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开始，要从一团仿佛无边无际的迷雾说起。
或者说，它更像一片厚厚的、浮动的云海，到处都白茫茫、静悄悄的。死亡的幻境。这是库尔特·维兰德在意识朦胧中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这一年他才21岁，涉世未深，当警察也没多久。忽然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拿着刀子向他扑过来，而他已经来不及躲闪了。
随后便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死一般的寂静。
慢慢地，他苏醒过来，仿佛灵魂重新钻进了身体。盘旋在脑子里的那些画面已经模糊不清。他想抓住它们，然而它们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飞来飞去。记忆中的印象正逐渐淡去。他试着还原发生的一切，尽管这并不容易……
1969年6月3日，维兰德休息。他刚刚送莫娜登上一艘丹麦渡轮，她搭的并不是最新式的水翼船，而是那种服役多年、行驶起来慢吞吞的老式渡船。在前往哥本哈根的途中，她还有时间在船上美餐一顿。莫娜到丹麦是要见一个朋友，而后她们可能会去意大利的蒂沃利，目标极有可能是那里的服装店。因为不用上班，维兰德本想和她一起去，可莫娜不同意。她说这次旅行只属于她和她的闺密，谢绝男士同行。
维兰德注视着渡轮嘎吱嘎吱驶出港口。莫娜当天晚上就能回来，维兰德答应她到码头迎接。如果到时天气还像现在这样好的话，他们就去散散步，然后再回他位于罗森加德的公寓。
想到这里，维兰德一阵激动。他紧紧皮带，穿过大街，向车站走去。在那里他买了一包烟，老样子，还是约翰银牌的，尚未走出车站他便点燃了一支。
当天是星期二，维兰德无事可做。这些天他没少加班，尤其是隆德和马尔默两地最近接连爆发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不仅频率越来越高，规模也越来越大。在马尔默，示威者与警察还曾发生过冲突，场面甚为混乱。示威者要求美国滚出越南。对于他们的立场，维兰德也说不清楚自己是支持还是反对。前一天，他和莫娜谈起这件事时，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一个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亚洲农业国炸得稀巴烂，或者套用报纸上一位美国高级军官的说法，把它“炸回石器时代”，这事儿怎么说都算不上地道。可是他的观点却遭到莫娜的一通数落，在她看来，那些示威者全是些吃饱了没事儿干的捣乱分子。她对维兰德同情越南的看法感到惊讶，并说她可不愿意嫁给一个共产主义者。
维兰德被噎得无话可说，争论也便不了了之。他是决意要娶莫娜为妻的，他爱这个一头浅棕色头发的女人，爱她高挺的鼻梁和纤细的下巴。在他认识的女人当中，或许莫娜并不是最漂亮的一个，但却绝对是他最想要的那一个。
他们两个去年才相识。在那之前，维兰德和海运公司一个名叫海伦娜的姑娘曾经谈了一年的恋爱。后来忽然有一天，海伦娜对他说，他们结束了，她爱上了别的男人。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维兰德顿时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随后他躲在公寓里大哭了一个周末。这件事他越想越觉得窝囊，越想越妒忌。当他终于止住了眼泪，便跑到中央车站旁边的酒吧里借酒浇愁，每次喝到酩酊大醉，然后回到家里继续痛哭。时至今日，每当他从那家酒吧门前经过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那个地方，他再也没有踏足半步。
紧接着的几个月更是煎熬。维兰德再三恳求，希望海伦娜能够回心转意，但每次都遭到海伦娜的断然拒绝。最后，海伦娜对他的死缠烂打终于忍无可忍，只好以报警相威胁时，维兰德才总算知难而退。说来也怪，好像直到这个时候，两人才彻彻底底地分了手，海伦娜终于可以和她的新男友在一起了。那一天是个星期五。
当天晚上，维兰德乘船渡过海峡去了丹麦。从哥本哈根返回时，他的旁边坐了一位打毛衣的姑娘，这个姑娘就是莫娜。
维兰德一边回忆着往事，一边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转悠。他想莫娜，不知道她和她的朋友此刻正在干什么。随后他的思绪飞回到了一周之前。当时示威活动已经出现失控的苗头，维兰德和他的同事们被仓促集结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也许是上头对形势的发展判断失误，等到骚乱发生时他们才被派了上去，结果却是火上浇油，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混乱局面。
实际上，平时能和维兰德谈论政治的只有他父亲一个人。这一年他的父亲已经60岁了，刚刚决定要搬到厄斯特伦去住。他是个性格孤僻的倔老头儿，情绪多变，连维兰德也摸不透他的脾气。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时就像一个锅里的油和水，只要一点点温度，就能吵得鸡飞狗跳。最严重的一次，老爷子大发雷霆，差点和维兰德断绝父子关系。这件事发生在几年前，起因是维兰德告诉父亲说他要当警察。当时他的父亲正坐在他那间充斥着油彩和咖啡味儿的小画室里，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一怒之下，举起手里的画笔向维兰德扔去，嘴里嚷嚷着让维兰德滚出去，永远别回来。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儿子去当警察，两人为此大吵了一通。但维兰德毫不退让，他已经铁了心要当警察，就算父亲拿全世界所有的画笔来扔他，也改变不了他的心意。后来两人的争吵戛然而止：父亲赌气再也不理他，一声不吭地坐回到他的画架前。然后对着一个模型，开始气呼呼地在画布上勾勒起一只松鸡的轮廓。他画画的主题千篇一律，画来画去总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偶尔的变化，不过是在画面中添上一只普普通通的松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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