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弱者
阴历七月中旬，暑假快将过完。他因在家乡住厌了，就利用了所剩无几的闲暇，来到上海。照例耽搁在他四弟行里。
“老五昨天又来过了，向我要钱，我给了他十五块钱。据说前一会浦东纱厂为了五卅事件，久不上工，他在领总工会的维持费呢。唉，可怜！”兄弟晤面了没有多少时候，老四就报告幼弟老五的近况给他听。
“哦！”他淡然地说。
“你总只是说‘哦’，我真受累极了。钱还是小事，看了他那样儿，真是不忍。鸦片恐还在吸吧，你看，靠了苏州人做女工，哪里养得活他。”
“但是有什么法子罗！”他仍淡然。
自从老五在杭州讨了所谓苏州人，把典铺的生意失去了以后，虽同住在杭州，他对于老五就一反了从前劝勉慰藉的态度，渐渐地敬而远之起来。老五常到他家里来，诉说失业后的贫困和妻妾间的风波，他除了于手头有钱时接济些以外，一概不甚过问。老五有时说家里有菜，来招他吃饭，他也托故谢绝。他当时所最怕的，是和那所谓苏州人的女人见面。
“见了怎样称呼呢？她原是拱宸桥货，也许会老了脸皮叫我三哥吧。我叫她什么？不尴不尬的！”这是他心里老抱着的顾虑。
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妻说：
“今天五弟领了苏州人来过了，说来见见我们的，才回去哩。”
他想，幸而迟了些回来，否则糟了。但仍不免为好奇心所驱：
“是什么样一个人？漂亮吗？”
“也不见得比五娘长得好。瘦长的身材，脸色黄黄的，穿的也不十分讲究。据说五弟当时做给她的衣服有许多已经在典铺里了。五弟也憔悴得可怜，和在典铺里时比起来，竟似两个人。何苦啊，真是前世事！”
老五的状况，愈弄愈坏。他每次听到关于老五的音信，就想象到自己手足沉沦的悲惨。可是却无勇气去直视这沉沦的光景。自从他因职务上的变更迁居乡间，老五曾为年过不去，奔到乡间来向他告贷一次，以后就无来往，唯从他老四那里听到老五的消息而已。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带了苏州人到上海来了。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由老四荐至某店，亏空了许多钱，老四吃了多少的赔账。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梅毒复发了，卧在床上不能行动。后来又听到苏州人入浦东某纱厂做女工了，老五就住在浦东的贫民窟里。
当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说给他听时，他的回答，只是一个“哦”字。实际，在他，除了回答说“哦”以外，什么都不能说了。
“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样地步了。既到了上海，就去望他一次吧。”有时他也曾这样想。可是同时又想到：
“去也没用，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鸦片仍在吸，住在贫民窟里，这光景见了何等难堪。况且还有那个苏州人……横竖是无法救的了，还是有钱时送给他些吧。他所要的是钱，其实单靠钱也救他不了……”
自从有一次在老四行里偶然碰见老五，彼此说了些无关轻重的话就别开以后，他已有二年多不见老五了。
到上海的第二天，他才和朋友在馆子里吃了中饭回到行里去，见老四皱了眉头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在谈话。
“老三，说老五染了时疫，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晨泻了好几十次，指上的螺纹也已瘪了。这是老五的邻居，特地从浦东赶来通报的。”他才除了草帽，就从老四口里听到这样的话。
“哦。”他一壁回答，一壁脱下长衫到里间去挂。
“那么，你先回去，我们就派人来。”他在里问听见老四送浦东来人出去。P3-5
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夏丐尊（1886—1946），名铸，字勉旃，后改字丐尊。浙江上虞松厦人。祖上经商，父亲是个秀才。夏丐尊自幼从塾师读经书，1901年考中秀才，1902年考举人未中，进上海中西学院（东吴大学前身）读了一学期，1903年人绍兴府学堂（浙江第五中学堂前身）读了半年后辍学回家，替父亲坐馆。1905年，他向亲友借贷赴日留学。到日本后，先是进东京宏文学院学习日文，后来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读了还不到一年，“就领不到官费”，不得不中途辍学，于1907年归国。
