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史上旧有名
——闲话梓里灵武
我于1924年2月11日生在古灵州,这一年的这一天按阴历算是正月初七,也就是我们乡间平常说的“人七日”,这一天依照旧俗家家户户都要吃长寿面,所以我小时候常常夸口说,我的生日很大,大家都要为我过生日。我的故乡对于不太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穷乡僻壤,但在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的兴亡史上,却是个大有名气的地方,它就是《明史纪事本末》中所提到的“玄宗幸蜀,肃宗继位灵武”中的灵武,现在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灵武市。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李益所写的名篇掖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
圣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这首诗中所说的受降城就是现在的灵武县城。当然,也有人对灵州城即受降城持异议,认为受降城在内蒙古境内的临河一带。我认为说灵州城即受降城这起码也是一家之说,是否确切,有待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确认。
灵州城在解放前未被拆除(毁掉)之前,那的确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城池,砌城墙的砖非同一般,形状怪异,据说城砖是由糯米浆水和泥烧成的。我小时候常听人们说“砖包灵州城,铁打洪广营,纸糊宁夏城”。这说明了灵州城的坚固和不易攻破。
我们过去按照旧例,认为肃宗既然在灵州即位,那就应该有什么紫禁城之类的地方。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安史之乱,玄宗逃往四川,肃宗即位灵武是一种急就章,是应急的措施,以便即位后可名正言顺地以在位皇帝之名,率各地勤王之师,甚至让郭子仪到回纥借兵,讨伐安史的叛乱。据《光明日报》驻宁夏记者站的记者庄电一在一篇文章中说,唐肃宗就是在灵武城南门的城楼上即位的。
灵武县城只有三个城门,即南门、东门、西门,没有北门,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由于防御的考虑或是防风沙的原因。南门正门上的城楼我记得不是两层就是三层,高耸在城门上,很雄伟,完全可以和北京正阳门,也就是前门的城楼媲美。南门城楼的东边有一个很宽阔的马道,人们排成队甚至马车可由此走上城墙,而城墙也很宽阔,马拉的轿车完全可以在上面行驶。在南门正门的外面还有一个很小的瓮城,瓮城的门是朝东开的。灵武县城的西边是一个苇子湖,其他三边都有护城壕,可以从西边的湖中放水入护城壕,而灵武县城往南通崇兴寨(旧称大寨子)和吴忠堡的大道就经过护城壕,上面有木头的桥板和护栏。
古灵州城耸立在西湖边,城西是一片芦苇湖,四季不干,据说下面有泉眼。秦渠从青铜峡开始,经过金积堡、吴忠堡,然后从灵武城东俗称沙边子的丘陵地流过,灌溉两边的田地,然后又流入黄河。因此,城西和城南近处的田地一般叫作湖田,适宜于种植水稻或间种豆类或小麦,而东边秦渠两边的田地一般叫作高田,除栽种果树外,在旧社会大都种植罂粟(由罂粟液汁晾晒的罂粟膏即鸦片烟膏),当时灵武一带出产的鸦片烟膏称西口土,非常出名。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古灵州的地方比较大,直属管辖的地方有吴忠堡、金积堡、磁窑堡、石沟驿、横山堡(水洞沟所在地)、清水营等。我外祖父家就在横山堡,我小时候曾去过一次,他家不远处就有一座城池,大部分被黄沙埋没,只露出很少一部分城墙凹凸形的砖墙垛口——雉堞,不知是什么年代的。他家当时饮用的水是靠牲口用木桶从一条小溪流中驮回来的,这条小溪就从北边离他家不远处的边墙(当时当地人称明长城为边墙)下流过,边墙外就是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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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束对往事的追忆,事情大都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甚至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们当时称那个时间段为“方生未死之间”,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在做垂死挣扎和新中国即将诞生的黎明来临之前,人们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盼望早日能看到天亮的时刻。发生的时间虽过去已久,但在我们的记忆中,并不是过眼云烟,是不容易被湮没的,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历久弥新,清晰得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犹如发生在昨天一样。
这些一鳞半爪式的追忆中,有两篇如《同志情谊,永志难忘——记国际新闻局》和《师德永存——追忆姜椿芳同志》是我爱人杨秀琴写于上世纪80年代;《同邓拓同志的一段交往》和《亲身感受到的“恩来精神’》则是近两年我为纪念写就。其中有关周恩来、张闻天我党领袖人物的片段追忆,也只是一时一事的个人感受,从中或许能见到他们的真性情。但在这里必须说明,笔者因为没有那个历练,不可能对他们做全面的写照,敬希读者明察和见谅。庆幸的是我们生逢一个伟大的时代,学生时代就见证了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流血牺牲、艰苦抗战,最后日寇宣布投降,取得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得以投身国民党统治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亲身参加和目睹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这在本书各篇中都有所反映。
这些几乎被尘封的片段记忆,随着时光的流逝,或许渐渐被淡忘,甚至完全被遗忘,它虽勾勒出了我们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成长轨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次在我和爱人从银川乘火车到郑州的路上,我们和上铺的两个年轻人攀谈起来,不经意间谈起了我们的过去时,他们突然出自内心地发出了一声感叹:“共和国的建立是不容易的!”于无声处听惊雷,他们竟然把我们不值一提的个人经历融入了我们共和国建立的伟大历程,使我们茅塞顿开,认识也有所升华。但愿这能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珍惜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共和国的过去和今天。
2012年10月1日国庆节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小女儿俞重远接我到北京暂住。一天晚上,大女儿俞任远从她的住处风风火火地赶来,让我们赶快打开电视看北京电视台正在播放的专题片《一家三代的异国恋——记李立三夫人李莎》。因为她过去常常听我们说起上世纪50年代初,李莎是我和爱人杨秀琴在北京俄专学习时的老师。
看完专题片后,不禁联想起我们新生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欣欣向荣的日子,当时虽然处于我们称之为军事共产主义的时期,物质不如今天丰富,不论领导和一般干部均享受供给制待遇,但当时人们普遍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关系,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身上体现的以国事为重的原则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处处事事以身作则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永久效仿和纪念,笔者不揣浅陋,将和爱人杨秀琴近些年写下的《一束往事的追忆》,其中包括一篇《怀念敬爱的李莎老师》结集奉献。如能付梓,定当捧呈给98岁高龄尚健在的李莎老师一睹。比翼教授夫妇,教书育人师长
《一束往事的追忆》作者俞灏东、杨秀琴以随笔的形式,追忆学生时代的恩师。讲述参加学运的艰辛及亲历开国大典的喜悦。怀念在中央外事部门工作期间接触到的周恩来、张闻天、习仲勋等领导人和龚澎、邓拓、季羡林、姜椿芳等著名人士,许多往事栩栩如生,历久弥新。
由俞灏东、杨秀琴著的《一束往事的追忆》为一本回忆录,作者叙述了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以及在国际新闻局、外交部的工作经历。追忆了周恩来、张闻天、习仲勋、李莎(李立三夫人)、龚澎、邓拓等人,抒发了对他们的深深敬意与爱戴。本书反映了作者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