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通过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爱辉-腾冲)来了解这个国家,但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其所想象,这在作者行走三峡和陕西以及其他地方时,似乎也是一样,传统已经断裂,混乱的价值观无处不在,他既看到了这个快速变化的国家的巨变,也看到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像是无根之萍,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失落,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他们无法从传统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却也享有了没有历史束缚所带来的无边界的自由。
这本书在形态上或许杂糅,游记、人物、评论,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题仍很清晰,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日益深刻的断裂感。
这本书是雄心和能力失衡的产物。从爱辉到腾冲的旅行,原本期望写成一本保罗·克鲁式的游记,却在途中失去耐心,40天之后就草草收场,甚至结尾都没有描述腾冲著名的温泉大滚锅,它也是徐霞客惊人的旅行的最后一站。我更曾想完成一次对台湾的压缩式历史的诠释,9天的旅行札记中,却想塞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悲喜剧,它显得繁冗。
耐心与观察能力的双重不足,让我经常选择用历史背景来填充现实描述的不足。其中一些旅行,像是一次次长途阅读体验,我头靠在长途大巴的玻璃窗上,翻阅一个世纪前的人们对此地的描述与想象。很多时刻,我也忍不住再度评论起来,丢掉了记录时该恪守的耐心。
一、一次不断推迟的旅行
临行前,我意外地翻到一本《红星照耀中国》。“那是6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埃德加·斯诺开篇写道,“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辛劳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埃德加·斯诺虽然声名显赫,却不一定阅读他的作品,他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太密切了,以至于我们习惯性地对他持有偏见,将他的著作视做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个下午,我坐在紫竹院的湖水旁,却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所带来的怦然心动。
那是1936年,他已在中国生活了8年,厌倦了西方人在中国拥有特权而封闭式的生活:“……饱食终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他的语言比我想象中富有美感得多,在形容陕西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时,他写道:“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后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时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他那奇异的观察力也让人过目难忘,“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毛泽东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1932年的中日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他说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本出版于70年前的著作,对我来说不再是一本记录了史料、猜测的历史书,更是一场号召行动的宣言书。我厌倦了坐在咖啡馆,依靠互联网上的信息来评论自己的国家。像70年前一样,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容易在那些幻想中迷失自己—玻璃幕墙大厦、个人博客、星巴克咖啡馆、Shopping Mall比昔日厚厚的城墙、园林建筑更容易将真实的中国脉搏隔离在外。
这是一次不断计划,却不断推迟的旅程。“我们要重新发现中国”,两年前,我热情洋溢地说。两年过去了,除了多读了几本汉学家的专著、几位二流作家关于中国的游记,我好像什么也没发现。倒是我的同事们,总是带着让我嫉妒的眼光,在大兴安岭和80岁的鄂伦春族的老人谈论往昔,从汉中穿越蜀道到达成都,在云南边陲不知名的小镇上无所事事地发呆……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困在抽象的观念世界,对于那些具体的肉体、生动的表情、黄土、森林与河流缺乏感性的认识,成为一名行动者的愿望,像那个有9条命的魔鬼,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让我内心难安。
二、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
我是个容易厌倦的观光客,经常对于眼前的人、物、风景视而不见。我中了理论太深的毒,总以为要将一切装入一个分析框架中,才觉得心安。旅行也是,我潜意识里希望,它能够帮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国的钥匙,多年以来,我对自己杂乱的知识结构忧虑不已,总期待找到自己独特的视角。