1908年，夏丐尊应聘为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1912年更名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通译助教，为日籍教员中桐确太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当翻译，后来兼任舍监（相当于后来的“训导主任”，现在的“级主任”）和国文教员。1909年，鲁迅来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赠以《域外小说集》，夏丐尊自称是“受他启蒙的一个人”，并参加了鲁迅、许寿裳等发动的反对尊孔复古的“木瓜之役”（这里的“木瓜”指的是当时的浙一师校长夏震武，夏顽固不化，为人木强，鲁迅等人称他为“夏木瓜”）。1912年秋，李叔同来两级师范学堂教图画音乐，两人常在一起吟诗唱和，互赠印章，情逾手足。丰子恺在《悼丐师》①一文中说：
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地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入同样地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于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要。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的不仅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除了音乐以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学生心悦诚服。
这话说得很到位，正是因为夏丐尊人好，又博学多能，因而才会与李叔同“投缘”。1918年李叔同出家，就是因了夏丐尊向他介绍日本人写的关于断食的文章引发的。
青年时代的夏丐尊思想相当活跃。他在《光复杂忆》中说到光复初年的心情时写道：“我们青年朋友间都互相策励，存心做一个新国民，对时代抱着很大的希望。”但他不愿意涉足政治。当时有实行普选的说法，他不愿当选，便把名字改为“丐尊”，其读音与“勉旃”相近，但容易写错，如果选票上将“丐”字误写为“丐”，就是废票。虽说不愿涉足政治，但对教育事业抱有憧憬，且看他与李叔同分别作词作曲，谱写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歌》：
人人，代谢靡尽，先后觉新民。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身。吾侪同学，负斯重任，相勉又相亲。五载光阴，学与俱进，磐固吾根本。叶蓁蓁、木欣欣，碧梧万枝新，之江西，西湖滨，桃李一堂春。
为了办好教育，夏丐尊使出全身解数。他看到舍监在校中地位低下，被人轻视，就自告奋勇当舍监；看到学生国文程度差，又自告奋勇兼教国文。一人身兼三职（另一职是“通译助教’’），不辞劳苦，且事事认真。他在《紧张气氛的回忆》一文中说：
我在那时颇努力于自己的修养，读教育的论著，翻宋元明的性理书类，又搜集了许多关于青年的研究的东西来读。非星期日不出校门，除了在教室授课的时间外，全部埋身于自己读书与对付学生之中。自己俨然以教育界的志士自期，而学生之间却与我以各种各样的绰号，据我所知道的，先后有“阎罗”“鬼王”“戆大”“木瓜”几个，此外也许还有更不好听的，可是我不知道了。 我做舍监原是预备去挨打与拼命的，结果却并未遇到什么，一连做了七八年。到后来什么都很顺手，差不多可以“无为卧治”了。……
当年的浙一师名师云集，除鲁迅、许寿裳、李叔同外，还有刘大白、李次九、陈望道等名家，学生思想活跃。“五四”运动中，浙一师和北大遥相呼应，成为浙江学运的中心。夏丐尊、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支持新文化运动，被誉为“四大金刚”。夏丐尊在校刊《校友会十日刊》上发表的《一九一九年的回顾》一文中说：
1919年中国教育界空前的一桩事，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不但教育界受着，不过教育界是它的出发点，自然影响受得更大。以前的教育界的空气何等沉滞！何等黑暗！经过了“五四运动”以后，从前的“因袭”“陈规”，都受了一种破产的处分，非另寻方法重立基础不可……现在的教育界，平心讲来，也究竟还没有上正当的轨道。不过从本学年起，已经有了一个“动”字。“动”得好，固然最好没有了，“动”得不好，也不该就抱悲观：因为“动”总比以前的“不动”好得多。天下本来不应该有“完全无缺”的事，逐渐改动，就是渐与“完全无缺”接近的方式；固滞不动，那是没有药医的死症！我对于1919年的教育界，所纪念的就是一个“动”字。