并躲在暗地里窃笑，诱你把这样的字写出来，然后问你的罪，流放、杀头。朱皇帝那个钦定贺表传布天下后，舆论口径统一了，果然是四海宁静，天下太平，莺歌燕舞，弦管声声且异口同声。明朝的字典上再也没有“生”“光”“则”这样的字，臣子们避讳的很好，有范文供模拟很幸福，有吾皇替他们思想也很悠闲。他们在贺表这件事儿上，一点儿也不用费脑筋，只是比着朱皇帝的“范文”照抄就是了。果然，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出乱子，也没有人再为贺表的事掉脑袋。

朱皇帝与他的臣子们生活的都出奇稳当。

然而文人注定是要倒霉的。朱元璋不可能为各种文体都写下一种范文供模拟，他即便是有其心，也无其力。弄文罹文网，只要有创作，还是要出乱子。文人的思想不可能永远和皇帝、和高官、和体制保持得严丝合缝，文人之险、文路之险、文运之险，就在于此。守仁与德祥本是两位僧人，僧庐中的岁月半亩花影一溪云，梵呗声声传的都是一段清寂。也可能他们是高僧吧，名声在外，必为世网所罗。明朝开国初，他们两位被召入南京，负责掌管僧寺。不幸的是这两位僧人还乐意作诗，是诗僧。僧人即便是修炼得冰心一片，澄清绝项，只会在竹影黄叶中闲坐，但只要他诗心未死，就会惹祸，会惹大祸，惹下掉脑袋的大祸。守仁写了首题翡翠的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德祥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朱元璋读了这两首诗后，对守仁说：“你不愿意当我的官，还说我法网太密。”对德祥说：“你的诗‘热时无处可乘凉’是说我刑法太严吗？你还说‘六月由浅’‘三年未长’是说我立国规模小而不能兴礼乐之事吗？‘频扫地’‘不烧香’是说我怕人议论而大开杀戒，不肯做善事吗？”这真是世界上最苛刻、最尖刁、最不讲理的文学批评。朱元璋将两位和尚的诗大卸八块，用显微镜一检查，看到的就都是造“反朱”的病毒了。朱元璋自己早年也是和尚，在他人生艰难辗转，衣食不济，七尺之躯难托天地之间时，是僧院收留了他，衣以衣，食以食，小和尚活下来了——且活成一个金銮殿上的王。然而却像婊子从良后，最忌人提起她在花街柳巷接客的日子一样，朱皇帝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可能是他一看到和尚就看到了早年自己当穷措大时的鬼影子，心中一百个不自在。所以他对他的“师兄”、“师弟”们决无半点恻隐之心，他更恨他们，恨他们了解自己的老底，了解自己的伤疤，了解自己落魄时的窘相。所以他只能让他们去死。他对两位和尚据诗论罪，二人皆不得善终。可叹两位高僧，大海汪洋，水势浩浩洋洋，何处不可游？偏为皇家世饵所中。“伯鸾佣工人耳，尚尔逃世；彭泽乞丐子耳，差见督邮。”守仁德祥，万松深处是尔家，缘何来此金陵尘沙喧嚣地，既来之，则哑之，为何又要作诗，惹来一场杀身祸。看来皇帝的机心是佛也无法测量到的。

世传大诗人高启因一首题宫女图诗而被朱元璋腰斩，更见朱元璋对文人之阴、之薄、之忌、之暴、之戾。高诗云：“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定是以为高启的淋漓墨事在说宫中淫事，隐隐约约地在暗示皇帝的小老婆们耐不得冷夜中空寂、苍苔上的明月花影，就思春了，就红杏出墙了，就春光外泄了？抑或是这些宫女——皇家的闲置设备，因皇家的佳山丽水、金碧辉煌、丝管声声都不为她而设，皇家只是如西风般地卷去了她的青春，在一个花影飘摇、玉人不来的春夜，对着天边的黄月起了一缕相思、一抹薄愁、一丝怨恨，无论是起了些什么，反正都是不该起的，都透露了对吾皇的不忠。在朱元璋看来，高启的这笔是直指了皇家后院，直指了他的隐私，以朱元璋那种为人犯忌的性格，高启不被腰斩才是怪事呢。当然也有人说此事不足凭。诗人高启一直都是朱元璋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的诗多含对朝廷的讥讽，对皇权的不屑。朱元璋对他是早已不能忍，暂时留着他项上的那颗人头，大约是明朝刚刚建国，朱家江山根基尚浅，朱元璋还是要装出有点文化的样子收买人心的，还要端着架子敛怒、矜持、宽容、大度，好像书底不浅似的。可是文化修养、思想水准、政治家的胸怀都没有达到那个层次，这个架子他也端不了多久，他狰狞的一面总是要露出来的。待到高启为苏州知府魏观作府治上梁文，朱元璋已是忍无可忍，终于将高启腰斩于市。两种说法不管哪一个是历史的真实，诗人高启都是死在了心意苛毒、阴狠猜忌、乍阴乍阳、阴阳不定的朱元璋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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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古耜

