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战火硝烟间的悲壮恋情，再现战地记者的传奇人生，2009年西班牙费尔南多·劳拉小说奖，2010年瓦伦西亚评论文学奖，同名电影2012年即将上映！

　　《等待卡帕》由苏珊娜·富尔特斯编著。

西班牙内战的硝烟是卡帕和姬达声名鹊起的开始。爱惰、战争与摄影标志了他们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们将生命献给摄影事业，并先后牺牲于战场，他们携手共创了战地摄影史上最浪漫、最辉煌的传奇，而在她离去后，他唯有再次拿起相机，从工作中寻求慰藉，于炮火间找寻救赎……

　　《等待卡帕》由苏珊娜·富尔特斯编著。　　1935年，两个流亡中的年轻人在巴黎相遇相知，开始携手创建自己的摄影事业。他们为自己起的假名日后成为20世纪摄影史上最闪耀的名字：他是罗伯特·卡帕，《一名士兵之死》的作者，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她是姬达·塔罗，人类史上第一位在战地殉职的女记者。她是卡帕的创造者，也是令他一生刻骨铭心的恋人。　　西班牙内战的硝烟是他们声名鹊起的开始，爱情、战争与摄影标志了他们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们将生命献给摄影事业，并先后牺牲于战场，他们携手共创了战地摄影史上最浪漫、最辉煌的传奇，而在她离去后，他唯有再次拿起相机，从工作中寻求慰藉，于炮火间找寻救赎……　　《等待卡帕》向所有牺牲的通讯记者致敬，他们有男有女，每天都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失去生命，为了让我们其他人知道当我们安静地享用每顿早餐时，世界怎样开始新的一天。

序：她等待属于自己的ICON

等待卡帕

作者手记

苏珊娜·富尔特斯访谈

第一章

“回头总是太迟。有一天你幡然醒悟，明白这样子没个尽头，永远不会变。当机立断，去赶第一趟火车。要么这里要么那里。非黑即白。我对此人深信不疑，但那个人我不相信。昨夜我梦见在莱比锡，和乔治还有其他人在湖边的房子里开会。围坐在铺着帆布的桌边，桌上摆放着插有郁金香的陶土花瓶，一本约翰·里德的书和一把手枪。我整夜都梦到那把枪，醒来时喉咙里一股煤灰味。”

姑娘合起放在膝头的笔记本，抬起头，目光转向小窗前疾速闪过的风景：在莱茵河和孚日山脉间绵延的翠绿田野，点缀着星星点点木屋的村落，一个玫瑰园，在中世纪无数把阿尔萨斯夷为平地的战事中数次被摧毁的城堡废墟。历史就这样走入我们，她这么想着，根本不知道脚下的土地很快将再次成为战场。坦克，布莱海姆中程轰炸机，双翼歼击机，德国空军的亨克尔51战斗机……火车经过一片墓地，包厢里的其他乘客划十字祈福。从那种颠簸中醒来实在太难。

每隔一会儿她就把太阳穴贴到窗框上。她累了。闭上眼，她看到父亲紧裹着件厚实的粗纺羊毛大衣，在莱比锡车站的站台对她说再见。父亲牙床周围的肌肉紧绷着，像站在灰色遮阳棚下的一名码头工人。他牙关咬紧，攥紧衣兜里的拳头，用意第绪语极小声地发誓。是那些不会哭的男人的举动。

性格问题抑或原则问题。跑着离开之际，感情只会让事情更糟。父亲同眼泪之间有种奇怪的对峙。从小就不准他们哭。孩子们要是在外头打架，而且成了输家，回到家不能抱怨。裂开的嘴角或青紫的眼眶是打过架再充分不过的证据。但不许哭。当然，对女孩子另有章法。可她崇拜自己的兄弟，宁可不接受与他们区别对待。她就这样长大。根本不流泪。父亲很清楚自己所说的话。

他传统守旧，东加利西亚人，仍旧穿橡胶底的农人鞋履。她记得，小时候，父亲的鞋印连同菜园里的鸡窝好似一头大水牛的样子。在安息日的犹太人集会上父亲低沉的嗓音宛如他在花园中的脚步声。差不多九十公斤的深沉。

希伯来语是种古老的语言，留存在废墟的孤寂里，犹如源自山麓或船只汽笛呼唤你的声音。圣诗的配乐依然令她感动。在睡梦中听到这样的乐声时，她脊背上有过电的感觉，就像此刻当火车远离了国界的另一边时，肋下恰好有轻微的痒痒。灵魂该在那儿，她想。

