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编著的《燕城杂记》所收就有许多篇涉及此一范畴，并作了某些探索。题目都不大，但串起来读就能看出一种特色。他在北京住了三十年，亲眼看到了许多变化，这从访书一事也是可以窥知一二的。从过去的书海巡游到目前的沙滩上寻蚌壳，变化不可说不大。

《燕城杂记(精)》编著者姜德明

《燕城杂记》所收就有许多篇涉及此一范畴，并作了某些探索。题目都不大，但串起来读就能看出一种特色。他在北京住了三十年，亲眼看到了许多变化，这从访书一事也是可以窥知一二的。从过去的书海巡游到目前的沙滩上寻蚌壳，变化不可说不大。但他仍兴致不衰，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也许可以说是积习难忘或“不甘寂寞”吧。但我相信这并不是一种“寂寞的事业”。在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中，“乡土文学”最近有了颇大的进展，那么在散文里不是也应该有更多实事求是、言之有物的作品出现么?笔记这种形式，近来也确是相当寂寞了，掌故更被看做是茶余饭后消闲的文字，难以进入文学的殿堂。其实这都是一种习惯的偏见。种种不同文学形式都有其不可代替之处，也就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燕城杂记》的结榘问世，将证明这并非一种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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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森然笔下的鲁迅

《鲁迅论美术》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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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元庆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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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幕剧创作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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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齐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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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的《弯弓集》

瞿兑之与掌故学

跋

印度归来之徐梵澄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星花旧影》，载于《鲁迅研究资料》第十一期。徐先生当年与鲁迅有交往，他写的回忆文字正是人们所关心的。

文中讲到一件事，鲁迅以为处理古籍要有眼光，而且研究古书不应当自异于社会，成了旧日的士大夫阶级。徐文说：“有一部旧书，名日《草堂之灵》，是我在湖南收到的，带到上海给先生看。先生看了颇为欣赏，说其中讲诗、文、书、画有很多正常又是很好的见解，甚为高明。我以为然。但其中又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如谈及神通鬼怪之事，是我所反对的。便说如将其翻印，便将那些皆芟掉。先生以为不可。说还是保存其原样好，因为那会将其书的特色抹煞了。这书终于没有翻印。”鲁迅先生的见识当然是正确的；徐先生至今印象殊深，以为这些意见非常可贵。

徐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鲁迅先生很欣赏《草堂之灵》这部书，但是，徐文并未讲清这是怎样的一部书，作者为谁，因此使人误会《草堂之灵》是一部古籍。实际这是今人的一部笔记，作者是湘潭的杨钧，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长沙出版，似为自费印行。

杨钧(重子)，是杨度(皙子)的弟弟，亦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读书时，先后与蔡松坡、陈师曾相居一室。杨氏兄弟都是湖南王□运门下的学生，故书中对湘绮先生多有记载。《草堂之灵》共四部十六卷，其中以谈诗、书、画、印、碑刻、玉石者为多，作者也精通书法绘事，所以常有一些独得之见。至于《草堂之灵》的来历，作者自述：“其人也，有时而歌，有时而哭，痴顽混沌，如饮狂药。虽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诡谲恢奇又不可一世，故谓之为人不可也；谓之为神不可也；谓之为鬼不可也。无以名之，名之日《草堂之灵》。”他的室名则叫“白心草堂”，作者又有《白心草堂诗集》一部行世。据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介绍，杨钧于抗战期间逝世，生卒年月不详。该辞典所据徐鑫龄《课堂谈艺》稿，说杨钧精诗、文、书、画、金石，人称“五绝先生”。但，他把杨钧的号“白心老人”错成“白必老人”了。

杨钧论画，屡见新解，例如他说石涛、石□、瞿山、八大的作品“别具神情，不徒险怪，稽之法度，未稍乖离，学其用心，自能名世”。然而，有人只学其皮毛或古怪，以为十分容易，其实，“纵能自掩，难以欺人，徒窃怪形，当然出丑也”。诚然，窃取古人一二不经意处即能成家的事确是从来没有的。但是，他同时又提出：“然学古之法，又在取其一二，非师其全体也。余常谓书家秘法，于小品冷碑，人所不经意处得之。画家亦复如此。广求名作，细意探求，其独到处又为人所未得者，取而扩之，练成一色，而家数出矣。”这些论述自然有实践的经验作依据，也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莫怪鲁迅先生表示赞赏。而一部《草堂之灵》，很多这样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欺人之谈。

作者终究是一位旧式文人，论书画金石得心应手，光彩逼人，一接触到新文化则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书中有《论新文化》一篇，语多谬误，如说新文化运动提倡古典小说《水浒》：“其害正大，诲盗之罪，实不可辞。”而且还举出乃兄杨度亦有这样的主张。

书中第十一卷《记厄》一篇，虽然观点不足取，但亦真实地记录了大革命时代湖南农民运动的风貌，值得一谈。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叶德辉丧命于长沙东门外；是否该杀，此处不论。杨以为叶“性至乖僻，不近人情，余早知其不免”。又说叶“门户之见最深，不可与辩也”。当叶死之前夜，杨钧亦被农民协会捕去。盖杨氏住宅与左侧粱氏宅相通，梁氏因办炼矿公司而成巨富。当时粱家工人“不知机变，仍循习惯，将其主之书籍衣被等物，由后门运存余宅。驻梁家纠察队见之，以为所运皆梁家物，群人余宅捕盗。余闻声下楼欲证明事实，人数太多，不易申辩，遂与工人一并捕去”。这当然是一个误会。农民协会还是讲政策的，事后除了对他承认错误之外，并表示“负日后保护之责”。而且“农协总会以分会辱余，欲严加惩杀，余固止之”。他只被拘禁了半夜便释放回家。

