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究竟是怎样一部书？自其成书四百多年来，广及江湖，高至庙堂，历朝历代都解读者众，迄今依然错杂纷陈。

《水浒》究竟是一本好书还是坏书？

水泊梁山是农民起义还是强盗结群？

李逵、武松等人是古之侠客，还是杀人狂魔？

本书对《水浒》中存在的诸多疑问进行一一剖析和评说，由点到面，横扩纵连，扩张到了历史、社会、人生、艺术。

《水浒》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古典小说？一百单八将“聚义”水泊梁山，是农民起义还是土匪强盗结群杀人放火；由“聚义厅”到“忠义堂”，“义”的涵蕴何在？李逵、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人杀人甚多，对他们该如何评价？宋江历来毁誉纷呈，原因何在？潘金莲俨若“四大淫妇”头号代表，对她以及相关女性应该怎么看？毛泽东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撇开特定的政治影射，到底有没有一定道理？本书对《水浒》中存在的诸多疑问进行一一剖析和评说，由点到面，横扩纵连，扩张到了历史、社会、人生、艺术。

天罡地煞出泉台

水浒寨中屯节侠

知己相逢义断金

真是魁奇伟丈夫

未同豪气岂相求

英雄聚会本无期

帮闲得志一高俅

剥民官府过于贼

奉天法网有时开

忠心报答赵官家

钢刀响处人头滚

淫妇偏思并蒂莲

快活林中重快活

敢笑黄巢不丈夫

李逵猛恶无人敌

替天行道动天兵

事情言语贵参详

不亲女色丈夫身

劣行发时似山倒

利害场中忍便抛

第二仗三打祝家庄，表面诱因在时迁偷鸡，深层动因却在“祝家庄那厮要给俺山寨敌对”，“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宋江领兵攻打祝家庄，一再失利后，终于靠孙立等人作为内应，取得成功。破庄之时混战中，除了杀死祝家父子、教师栾延玉以及庄丁等众人，还有不少庄客也跟着遭殃。李逵尤其“杀得手顺”，把已守中立的“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又“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宋江进而与吴用商议，“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多亏石秀谏阻说：“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指路之力，救济大恩，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宋江采纳后，除“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还“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正因此，梁山人马凯旋时，“当有村坊乡民扶老携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这就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梁山好汉虽有杀人放火、殃及无辜的强盗行径，但并不是悉皆赞成，正确的意见也能占上风；二、更重要的是，铲除祝家庄的土豪劣绅恶势力，大则冲撞了一下“赵官家”统治体系的社会基础，小则为“村中除害”，因而可以得到“村坊乡民”一定程度的拥护。

第三仗打高唐州，直接原因固然在于救柴进，所引发的政治意义却重大了，第一次与当时那个国家机器较上劲了。高唐州的“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马，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依仗他哥哥势力，在这里无所不为。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人尽称他做殷直阁。那厮年纪却小，又依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在此间横行害人”。柴进家里有宋太祖钦赐的“丹书铁券”，尚且惨遭殷天锡、高廉之流欺侮迫害，寻常百姓更何待言？正因此，宋江率领梁山人马攻掠高唐州，就是践行“酷吏赃官都杀尽”愿望的军事行动，远非一般强盗土匪可以作为。三军阵前把高廉杀死以后，梁山人马攻进高唐州，除“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处斩于市”外，先就传令“休得伤害百姓”，做到了“出榜安民，秋毫无犯”。回师路上，“所过州县，秋毫无犯”。两个“秋毫无犯”表明，他们反抗、攻击统治集团邪恶势力的军事行动日趋规范，不分良莠、殃及无辜的滥杀行为有所遏制。

