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的影响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出于他们提出的论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名望。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
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
群体没有逻辑推理能力,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极为精彩地描述了集体心态。
古斯塔夫·勒庞最早有效阐明了“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出版。作者古斯塔夫·勒庞以十分简约的方式,考察了群体的特殊心理与思维方式,尤其对个人与群体的迥异心理进行了精辟分析。经典之为经典,就在于其永远不会过时。为什么博学鸿儒在群体中却只会鹦鹉学舌?为什么谦谦君子在群体的支持下会变得粗野不堪、肆无忌惮?为什么打动群体的观念总是经不起严密的推理?作者百年前在书中讨论的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许多人。二战中日本普通民众如何变成丧尽天良的战争机器,“文革”中的单纯学生又为何会作出那许多丧心病狂的举动?个人到群体的变化总是叫人难以理解、难以置信。此书的解释,或能稍解你的困惑。
2 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
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激发起群体的热情,让他们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譬如掠夺宫殿、誓死守卫要塞或阵地,就必须让群体对暗示作出迅速的反应,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样。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群体应当在事前就有一些环境上的准备,尤其是希望影响他们的人应具备某种品质,对于这种有待于深入研究的品质,我称之为名望。
但是,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借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它们的作用有些缓慢,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人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只要看一看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发挥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疑。广告之所以有令人吃惊的威力,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听到四面八方都在这样说,最终我们会确信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Y牌药粉治好了身患顽症的最知名的人士,一旦我们患上了类似的疾病,我们终究会忍不住也去试用一下。如果我们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张三是个臭名昭著的流氓,李四是最诚实的老实人,我们最终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再去读一家观点相反、把他们的品质完全颠倒过来的报纸。把断言和重复分开使用,它们各自都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相互拼杀一番。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就像在一些著名的金融项目中,富豪足以收买所有参与者一样,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甚至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马厩里有一匹马啃咬食槽,另一些马也会起而效尤;几只羊感到惊恐,很快也会蔓延到整个羊群。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这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在自己是疯病专家的医生中间,不时有人会变成疯子,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当然,最近有人提到一些疯病,例如广场恐惧症,也能由人传染给动物。
每个人都同时处在同一个地点,并不是他们受到传染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些事件能让所有的头脑产生一种独特的倾向以及一种群体所特有的性格,在这种事件的影响下,相距遥远的人也能感受到传染的力量。当人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受到了我前面研究过的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时,情况尤其如此。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它在巴黎爆发后,便迅速传遍大半个欧洲,使一些王权摇摇欲坠。
P179-182
以下研究是要对群体的特征做一说明。
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一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不过,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仅仅从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他们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与种族特征颇为不同。
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历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对于群体所引起的困难问题,我以纯科学的方式进行了考察。这就是说,我的努力只有方法上的考虑,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发现少许真理的唯一办法。当这里所讨论的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时,情况尤其如此。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的科学家,他对于自己的澄清会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是不会有所考虑的。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中说,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的他,不时发现自己和所有这些派别的各种结论相左。我希望这部新著也堪当此论。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相信它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不过我还是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发现我从自己的研究中会得出一些他乍一看难以接受的结论。例如,为什么我在指出包括杰出人士的团体在内的群体精神的极端低劣之后,还是断定,尽管有这种低劣性,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危险的呢?
其原因是,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大自然有时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却从来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这说明对一个民族有致命危险的,莫过于它热衷重大的变革,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说多么出色。如果它能够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才能说它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人们受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所左右——这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反映着它的需要。作为其产物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不能改变这种性格的。
研究社会现象,与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是分不开的。从哲学观点看,这些现象可能有绝对价值,实际上它们只有相对价值。
因此,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它加以考虑。这样就会看到,纯粹理性的教诲经常同实践理性的教诲相反。这种划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观点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由一定的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不变的几何形状。然而从印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里却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形状。从透视的角度看,立方体可以变成椎形的或方形的,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考虑这些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它们,也只有它们,是我们所看到并能够用照相或绘画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按照事物准确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有可能是在歪曲自然,使它变得不可辨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居民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但无法接触它们,他们是很难对物体形态形成正确看法的。进一步说,如果有关这种形态的知识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才能掌握,它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时刻牢记,这些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只有这后一种价值与文明的进化有关,只有它才是重要的。认识到这个事实,在考虑最初逻辑迫使他接受的结论时,他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还有一个原因使他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社会事实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预见到它们的相互影响带来的后果。此外,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蔽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喻为波浪,它不过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湍流的表象。就群体的大多数行为而言,它在精神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在另一些行为中,它好像又受着某种神秘力量的左右,古人称它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幽灵的声音。我们虽然不了解它的本质,却不能忽视它的威力。在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仿佛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例如,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呢?但是,这个组织程度令人赞叹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还能来自什么地方?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指出支配着语言的那些规律,他们绝不可能创造这种规律。甚至伟人的思想,我们敢于断言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然而,难道不是群体的禀赋提供了千百万颗沙粒,形成了它们生长的土壤吗?
