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老新闻工作者与《福建日报》
今年是建国65周年，福建解放65周年，也是山东老新闻工作者与各地新闻工作者一起创办《福建日报》65周年。我作为山东老新闻工作者中的一员，回顾这段历史，回顾65年来山东老新闻工作者所作出的贡献，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对于我们健在的人来说，也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纪录下来，以供后人参考。
本文想就山东老新闻工作者怎样汇聚到《福建日报》以及在报纸创办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一个简略的回顾，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山东老新闻工作者是怎样汇聚到《福建日报》的
首先，我想应该对山东老新闻工作者这一概念作一个界定。山东老新闻工作者是指哪些人说的呢？我以为，山东老新闻工作者可以包括以下三部分人，即一部分是在山东境内从事新闻工作的本地人；另一部分是在山东从事新闻工作的外地人。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从山东南下以后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人，因为他们也是作为山东南下干部分配到福建来的。这三部分人，第一部分人数最多，第二部分人数也不少，而且多为领导骨干。比如曾担任《胶东日报》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的何若人，是安徽人；山东《大众日报》记者陈洪石，是广东人；华东新闻干校(办在山东)的陈德峰，是浙江人；《鲁中南报》记者王平，是江苏人。他们南下后，都参与过《福建日报》的创办和建设工作，所以也应把他们列入山东老新闻工作者。第三部分，是从山东南下以后来《福建日报》的，这一部分人为数不多，主要是山东的同志。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山东老新闻工作者”从年龄上说，仅限于由山东南下的第一代，他们的第二代没有统计在内。二是部队系统的山东老新闻工作者因序列不同，也未列入。福建驻军大部分是来自山东，部队系统的新闻干部有不少山东人，如原福州军区《前线报》副社长马真划就是山东人。
从1949年起，山东老新闻工作者进入福建，基本上是采取两种形式，即多数是成批调进的，也有一部分是个别调进的。其中第一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是由何若人同志带领的。1949年6月份，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华东支队(即省委机关)陈大队(省委宣传部门)新闻中队”成立。7月10日，新闻中队在何若人带领下，随省委机关南下福建。在这支队伍中就有不少是山东老新闻工作者，其中何若人、刘岳峰、徐晓、郝群、姚勤予、傅子玉、周黎、王晓、宋光、邓辉政等都来自《胶东日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春，这批山东老新闻工作者随军南下，曾在《苏南日报》工作一段时间。到任后，何若人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刘岳峰、徐晓为编委，郝群为副刊主编，姚勤予为社会服务版副主编。与这批人一起来福建的，还有《大众日报》印刷厂的季德吉、郑全玉以及张子固、于桂训、刘其照、刘宽策、马荣恩等。季德吉任《福建日报》协理员。同年12月，由华东局统一调配，又从华东新闻学院(即原华东新闻干校)和上海新闻单位调来一批干部。因为华东新闻学院是在山东创办的，其中当有不少人来自山东，但现在只知道三个人，即当时带队的陈德峰以及张若愚、刘振英等。陈德峰被任命为读者来信组组长。
山东老新闻工作者第三次成批的南下，是1950年。这一年春天山东各区党委宣布撤销，各区党委主办的报纸一律停办。各报停办以后的新闻干部，除一部分留省外，多数集中到上海，由华东局统一分配给各省市，并为解放台湾预留了一批新闻干部。后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我解放台湾计划推迟，这部分干部又重新作了安置。当时我们住在《新闻日报》楼上一个空落落的大厅里(打地铺)，记得正式宣布分配名单前，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阵逸群来到大厅，席地而坐，给我们讲话，说明由于形势变化，预留的这批干部暂行分配到各省市，将来解放台湾需要，再抽出来支援前方。分配到福建的主要是《渤海日报》、《胶东日报》、《新徐日报》的干部，共有1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8月中旬，我们从上海乘火车抵达上饶，下榻福建驻上饶办事处，那时上饶到福州没有班车，办事处帮助联系到一部运送铁丁的军用卡车，铁丁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人就坐在稻草上面。