1920年，浙一师学生施存统（施复亮）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提出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孝道”，被教育当局视为大逆不道。因《非孝》写成后是经夏丐尊审阅过的，教育当局责成经亨颐校长立即将“四大金刚”解职，将施存统开除。经亨颐拒不执行，教育当局就撤换校长。学生发起“留经运动”，爆发了“浙一师风潮”，“驱齐（弹劾省长齐耀珊）灭夏（罢免教育厅长夏敬观）”。这场斗争得到杭州各校以及京沪等地学生的支持，逼使教育当局让步，鲁迅称之为又一次“木瓜之役”，而意义之深远更胜于第一次。
由于旧势力的作祟，经亨颐和“四大金刚”最终还是离开了浙一师。夏丐尊应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的邀请，到湖南第一师范教授国文。当年的湖南一师也誉满全国，仅与夏丐尊同时应聘的就有周谷城、舒新城、田汉、孙偎工等名家。夏丐尊于国文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多有创新，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在《长沙小诗之一》中写道：“中年陶写无丝竹，泽畔行吟有美人。搜得漫天风絮去，贮将心里作裱春。”虽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趋于低潮，但湖南一师良好的学术氛围，使夏丐尊心中充满了喜悦。
1921年，浙江上虞富商陈春澜捐资兴学，在白马湖创办春晖中学，经亨颐出任校长，他请夏丐尊回到春晖，把学校的事务几乎全都托付他。夏丐尊一心想把春晖办成全国的模范中学，就请匡互生来担任教务主任，请刘薰宇、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志趣相投的朋友来春晖任教。他觉得白马湖的环境好，就把家安顿在这里，在湖西岸造了几间平房，名日“平屋”，打算终老是乡，在《白马湖之冬》一文中写道：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刘薰宇——引者注）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一家人于阴历十一月下旬从热闹的杭州移居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象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椽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拔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
离开繁华热闹的杭州，来到极其荒野的白马湖畔安家，可见他对家乡的热爱，对教育的真诚。夏丐尊在《春晖的使命》一文中谈到办校的理念时说：
怯弱倒不要紧，方向却错不得！你须知道，你有你从生带来的使命！你的能否履行你的使命，就是你的运命决定的所在。你的运命，要你自己创造！
你是一个私立的，不比官立的，凡事多窒碍。当现在首都及别的省官立学校穷得关门，本省官立中等学校有的为了争竞位置，风潮迭起，丑秽得不可向迩的时候，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不是你所应该做的事吗？
你已男女同学了，这是本省中等学校的第一声，也是你冒了社会的忌讳敢行的一件好事。你应如何好好地保持这纤弱的萌芽，使它发达？你无门无墙，组织是同志集合的。你要做的事情既那样多而且难，同志集合，实是最要紧的条件。你不应该从此多方接引同志，使你的同志结合在质上更纯粹在量上更丰富吗？……
为了探究并实验“纯正的教育”，夏丐尊1923年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名著《爱的教育》。《爱的教育》最先在《东方杂志》连载，后由开明书店出单行本，此书风行二十余年，再版三十余次。他在译者序言中说这本书使他受到异乎寻常的感动，他流了泪读完此书，又含着泪译出此书，“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他情不自禁地把现实状况和书中描写对照，一方面反省自己“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一方面剖析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病，说：“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接着用了非常形象的比喻：