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隐藏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在自然界,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作出的一些动作,其神奇的复杂性令我们惊叹。理性不过是较为晚近的人类才具有的属性,而且尚未完美到能够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它要想站稳脚跟,仍然有待来日。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无几。无意识作为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起着作用。
如果我们打算待在狭小而安全的界限之内,利用科学来获取知识,不想步入模糊的猜测与无用的假设的领地,则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仅仅是,留心这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现象,把我们自己限制在对它们做些思考。从这些思考中得出的每个结论肯定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能够明确观察到的现象背后,另有一些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的现象,而在它背后,还有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现象。
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英雄豪杰与民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孰轻孰重,历来是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当然也是个非常不易说清楚的问题。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句明白易懂的话让人觉得平实而中肯,可以省去我们做历史辩证法深思的不少麻烦。然而,这些历史中的好汉(或枭雄)与帮手的学术地位,却是非常不平衡的。研究英雄的著作或是给英雄出谋划策的各类宝鉴,千百年来不绝如缕。而就那些帮手们而言,在“群众社会”到来之前,操持着改变或维持历史方向的势力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遍布于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帝王将相和各路神仙,因此鲜有人把他们作为一个实体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主时代的到来。曼海姆在他去世前一篇讨论世俗化过程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未竟稿中,根据中世纪晚期以来在民俗、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变化,对决定后来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民众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潜移默化,作了十分深入而生动的说明。当然,他认为这个过程最显著的结果之一,便是各种偶像与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世俗王权,逐渐被平等人权和扩大政治参与的主张所消解。它使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移——血统身份也罢,君权神授也罢,奉天承运也罢,此时都已不再可能,领袖要想号令天下,唯有反求诸天下的“授权”才成,这时群众才真正成了前台的主角。
1 被遗忘了的勒庞
然而,群众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唱起主角,这种现象给近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带来的结果,并不全都令人欢欣鼓舞。正如近代中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因此自柏克以降,便有许多思想家对于各种群众领袖挟民意而行独裁的负面作用忧心忡忡。从这个角度讲,法国人勒庞(Gustav Le Bon,1841—1931)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写下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尤其是他写于19世纪末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实在是不该被我们忽视。
……
所有这些,构成了勒庞对群众、领袖和观念的鼓噪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理念持极端轻视态度的基础。虽然从这种“群体时代”的现象中,他错误地得出了和施宾格勒一样的结论,以为自己正在目睹西方文明没落的征兆,但是大概没有人会否认,他的群体心理学研究的意义是超越了这一错误的。因此,假如我们只去批评他那种有点神秘主义的种族论倾向和经常是不合“学术规范”的臆断(这当然必要),这无异于放弃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至少我们可以说,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研究所触及的问题,不管在他之前还是此后,都是一切思考民主问题的人所难以回避的。群众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一种重要来源,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过它有走向独裁的危险。此后的孟德斯鸠、柏克、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等人这方面的言论,也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我们更应深思一下,自从古希腊之后,以民众直接参政为基础的民主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了2000多年,这一现象很可能有着深刻的人性方面的原因,假如我们只用一句“反动的黑暗时代”之类的话搪塞过去,未免显得幼稚可笑。勒庞生逢一个群众重新崛起的时代,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现象中所包含的危险,并且以他所掌握的心理学语言,坦率地把它说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勒庞的思想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不然的话,我们也许就无法解释,在民主和独裁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为何我们不管是在最右翼的哈耶克那儿,还是在力求不偏不倚的熊彼特或有左翼倾向的阿伦特和弗洛姆那儿,都可以看到勒庞思想的影子。这种不谋而合的立场的出现,实在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即20世纪能量巨大而暴虐的独裁制度,它与以往的专制最大的不同之处,便是它们的合法性全都援之以一定的群众基础。
政治言辞一贯冷峻的马克斯·韦伯论述权力类型的学说广为人知,其中有一种类型便是“诉诸民众的民主制”(plebiscitary democracy),关于这种类型他说:“领袖民主制最重要的类型——魅力人物统治的正当性,便是蕴含在因为被统治者的意志而产生的、并且仅仅由于这种意志而得以存在的正当性的形式之中。”而在现实中提供这种类型的,正是那些“古代的和现代的革命独裁者”。当韦伯说这些话时,他显然认为“革命独裁者”也能建立“民主”,这难免会让不明民主本义的人感到困惑不解。在这一点上勒庞则说得更明白一些,在表述同样的思想时,勒庞使用了几乎和韦伯一样的语言,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民主”毁灭个人自由的本质:“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的目的根本谈不上支配统治者。它完全为平等的精神所左右……对自由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尊重。独裁制度是大众民主唯一能够理解的统治。”不言自明的是,这种不尊重自由的民主,当然也会使人们本来要用它来驯服权力的愿望完全落空。
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彩地描述了集体心态。
——奥地利精神分析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
心理学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中,最有影响者,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奥尔波特
勒庞的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
——美国社会学家 默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