那一次与我们一起去福州的，还有省民政厅的赵导源，他年纪大，坐在车头副驾驶的位置上。好在我们十几个人都无拖累，只有杨云、王云生夫妇带了一个二三岁的孩子(即后来的杨小洋)。路上在建瓯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即8月23日)到达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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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档案第四集——福建日报纪事》一书，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回忆往事，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我于1950年夏来闽，在《福建日报》工作21年，这21年，是我在新闻岗位上经历最长的时期，也是受到教育和锻炼最大的时期。这一部分着重是回忆已故老领导何若人、孙泽夫同志等在办报过程中培养起来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福建日报社史》、《福建日报大事记》两本书已有详细记载，我写的几篇回忆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些可以作为史料，以补“正史”的不足。当然，就我个人来说，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也不只是这几件，比如1958年前后在评论写作上的失误也很值得总结，但是，因为本书要赶在8月25日《福建日报》创刊65周年以前出版，这篇文章就来不及写了。还有一些人和事，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得不暂付阙如。这一点要请大家谅解。
本书另外一部分内容是新闻作品，因为评论类的作品已刊于第三集，这里收入的全部是通讯、散文类的文字，包括第二辑八闽见闻、第三辑神州见闻、第四辑域外见闻，都是我在《福建日报》及其子报、子刊上发表的作品，就时间来说，绝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写的，这一点与回忆部分有所不同。
除上述内容以外，还有几篇有关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纪事，作为第五辑收入本书，与老年朋友交流。
还有，《我的档案第三集》出版以后，收到张广敏、潘心城、陈增光、吕良弼等朋友的来信、题词和评论，对书中的内容表示肯定和支持，令我十分感动。现在，将这部分文稿附在本书的后面与各位朋友分享。
最后，在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许多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例如林善德同志在出版方面给予很大支持，徐明新同志帮助审阅一部分稿件，黄河鸣同志帮助查找资料，高美玲、晓阳、陈洁等同志帮助打印书稿。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二、《我的档案》系列到此为止，共出版四集。这个系列图书的缺点，是事先缺少一个统一的计划。我在编辑出版《我的档案》时，原来就想出这一本，没有想到还要出续集(第二集)，出版续集(第二集)时，也没想到出第三集，出第三集时，也没想到出第四集。就是说，续集和三、四集都是后来想到的。因此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书名不规范，第一本叫《我的档案》，第二本叫《我的档案续集》、第三本-1《我的档案第三集》，前后不统一；又比如内容安排有些重复，同样的内容、同一类的作品，几集当中都有收入；又比如版本大小不一，前两本短，后两本长，格式不统一。另外，字号也不尽相同。这些问题都与缺乏一个统一的计划、统一的设计方案有关系，这是一个教训。
最后，拙作能够这么快与朋友们见面，首先要感谢海峡出版社社长房向东同志。向东与我是忘年交、老朋友。6月28日。他到我家里来，我同他谈了拙作出版碰到的问题，他当场表示愿意承担出版任务，并保证在最短时间完成。他的慷慨相助，使我深受感动。另外，他安排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很有意思。比如，他要刘岳峰同志小儿子刘小岳担任本书的设计，又要何若人同志的大女儿何海勤负责审稿，这两个人都是我们《福建日报》的后代，他们能为宣传自己父辈的精神做奉献，也是理所应当。在这里，我想说的就是，他们临时受命，勇于担当，或许也是老《福建日报》精神的体现。新闻出版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高兴。
2014年6月30日
寻找老《福建日报》精神
《我的档案第四集——(福建日报)纪事》序