高唐州一仗声闻于朝廷，立即引起了北宋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高俅申言：梁山泊贼寇“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诛剿，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伏”。道君皇帝随即就降旨，“委高太尉选将调兵，前去剿捕，务要扫清水泊，杀绝种类”。于是发生了第四仗呼延灼率领官军征剿梁山，第八仗关胜率领官军征剿梁山，其间还套入了第五仗“三山聚义打青州”，第六仗晁盖出征曾头市，第七仗“宋江兵打北京城”，第九仗“水火二将”率领官军征剿梁山。这六仗当中，三仗是北宋王朝中央派遣的官军“前去剿捕”，三仗是梁山人马主动出击，攻城掠地。值得注意的计有三个点。其一，继打高唐州之后，梁山声势影响业已持续壮大了，早已不是蓼儿洼里的一群草寇了。其二，三次反“剿捕”都以梁山获胜告终，其间劝降关胜等人，都灌注了宋江切盼“招安”的一片“诚心”，反复表明他们不是要“革命”，要“起义”。这样的“诚心”当然能够得到呼延灼、关胜之类“朝廷军官”认可，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朝廷军官”暂时入伙，权且栖身，逐渐就改变了梁山头领的人员结构和思想倾向。其三，三次攻城掠地过程中，宋江一入青州便急忙传令“休教残害百姓”，吴用一人北京也“急传号令下去，教休杀害良民”。尽管北京一仗的实际后果乃是“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却三万有余”，合计“城中将及损伤一半”，毕竟较之打下祝家庄之初宋江与吴用有过的打算，他们是在注意不要“残害百姓”、‘杀害良民”了。

那以后直至接受“招安”，梁山人马还曾与官军打过四仗。其中两仗为梁山出兵，打下曾头市，活捉史文恭，替晁天王报仇，以及宋江、卢俊义分别领兵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以确定由谁坐头把交椅。两仗都写得颇为儿戏，了无新意，不足道。引人瞩目的是另外两仗，先后由当朝权奸枢密使童贯和殿帅府太尉高俅出任元帅，统领十万官军“前去剿捕梁山泊贼寇”。这样的规格、规模，任随在哪朝哪代，除了皇帝“御驾亲征”，都是最高、最大的了。面对“剿捕”，“梁山泊贼寇”不得不应战，并且取得了“两败童贯”、“三败高俅”的显赫战绩。令人慨叹的是，早已打出“替天行道”旗号的宋江者流，并不乘胜追杀童贯，更不敢得罪兵败被俘的高俅，反而奴颜婢膝地恳求高俅“保奏招安”。至此情势大转折，《水浒》头号“奸佞”高俅变成宋江者流的头号“恩公”，从而演出了终被“招安”、举山投降的历史活剧。

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十三仗，八仗为兴兵出击，攻略横行，五仗为反“剿捕”，抗御制胜。无论是攻是抗，都是对于北宋王朝统治体系的武装叛乱，或者叫做对于北宋王朝统治体系的武装反抗。但自始至终，这种武装叛乱或武装反抗，都没有以推翻和替代北宋王朝统治体系作为目标，因而既不是“革命”，也不是“起义”。而另一方面，这种武装叛乱或武装反抗，以其对于北宋王朝统治体系所造成的局部破坏和暂时震恐，又超过了小股土匪强盗的“落草”占山为寇，更远逾单个或者几个土匪强盗的“剪径”抢劫行为。因此，梁山一百单八将是在聚众造反，是是非非都以“造反”为统领。

既然是聚众造反，那就需要进一步拷问，所“聚”之“众”为何属性？直白一点说，是不是“农民”，从而属于“农民造反”？P7-9

“三国热”甫退，“水浒热”渐生。

“热”一“热”是好事。一部古典小说，流传四百多年，迄今依然有不少人品读、不少人评说，不仅证明了它确实具备艺术生命力，而且显示出它还蕴蓄着与后来者相贯通的人文信息。且不论是否都要“古为今用”，起码可以“古为今鉴”，那就颇有历时性的普泛价值了。

不少人品读，不少人评说，不求“舆论一律”，尤其难能可贵。

《水浒》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古典小说？一百单八将“聚义”水泊梁山，是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还是土匪强盗结群杀人放火，抑或别的什么？由“聚义厅”到“忠义堂”，“义”的涵蕴何在？林冲等确是“逼上梁山”，但更多的人却是“避上梁山”、“赚上梁山”、“伙上梁山”，五花八门如何疏解？李逵、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人杀人甚多，对他们该如何评价？宋江作为梁山领导集团的“核心”，头上拥有的传统文化道德美誉之多无人能及，但对他的评价历来毁誉纷呈，原因何在？潘金莲俨若“四大淫妇”头号代表，对她以及相关女性应该怎么看？毛泽东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撇开特定的政治影射，到底有没有一定道理？诸如此类的问题众说纷纭，真正实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才能让《水浒》更加贴近世道人心。

