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与绅士起冲突
府学东街因处于广州府学宫之东而得名。学宫奉祀的是孔子，故又称为孔庙。它始建于北宋初年，已有干年历史。每年春秋两祭之日，例由省长率同省城官员和大绅一同致祭，体制极为尊崇。广东人又最崇拜孔子，遇到孔子诞辰，全省各地均有庆祝活动，其隆重热烈，有如过节一般。
如今因筑路而损及学宫，绅民的反应自然强烈。其实市政公所要征用的仅是学宫东边边缘一条宽20米、长320米的狭长地带，在这地带上的文昌宫、仰高祠、名宦祠需要拆除，而学宫的主体如大成殿、明伦堂、崇圣殿均不涉及。
1919年1月，清末进士、粤绅易学清邀请在城绅士及学界代表齐集明伦堂商讨对策，要求市政公所收回成命。但对方未予理会。易学清便联同粤绅致电北京的广东会馆，要求旅京的粤籍人士出面阻止，并夸大其辞说市政公所要拆毁广府学宫。于是旅京粤人由梁士诒领衔，以旅京广东人士名义致电广东地方政府，请予关切其事。
这梁士诒来头很大，曾是袁世凯当政时的内阁部长、总统府秘书长，时任北洋政府安福国会参议院院长，参与联名的也是当过大官的人物。接着，连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也插手进来，致电广东军政府，要求查明处理。
风波蔓延开来，旅沪粤籍绅商及旅居上海名人、曾任沪海道尹的杨晟也分别致电广东当局表示反对，说是拆毁学宫，关系世道人心，伦纪风化，要求更改路线。这股浪潮声势浩大，函电交驰，立论严苛。
面对北京政府的干预以及众多有势力的粤绅反对，广州市政公所分明处于弱势，因此只能婉转解释，祈求理解。幸好桂系元老岑春煊及广东军政府分别致函北京国务院及各绅，说明“拆毁学宫”开筑马路之事传闻失实，只是拆去文昌宫一小部分而已。
而内务部也公布了处理方案，认为文昌宫只是学宫的一部分，既要拆去以修马路，可勿反对，只是今后宫墙不得再行拆动。
时为2月中旬，处于弱势的市政公所得以松一口气，而绅士们也只得暂停一下，再图对策。
短兵相接的较量
2月下旬，筑路事件进入短兵相接阶段。原先市政公所的筑路计划只是个宏观规划，为了堵住粤绅之口，他们开始派员实测施工地点，绘制规划工程图，并附以“规划说明”，送请粤绅参照。“规划说明”主要介绍了选择府学东街开筑马路的理由：
1.位置适中，受影响居民较少。只需征拆府学东街北端的铺屋三数间而已。这是便民。 2.所经之路线只是文昌宫、仰高祠、名宦祠及教忠学堂之操场、宿舍，距离大成殿、明伦堂、孝弟祠等尚很遥远，根本未伤及学堂主体。这是适中。
3.拆去学宫东边，马路即可进入铺筑，免去拆征民房之烦，是为省时。
4.府学宫是公地，免去拆迁费用，是为省费。
粤绅在接到规划图及相关文字说明后，当即集会商讨对策。他们逐一反驳，还举出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时，路线拟经孔林，因公众反对而作罢。外国人尚且不敢有损圣地，身为中国人岂可如此。甚至提出拆毁学宫是严重大事，不应由少数人决定，而要由全国公议取决。
本来市政公所在规划中已作出保证：1.东边沿马路之宫墙，依照原有风格重建，涂以红色，宫墙如旧，庙貌依然。2.重修仰高祠、名宦祠及教忠学堂宿舍。如此则不独“对于孔庙亳未摧残，即各祠宇亦未湮没，实于尊崇圣教，整饰市政两无妨碍。”
但粤绅却不听这一套，坚持府学东街只可改向东扩展而不能向西扩展，即拆街东面的民房。市政公所的答复是街东有许多全省合族宗祠，加以民房众多，拆迁难度大，引起震动亦大，而且费用不菲，是不可行的。
粤绅又提出改在府学西街扩筑马路，市政公所予以反驳：它与永汉路相距太近，既无疏导功能，于理亦不宜如此。
又有人建议改采番禺直街（今德政中路）路线。市政公所亦表示难以接纳，认为那样拆毁民居更多，且路线要迂回向西，亦不可行。
面对粤绅咄咄逼人的进攻，层出不穷的无谓建议，市政公所知道委婉解释已无济于事，于是改变态度，针锋相对，逐一加以驳斥。
驳斥中说，文昌庙所祀的文昌帝君，只是民间相传的神，不是孔门苗裔，更不是儒家圣哲，本不应挤进学宫范围之内。言外之意，这种不属儒家正宗的不明来历神庙，拆之又何妨！
此外，学宫的东斋和西斋及其附近之地，或成为菜园，或为旅店，或为书栈，或为律师公寓。门墙一带则分别租给木材厂作为储存木料之所，搞得圣地面目全非，俨然如热闹的街市。凡可借圣庙以生利的事，你们管事的人无不任意为之。
在驳斥粤绅的意见后，公所又进而表示“现拟一面开马路，一面整饰宫墙，删除污蔓，饬令群处之旅店、货栈、木场一律迁移，使孔庙庄严之地复其严肃整齐之风，此则昌明圣道所应有事也。”
那意思明显不过，是你们不尊崇圣教，把圣地弄得乌七八糟，如今我乘开筑马路之机，替你们清除污浊，恢复学宫尊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出动警察强力弹压
反击所举的内容，均事实彰明，有理有据，粤绅由咄咄逼人之势变成处于下风，根本无话可说。作为市政公所顶头上司的广东督军莫荣新和省长翟汪并未对市政公所施压，且渐渐看出了是非曲直，一改此前偏于中立的态度，开始劝说粤绅让步。说是如果只拆文昌宫旁地，仍照旧修复宫墙，而于孝弟、仰高、名宦诸祠毫无毁损。
而旅京广东会馆杨士诒等人也态度转变，表示可以拆除文昌宫等，甚至移建一些宫内建筑物，以支持市政建设。因为文昌宫不应附在学宫之内，即使不建马路，也应拆去。
风向已转，广州的众绅渐觉势孤，道理上也斗不过市政公所，无力反击。
当广东当局将市政公所呈报的复查情况及方案复函告知北京广东会馆之后，市政公所即不待北京方面的反应，于1919年3月14日，派出警察游击队（约相当于现在的特警）百余人到学宫督拆文昌宫。
易学清等无力阻止，徒叹奈何。扰攘几个月的筑路风波，遂告结束。文德路很快便建成了。
整个事件的核心是新旧观念的冲突，倘在内地城市，恐怕不容易在几个月内便能分出结果，但广州毕竟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现代化城市建设观念终究占了上风，虽有各方面的巨大阻力，仍然能够顺利进行。
经此一役，广州随后的筑路工作阻力大为减少，至1921年2月，广州设市，设市政厅代替市政公所。而市政公所两年任期内修筑的马路达到十八条，工效之速，或缘于文德路一役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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