大约半年以前，我给黄岑同志的《风云走笔六十秋》一书作序，在谈到对报社几位已故老领导的回忆时，我斗胆写了一句“弘扬老《福建日报》精神”。在《福建日报》前面加个“老”字，目的当然是想把涉及的范围加以限制，比如从对象来说，限制在第一代报人；从时间来说，限制在五六十年代，即“文革”以前。但是，文章写什么当时还未想清楚，我虽然也是第一代报人，这方面感触也很多，但是未作系统研究，一下子要写成文章还有困难。再者，按照“弘扬”的程式写，做出来的文章，也怕与别人已发表的同类文章撞车，弄不好还有抄袭之嫌。第三，“丹青难写是精神”。泛泛而论，无法再现“精神”的原始生态，也不能反映同一种“精神”的不同特色，自然也说不清楚“精神”是怎么来的。经过反复考量，我还是选择了现在的方式，就是重温历史，到历史深处去寻找老《福建日报》精神。
“寻找”从何若人同志开始，我的第一个收获，是在省档案馆找到了他在1952年“三反”时两次报告的纪录稿。因为我拿到的是复印件，文书的真实面目，是黄是灰，无从考证，但是蝇头般的钢笔行书仍依稀可辨。值得庆幸的倒是，借着这份十几页的材料，我终于走进了何若人当年的精神世界。何若人在报告中论述了“三反”运动的重大意义，谈到了共产党人对公共财产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宣布，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接着，他第一个站出来，作对照检查，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一次，省里某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到报社来，他交待伙房做了四个菜招待他，因为用的是公款，所以他自责“毫不爱惜国家财物”。另一件是，1951年他到上海出差，把软席卧铺改为硬席，节省下30元钱，他交待行政部门用这些钱买了几斤茶叶和别的土特产，到上海后送给几位新闻界朋友，以感谢他们在报纸筹办时所给予的帮助。在一般人看来，这样做不增加国家开支，没有什么问题。但何若人认为，这样做也不可以，因为“实际上也是对公款的浪费”。按理说，两件事情都不算大，只是因为它们触及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条红线，故不能不作严肃的自我批评。但是，这次自我批评的真正意义还不在这里，后来的事实证明：何若人正是通过这两件事情的检讨，划清了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的界限，所以才成就他一生的廉洁。就何若人个人来说是这样，而从报社来说，则以何若人为榜样，做出一项规定：凡请客人吃饭，陪客人员一律按伙食标准交纳伙食费，上至社长，下至一般干部，不得例外。《福建日报》敬畏公款、勤俭节约的新风尚，便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提起何若人同志，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他每天看过的那几张大样。何若人看大样习惯用毛笔，他头一天夜里看过的大样，第二天都会张贴出来给大家看，以供学习。何若人的毛笔行书写得很漂亮，但最令人感佩的还不是书法本身，而是他在大样上改的字，总是一笔一划，清清楚楚，排字工人一看就懂，勿需费时辨认。还有一种乍看让人纳闷的现象，这就是他在大样上每增添几个字，总要在增添处前后删去几个字；反之亦然。这是为什么呢？目的和前者一样，都是为了节省排字工人的劳动时间。郑板桥在潍县做知县时，曾用“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诗句来表达对民间疾苦的关心。我想，把这句诗改两个字，改为“一字一句总关情”，来形容何若人同工人的关系，也是很恰当的。当然，何若人这样做只是身教的一部分，他的更深的寓意，是要在编辑记者中树立群众观点，真正按照群众要求办报，把报纸办得更加通俗易懂，更加贴近群众，一句话，就是“心系群众，服务读者”，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老《福建日报》精神。
《福建日报》创刊初期，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何若人从山东带来的，有山西的，有江苏的，有本地的，还有南下服务团的。怎样把各方面的干部团结起来，大家共同努力办好报纸。何若人采取的良策是顾全大局。在考虑领导干部安排时，何若人总是优先考虑其他地方的同志。他的爱人姚勤予，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本来也有条件进报社领导机构编辑委员会，但是何若人却没有这样做，在公与私之间，他选择的是顾全大局。顾全大局不容易，不管是个人服从组织，还是局部服从全局，都意味着牺牲和付出。1953年实行工资制，省直机关的实施方案出台后，报社的同志觉得报社干部的级别定低了，要求予以调整。何若人不同意。他说，省里的方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报社应该服从大局。接受这个方案。何若人自己带头要求降低一级工资，以实际行动说服了大家。领导顾全大局，办事公道，勇于自我牺牲，以身作则，以德育人，党员干部也自觉服从组织，克服困难挑重担，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事例层出不穷，顾全大局蔚然成风。这是老《福建El报》精神又一重要内容。