好象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这个形象化的比喻，以及译者序言中介绍的“理想的世界”，吸引了无数读者，包括父母、教师和儿童，凡是读了这篇序言的人无不急于一读全书，去体会那诱人的情味。书中的小学生安利可的父亲说：“意大利全国五万所学校教师，是你们未来国民精神上的父亲，他们立在你们的背后，拿着轻微的报酬，为国民的进步发达劳动着”，所以，“应该敬爱先生，因为先生是父亲所敬爱的人，因为是为了学生牺牲自己一生的人，因为是开发你们精神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爱的教育》是一部现代伟大的爱的读物，是一部公民必读书。
1924年冬，教务主任匡互生与校长经亨颐意见不合，夏丐尊调解无效。匡互生和朱光潜等教员带领一部分学生离开春晖去上海，那是一个大雪天。夏丐尊追到车站，挽留不住，隔了两天也辞别春晖，赶到上海，和匡互生、朱光潜等一起组织立达学会，创办立达中学（后改名为立达学园），再辟新境，想“自由自在地去实现教育理想”。1925年3月，立达学园开学，夏丐尊任立达学园常务委员（后又担任文学专门部主任）。1925年年底，立达学园在上海江湾建造的校舍落成，学园增设了农场，从事养蜂、养鸡和园艺种植，把“人格教育”和“生产教育”结合起来。匡互生在《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中介绍说：
立达是由一些志同道合的教师、工友为培育有理想的学生而组成的。它一面具有互助生活的精神，师生均以至诚相见，免除一切虚伪；另一面学校应充满家庭般的亲爱和温暖，相互关怀、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精神，使学生无形中懂得入与人之间本无高低贵贱之分，而应平等相待。个人与集体之间，则应以亲爱和互助为主要原则。而“生产教育”是使受教育者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和生产技能，而且接近社会、接近广大劳动人民，从而巩固和提高学到的书本知识。
所谓“人格教育”，其实也就是夏丐尊所倡导的“爱的教育”。1928年，夏丐尊担任了开明书店编译所所长，只好辞去立达学园的职务，但他仍经常到立达学园演讲，一如既往地关爱立达学园。1930年1月，他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创刊，《发刊辞》中说：数十万青年“彷徨于分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未闻有人从旁关心，不可谓不是“一件怪事和憾事”。宣称：“我们是有感于此而奋起的”；“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中学生》成了青年的良师益友，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从1930年至1940年，夏丐尊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思想，继《爱的教育》之后，又翻译了意大利孟德格查的《续爱的教育》。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是感情教育，软教育；《续爱的教育》却是意志教育，硬教育，使人发出“勇敢的自信来”，走向“伟大”的路上去。当年的一篇书评中说：封建思想剥夺了人们的“自辱心”，在“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行未曾见”的中国，《续爱的教育》“不失为一剂对症的良药”。①
夏丐尊发表的教育论文有：
《“你须知道自己”》，谆谆教导“中学生诸君”要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与时代”，要青年们“张开了眼，认识眼前的事实，更由这认识发出勇敢的新的努力，去适应目前或将来的环境，能在大时代中游泳而不为大时代所淹没。”悲天悯人的胸怀和洁白晶莹的人格令人感动。
《受教育与受教材》，针对当时学校灌输僵化的知识的现象，指出：学生在学校里，“目的应是受教育，不应是受教材”。
《“自学”和“自己教育”》，希望“失学”的青年莫害怕、莫烦闷、莫颓丧，走“自学”，也就是“自己来教育自己”的道路，矢志自励，自强不息。“在校的或是从业的青年”也要走“自学”的路，因为知识不是被“注入”而得来，乃是由“自学”而得来，“自学”最为重要。
《恭祝快乐》，奉劝青年不要“无谓的愁思”，“无谓的愁思，是足损诸君元气，为诸君之害的”；“愁思是无益于事而且可以害事的，快乐才是青年可欢迎的气象，至少须于愁思以外还有快乐。”
