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一。她的主要著作《人类境况》、《集权主义的起源》等已经进入西方政治哲学经典的行列。在汉语学术思想界，阿伦特的思想正越来越受到关注。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长达一生的爱情，已超出他们私人生活的范畴，成为20世纪哲学史的一个事件。由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编著的这本《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位世界女名人的传奇人生。

《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是在迄今为止的各种关于阿伦特生平著述中最翔实、最有权威的一部。虽然传记中，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对她的导师——汉娜·阿伦特的生平及其学说的叙述和评价也包含着她自己主观的评判，但是，即使这样，对阿伦特著述和学说还相当陌生的中国读者来说，该传记的许多内容可以发挥导读和启发的作用。

《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二版序

序

致谢

第一部分 1906年-1933年

　第一章 我们的孩子(1906年-1924年)

　第二章 阴影(1924年-1929年)

　第三章 一名犹太妇女的生涯(1929年-1933年)

第二部分 1933年-1951年

　第四章 巴黎无国籍的人们(1933年-1941年)

　第五章 忠诚——真理的象征(1941年-194JB年)

　第六章 公共生活中的私人的脸(1948年-1951年)

第三部分 1951年-1965年

　第七章 追求世界的安稳(1951年-1961年)

　第八章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1年-1965年)

第四部分 1965年-1975年

　第九章 黑暗时代的美国(1965年-1970年)

　第十章 不再和尚未——《精神生活》(1970年-1975)

附录1 柯尼斯堡阿伦特和科恩家族的族谱图

附录2 阿伦特的德文诗

附录3 阿伦特博士论文概要

按照年代顺序的汉娜·阿伦特著述目录

译后记

正当玛尔塔注意到女儿缺乏音乐天赋的时候，她开始惊喜地发现了女儿智力的早熟。她写到：“六岁的汉娜学的非常轻松，尤其擅长学习数学。任何乐理知识对她来说简直都是小菜一碟，但她的耳朵却不纠正任何东西。”最开始是汉娜对字母和数字的钟爱给玛尔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汉娜·阿伦特则将母亲描述成这样的人：自己不懂任何理论却培养出了一个擅长理论的孩子。

汉娜·阿伦特一岁多的时候开始学会说话。玛尔塔仔细地记下了女儿词汇量的发展，例如：汉娜沉浸于为自己所创的“私语”欢娱中，她与“r”这个字母作了很长的斗争，尤其热衷于“尽力去模仿每一个发音”。一岁半的时候：“讲话仍然还是尝试性的，总是不断重复那些并没有什么意思的词语”。她主要讲那些自己能够说的很清晰的话。她还总能理解自己周围的一切。

汉娜3岁的时候，已经“个人成长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她已经能够说诸如“正是什么……即使对于那些与她不很亲密的人来说她并不总是那么让人理解。她现在已经很少再讲自己的那种私语了，除非当她感觉到没有人在旁边注意她，或者是自己与玩具娃娃说话的时候——即使在那时，她也是将所有的语言混合在一起讲。她同玩具娃娃对话的时候采取的也是自言自语的那种方式，通常还带着胁迫人的表情：你等着！现在给我小心点，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或者：你是弄干了，还是弄湿了？快一点！她从来不发k，l，或r这几个音。她极度地活泼，总是跑来跑去；即使见到陌生人，她也总显得很友好。”

当保罗·阿伦特的病迫使其放弃自己工作的时候，他们举家迁回柯尼斯堡。到1910年秋天，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可能再欢迎孩子到他们在柯尼斯堡那安静、绿树成荫的蒂尔公园大街的家中玩耍。幸运的是，汉娜开始到幼儿园上学了，这使她得以与其他孩子们继续保持着联系，正如她妈妈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她经常向小朋友提出一些在家中玩耍的好主意”，那些孩子们常常与汉娜一起将在幼儿园的活动搬到家中来玩，但是，一个突出特点是：“她必须总是当老师”。