《福建日报》创刊于1949年8月25日，到今年8月25日，就整整走过65个年头。65年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福建El报》发生的最美丽动人的故事是什么？是孙泽夫与何若人在坚持党性原则上的一场“接力赛”。何若人主持报纸工作时，坚持党性原则，勤勤恳恳，呕心沥血，紧跟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密切联系实际，及时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圆满地完成各项宣传任务。不仅对内宣传搞得好，对外宣传也搞得好。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见面，新华社转发塔斯社的消息称，斯大林“接见”毛泽东，何若人敏锐地抛开了“接见”一词，给这条消息做了以下的标题：《当代两大革命巨人／毛主席斯大林会晤》，充分体现了我党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这个用特大字号制作的标题，就像一颗蓝宝石，跨越65年的时空，至今仍然放射着智慧和真理的光芒。在报纸创刊十周年时，省委以“听话”二字，充分肯定了《福建日报》坚持党性、求真务实的精神。孙泽夫很羡慕他的前任获得的这个评价，决心接任后继续把坚持党性原则作为主攻方向。他以抓政治气候为突破口，并以“传达学习不过夜”，“先摆情况，后议选题”作为吃透两头的机制保证，及时宣传中央和省委的最新意图，成功地破解了“政治家办报”这一时代课题。权威杂志《新闻战线》以头题位置发表文章，对《福建日报》的经验予以肯定。
《福建日报》创刊后，为办成一份“既有消息又有经验”的党报奋斗了13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持改革，不断创新。《福建日报》是参照老解放区报纸的模式办起来的，以指导地方工作为主，新闻报道大量的是一般工作动态，不能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报纸要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必须进行一次大的改革，逐步用现代新闻观来取代传统新闻观。这一点，何若人、孙泽夫的头脑是清醒的。早在1954年，《福建日报》就在何若人主持下，进行过一次改革的尝试，当时借鉴苏联《真理报》的经验，开辟了《在福建各地》新闻专栏，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按照新闻的要求来做，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只办了两年就停了。孙泽夫同志接手后，组织力量对报纸的新闻现状进行研究，认为报纸刊登的稿件多数都不是新闻，能称得上新闻的是少数。这种情况，令孙泽夫感到十分揪心，因为《福建日报》既是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作为党和人民的报纸，它既要成为党委指导工作的有力武器，也应成为人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现在我们却不能满足广大读者在这方面的要求。因此，孙泽夫日夜都在思考新闻改革问题。1957年，他指导几个“秀才”，研究了一个改革方案，准备大力淘汰那些不是新闻的新闻，后因反右风暴袭来而搁置。那一次，大家都为老孙捏了一把汗。后来，他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如大抓各级党委报道组建设，创新了全党办报的体制机制。接着，又从几所大学先后选调了50多名大学生，充实编辑记者队伍，大大提高了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办好报纸创造了条件。1962年，趁着各方面都在进行整顿，孙泽夫主持编委会研究决定，利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进行一次全面的新闻改革。这次改革，从调整机构着手，打破传统的分工，成立了综合性的消息部，统管消息的采写、编辑和版面安排。同时提出了改进新闻报道的具体方案。这次改革力度比较大，使报纸的新闻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遗憾的是，因受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工作重心转移的影响，许多措施未能得到落实。致使改革再次受到挫折。但是，何若人、孙泽夫和编委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亲手培育的改革创新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福建日报》人。