最终选择的路线,充满了这种找钥匙的热忱。中国太大了,历史太漫长了,人口太众多了,我经常不知道从何说起。她有着过分良好的胃口,那些别的国家无法应对的挑战,她似乎坦然地就消化掉了,她有力地将不同的地区与民族融合在一起,她也经常窒息不同的生命力…… 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集中在经济奇迹上,全世界都惊叹于中国爆发出的生产力。在风景如画的三峡建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坝,照亮长江中下游;翠绿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那些数不清的丑陋工厂的工人们每天12小时、每周7天、每月心甘情愿地只挣100美元地生产着打火机、鞋帽、空调、微波炉、玩具,将它们充斥到阿富汗的小商品市场与美国的沃尔玛超市中;中国的领导人前往俄罗斯、加纳、智利、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持续高温的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钢铁和石油;对比世界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拜访北京,他们需要这个市场;中国的劳工漂洋过海、翻越戈壁,前往美国、欧洲、东南亚、中东、南美洲、北非,开餐馆、开超市、修公路……他们既建设自己的家园,也改变世界的面貌。
我多少感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的情绪,他目睹了资本主义和技术革命共同造就的物质繁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但是,当你的视线稍稍偏离时,你就看到了别样的中国。中国人赢得世界的注意力,不是通过质量,而是通过数量。生活显得停滞,不那么充满希望,建筑是粗俗丑陋的,年轻人眼神迷离,山川河流被污染,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土地仍不够耕种,通往城市的打工之路日渐狭窄,要想进入世界经济循环的链条,他们需要更多的技能。整个社会被一种不安全感包围着,无处不在、日益加速的技术进步、市场力量,摧毁了那些昔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宗教、社团、家庭、古老的习俗,新事物超越了理解范畴,变化的速度太快了,转基因食品昨天还是好东西,今天就成了有害物。但在中国,这场冒险或许更为惊奇。30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中国人,突然间被抛入一个“人人自保”的时代。之前,人们用集体、党组织,取代了家庭、宗族提供的安全纽带,而现在金钱似乎变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地带—政府不再提供昔日的保护,却仍旧保持干涉你生活的权力;而个人虽然获取了部分自由,但这自由的代价却过分显著,它牺牲掉了社区感、家庭观、伦理,同时它又没自由到你可以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如今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安之若素的态度,像是人们寻找到了情感宣泄的方法。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很容易想起查尔斯·狄更斯对19世纪初英国的评价。狄更斯写到了在那个熏黑的工业时代、大都市兴起中雄心勃勃或无所适从的个人。我该怎么描述此刻的中国呢,那种纠缠在亢奋与无奈中的情绪。P2-5
是书籍引发书籍。我记得第一次阅读《骑着铁公鸡——坐火车穿越中国》时的快乐,保罗·克鲁在中国的火车上度过了一年之久,从广州到哈尔滨,从上海到新疆……他观察、呼吸、品尝、发呆、焦躁,偶尔尝试交谈。
他写作的那个中国,我是如此熟悉,以至于闭上眼睛,就能闻到夜晚马路旁排档上烤肉的香气,看到那些无所适从、有时又安然自得的眼神,那些既不传统又不现代的愚蠢的建筑和那特别的人际关系——一旦提到了共同的朋友,陌生人之间的冰冷突然转向极度的热忱。但我从未尝试过去写这活生生的现实。
收录在这本书里的篇章,大多完成于过去的三年中。它们是雄心和能力之间失衡的产物。每一章,我原本都想作为一本书来完成。2007年夏天从爱辉到腾冲的旅行,原本期望写成一本保罗·克鲁式的游记,却在途中失去耐心,40天之后就草草收场,甚至结尾都没有稍微仔细地描述腾冲著名的温泉大滚锅,它也是徐霞客惊人的旅行的最后一站。我更曾想完成一次对台湾历史的压缩式的诠释,所以在9天的旅行札记中,却想塞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悲喜剧,它显得烦冗。
耐心与观察能力的双重不足,让我经常选择用历史背景来填充现实描述的不足。其中一些旅行,像是一次次长途阅读体验,我头靠在长途大巴的玻璃窗上,翻阅一个世纪前的人们对此地的描述与想象。很多时刻,我也忍不住再度评论起来,丢掉了记录时该恪守的耐心。
这本书在形态上或许杂糅,游记、人物、评论,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题却仍旧算得上清晰。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的断裂感。
人们习惯性地夸耀中国历史的漫长和延续性,却经常发现她的四周都是“崭新”的。人们很难看到一幢超过100年的建筑,而对20年前的事都记忆不清。生活其中的人们,像是无根之萍,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他们无法从传统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却也享有了没有历史束缚所带来的无边界的自由。
感谢我的朋友吴晓波和于威,是他们最初催促我把这些篇章串联在一起。也感谢编辑陆斌和王留全,他们容忍我的拖沓。
许知远
2009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