她从不知道灵魂是什么。小时候，他们住在鲁特林根时，她觉得母亲晾在屋顶露台上的白色尿布就是灵魂。奥斯卡的灵魂。卡尔的灵魂。也是她自己的灵魂。然而现在她不相信这些事情。要是可以，她会拧断亚伯拉罕和十二个以色列部族的上帝的脖子。她什么都不欠他的。她对英国诗歌的偏爱更多一万倍。她想，艾略特的一首诗能让她摆脱困惑，而上帝连把她带出维西特街监狱的忙都帮不上。

确实如此。她自个儿离开了监狱，镇定自若。像她这么青春年少，满头金发，穿着如此得体的姑娘怎么会是共产党，监狱看守肯定这么想。她也这么想。当她时常出入瓦尔德乌网球俱乐部时，谁会告诉她她最终会钟情于政治。漂亮的古铜色肌肤，白色运动服，迷你百褶裙……她喜欢运动给身体的感受，她也去跳舞，涂唇膏，戴帽子，抽带过滤嘴的香烟，喝香槟。就像《戈斯达传》中的葛丽泰·嘉宝。

随着一声长鸣，火车钻进了隧道。他们陷入黑暗之中。她深吸车厢中散发的火车气息。

她不特别确定是在哪一刻所有的事情都走了样。一切都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是因为那讨厌的煤屑。一天，街上开始弥漫火车站的味道。烟熏火燎的，一股烧焦的皮革味。擦得锃亮的高筒靴，皮带，棕褐色衬衫，带搭扣的腰带，军用装饰物……一个星期二，她和女友露丝去电影院，在魏森霍夫住宅区见到一群正高唱纳粹党歌的男孩子。还乳臭未干呢。她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然后严禁犹太人去商店的禁令就颁布了。她记得母亲被一个店主推搡出门，弯腰去捡落在门边的围巾。那形象犹如留在记忆里的一块血肿。一条沾满雪花的蓝色围巾。差不多同一时期开始焚烧书籍和乐谱。再后来，体育场上开始挤满了人。贤淑的妇女，健康的孩子，威严可敬的父亲。他们并非狂热之徒，寻常百姓而已，有卖阿司匹林的商贩，家庭主妇，大学生，还有海德格尔的弟子。这些人都洗耳恭听演讲，未受蒙骗。他们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不得不作出选择，他们做了。是抉择。

三月十八日晚七点在她父母家，党卫军的一个巡逻队把她抓走了。下着雨。他们来找奥斯卡和卡尔，因为找不到他们就把她带走了。

捣碎的锁头，掀乱的柜子，打开的抽屉，四处散落的纸张……他们搜到了乔治从意大利寄给她的信。据他们说，信里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垃圾。能指望从一个俄国人那儿得到什么呢？若不扯上阶级斗争，乔治根本没有谈情说爱的本事。至少他逃出去了而且平安无事。她对他们如实交代，他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他在莱比锡学医。他们差不多算得上男女朋友，不过各自住在自己的地方。他从未陪她去过一次她朋友邀约的聚会；而她也从不打听他那些一直开到天亮的会议。“我对政治从来就不感兴趣，”她告诉巡逻队员。看上去他们大概信了她。想来是她的衣着帮了她。她穿一条深红色的裙子，是特拉姨妈送她的毕业礼物，高跟鞋，领口开得很低的衬衫，仿佛党卫军巡逻队员恰巧在她跳完舞后逮捕了她。她妈妈总说穿戴得体能救她的命。她说得有道理。没人揍她。

当她被沿着走廊带向小牢房时，听见审讯者的呵斥从西侧的屋子里传出。轮到提审她时，她表现得异常出色。一个天真的，受了惊吓的年轻姑娘。她确实害怕，不过还没到脑子一片空白的地步。有时候，活下去只依靠保持冷静和全部警觉。他们威胁她在卡尔和奥斯卡自首之前会让她体尝铁窗之苦。她却说服他们自己确实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信息。她的声音时断时续，双目睁得大大的，笑容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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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等待属于自己的ICON

顾 铮

有人记得，在一九三八年，那个与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一起来中国，担任其电影《四万万人民》的剧照摄影师的罗伯特·卡帕，在自己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放着一个名叫姬达·塔罗的女人的照片。在中国，他不时拿出这张照片示人，告诉人家，这是他的“费昂赛”（未婚妻）。只是他没有跟人家说起她已经去世。

姬达·塔罗，只是一个属于某个男人的女人吗？她只是令某个男人念念不忘的“费昂赛”吗？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姬达·塔罗，在她死后八十年，才有机会以她自己的职业形象获得后人足够的关注。