显然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巨大影响有关，近几年来，“文化散文”的概念频频出现。对此，有的作家和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从常识和逻辑的层面提出了诘难：“文化散文”的概念如果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世间还有一种没有文化的散文。然而事实上，哪一位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可以同文化绝缘？这样的诘难乍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只是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它并非真得一矢中的，无懈可击。

如众所知，在迄今为止的汉语语境里，有关“文化”的诠释，称得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倘若我们暂且摆脱概念的推敲和语词的纠缠，而单就文化一词在被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所指”意义而言，却仍然可以做以下三个层面的划分：第一、有些论者借鉴西哲的观点，把文化与文明等量齐观，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无处不在，是一个庞大无边的结构。这堪称是对文化的宽泛性理解。第二、面对人类全部的生产实践和劳动成果，更多的论者习惯于将其中那些具有精神和观念属性的东西，如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科学、教育等等，划入文化的范畴，作为文化的主体。这庶几是最常见的文化观念。第三、还有的论者喜欢沿着文本和著作的思路谈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传统。而任何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将依赖于精确的文字记录，都需要一系列优秀文本充当载体。惟其如此，所谓民族文化，说到底便是该民族一系列经典著作的荟萃与整合，是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精华所在及其相应的富有个性的表达。这应当属于文化概念的狭义运用。

如果以上划分大抵符合实际，那么，我们不妨执此来检视一下文化散文的概念以及对它的诘难，这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文化散文的命名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常见意义、特别是狭义上使用该词的。按照他们的理解，文化散文就是指散文中那些以进入了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并侧重于理性考察、分析和描述的作品。它们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因此，给散文作“文化”的限定，以突出和强调其某种特征，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很有必要。而不同意文化散文的命名，并对此提出诘难的作家和学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宽泛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散文更是无差别的文化载体，甚至直接就是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使用文化散文的概念是不严谨的，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应当承认，单就形式逻辑而言，以上两种观点或许都不能算错。只是一旦置之以创作实际，即可看出，前者折映着题材的嬗递与文体的变迁，即更多体现了一种艺术的敏感和精细，而后者则难免有些鲁莽灭裂，大而化之。因此，我情愿认同文化散文的命名。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现又给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这里，我只简要地谈两点看法：

首先，倘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情境出发，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的产物。既然是寻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运笔，就离不开鞭辟入里的现象分析和特立独行的价值重估。关于这点，我们读那些优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询问司马迁》、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都能获得充分印证。而这种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过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无意中，增添了散文文体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重量。

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围绕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叙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间很自然地融入了为完成主题表达所必需的背景介绍、资料引用、场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这时，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别撰写的阅读明史系列，不仅深入揭示着历史的奥秘和本相，而且广泛涉猎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谜团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作为打开明史之门的钥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诗词系列，融史学、诗学、人文、地理于一体，既高扬着作家的古典情怀，又畅述了诗歌的艺术三昧，其饱含的美育和诗教意义显而易见。类似的作品还有刘长春的“书海烟岚”系列，鲍鹏山的“阅读圣贤”系列等等，它们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审美之外，承担起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许多读者正是通过对这类散文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强化了修养。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无疑功莫大焉。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古耜