《早老者的忏悔》，规劝青年切莫像他自己过去那样轻视体育，以致未老先衰，成了一个“早老者”，鼓励年轻人隧麓二嚣淼然霎脊骨，脚踏实地，本着己灵，刊落浮华，露堂堂地，蓦直行去。贫于身而不谄富，雄于智而不傲物，信仰古佛，而非佞佛，缅怀出世而非厌世，绝去虚伪，全无迂曲。使强暴者失其威，奸贪者有以愧，怯者立，愚者智，不唯风规今日之人世，实默契乎上乘之教法。……
芝峰法师的评价极为恳切。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芝峰之稿先尝交诸友传观，余不知何因，悲从中来，忍泪久之。中段数语，甚道着丐翁生平，最为笃切。”①
夏丐尊说他“对于文学”，是“不大努力”的人，就“创作”而言，生前只出过一本《平屋杂文》②。所谓“杂”，指的是“文字的性质”，“有评论，有小说，有随笔”，丁放鸣女士嘱我编一本夏丐尊的集子，我就将《平屋杂文》以及散落在报刊上的文章汇集起来，分为七辑。
第一辑 自叙之一。这一辑汇集的是类似小说样式的散文，也就是作者在《（平屋杂文）自序》中说“小说”和“不象小说”的“小说”。夏丐尊酷爱日本文学，他的作品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很深，《怯弱者》、《长闲》、《流弹》等作品类似日本的“私小说”，而《猫》、《钢铁假山》、《整理好了的箱子》、《命相家》等散文则用了小说的描写手段，也有日本“私小说”的风味。案头，让后人永远铭记惨痛历史教训和民族责任心。《整瑚好了的箱子》用的是第三人称，记录的是1935年11月初卜海的纷扰情景。中日关系再度紧张，上海市民纷纷搬到相界避难，妻子整理好了准备搬家的几只箱子，可“他”不愿搬家。“他”痛恨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说“如果中国政府真个会和人家打仗，我们什么都该牺牲，区区不值钱的几只箱子算什么？”这些都是作者本人最真实的思想。
第二辑 自叙之二。这一辑汇集的是“自叙”色彩很浓的散文，最著名的是《白马湖之冬》，白马湖凭了这篇散文而闻名遐迩，我国现代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作家群体——白马湖作家群也是由这篇散文而得名的，夏丐尊自己成了白马湖作家群的精神领袖。全文不过千字，并不渲染那里的山光水色，只扣住一个“风”字做文章。因为“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作者“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这种省略无关的枝节，集中笔力于关键处所的写法，正是夏丐尊散文的特色之一。文中写白马湖的风多而且大，风刮得厉害时，全家吃完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唯有作者独自坐在小后轩的书斋里，把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深夜。他描绘当时的情景：
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退想。
作者不具体说自己拟诸何种山水画中的何种人物，也不以及艺术和宗教关系有所省悟，并在文章煞尾画龙点睛：因为子恺原是“和尚未出家时画弟子”，由此想到子恺在画中表现的对于生活的“咀嚼玩味的能力”，羡慕子恺是“幸福者”。在我国现代文学和现代艺术的序文中，很少有像《（子恺漫画）序》写得这么鲜活洒脱的。
第四辑怀人集。这一辑除了《鲁迅翁杂忆》，以及《我的畏友弘一和尚》、《弘一法师之出家》、《弘一大师的遗书》、《怀晚晴老人》等几篇写弘一法师的散文之外，最值得揣摩的是《白采》和《阮玲玉的死》。诗人白采有些怪异，去世得又早，因而为研究者所忽略。夏丐尊的这篇《白采》写诗人的为人和人品，为白采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且看以下二小节文字：
我认识白采，始于去年秋季立达学园开课。在那学期中，我隔周由宁波到上海江湾兼课一次，每次总和他见面，可是因为来去都是匆匆，且不住在学园的缘故，除在事务室普通谈话外，并无深谈的机会。只知道他。1白采，曾发表过若干诗和小说，是一个在学园里帮忙教课的人而已。
年假中，白采就了厦门集美的聘，不复在立达帮忙了。立达教师都是义务职，同人当然无法强留他，我到立达已不再看见他了。过了若干时，闻同人说他从集美来了一封很恳切的信，且寄了五十块钱给学园，说是帮助学园的。我听了不觉为之心动，觉得是一个难得的人。这是我在人品上认识白采的开始。文读经”。由“阮玲玉的死”想到“新文学运动离成功尚远”，剖析新文学运动面临的“阻力”和“障碍”，这样的悼念文章够别致的。文章结尾说：