当时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曾经问杨钧：“汝与杨度有关系否？”杨答日：“杨度为我之兄，自不能全无关系。但彼谈政治，我事文学，各不相谋，彼事我不负责。”旁边站立的人说，此人之画，每

张可值三千元。杨钧笑答：“多谢尊言，果能如此，早成土豪，恐尊会不能如此待遇！”从《草堂之灵》里，竞能看到湖南农协同开明士绅的一段交涉，杨钧的幽默感和农协的大度在这段笔记里都生动地表现出来。

自然，这段纠葛，想来鲁迅先生亦是读到了的。总起来看，这部《草堂之灵》并无宣扬鬼怪神异之处，相反地倒是反对迷信的。但是，因为书前有些神乎其神的托词，书中也有几篇纪梦的文字，因此便给徐先生留下了这种印象。P2-P4

中国有悠久的记录地方风物、乡土人情的优良传统。著作留下来很不少，不过一向不被士大夫所重视，只被列入地理类的杂记中，其数量也从无祥密的统计，不知共有多少。话虽如此，人们到底还是喜欢这类著作的。就是大家名集中也往往有关于故乡风土的一类竹枝词。表现形式是诗，但重点却在诗注。这就说明一种事实，无论怎样道貌岸然的人物，对这些琐细的记述也是很有兴趣的。这类著作的着眼所在多是岁时令节，蔬果食物，土俗民风，往古遗迹，服饰器用，山水风光，娱乐游赏等等细琐的“小事”，人人熟习却不是人人都能系统地说出来的。一旦时移世异，就自然会成为怀念往昔的好材料，也是研究文化史的重要依据。

可以这样说，这一切无一例外都是人类活动的记录。事情极琐碎，正规的历史地理书中不可能大量吸收，但却是最贴近人民的心的。瓜果蔬菜是人们种出来的，享用的也是普通的老百姓；点心、宴席也不两样，有宫廷御宴，也有里巷小吃。古迹是过去时代人们活动的遗迹，岁时令节也是大家一直都在过着的。如果没有了人的因素，那么这一切就都无所附丽。推而广之，一切行旅记录，地理专书，也都离不开这一特点。凡是文字写得好的，无论内容如何就都是好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样说是一种人的文学。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创作出发点不同，作品引起读者的感兴也就不同。“发思古之幽情”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思想活动，并不只是文人雅士的特有本能。过去负有盛名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西湖梦寻》等无一不出于异代的遗民野老之手，怀念故国，回首盛时的感情是同一的，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学现象。说到现代的作品，老舍著名的话剧《茶馆》，在我看来就很像鲍照的《芜城赋》。老舍的思想境界自然不同于过去的作者，《茶馆》概括性之强，表现的深刻也与散文作品所起的作用不同，但它们是属于同一类性质的作品则无疑。至于出于恬淡安谧的心情，从容记述的作品，读来虽然不如前者的感情激荡，惊心动魄，却更有一种充实之感。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前序作于崇祯七年，原书虽写成于明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但作者似乎还不曾失去从容抒写的逸致，也少有感念畴其的感慨。因此在感情上给予读者的自又不同。此外如顾禄的《清嘉录》、《桐桥倚棹录》之类，则是清代中叶相对安定繁荣社会的写照，风调又自殊异了。

说到北京，自《帝京景物略》起，这一类作品也着实出现了不少。除了《日下旧闻考》一类考证性更强的地志专书外，出色的作品只有一些笔记杂书，如德明同志在跋中提到的《旧京遗事》就是这样的作品。《天咫偶闻》近来已经重印，读了也使人感到满足和欢喜，远胜于朱彝尊的煌煌巨著。岂不是由于它更注意于普通北京人日常生活的缘故么？

自清末直至抗战，北京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是特别值得注意研究的。这是一个由旧中国向新中国蜕变的重要历史时代，许多社会形态都处于方生未死的转换期，其种种蜕嬗的痕迹较之全国其他城市都更有代表性。就普通市民与士大夫辈的情感生活来说，迹象尤为显著。这许多都得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找到痕迹与脉络。从人们普遍欣赏的戏剧声腔的变化，直到士大夫们精神寄托的文玩、词联……事事物物无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文学家史学家们如能眼光向下，更仔细地注意观察细小、通常的日常现象，开阔眼界，必将有大收获，在这基础上是可以总结出一代社会文化变化的轨迹来的。

德明同志是能深知此意而又能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努力耕耘的人。《燕城杂记》所收就有许多篇涉及此一范畴，并作了某些探索。题目都不大，但串起来读就能看出一种特色。他在北京住了三十年，亲眼看到了许多变化，这从访书一事也是可以窥知一二的。从过去的书海巡游到目前的沙滩上寻蚌壳，变化不可说不大。但他仍兴致不衰，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也许可以说是积习难忘或“不甘寂寞”吧。但我相信这并不是一种“寂寞的事业”。在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中，“乡土文学”最近有了颇大的进展，那么在散文里不是也应该有更多实事求是、言之有物的作品出现么？笔记这种形式，近来也确是相当寂寞了，掌故更被看做是茶余饭后消闲的文字，难以进入文学的殿堂。其实这都是一种习惯的偏见。种种不同文学形式都有其不可代替之处，也就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燕城杂记》的结榘问世，将证明这并非一种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