我今“另眼看《水浒》”，就是凑“热闹”，主动参与其间。我希图表达的，都只是个人所得所悟，不管与他人为同为异。我厌恶“定于一尊”，当然就不会妄图一己之见“定于一尊”。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向有“文备众体”之说，说的是主体叙述之间，还掺入了诗词歌赋等多种文学形式。《水浒》里的诗，数量之多和品质之高比不过《红楼梦》，但行文中的若干夹评诗，乃至为个别人物代拟的一二“言志诗”，还是颇耐人寻味的。我从其间选取出一些诗句，一句诗作为一个标题，一个标题统领一个章节，共计二十个章节展开随笔似的评说。这一点，在结构形式上，当是我这本书的一个特点。

在思想内容上，我这本书也有特点。所有二十章评说，重在《水浒》里的人和事，但又绝不受其拘囿。每一章都由点到面，横扩纵连，信马由缰，不拘一格。合起来，是评说《水浒》而又不止是评说《水浒》，扩张到了历史、社会、人生、艺术。但无论怎样扩张，关注的焦点始终在于：中华民族“侠文化”，中华国家“国民性”。“另眼”的“另”，多在于斯。  2009年3月15日于重庆淡水轩

断断续续地写了四个月，我这一本书终于可以宣告完成了。从头到尾检--寻一遍，还算好，时断时续并未导致各章之间出现大的乖违或柢牾。自己找原因，大概在于另眼看过来又看过去，我个人的确业已认定《水浒》是一部“侠义小说”。

我的立论诚然有点标新立异。但着眼于“侠”以看《水浒》，我并不是第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国近代文论选》所收录的近代文论，就有两篇言之甚明。一篇为王无生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断言“设为悲歌慷慨之士，穷而为寇为盗，有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急，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侠五义》、《水浒传》皆其伦也”。另一篇为未具名的《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指认施耐庵有“尚侠之思想”，因而“慨汉人之不振，致胡马之蹂躏，刀光剑气，提倡侠风”。这两篇文章，二十多年以前即读过，依稀留下印象。本书写到最后一章时，又翻出来重读一遍，对我坚定自信心多少有所帮助。尽管两篇文章都没有展开论述，毕竟表明了有人发之于前，可证我道不孤。

写作这本书，我所依据的《水浒》文本，是重庆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之一的《水浒传》。其校点者熊宪光，是我结交近半世纪的同窗挚友，古代文学功力深厚。他“以明万历末年百二十回本为底本，参考‘容与堂本’及上世纪20年代汪原放和胡适先生主持校点的‘亚东本’，进行点校并分段”，为我提供了一个精善文本。本书中所有(《水浒》引文，均出自这一文本。其他文本或者有小异，不在我的注视之列，悉不讨论。

2009年5月中旬，我应重庆图书馆之邀，以《<水浒>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去开过一次讲座。我当时讲的自然就是本书宣示的看法。既在意料中也在意料外，当场反响非常之好，令我欣慰。与听众互动，多数发言者接受我的看法，或者表示受到启发，只有一位仍坚持用“农民起义”看待《水浒》。我当即明确表态，欢迎保留不同的看法，对我的看法尽可以批评，但只要没有足令我信服的理性阐释，我也要保留个人的看法。

现在我要说，在重庆图书馆表的那个态，在时下，在今后，依然还是我的态度。我并不企求而今而后读《水浒》的人全都认同我的看法——那既办不到，更毫无必要。多一些分歧和碰撞，反而正常，并且有益。我甚至确信，只有在有分歧和有碰撞的环境中，我这一本书才能充分显现出价值。

2009年7月15日于重庆淡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