中国文人死的时候象阮玲玉似地能使大众轰动的，过去固然不曾有过，最近的将来也决不会有吧。这是可使我们做文人的愧杀的。
当年有些左翼作家也在奢谈“大众化”，而他们的“大众化”是“教化大众”。而夏丐尊“大众化”是真心诚意地与大众结合。他说：“凡是真正的艺术，照理都该以大众为对象，努力和大众发生交涉的。艺术家的任务就在用了他的天分体会大众的心情，用了他的技巧满足大众的要求。好的艺术家必和大众接近，同时为大众所认识，所爱戴。”七十多年前说的话，今天读来依然感到十分亲切。
第五辑教育杂谈之一。作为教育家的夏丐尊前面已经讲得很多，这里侧重介绍写于1924年的《“无奈”》，从中可以看到他的人生态度。文章从“同业某友”撰写的一副联句写起，联句云：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
夏丐尊并不讳言自己对此也有同感，但他对“无奈”二字作了深刻的分析，把它分为客观的主观的两种，认为“基督的上十字架出于‘无奈’，释迦的弃国出家也出于‘无奈’，耐丁格尔‘无奈’去亲往战场救护伤兵，列宁‘无奈’而主张革命。”他赞成这样的“无奈”，即“主观的无奈”的伟大。 接着说：“‘家贫’是‘无奈’，‘做先生’是‘无奈’，都不是悲哀，所苦的只是这‘无奈’的性质是客观的而不渔主观的。”他主张把“无奈”从客观的改为主观的。“横竖‘无奈’了，与其畏缩烦闷的过日，何妨堂堂正正的奋斗。用了‘死罪犯人打仗’的态度，在绝望之中杀出一条希望的血路来！”
他自己就是这样，从不畏缩消沉，总是“堂堂正正的奋斗”。1936年元旦，他作《元旦书怀》送给《中学生》杂志的读者，诗云：“击楫澄清志未伸，时艰依旧岁华新。闻，鸡起舞莫长叹，忧患还须惜好春。”“闻鸡起舞莫长叹，忧患还须惜好春”，这也是一种“主观的无奈”，勉励“在绝望之中杀出一条希望的血路来！”
第六辑 教育杂谈之二。汇集的是夏丐尊谈语文教育的一组文章。夏丐尊的语文教育理念与叶圣陶是一致的。他们，同合作写过《文心》、《国文百八课》和《阅读与写作》等研究语文教学的专著，编过好几种中学语文教科书。学习语文离不开“阅读”和“写作”。关于“阅读”（包括“略读”和“精读”）和“写作”，夏丐尊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在《关于学习国文》中谈到写作时说：
文字既应读者为对象，首先须顾虑的是：（1）读者的性质，（2）作者与读者的关系，（3）写作这文的动机等等。对本地人应该用本地话来说，对父兄应自处子弟的地位。写作的动机是为了实用，那么用不着无谓的修饰，如果要想用文字煽动读者，则当设法加入种种使入兴奋的手段。文字的好与坏，第一步虽当注意于造句用辞，求其明了；第二步还须进而求全体的适当。对人适当，对时适当，对地适当，对目的适当。一不适当，就有毛病。关于此，日本文章学家五十岚力：氏有“六W说”，所谓六W者：
（1）为什么作这文？（Why）
（2）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What．）
（3）谁在作这文？（Who）
（4）在什么地方作这文？（Where）
（5）在什么时候作这文？（When）
（6）怎样作这文？（：How）
归结起来说，就是“谁对了谁，为了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了什么方法，讲什么话。”
诸君作文时，最好就了这六项逐一自己审究。
这“六w说”的核心是作文要说“诚实的自己的话”。丰子恺在《悼丐师》一文中谈到夏丐尊在“浙一师”讲授如何作文时说：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所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的主张，觉得惊奇而折服，好似长梦初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第七辑杂文与随笔。这些杂文及随笔写法和风格各异。有的议论深刻，逻辑严密，笔锋犀利，如《并存和折中》一文感叹道：“变法几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与革命以后，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发辫，把一面黄龙旗换了五色旗之外，有什么大分别？”他把这种现象的病根归于祖先传下来的“中庸之道”，认为医治这种现象的药方是“极端”。他希望“军阀”中有拿破仑那样的人，“政治家”中有梅特涅那样的人，来改变中国的面目。他本人自然不是那样的人，所以自认为“怯弱者”。他反对庸俗调和派和一切伪善者，希望中国有痴呆的人出现。这“痴呆的人”是指释迦、耶稣等类的人。文中写道：