从玛尔塔的观察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的女儿上学后已经开始急于模仿成人的角色。在汉娜上第一年幼儿园的时候，玛尔塔·阿伦特还在继续记录自己4岁女儿的进步，她拟定了一个女儿能力的资产负债表，在这个负债表中，已经很精确地预示了汉娜后来的智力发展：“看起来，汉娜不但没有任何艺术细胞，而且身体也不灵巧；不过，她的智力看起来有些早熟，或许这才是她真正的天赋吧。例如，她的空间意识、记忆力、敏捷的观察力等。最重要的是，她对书籍和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现在已经开始阅读……不用任何指导，仅仅在街上或其他地方问一些问题她便可以理解这些字母和数字了”。这个记录最后是以一些评论结束的：“汉娜不但在她的问题中，而且也在她的行为举止中完全保持着她那天真烂漫的个性”。但到了第二学年的时候，为了生病的爸爸，她开始表现得像个“小妈妈”，还模仿幼儿园女老师的行为。自从汉娜上学之后，她便逐渐对玩具娃娃不再感兴趣了，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书本和故事中。“来自家中的悲观环境推动了她的发展，当时，家里是避开任何孩子拜访的……她真的很活泼，容易为悲伤的故事所感动，但却热爱一切”。

保罗·阿伦特年轻的时候就染上了梅毒。经过一段治疗后，他认为自己已经痊愈，而实际上，对梅毒的治疗也引起了类似疟疾的低烧症状出现，而要避免这种症状的发生还得等细菌学家保罗·埃里希(Paul Ehrlich)尚未研制出治疗梅毒的砷素化合物之后。玛尔塔·科恩在1902年嫁给保罗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两人结婚后，直到保罗的病没有再犯的任何征兆时，他们才冒险要了一个孩子，但是汉娜出生两年后，保罗又不得不到柯尼斯堡大学的门诊部寻求治疗。从此，他的梅毒症状持续不断地恶化。到1911年春天的时候，他的病已经发展到了其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身体上的伤害开始出现，如：运动失调，局部麻痹及精神错乱。1911年夏天，保罗被送进柯尼斯堡的精神病医院。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保罗·阿伦特是一个既严厉，脾气又有点坏的人。在他那副夹鼻眼镜和像打上蜡一样的黑胡子后面，隐藏的是他那学者风度的、严肃的、冷峻的个性。在妻子的眼中，他是一个性情粗野和她在《我们的孩子》日记中所说的“驾驭生活”的人，与玛尔塔充满着感情、洋溢着热情的个性相比，保罗显得不那么敏感，却很克制。可想而知，当丈夫再次犯病，他们的女儿的身体健康成为问题的时候，她是多么的焦虑和关心。但另一方面，保罗·阿伦特对年幼的女儿并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他是以这样一句简短的话进入《我们的孩子》的日记中的：“白天丝毫不睡，时刻要求人看着，简直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小家伙。”但是，他也曾经做过一些温和的观察，这可以从他那已经不太确定、让人难以信服的字迹上看出：“小家伙冲我们笑得那么可爱。听到欢快的歌曲她会有高兴的反应，而听到伤感的歌曲她会有落泪的倾向……”她的典型风格如下：“非常好奇，总想使身体站起来，一直将头向上仰着。很容易对声音和吵闹声等产生害怕感”。显然，保罗记叙日记的方式与玛尔塔有很大的不同，他对小汉娜的描写简单、正式、缺乏情感，而不像玛尔塔描写的那么亲切、柔和。后来，无论什么时候谈起自己的父亲，汉娜·阿伦特总会将父亲描绘成一个有学者风度、文雅、和蔼的人。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说，他一定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某种程度上让人畏惧的人。即使女儿与他在柯尼斯堡的蒂尔公园中散步都很困难，因为疾病扰乱了他心理的平衡，而且他经常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跌倒在地。玛尔塔在《我们的孩子》中写到她五岁的女儿对自己的父亲很耐心，她总是尽其所能地帮助他，而且常常用卡片游戏来让父亲娱乐。但是，当玛尔塔自己极度悲伤的时候，她便顾不上记述女儿的情感反应了。所以这些细节就未被记录在《我们的孩子》中，而是出现在汉娜·阿伦特长大后的诗中。父亲的死使笼罩在这个“阳光般的孩子”头上的阴影，远比玛尔塔知道的更为深刻。