访问《福建日报》的老同志，大家一再称道的是：爱护干部，尊重知识，是《福建日报》的老传统、好传统。这个老传统、好传统是何若人、孙泽夫同志一手培育起来的。建国以后，肃反，审干，反右，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而报社又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每次运动都会涉及许多人，当时领导上压力也很大，但不管压力多大，何若人、孙泽夫总是保持十分冷静的态度，运动后期要作处分决定时更是慎之又慎。因此，使许多同志得到保护，大大降低了运动中的误伤。最典型的是反右派，在孙泽夫同志主持下，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保护了许多同志。《福建日报》偌大一个新闻单位，只划了4个右派(当然也是错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何若人、孙泽夫同志到了晚年，还在关心着那些与自己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福建日报》的老同志辞世后的遗体告别现场，总少不了何若人老社长的身影；孙泽夫同志在病危时，仍牵挂着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同志，一一请到病榻前，向他们深表歉意。这使我想起孙泽夫同志遗体告别会上那幅挽联：“忠于理想，忠于人民，崇尚实践，报坛堪称楷模；爱护干部，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后辈共仰高节。”
老《福建日报》精神，是第一代报人在何若人、孙泽夫同志带领下共同创造的，作为报社第一代领导班子成员，比如孙明、刘岳峰、徐晓等同志，他们也都为老《福建日报》精神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参与创办《福建日报》的所有老同志也都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和力量，而淡泊名利，工作起来不计时间不讲报酬，无私奉献是大家共同的特点。比如陆志斌同志，报纸创刊初期担任军事组副组长(相当于后来的副处级)，以后又担任过八个部门的负责人，为报纸的军事、文艺、理论、文教宣传和评论工作做了很大贡献，最后在处长的位置上离休。老陆不仅没有怨言，而且还对组织的培养充满感激之情。1999年底，陆志斌因病住院，检查发现是肝癌晚期，他竞对儿女说，不要把他的病情告诉组织，以免给组织添麻烦。此事传扬开来，报社上下无不为之动容。又如陈炳岑同志，从报纸创刊到离休都未离开过报社，而且一直在副刊工作。作为资深副刊编辑，他培养了很多作者，也写了不少作品，为办好副刊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从不张扬。1960年，陈炳岑深入基层采访，发现了“惠安八女征荒岛”这个典型，连写了两篇情文并茂、感人肺腑的长篇通讯，在省内外影响很大，全国有十几家大报转载了这个故事，但是至今谁也不知道文章的作者是谁，因为老陈两篇文章署名用的都是“本报记者”。
综上所述，坚持党性，勇于创新；心系群众，服务读者；敬畏公款，勤俭节约；顾全大局，公而忘私；爱护干部，尊重知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等等，就是我要寻找的老《福建日报》精神，而坚持党性、顾全大局、爱护干部、敬畏公款则是老《福建日报》精神的特色，尤其值得关注，值得研究，值得发扬。
2014年5月25日
在王仲莘的《我的档案(第4集福建日报纪事)》一书，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回忆往事，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作者于1950年夏来闽，在《福建日报》工作21年，这21年，是他在新闻岗位上经历最长的时期，也是受到教育和锻炼最大的时期。这一部分着重是回忆已故老领导何若人、孙泽夫同志等在办报过程中培养起来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福建日报社史》、《福建日报大事记》两本书已有详细记载，作者写的几篇回忆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些可以作为史料，以补“正史”的不足。
《我的档案(第4集福建日报纪事)》为老新闻工作者王仲莘对其在福建日报社工作经历的回忆与总结的文章之合集。全书收入了《何若人同志二三事》《假如古树会说话》《走在通往大武夷的路上》《遵义有个李仁义》《跑的中心和奈克鞋——访美国俄州散记之五》《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等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