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由陆伟国著，是一个中国人民大学62级普通大学生“文革”现场实录。作者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本书还讲了讲作者在部队农场的生活。

《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由陆伟国著，记述了作者1962-1967年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时代，以及其后的农场生活，全方位展现了那一特殊时期的大学生涯。文章采用了回顾与反思、微观与宏观、叙事与政论相结合的方法，涉及当时与当下中国社会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给人以较大的感触和启示，有助于当代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不折腾”和“不走回头路”的深刻含义。

《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既非饱受摧残的“文革”受害者的血泪史，亦非毫无悔意的“文革”施暴者的狡辩书，而是一部“文革”现场实录学沉痛反思录，可以视为“文革”亲历者的第三种回忆录。

一、传统教学阶段

1. 录取通知

2. 北京印象

3. 人大校园

4. 俭朴生活

5. 同学之间

6. 课外活动

7. 世界风云

8. 课堂教学

9. 回顾反右

10. “清理反动学生”

二、社教运动

1. 远赴湖南

2. 以社会为课堂

3. 前后“十条”

4. “二十三条”

5. 运动后遗症

6. 中国的农民问题

三、实践教学阶段

1. 大跃进时就有教改了

2. 总统府

3. 工人阶级

4. 教改感受

5. 教学之外

6. 山雨欲来

四、文化大革命

1. 狂潮骤起

2. “二月兵变”

3. 红卫兵

4. 大串联

5. 两派对立

6. “打倒帝修反”

7. 逝者血泪

8. 血腥武斗

9. “文革”感受

五、黯然离校

1. 离校之前

2. 工宣队

3. 毕业分配

4. 走出校门

5. 逃过一劫

六、部队农场

1. “五七道路”

2. 劳动与军训

3. 艰苦生活

4. 坦克二师

5. 湖西平原

6. “肃托”事件

7. 沉重压力

七、结束语

1. 回望母校

2. 难以忘怀

3. 记忆难泯

4. 以史为鉴

5. 历史教训

6. 厘清思想

7. 直面得失

8. 面向未来

参考书目

后记

1.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那年十七岁。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坐在我老家上海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那时上海人住得很挤，夏天天热时，晚上家家户户都拿着板凳、椅子出来，在弄堂里、马路边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后来得知班主任最先知道我考上大学的消息，特意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来得及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或是到更遥远的黑龙江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去云南等地插队落户。之前，我甚至还到西藏路的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看看我将去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当我知道了录取的消息，自然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后来知道，我们班有十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在全校是遥遥领先的。当然再后来的后来，考上学的不见得都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人，大学毕业后很少有留在上海的。

班主任顾乃文老师住在四川北路溧阳路口一个外观挺洋气的公寓楼里底层的一小间，屋里很简朴，像是单人住。他对我们班级、对我们同学是尽心尽职的。他在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之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一大缘由。

到了班主任那儿，他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实际上，复旦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拿到正式通知之后，才知道是中国人民大学，多少有些意外。自己考上了个不一般的大学，一个以“中国人民”命名的大学。尽管对这个学校了解不多，但在那时的高中生里，对它是很有一种神秘感，因而觉得自己肩上沉甸甸的。知道是上了所不一般的学校，以后的路也会不一般。果不其然，我这六年的大学岁月，我这一生的路，还正是验证了这一点。

那时高考志愿是两张表，相当于现在一本、二本，每张可填十二个志愿。我第一张表的最后一个志愿是人民大学统计学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在填报志愿上做最后一搏。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书一同寄来的，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录取通知书还深刻。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上，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个蓝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个标签，所以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我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一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急忙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摇手告别。心里想，我正式告别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绝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我坐的是硬座慢车。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加上是学生票半价，也就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有多便宜。正因为是趟慢车，所以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很多站连地名也没有，就叫几零几公里，甚至连个站台也没有，就在路基上下车。到北京，总共花了三十多个小时。

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见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被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所震撼。过泰山、黄河时，都已是半夜，只是耳闻站名，未见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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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很多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相反对于中学校长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的印象却终生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还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

