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做酒农是很辛苦的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不说了，就是完全靠天吃饭，不允许给葡萄秧浇水施肥、不允许使用任何化学手段提高产量或质量这一条，就让现代人够受的。更何况体力上也很辛苦，特别是需要长时间弯着腰或半蹲着干活，这对每一个正常人的腰、背机能都是非同寻常的考验。一个酒农辛苦劳作的背后，支撑他(她)的除了养家糊口的生存压力，抑或加上对葡萄酒的热爱、情迷这种魅力无穷的酒精饮料之外，还能有什么？
在法国北部、法德交界的地方，有个地区叫阿尔萨斯。阿尔萨斯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读过初中的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个地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历史上曾经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来回争夺多次。
收人中国初中课本的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沦为亡国奴、即将丧失法语教学权利的韩麦尔老师，面对德国侵略者强行剥夺阿尔萨斯、洛林人民学习自己祖国语言的权利和自由，所具有的悲愤和无奈，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无数的中国少年。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对外部世界仅有的一点了解之一。
那年，在阿尔萨斯，我碰到一位个子矮小、看上去甚至比较瘦弱的女士。她叫索尼亚·阿尔彼热(Sonia Albiger)，她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用怎样的毅力和坚持，实践自己的承诺，同时又不断激发自己对劳动、对土地、对亲人的爱。
17岁时的一个早上，正在上高中的索尼亚接到一个电话，爸爸突然遇车祸去世了。两个小时以前她还曾和爸爸在电话中交谈，现在却阴阳两隔。妈妈经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住进了医院，一住半年。14岁的妹妹尚未成年(其实17岁的她也还没有成年啊)，就这样，索尼亚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爸爸是个酒农，除了自己种葡萄酿酒外，还建了好几个工厂，生产与酿酒有关的工具配件等等。他还倡导成立了自己所居住的普伐芬罕姆村酒农联合体(Ia Cave vinicole de Pfaffenheim)，与乡亲们一道联合起来，产酒销酒。
这么一大摊子，都扔给了索尼亚。索尼亚只能辍学，先到联合体中当销售助理，后又到葡萄园中从头学习种植葡萄。葡萄如何变成了葡萄酒？如何酿出好酒？怎么把酒卖出去？企业如何管理？……就这样干了13年。13年中，自家的葡萄园租给了别人，企业也交由外人打理。直到两年以前，她才正式接了父亲的班。
“这两年，我体重掉了24公斤！” ——为什么自己受这份罪？13年都过来了，就这样继续下去不行吗？
“不行！因为我在爸爸葬礼那天，在他墓前发过誓：决不能让爸爸创建的家业毁在我的手里！决不卖掉家族企业！”
为了实践这句誓言，索尼亚咬牙坚持着。在一个医院做护士的丈夫不同意，邻居、同行也不理解甚至抵触。但索尼亚不动摇，决心做出个样子给大家看，“同时，也是给爸爸看！在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爸爸会来告诉我怎么做。”
索尼亚发了这个誓，也在不断地强化着自己“实践诺言”的意识；同时，对家乡、对土地、对自己的“根”的眷恋和依赖，也在客观上帮助了她。“我是真离不开这里！我将来一定会葬在这里，跟爸爸和其他祖先一样，葬在村里教堂后面的墓地中。”
“不过，当酒农，苦啊！从小我就习惯了，别的伙伴们去游泳，我要去葡萄园里干活；别人去滑雪，我还要去葡萄园里于活！现在不同了。现在每天去地里干活，我都觉得是难得的享受！阳光、草香、风景、鸟呜，我还是习惯在葡萄园中，不愿意坐办公室！”
索尼亚说，她每次外出，时间都不能长于一周，否则浑身难受。而且，每次外出，都要带一个巨大无比的旅行箱，里面恨不能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带上！村里的老房子，每幢房子后面都有故事。如果碰到有和家族故事有关的老房子出售，她都会千方百计地买下来，装修一新，自己暂时不能用的也留着，以后再用。她还教育自己分别刚刚3岁、7岁的两个女儿，希望她们将来也能和自己一样，爱家乡、爱土地、爱种葡萄爱酿酒，丝毫不敢娇惯她们。“国家有国家的文化遗产，家族也有家族的文化遗产啊！”
“不过不容易！现在世道变了。30年前，一到葡萄收获季节，半个月里，所有参加收葡萄的人都吃在一起住在一起，那多热闹啊！现在不行了！不光大家没这心情，就是有，也不好管理啊！”
自称“农民”的索尼亚对城里人看不惯，也不掩饰对他们到阿尔萨斯来买房置地的反感。前不久，一个城里人(所谓“城里”，也就是几公里之外的小城科尔马(Colmar)而已，还不是斯特拉斯堡等大城市，更不用提巴黎了！)买了一所他们村里的房子住下。他们的邻居是一个102岁的老头。老头做了一辈子马鞍子，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养着几只公鸡，喂鸡逗鸡，没事儿看着它们发呆，是他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但公鸡每天早上要打鸣，吵得那位城里来的邻居睡不好早觉。那邻居就找到老头，说让他把鸡卖掉，理由是妨碍他们休息。索尼亚知道这事后，主动揽过来，她找到那城里人，据她自己说是“好言相劝”，不过我估计不会是光说好听的，也不会是从头到尾都心平气和地说，反正最后那城里人认输，不敢再提让老头卖鸡的事了。
“他们在城里头，汽车、收垃圾的、上下班的人……早晨什么声音没有？！102岁的老人养的几只公鸡他们就受不了了？又没人请他们来！”
在快人快语、性格直爽的索尼亚面前，倒霉的科尔马城里人，你就认命吧！
——那您是怎么和当护士的城里人丈夫认识的？
“上高中时，有一天和自己的朋友打赌，说看大家谁能吸引这个男人的注意。我赢了，就这样，结婚生子了。”
普伐芬罕姆村酒农联合体现在在整个阿尔萨斯地区的十六七家联合体中，营业额名列前五名，声名远播。有250名酒农向他们提供葡萄或葡萄原汁。
大家都是邻居、朋友、亲戚，碰到质量不合标准的酒农怎么办？
“还真是不好办！不过市场这么严酷，实在不合标准，也只好让他拿回去。真的发生过有的酒农一年辛苦，最终基本挣不到钱的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为防止市场供应过量，也为了保证葡萄质量，阿尔萨斯酒农生产的葡萄产量，每公顷不能超过65百升，要是名庄名园(Grand Cru Classe)，更是每公顷不能超过55百升，超出部分必须在葡萄成熟之前剪掉，扔在葡萄园中。否则一旦被查出，罚款没商量。
说到发誓，其实索尼亚的妹妹的故事也很感人。妹妹在爸爸葬礼上发的誓是：“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拿个诺贝尔奖！”与高中就辍学的姐姐不同，她读书一直读到了底，博士毕业后，去瑞典实习，后来应瑞典政府的邀请，留在了那里，成了一名研究员。“专门研究与脑病有关的疫苗。反正我也不懂，说不清楚。”
对妹妹的高科技搞不清楚，这并不妨碍索尼亚看清楚自己的葡萄酒事业应该怎么发展。现在她每周有好几个晚上要去上课，练习英语口语。“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全世界各地都能喝到我们酒庄的酒。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登上中国的长城！”P2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