近几年来，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化大散文，开始不断受到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批评。譬如，有的文章指出：某些文化大散文，篇幅很长，框架很大，但内容不过是对一般文化现象或历史结论的复述，因而显得虚浮空泛，大而无当。也有的文章认为：不少文化大散文把原本属于背景的案头资料，当成了叙述的主要对象，满足于抽空了生命体验的“掉书袋”，以致无形中丢失了艺术的魅力。还有的文章，发现了文化大散文存在的模式化、批量化倾向，觉得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审美疲劳。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有的学者便提出了“不读文化大散文”的口号。还有的论者则干脆断言：文化大散文必将寿终正寝。

应当承认，学术界和文学界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它们比较及时、也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大散文在经历了最初的成功乃至辉煌之后，很快就出现的一些弊端和遇到的一些问题，阐明了这些弊端和问题对文化大散文所造成的损耗与伤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学术界和文学界针对文化大散文所提出的全部批评，都只具有“末”的、“术”的性质，都只属于作家个体精神质地的欠缺和艺术经营的失误，而并不能说明文化大散文自身的无可救药，即它在文体上的先天不足，无法自立。因此，那种仅仅凭借文化大散文创作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就从根本上否定该文体的观点和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它缺乏充分的说服力。事实上，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晚近崛起的散文样式，其艺术旅程虽然尚短，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丰赡的审美意义却已经呈显出来。在这方面，我们且不说它的优秀篇章如何以严肃而生动的言说，普及着广大读者的专业知识，提升着他们的文化修养；也姑不论它的精彩之作怎样以大胆的艺术尝试，丰富和拓展着散文文体的艺术表现力；即使单从现代散文史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审视，它的宏观追求与基本风格，就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如众所知，与中国现代小说更注重面向西方的横向移植相比，现代散文虽然也汲取异域营养，但就整体而言，是比较注重纵向借鉴和继承的，或者说是相对成功地将异域散文的营养，融入了民族审美传统之中的，这使得现代散文更切近国人的艺术心理和接受习惯，也更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中国精神与气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散文的繁荣与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实现的。这个大背景所特有的摧枯拉朽的历史氛围和激流勇进的精神吁求，决定了现代散文对古代散文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不可能是通常情况下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必然会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出实际上不乏“实用”和“功利”色彩的选择与追求。具体来说便是，现代散文家在向古代散文寻求资源时。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深恶痛绝，以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宗经”“栽道”的秦汉唐宋散文；同时，又因为精神解放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而更多地选择了主张“独抒性灵”，并以此同西方散文的“表现自我”相拍合的晚明小品。用周作人的话说便是：“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种片面的、不对称的资源选择反映到创作上，则表现为：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在具备了郁达夫所肯定的“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的“个性”的同时，却在无形中丢失了秦汉唐宋散文所每见的刚健遒劲、大气宏声。后来的解放区散文虽然格局渐大，但终究少了文化的支撑。显然，这是一种不应有得失两见。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下来，甚至扩散开去——今天的散文领域，小感觉、小情调的铺天盖地和大境界、大悲悯的日趋稀少，固然是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合谋的结果，但谁又能说它与现代散文过份强化“小我”的某种定势、某种惯性毫无关系呢？

关于这点，已有敏锐的作家和学者作了精辟的论述，譬如：贾平凹在北京大学首届中国散文论坛上指出：“我们到底要继承民族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能看到都是在继承一些明清的东西。而明清是中华民族最衰败的时期，汉唐以前才是民族最强盛期，但汉唐的东西我们提得很少，表现出来的更少。”相比之下。余光中的见解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入。他在《十二文集散文选集自序》中写道：“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就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两千字以内的白话散文，也自有天地足以回旋，并非没有妙品。但一般小品文格局既小，语言又稀，只像画中的册页，终难追摹荆浩、范宽，又像西画的素描、水彩，毕竟不如油画那么沉重。五四的散文多为轻工业。重工业仍待我们发展。”

沿着这样的历史线索，我们再来看文化大散文，即可发现，正是它以扩大的胸襟、高蹈的姿态和雄奇的笔力，在千年之后，衔接和赓续着秦汉散文的汪洋恣肆，继承和发扬着唐宋散文的大气磅礴。这种跨越时空的努力，不仅为当代散文打通了历史血脉，而且大大有利于今日散文领域的生态平衡，从而推动散文创作不断走向充实和高旷的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善待文化大散文，而这种善待既体现为多创作优秀的文化大散文作品，当然也包括切实解决此一文体迄今存在的种种缺憾。

　　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