由于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十八年求学过程中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不知道怎么做。而只有我交了，答卷上还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应该怎么做。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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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了六年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了六年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了六年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曾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几个老式的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被撤销，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5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多年前，被上级部门看上，要盖家属楼。校长对此提出异议。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操场还是盖起了家属楼，前面的教学楼成了市体育师范学校(不解的是，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这是我在90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2011年10月8日，虹口区教育局很认真地给我回复，讲了这个过程。红旗中学是在1986年撤销，该地址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的行知艺术学院。

至于人民大学的一度被撤销，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二十年前，我曾去看过我读过的小学。弄堂依旧，小学已全无踪影。

上世纪90年代，我也去看过我的中学。校园还在，却没了“红旗中学”的校牌。那是暑假里，几乎空无一人。教学楼依旧，走廊和楼梯依旧。走到曾经的教室，隔着门上的玻璃往里看，苏式的橙黄色课桌没有了，代之以胶合板的灰色课桌。后面曾经的操场，盖起了楼，过不去了。前面的花坛，却反倒变成了操场。红旗中学是所很普通的学校，要讲排名，恐怕要掉在后面。然而，我依然喜爱不再是我的中学。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艰辛，千言难尽。我的大学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因“文革”又延长了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再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这几级的文科生才有如此“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当然，毋庸讳言，我们现在还并不十分完美、十分理想，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跟过去相比，确实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进步。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进行素质和能力的教育。本书的写作，也正是这个意思。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所回忆，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所了解，大家都能有所反思。

我之所以想回顾我的母校、我的大学年华，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一部130万字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会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再讲一讲在部队农场的生活。

我所以写这篇回忆录，是从写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想起来的。那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作品，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让读者加深对那部小说的理解，我就想到了要写这篇反映那个时代真实状况的回忆录。当初，第一次在网上发表时，才一万多字。这一写，却勾起了自己更多的回忆，再加上网友们的热议，于是又不断地补充、修改和调整，最后形成了现在的格局。

本书的写作，没有去做专门的走访、调查，只是靠个人自己的记忆和手头有限的资料，肯定会有一定的局限。在此，真诚欢迎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尤其是具体事例、引用材料如有不准确之处，务请指出。特别盼望人大的师长、校友和同龄人的指正。

在本文中采用了较多的引文，引用正式出版物中的观点和材料，并注明书名、作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所以这样做，一是个人的职业习惯，我写有专著、发表过百余篇专业论文，知道这些规矩；二是使文章更加严谨规范；三是更有说服力，有足够的支持；四是，当前理论界、知识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但在社会上的更大范围里对此了解不够，本文想以此做些介绍和推广。

我感谢所有我阅读过的文章的作者，不论本书引用了与否，上面的参考书目只是列了一小部分。他们带给我的不只是珍贵的资料，而是更加宝贵的思想源泉和探索的勇气，使我从中得到了启迪和力量。他们的论著，也是我写作的动力、方向和榜样。

本书最终能与广大读者见面，讲了一些过去不能讲的话，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表明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进步。所以，我常对学生讲，我们正处在中国几千年来、解放后几十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这是由衷之言。当然，我们也盼望社会能继续向前进步。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很多朋友和亲人的支持帮助。尤其是得到了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我的恩师、当年的政治辅导员、中国人民大学倪加勋教授，我的校友兼战友(部队农场时也在一个班)、知名历史学家毛佩琦教授的肯定和鼓励，他们不但认真地阅读了原文，还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我的一些老同学，孔宪龙、许昭忠、孙珊等，也帮助提供了很有用的线索，指正了一些具体细节。

本书第五章第五节“逃过一劫”的部分内容参考了我的系友李恒山的博文，特表示谢意。张庆明老同学还寄来了当时的照片。部分老校友的网上博客(如李恒山、侯作亚等)，也提供了一些相关资料和启示。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母校校史丛书编委会编写的《中国人民大学纪事》为本书提供了基本的时间框架，校史研究室的老师也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帮助。本书在出版前曾在网上部分连载，反应热烈，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云南网友、报纸收藏家汤克文先生，还从他仅有的两张“人大三红报”中给了我一份。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同时，本书最终能够出版，漓江出版社作了很大的努力。在此，我谨向漓江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阎海文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谢。

也欢迎读者对本书继续提出宝贵意见。笔者的邮箱是：luweigu01900@sina.com.

今年，2012年，是我从上海红旗中学毕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五十周年，谨以本文献给我亲爱的母校。

陆伟国

2012年3月

写于南京 大行宫无阳的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