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认执拗不化的人为痴呆。以模棱两可、不可已甚的人为聪明。中国人实在比一切别国的人来得聪明！……
我希望中国有痴呆的入出现！没有释伽、耶稣等类的大痴呆也可以，至少象托尔斯泰、易卜生等类的小痴呆是要几个的！现在把痴呆的易卜生底呆话，来介绍给聪明的同胞们吧：
“不完全，则宁无！”
在《中国的实用主义》一文中，夏丐尊详细地剖析了学问、宗教、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各个不同形式的实利主义，以为“中国人因为几千年抱实利实用主义的缘故，一切都不进化。无纯粹的历史，无纯粹的宗教，无纯粹的艺术，无纯粹的文学，并且竟至于弄到可用的物品都没有了！国民日常所用的物品，有许多都是要仰给外人，金钱也流到外人的手里去！”为此，他大声诘问：“几千年来抱着实利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啊！你们的‘用’在哪里？你们的‘利’在哪里？”
作者憧憬“独立的学问”、“无功利的色彩”的宗教、“唯理哲学”、“纯粹的文学”以及“发达”的艺术，热诚地希望国民超脱“眼前的、现世的、个人的利”，孕育“创造冲动”，推进“文明进化”。不难看出他自己就是在《并存和折中》一文中所说的“痴呆的人”。夏丐尊所提倡的“痴呆”精神，其实就是朱自清夸赞他的时候说的“宗教精神”。
夏丐尊的杂文及随笔大多写得相当沉重。1933年《东方杂志》开辟“新年的梦想”专栏，142位说梦者中有“‘大同世界’梦”，有“‘现代化国家’梦”，而夏丐尊做的是噩梦：
我梦见中国遍地都开着美丽的罂粟花，随处可闻到芬芳的阿芙蓉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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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烦多，连撒屁都有捐。
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万桌。
我梦见中国要人都生病。
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
我梦见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只是些印得很好看的纸。
我梦见中国日日有内战。
我梦见中国监狱里充满了死人。
我梦见中国到处都是匪。
这一串的“噩梦”，使我们联想到爱国诗人闻一多的《死水》。同闻一多一样，夏丐尊的“噩梦”，也源自对祖国的爱的一种“激愤”和“极端”，一种“不如让丑恶来开垦”的“重生”的希望。也正是因为爱国，夏丐尊“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远的近的，大的小的，他没有一件不关心。”
一首诉说妇女劳碌生活的歌谣会使他想到莫泊桑的《一生》和中国女性的命运，想到自己的祖母、母亲、妻子包括眼前学唱这歌谣的幼女，她们的一生“总免不掉是一个重大的牺牲，逃不出一个-E’字！”逃不出这个“铸型”。（《闻歌有感》） 良乡栗子上市会使他想到“良乡栗子，难过日子”的俗谚，因为“寒风就跟着来了”，对于穷人“着实就是一个威胁”。再想到这年头穷人老是难过日子，“‘半山梅子’的时候”、“‘奉化桃子’的时候”，“也何曾好过日子？”（《良乡栗子》）
春天来临气候从严寒转入温暖，他又想到人事上的不如意会使季节带来的欢悦减少，感伤加多。“春在哪里呢？”反正在“我们一般人的身上，是不大有人能找到的。”（《春的欢悦与感伤》）
看到在校的青年，“总艳羡他们有朋友之乐，暗暗地要在心中替他们祝福。”因为人到了中年，随年龄增长和体力减退的会有“难以名状的寂寞的情味”，而“知友的渐减少和疏远”，“尤其难堪”。（《中年人的寂寞》）
生老病死，使他想到“人本来是一个个的东西”，“旁人原都是无法帮助”的；“人生的寂寞”——也就是带着宗教气的“无可奈何的寂寞”。因此，人应当“把这寂寞来当作自爱自奋的出发点”，“乐得独来独往地干一生”。（《送殡的归途》）
夏丐尊的文章就是这样的篇篇可读，感情深沉、诗意浓郁。叶圣陶在《（夏丐尊文集）序》中说：“他是个非常真诚的人，心里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剖析自己尤其深刻，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所以读他的作品就象听一位密友倾吐他的肺腑之言。”他的文章就像白马湖湖水一样清澈，值得吟咏。
商金林2010年7月5日于北大畅春园寓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