如今，她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于战地的女性记者。她不仅是文字记者，而且也是摄影记者。而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在八十年前，更不是女性可以轻易染指的行当。在历史的云遮雾障中，人们更容易有意无意地忘记许多应该记得的事实。尤其是，她的那个比她年少三岁的情侣、新闻记者同行卡帕的光芒太过耀眼，转眼间，她竟然湮没无闻了八十年。

只是到了二○○八年，与那个口口相传的“墨西哥手提箱”出现几乎同时，姬达·塔罗的摄影作品图录与摄影个展分别于二○○八年和二○—○年出版与举行。二○○九年，更有西班牙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的传记小说《等待卡帕》出现。

为了说好小说主人公姬达·塔罗的故事，必须、也一定是要把她与卡帕放在一起写的。当然，作为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的女性，也无法不与某个、或某些男性联系在一起被加以呈现。这事出有因，也理所当然。就像《等待卡帕》这个书名所提醒的，这看上去仍然像是一个女性以某种被动形态来等待一个男人的故事。但实际情形并不如此，而且小说也以细腻的描写与丰富的笔致告诉我们，塔罗在巨大的矛盾中，毅然走出了某个男人的有点不便言说的自私，最后成为了她自己。当然，从结果看，她付出的代价非常沉重。

卡帕来自匈牙利，一九一三年出生于布达佩斯（明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塔罗来自德国，一九○○年出生于斯图加特，原名葛尔德·波赫利拉。两人都在一九二○、一九三○年代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因为卷入政治而先后流亡巴黎。卡帕触犯了匈牙利的独裁者，而年长卡帕三岁的塔罗，则无法忍受纳粹的高压统治而去国。二战前的“花都”巴黎，是当时世界上吸引了最多的各国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的城市，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犹太人移民在内。在犹太人移民中，不少又是欧洲反犹运动的受害者。因此，许多人实际上是难民。而且，巴黎也不算是个对移民友好的城市。也许任何有可能吸纳移民的城市都是如此。因此，移民的生存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

移民要生存，最初总有个如何起步的问题。对于文化背景复杂、语言多样的各国移民来说，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生存下来，是个大问题。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欧洲已经盛开视觉文化之花，供市民阅读的各式画报纷纷出现，画报与报刊对照片的需求也急速成长。摄影师这个职业，对于在文字语言上难以谋生以至出头的移民，似乎较容易胜任。于是，以制造视觉图像为生，成为了一些欧洲移民的重要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制造图像这个营生要比文字书写来得容易。那些在图像创造方面取得成功的人与作品，证明他们都有独擅胜场的一面。弗里德曼与波赫利拉，这对在巴黎结识的情侣，在机会多多的巴黎，以异想天开的想象力，胆大包天地各自捏造了伪名，干起了摄影图片生产与自我经纪的营生。弗里德曼改姓卡帕，国籍是美国。而姓波赫利拉的女人变成了塔罗。于是，卡帕和塔罗成为同行。这两人，女的从事图片推销，男的专管影像生产。貌美的女推销员容易打开市场，而雄健的“美国”男摄影家则四处奔走，捕捉人间世相供人消遣，也为历史留证。

……

此书也已经引起一些电影导演的兴趣。《国家公敌》导演迈克尔·曼购买了《等待卡帕》一书的改编权，据称，影片将于二○一二年面世。

战地记者这个行当，即使在卡帕自身看来，也不能算是一个光荣的职业。他愿意自己是一个“失业的”战地记者。因为他失业，也许说意味着人类暂时相安无事。但是，只要以战争为职业的某些政治寡头与某些组织仍然存在，战地记者这个行当仍然不会消失。在仍然战事不停的叙利亚，刚传来玛丽·柯尔文与摄影记者安东尼·沙迪德阵亡的消息。更早前，在利比亚，更有获得过“罗伯特·卡帕奖”的摄影记者葬身炮火。卡帕、塔罗的故事仍然在继续。如果说，冲突与争夺是人类无法改变的本性，那么战争就无法避免地被一些人看成是解决冲突的最终手段。于是，记者们不绝于途地走向战场。人类尽管无法避免战争，但人类在战争中的困苦，却是记者们所经历与要告诉大家的。看了此书，我们可以再次确认的是，他们的事业，仍然在继续。因为某些人的战争冲动、喜欢以暴力解决争端的习惯从来没有结束过。

当我想到那么多杰出之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我觉得不管怎样，继续活下去不公平。

——姬达·塔罗

在罗伯特·卡帕的时光里，枪声总是风景里永远的特征。

——欧文·肖

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本书一如任何战争体验，在我作为小说家的生涯当中代表了一个无法回归之处。我的一部分将永远驻留在那些血腥的年月，姬达·塔罗穿着睡衣甜蜜地从炮火轰击的梦中醒来。

——苏珊娜·富尔特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