汉娜·阿伦特心爱的马克斯·阿伦特爷爷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而且，他有星期天早晨和汉娜一起在家附近的公园里边散步、边讲故事的习惯，在那里，汉娜度过了许多周末，而且可以和爷爷一道参加犹太教集会上的犹太教安息日仪式。散步的时候，他给汉娜背诵儿童诗歌，讲神话故事。在玛尔塔·阿伦特的印象中：“每逢星期天的早上，爷爷都会带着汉娜、牵着一条叫‘Mey erchen’的小狗，穿过被汉娜称作‘斜坡’的地方，愉快地去散心，(我的)公公去世后，这样的事情还长久地保留在汉娜的记忆中。”汉娜长大后在谈起我公公的时候，还将其描绘成是她散心和讲故事的伙伴。对于汉娜来说，在父亲生病期间，爷爷就如同自己的父亲，而且讲故事成为记忆的中介，通过这个中介，她可以将自己那让人难以捉摸的父亲变成自己所喜欢的那种。

随着书和故事对汉娜越来越重要，她的讲故事欲和表演欲也逐渐在增长。在庆祝她的第六个生日时，大家给她临时组建了一个木偶剧场，并让她为客人们和兄弟姐妹们演戏助兴。于是，她很急切地编了一个复杂的剧情，据他们回忆，汉娜很快便沉浸在自己的表演中，她是如此地投入以至于欲罢不能，最后流着眼泪结束了表演。其实，她倒不是沉浸于故事本身当中，而仅仅是沉浸于表演的缘故。

汉娜在她成人的岁月里，每当在公共场合演讲或与人辩论的时候，她总是能够像一个女演员那样有魅力、有风度，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评价说：“汉娜简直就像一个高贵的歌剧女主角。”通过讲故事和说自己想说的事情，她已经慢慢地学会了克服——而从来不是有意地控制——自己的怯场心理。在汉娜的一生中，她非常钦佩和崇拜那些讲故事的人——与其说钦佩她们的故事，倒不如说更钦佩他们那种对故事的虔诚精神。在丹麦的著名短篇故事作家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死后的第二年，汉娜·阿伦特有一次对朋友详细地讲起迪内森来纽约的场景，当时大家都期望迪内森会读故事，结果她没有。“她来了，非常老，又很虚弱，穿着很漂亮；她被人领到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式的椅子前并给她一些葡萄酒，面前摆放几页纸；就这样，她便开始讲故事了(从一本介绍非洲的书中抽出一段)，她几乎能够将书上所印的一字不漏地说出来。所有观众一都是年轻人——都臣服了……她近乎像一个无所不知的幽灵。她讲的甚至比印刷在书上的更有说服力。可以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正是这个讲故事的了不起的老太太为汉娜·阿伦特在她的《人的条件》一书中的章节提供了一句铭文，而且这个铭文实际上包括了故事一一还有她后来的著作——对汉娜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当她走出早年的阴影，继而产生了自我意识的时候，这句铭文就是：“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如果你将它们放进故事中或为它们编一个故事。”

P17-20

2003年秋，在新英格兰的一所大学里，我向广大师生听众讲述了我特别喜爱的、关于汉娜·阿伦特的一件趣事。1969年，就在阿伦特开始在纽约的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不久，一大批抗议越南战争的学生(包括我在内)征求她的意见：我们是否应当与当地的一个工会合作来举行一场反战游行示威。阿伦特先是仔细聆听我们所有的正反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用她那浓厚的德国口音简洁地告诉我们：“很好，那意味着你们可以使用他们的油印机。”当我讲述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正当学生都还听得起劲却又感到困惑的时候，听众中有一部分年长的教师(与我同时代的人)已经因为这个伟大政治理论家的实用性例子开始发笑了。后来，有一个“新人”——阿伦特总是那样称呼学生的——走到我面前，为这次让她受到鼓舞的讲演向我致谢。她说：“对我而言，去理解汉娜·阿伦特让我望而生畏。”然后，她又一本正经地向我问道：“油印机是什么东西？”

汉娜·阿伦特于1975年逝世，七年后，也就是1982年，自从这本汉娜·阿伦特传记首次出版以来，新一代读者已经崛起。这批新读者现今正利用移动电话、电子邮件等手段来组织反战示威，并且还学会在一个与阿伦特当时所生活的世界迥然不同的环境中，用政治目光去思考与行动，——尽管现在的环境是由阿伦特那时的世界演变而来。假如现在让我写这本传记的话，我一定会考虑这个新语境，传记的内容也将包括“新人”在内的20世纪中期发生的政治事件，这样才能完整地叙述阿伦特所逼近的政治。然而，那些事件已经是“远古的历史”。——读者要理解和探索的世界，是苏联解体后的唯一的世界。

有时候，我也曾考虑过要修订《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这本传记，以适应当前情形和年轻读者，但是，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觉得还不如让它保持第一版的原貌，因那样才能显示出那个世界中汉娜·阿伦特的生活及其体验，才能在她的生活结论中读到她所看到的世界和作出的判断。我曾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未来世代的人们，依然要对这个生命作出判断。作为传记的作者必须做出的判断，只是判定：是否应该讲这个故事？”阿伦特逝世后，对她的生涯判断已经有了新的开始，在这里，我也想对那些判断中的一部分仔细地考察一下。我也愿意帮助那些可能会分享阿伦特对这个世界的关心、可能会分享她“爱这个世界”的那些年轻读者，因为他们太年轻，所以未曾直接接触过阿伦特；虽然有些读者的年龄与我相仿，然而，当时我却有幸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而且就是在这个学院，我最终是在阿伦特的督促之下，完成了研究她的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学说的博士论文。

就像阿伦特的学生以及在美国与欧洲成千上万的读者一样，我需要从她那里学到如何去思考越南战争中层出不穷的事件以及全世界对这场战争的反应、由此引申出对政治运动的深思。我打算将传记写成这样一本读物：让读者们知道阿伦特不仅仅是个历史人物，而且还是一个在世的评论家；同时，这篇第二版的序言将会引导大家了解阿伦特在她逝世后的三十年内是如何成为一位历史人物的。

写这本传记的时候，我首先是从考察阿伦特故后的出版物着手的，她的大多数“学术不动产”对我来说都是有益的。自从1978年《精神生活》——这本她生前尚未完成的著作问世以来，阿伦特的大量珍藏作品都已经出版。这些作品主要分三类：书信集、未出版或未收藏的论文集(用德文和英文书写)，还有她的《思索日记》(Denktagebuch)——这本学术日记也于2003年在德国出版，尽管内容很长(1500多页)而且价格不菲(120欧元)，但首版还是畅销。虽然《思索日记》中的大多数文章都具文献价值，但在写这本传记的时候，我还没有能用上。

……

——截选自《第二版序》

汉娜·阿伦特诞生100周年的2006年年内，中国出版界出版了好几本阿伦特的著作或西人研究阿伦特的著作。尽管进入21世纪后，中国也出版过阿伦特的传记，但是，扬-布鲁尔撰写的这部传记，一直未见我国学者翻译，总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这部传记毕竟是在迄今为止的各种关于阿伦特生平著述中最翔实、最有权威的一部。虽然传记中，作者对她的导师——汉娜·阿伦特的生平及其学说的叙述和评价也包含着她自己主观的评判，但是，即使这样，对阿伦特著述和学说还相当陌生的中国读者来说，该传记的许多内容可以发挥导读和启发的作用。因此，2006年10月，译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推荐这一翻译选题，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很短时间内，江苏人民出版社就取得了该书的版权，今天中文版终于有与读者见面的一天，这里要向江苏人民出版社表示谢意。

传记的第二版序、第一至第三章系丁玉霞女士译出，经过我的校对和修改，人名和地名等也与其他章节统一起来。附录中的阿伦特用德文写的诗，是由早年旅欧资深学者、在德国鲁尔大学任教的多才多艺的巫宁博士拨冗翻译的，其他章节中的从英文转译的诗的片段，与巫宁先生翻译的相异的地方，保留从英文翻译的原状，不做改动了。7年前我前往阿伦特出生地汉诺威时，受到巫宁先生和他的夫人徐维东女士的盛情款待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在这里也向遥在中欧的巫先生夫妇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阖家美满、幸福。全书的其余部分均由我译出，浩瀚篇幅，错误一定不少，望大方之家不吝斧正。

译者孙传钊，于2007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